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口結構特征及空間分布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第六、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孫平軍，盧銘沁，王亞輝，曹乃剛

（西南大學 a.地理科學學院；b.陸海新通道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重慶 400715）

一、引 言

人是一切經濟活動的載體（李國平、陳秀欣，2009）[1]，從區域發展來說，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在地理學的核心關系人地系統中，人口是主體，人口結構及其空間分布具有特定的發展過程與演化機理，并深刻影響著各種社會經濟活動格局（朱傳耿等，2001）[2]；在新舊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人口（規模結構和受教育結構）表征了勞動力規模與k系數水平；在城市增長與收縮識別中，人口（外流規模和幅度）是最核心的衡量指標之一。當前，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人口質量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其中人口的結構特征及其空間分布影響因素更是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焦點。人口結構特征方面，現有研究大多關注不同區域范圍內人口年齡及數量、密度等結構的時空變化，如王錄倉等（2017）應用地理探測器和變異系數等方法探究中國20個城市群人口老齡化時空格局[3]；鄭靜等（1994）基于1990年人口普查數據研究廣州市人口結構（人口密度、職業結構、教育水平、年齡結構、性別比及少數民族等）的空間分布形態[4]；許昕等（2016）聚焦于年齡結構中的老年人口采用熱點區演化從街道和圈層雙尺度研究了南京市街道老年人分布的時空演化特征[5]。人口空間分布影響因素方面，多圍繞外部發展環境的關聯性展開，如鄧楚雄等（2017）發現自然地理條件和資源稟賦差異奠定人口分布基本格局，而經濟發展不均衡則不斷重塑人口分布格局等[6]；王露等（2014）指出高經濟發展水平、醫療條件和通信能力是人口密度增加的主要“拉力”，而稠密的人口是人口密度降低的主要“推力”，自然因素對人口密度的變化影響已不顯著[7]；許昕等（2017）從自然、經濟和社會因素分析江蘇省人口老齡化空間變異演變的影響因素[8]；王婧等（2018）從人力資本積累、產業結構特征等經濟發展要素和公共服務水平、地理交通區位等社會發展要素等方面探究京津冀人口集散變化的主要因素[9]。

總體而言，既有研究成果十分豐碩，為本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理論方法支撐，但“人”是一個綜合概念，包含數量、年齡、性別、受教育、城鄉等多種屬性結構特征，當前已有研究大多基于“人”的綜合概念或立足于某個屬性展開分析，且分析其空間分布影響因素時大多直接將人口變化歸結于外部環境因素。人口長期均衡理論認為人口的均衡包括內部長期均衡發展（人口規模、質量、結構和空間分布）、外部長期均衡發展（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協調、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及人口總體長期均衡發展，即人口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間可持續的協調狀態（張俊良、郭顯超，2013）[10]。事實上，人口空間分布也是內部結構人口自然增長生產性與外部環境人口機械增長流動性共同作用的結果。那么，源于人口自我生產性和環境影響流動性“內外交互作用”下所形成的人口空間分布格局主要影響因素有哪些，主次關系如何，又該如何制定有針對性的響應政策與建議等，有待深化與完善。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是我國繼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之后的全國第四經濟增長極，是黨中央和國務院為落實區域協調高質量發展、實現西部大開發，推進“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和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空間布局、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而大力打造和培育的西部戰略高地，也是中國西部人口最密集的區域，常住人口規模、地區經濟總量占全國比重在持續上升①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2021（31）：13-33.。但其綜合實力與區域競爭力較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尚有較大差距，其中人口結構上表現為人口老齡化嚴重、基數龐大而素質低導致結構性失業、人口外流現象嚴重等問題。區域發展過程中的人口不均衡分布格局不僅使得要素空間配置不均衡，人口與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空間分布不一致更是導致區域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成為制約區域協調發展的主要因素（馬筱倩等，2022）[11]。如何充分發揮其高人口經濟聚集能力、破解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難題，從而實現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成為重點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鑒于此，本文基于第六、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社會經濟數據及地理空間數據等多源數據，將人口內部結構屬性（數量結構、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受教育結構和城鄉人口結構）和人口外部環境屬性（經濟發展、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以及就業機會等）統一納入“內外交互作用”分析框架，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2010～2020年人口的結構特征及空間分布影響因素展開了實證分析，并據此從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視角提出建議，以期為推進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一體化建設提供參考借鑒。

二、研究區域、數據來源與方法

（一）研究區域

依據《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來確定具體的研究區域：包括重慶市主城九區及萬州、涪陵、綦江、大足、黔江、長壽、江津、合川、永川、南川、璧山、銅梁、潼南、榮昌、梁平、豐都、墊江、忠縣等27個區（縣）以及開州、云陽的部分地區，四川省的成都、自貢、瀘州、德陽、綿陽（除平武縣、北川縣）、遂寧、內江、樂山、南充、眉山、宜賓、廣安、達州（除萬源市）、雅安（除天全縣、寶興縣）、資陽等15個市，總面積18.5萬km2，2022年常住人口為9 700萬人，地區生產總值近7.7萬億元?？紤]到經濟圈內城市物質要素與空間形態在地理尺度上已發展成為統一整體，難以進行分割和剝離，文中據此基于城市地域空間連續性原則，將開州、云陽、達州、雅安、綿陽整體納入研究范圍（孫平軍等，2022）[12]，并將重慶主城九區和四川成都劃分為核心區，其他依地域范圍劃為其他地區（圖1）。

圖1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研究范圍

（二）數據來源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如無特殊說明均直接或間接來源于：（1）重慶市、四川省第六次（2010年）、第七次（2020 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2020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行政區域土地面積；（3）2011、2021 年重慶市和四川省《統計年鑒》社會經濟數據；（4）國家基礎地理信息系統行政區劃數據（https：//www.ngcc.cn/ngcc/html/1/391/392/16114.html）。

（三）研究方法

1.人口增減變化及其分級

文中采用基期和末期的常住人口變化量和變化率來計量，具體分級參考已有文獻（王婧等，2018；封志明等，2013）[9][13]，并結合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2010～2020年各區縣人口現狀，劃分為人口增加地區和人口減少地區共6類7級，如下表1所示。

表1 人口增減變化分級及劃分標準

注：此圖根據四川省測繪地理信息局標準地圖（審圖號：川S（2021）00015號）、重慶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標準地圖（審圖號：渝S（2020）071號）繪制而成，底圖無修改，下圖同。

2.人口空間分布影響因素分析

如前所述，人口具有自我發展的生產性和空間分布的流動性，表征為源于內部結構變化的自然增長和源于外部環境影響的機械增長，其中機械變化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及民生環境息息相關。據此，為揭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口空間分布的主要影響因素，文中將影響人口空間分布的外部環境與內部結構變化因素統一納入“內外交互作用”分析框架，利用隨機效應模型下的多元回歸分析方法，將原來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系數看作是隨機變量，基于不同時間截面的區縣級社會經濟發展數據以及人口內部結構變化數據，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定量評價各因素對區域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同時，在借鑒王婧等（2018）[9]、劉濤等（2022）[14]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構建如下基于“內外交互作用”的人口空間分布影響因素分析模型（式（1））及其主要評價指標體系（表2），展開回歸分析。

表2 多元回歸分析指標基本情況

式中：外部環境從經濟發展、就業水平、公共服務設施配比、財政支出等方面來表征環境對人口流動的影響，具體選取Ai（地區生產總值）反映區域經濟發展水平；Bi（外貿進出口總值）可作為地區外貿交易水平的反映；Ci（第三產業占GDP比重）代表地區產業結構及第三產業接納就業人口能力；Di表示衛生健康支出，與Ei（教育總支出）共同代表地區公共服務的發展程度；Fi（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GDP比重）用來反映地區社會保障與就業機會對人口吸納程度；Gi（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和Hi（財政支出）表示地區整體投資和政府投資情況；Ii（農村人均純收入）和Ji（農業總產值）共同表示農村總體發展水平。內部結構變化選取出生率（Ki）和死亡率（Li）共同表示地區人口數量自然變動；Mi（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反映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Ni反映地區人口性別結構；高中及以上人口占比（Oi）代表地區人口受高等教育程度；i表示某城市；α表示自變量的待估系數。最后通過Stata15.0對面板數據處理得到多元回歸方程，并對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三、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口結構時空演變特征

（一）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老齡化地區圍繞“雙核心”呈帶狀分布

基于聯合國對人口年齡結構劃分標準，以老齡人口比重（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數的百分比）為依據，將老齡人口比重低于4%的地區劃為年輕型；4%～7%的地區劃為成年型；7%以上地區劃為老年型（許昕等，2017）[8]。結合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實際情況及相關學者（王錄倉等，2016）[15]對人口老齡化劃分標準的細化，將人口年齡結構劃分為以下幾種類型：老齡人口比重在4%以下為年輕型（N）；4%～7%之間為成年型（C）；7%～10%之間為老年型Ⅰ區（L1）；10%～14%之間為老年型Ⅱ區（L2）；14%～18%之間為老年型Ⅲ區（L3）；18%以上為老年型Ⅳ區（L4），得到如表3所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口老齡化情況。

表3 2010年和2020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口老齡化情況（%）

以第六、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基于以上標準，繪制人口老齡化空間分布圖，結合表3和圖2可以看到，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所有地區人口年齡結構均呈老年型，10年間人口老齡化程度縱向加深，外圍地區老齡化水平遠高于全國水平（2020年為13.50%），且相較于核心區人口老齡化增速快，四川外圍地區的人口老齡化增速高達62.42%，人口老齡化現象十分嚴峻。區域內老齡化類型變化顯著，8個老年型Ⅰ區類型區均躍升為老年型Ⅱ區，其中黔江區直接變為老年型Ⅲ區，34個老年型Ⅱ區類型區中有10個躍升為老年型Ⅲ區，有24個直接躍升為老年型Ⅳ區，老齡化地區不斷增多，且其他地區均躍升為老年型Ⅳ區，其中增量最大和增速最快的地區分別是資陽市和遂寧市，均位于“雙核心”地區的中心通道（圖2）。

圖2 2010年和2020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年齡結構空間分布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口年齡結構的地區差異較為明顯，與當地經濟發展狀況、生態環境質量、外流人口規模等有著密切的關聯（馮靜、蘇慧，2021）[16]。10年間，少兒人口占比最低、勞動適齡人口占比最高、老齡化程度最低的地區均出現在重慶主城區，沙坪壩區人口結構年輕化特征明顯（2010 和2020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別為8.29%和11.98%），而兩次普查中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地區分別為重慶市銅梁區（14.73%）和四川省資陽市（22.62%）。而在2020年由圖2b可以看出老年型Ⅳ區均位于其他地區，在空間上圍繞以成都-重慶主城區為主的“雙核心”地區呈帶狀分布。從總撫養比上看，人口負擔系數小的地區往往經濟較發達。渝中區和成都市是2020年重慶市和四川省人均GDP最高的兩個地區，其總撫養比分別為33.13%和36.80%，位列重慶市和四川省總撫養比最低。

（二）人口性別比均衡，重慶地區男女性別比普遍高于四川地區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口性別比始終較為均衡，男女性別比在98～103周圍浮動。由表4可知，2010 年和2020 年全國性別比分別為105.20 和105.07，而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兩次人口普查性別比（102.57 和101.78）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男女比例較為均衡，第七次人口普查性別比較第六次下降。但區域范圍內依然存在少數區縣男女性別比嚴重失調的情況，兩次普查中分別有4個地區性別比處于105以上水平，其中在六普中黔江區男女比例（106.67）嚴重失調，在七普中江津區性別比達107.97，性別比失衡嚴重。

表4 2010年和2020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口性別比

從表4可以看出，相較于2010年，2020年“雙核心”地區性別比下降，重慶其他地區人口性別比上升，四川其他地區人口性別比下降。橫向比較下，重慶市性別比略高于四川省，其與區域產業結構密切相關（圖3）。重慶市重工業發展迅速，2021 年重慶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達2.6 萬億元，增長10.7%、創近六年新高，又因重慶地形多為山地，人均耕地占有量少，且重工業多分布在外圍地區，因此重慶市農村地區青壯年男性勞動力大量外流聚集于外圍區域的第二產業部門，使得重慶市其他地區男性比例高于女性。近年重慶市旅游業發展迅猛，核心區如渝中區、江北區等商圈發展尤為迅速，產生一批網紅打卡景點，由此催生的配套產業如餐飲、酒店等使得女性勞動力多聚集于此，進而使得重慶市主城九區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四川省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二三產業發展均衡，服務業發展尤為強勢，四川省統計局報告顯示，全省服務業總產值由2016年的1.6萬億元增加至2021年的2.8萬億元，三次產業結構由2016年的11.8∶40.6∶47.6調整為2021年的10.5∶37.0∶52.5，服務業對女性勞動力需求量大，由此2020年四川省整體性別比下降。

圖3 2010年和2020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性別結構空間分布

（三）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核心－邊緣”特征突出，與普通高校分布密切相關

2010～2020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圖4），高中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在總人口比重中從21.38%增長到31.21%，僅有小學初中學歷人口數量減少，受高等教育人口空間分布與普通高校分布密切相關，“核心－邊緣”特征突出。將2020年普通高等學校數量分為5級在圖上顯示（圖5a），將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人口占比采用ArcGIS中的自然斷點法將其分為4級在圖上顯示（圖5b）后發現：空間上，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受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聚集在“雙核心”地區及周圍，且與普通高等學校數量空間分布大致相同，兩者關系緊密，受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與高校數量密切相關。而區域內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呈小幅度增加狀態，15 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8.55年提高至9.52年，但仍低于2020年全國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9.91年。文盲人口數量大幅下降，10年內經濟圈內的文盲絕對量減少了128.89萬人，由4.64%降低至2.89%。

圖4 2010年和2020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高中及以上人口空間分布

圖5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高校數量與高中及以上人口空間分布（2020）

“雙核心”地區人口受教育程度顯著高于其他地區，且不斷影響周邊地區人口受教育程度（圖4）。這不僅與區域的經濟發展程度有緊密關聯，還與區域的教育資源、公共服務設施、人才引進政策等息息相關。文盲人口和僅擁有小學初中學歷的人口主要集中在重慶市經濟欠發達區域，包括潼南區、長壽區、墊江縣、云陽縣等，其中云陽縣人口受教育程度最低，文盲人口在當地人口占比達6.73%，而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口僅占3.04%。

（四）人口城鎮化率顯著提升，“雙核心”地區人口虹吸效應明顯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口城鎮化水平得到大幅提升，“雙核心”外圍地區城鎮化率比其他地區高（圖6）。七普數據顯示，2020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總量為6 193.66萬人，相較于六普大幅增加了1 998.76萬人，增幅達到47.65%，遠超過全國城鎮人口增幅的34.63%。

圖6 2010年和2020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城鎮化格局

城鄉人口結構對應地方城鎮化進程快慢、區域發展是否協調以及基本公共服務條件好壞等相關問題，由圖6可見，2010～2020年，成渝地區城鎮人口明顯增加，且城鎮化率較高的地區集中在“雙核心”地區，沿成渝發展主軸城鎮化率顯著提升，但研究期間區域城鎮化發展依舊不均衡，渝東北和川南等地與核心地區城鎮化率差距依然較大。其中，城鎮人口比重從46.03%上升到62.94%，農村人口比重從53.97%下降到37.06%，城鎮人口規模大幅上升，而農村人口規模持續下降。百度地圖遷徙大數據顯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流動人口規模大幅增加，遷入“雙核心”地區的人口主要來自核心邊緣城市。2010～2020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流動人口增加903.20萬人，增幅為69.54%，與全國流動人口增幅持平。

（五）人口規?？臻g分布演變特征

1.“雙核心”地區的人口聚集現象特征顯著，人口變化類型以相對增加為主要特征

常住人口變化率大于30%的地市主要集中在“雙核心”地區范圍內，其常住人口數量的激增，充分體現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常住人口往“雙核心”地區聚集的現象正在進一步凸顯（圖7）。從各地區人口規?？?，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常住人口超過500萬人的地區有4個，但除“雙核心”地區外，其余地區（南充市和達州市）人口變化率為負，人口數量呈下降趨勢；其他常住人口變化率為負的地市還有16 個，分別是重慶市8 個（渝中區、綦江區、長壽區、合川區、梁平區、豐都縣、墊江縣、忠縣），四川省8個（自貢市、遂寧市、內江市、樂山市、南充市、達州市、雅安市、資陽市）。其中，重慶市渝中區作為重慶市經濟、政治、文化中心，2020 年人口數量相較于2010 年更少，據第六、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和2020年重慶市渝中區統計年鑒，2010年、2019年和2020年渝中區常住人口數量分別為630 090 人、662 000 人和588 717 人，2010～2019年期間人口數量均呈上升趨勢，僅2019～2020 年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數量均下降，其主要原因可能是2019年12月份全國大范圍暴發的新冠疫情造成渝中區人口數量減少，數據顯示，2020 年重慶市渝中區死亡率高達21.07%，遠高于2019年的4.6%，由于新冠疫情對人口流動的限制，也限制了來到渝中區務工的外地人員流動，由此常住人口數量也相應下降。

圖7 2010年和2020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口變化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大部分區域為人口相對增加類型區，但也存在較大一部分的人口顯著減少類型區（如四川省內江市、資陽市、遂寧市、南充市）及人口相對減少類型區。根據按前文標準劃分的人口增減變化類型發現，人口顯著增加區域均為“雙核心”地區，圍繞重慶市主城九區周圍的其他區縣，除重慶市長壽區、合川區、綦江區為人口減少區域，其他地區人口變化類型均為絕對增加和相對增加。

2.“雙核心”地區人口密度增大，中部地區及部分核心區邊緣地區人口減少

由圖8可以看出，從2010年至2020年，人口不斷向“雙核心”地區集聚，重慶市主城九區（除渝中區）和四川省成都市人口密度增加，其中重慶市渝中區是兩次全國人口普查中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但因2019 年12 月新冠疫情暴發，死亡率的上升以及對人口流動的限制使得2010～2019 年間一直上升的人口數量于2020 年下降，因此人口密度的上限值降低（由每平方千米27 114 人下降至25 333人）。中心城區通道人口絕對增加和相對增加特征明顯，如重慶市璧山區、銅梁區、大足區、永川區等人口要素加快流動；而四川省綿陽市、德陽市、眉山市、宜賓市、瀘州市、廣安市等也成為為數不多人口數量正增長的市區。除以上地區外，大部分外圍區域人口都呈減少狀態，其中，四川省內江市、資陽市、遂寧市、南充市人口呈顯著減少特征，重慶市長壽區、豐都縣呈絕對減少特征，其人口密度呈降低狀態，人口流失嚴重（圖8）。

圖8 2010～2020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口密度變化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口集中化趨勢明顯，雖有助于實現集聚效應，但人口過于集中帶來的“大城市病”，人口流失區域經濟持續衰退，區域發展不平衡加劇等問題也會逐漸凸顯。并且成渝地區人口空間分布失衡特征顯著，與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并不完全匹配。

四、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口空間分布影響因素

人口結構演變是多因子交互作用下的結果，一般而言人口結構演變過程的人口學原因是具有人口自我生產性的內部結構因素，而經濟發展狀況、產業結構特征以及社會文化屬性等是屬于空間流動性的外部環境因素，這些因素的時空差異影響著人口結構的時空變化。目前對人口結構變化原因的探究多聚焦于外部因素，不限于經濟發展、自然地理環境包括地形地貌、氣候、植被覆蓋、土地利用、河流和道路等（王超等，2019）[17]、公共服務（彭雅麗等，2022）[18]、政策制度（計劃生育政策（趙廣宇等，2016）[19]與戶籍制度（葉繼紅，2009）[20]等），人口內部結構如何影響卻鮮有提及。本文為全面探究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地區10年來人口結構空間演變影響因素，將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統一納入“內外交互作用”下的人口變化分析框架，綜合定量分析其影響程度。

通過隨機效應回歸模型對表2所述指標進行分析，得出如表5所示回歸結果，對結果分析如下：

表5 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

1.整體層面，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口空間分布是源于人口自我生產性和空間流動性交織疊加作用而呈現出內部結構變化自然增長和外部環境影響機械增長共同表征的“內外交互作用”下的結果產物。從方程回歸系數來看，其一，外部環境變化引致的空間流動和機械增長對人口的空間分布影響更為明顯：地區生產總值系數高達0.595，社會保障和就業總支出系數也達到0.220；內部結構變化對人口的空間分布影響相對偏弱：除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這一指標系數為-0.112外，其余系數絕對值均低于0.05。由此可見，在交通快速發展的當下，人口流動意愿主要受外部環境中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等因素影響。其二，外部環境變化對人口空間分布影響的具體指標中有正有負，但較為顯著的幾個外部環境指標均對地區人口數量有著正向影響；而內部結構變化中通過檢驗指標源于人口自我生產性的下降在負向影響著地區人口的空間分布，除出生率這一指標外所有回歸系數都為負。

2.單個指標層面，作用效應最為明顯的幾個指標分別是地區生產總值、外貿進出口總值、衛生健康支出、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GDP比重和農業總產值等5個指標，都屬于外部環境變化指標；其中地區生產總值、外貿進出口總值、衛生健康支出、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GDP比重和農業總產值4個指標對地區人口空間分布起集聚作用，對應的回歸系數分別是0.595、0.031和0.092、0.220，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所有選取的指標中，理論上可以促進人口空間聚集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指標對地區人口空間分布呈現出“擠出效應”的推力作用，對應的回歸系數是-0.070。具體情況如下：

其一，地區生產總值表征的是地方經濟發展對人口空間聚集的影響，其通過高就業、高工資、高基礎公共服務配套設施水平等“引力作用”而引致區域人口空間聚集效應。外貿進出口總額是反映地區外貿投資水平，也是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其無疑對人口空間聚集分布起促進作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當前人口規模與經濟發展水平空間高度匹配也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其二，衛生健康總支出和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GDP比重2個指標表征的是地區“五險一金”居民福祉對區域人口空間聚集的影響，彼此間呈顯著的正相關。

其三，農業總產值表征的是區域農村經濟發展狀況，自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為促進城鄉人口有序流動，在城區加快取消對就業居住3年以上農業轉移人口等重點群體的落戶限制，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農村地區背后往往有高新技術及農業科技支撐，其對農村勞動人口數量以及有知識儲備的職業農民等勞動力需求增加，從而正向影響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口規?？臻g分布。

其四，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是反映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速度、比例關系和使用方向的綜合性指標，也是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能通過就業、拉動消費來促進人口空間集聚，但受國家政策和市場波動影響非常大。受2019年沿襲至今的全球性新冠疫情的襲擊以及近期黨中央對房地產市場實行的“房住不炒”的戰略調控等影響，全國范圍內以房地產為主角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遭受降維式打擊，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亦是如此，從而呈現出對人口規?？臻g分布的負相關。

其五，內部結構演化中通過檢驗的影響因素有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男女性別比和高中及以上人口占比等3個指標，且作用系數都為負，在阻礙人口的自我生產性，但除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外，其余指標作用的幅度相對偏弱，對應的回歸系數依次是-0.112、-0.026、-0.020。老齡化程度越高，不僅意味著更高家庭負擔，同時也表明適齡生育人口數量偏低，符合事實；性別比例高意味著符合適齡婚育條件的人口相對較少，間接影響出生率使得人口自我生產性低；受教育程度也呈現出“少子化”特征，與兒童撫養成本顯著上升直接相關，在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呈現出類似的演變規律。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

3.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部發展差異顯著，重慶市主城九區和四川省成都市經濟實力雄厚，2020年兩個中心城市的人均GDP水平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以“雙核心”地區為中心，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經濟發展水平呈“核心－外圍”圈層遞減特征，距離“雙核心”地區120km周圍的川渝交界地區，即成渝中部地區是經濟圈的“塌陷”洼地，具有人口總量多、產業經濟規模小的特點（周學馨、周衛，2021；涂建軍等，2021）[21，22]。區域間顯著的發展勢能差異帶動了各種要素遷移流動，但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各要素的聯系強度存在較大差異，人口和經濟聯系主要圍繞“雙核心”展開，形成了聯系緊密的重慶都市圈、成都都市圈。從整體上看，由于“雙核心”的強要素吸引力，成渝地區人口、經濟等要素不斷從其他城市流向“雙核心”地區，使得“雙核心”地區城鎮居民人口呈現出年輕化、性別均衡化以及高素質化的特點。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基于第六、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從人口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受教育程度、城鄉人口和流動人口結構以及數量結構等方面探討了2010～2020 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城市人口結構與空間分布特征，并借助隨機效應回歸模型將外部環境因素和內部結構因素統一納入“內外交互作用”分析框架探究其影響因素。結果表明：

1.人口結構作為綜合性概念，涉及到人口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受教育程度、城鄉結構和數量等屬性，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口結構整體呈現如下的空間演化特征：老齡人口比重大幅增加，且圍繞“雙核心”地區呈帶狀分布；重慶地區的人口性別比普遍高于四川地區，主要與地區產業結構相關；人口數量、受教育程度以及城鎮化率大幅提升且圍繞“雙核心”地區呈“核心－外圍”特征分布明顯，“雙核心”地區人口密度增大且虹吸效應顯著，區域內人口總量以相對增加為主持續上升，整體上人口結構空間分布較不均衡。

2.不同人口結構屬性時空演化呈現出不同特征，其對應的城市社會經濟發展問題也各不相同。年齡結構對應人口老齡化問題，涉及到區域人口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性別結構與城市產業部門結構有密切關聯，如三產對女性勞動力的吸引力強于男性；受高等教育人口分布與地區的高校數量、就業大環境、教育資源分布以及經濟發展狀況等因素息息相關；城鄉人口結構則對應地方城鎮化進程快慢以及基本公共服務水平高低等相關問題；地區人口的數量結構則與城市規模等級密切相關。判斷地區人口結構的合理性取決于未來一段時間人口能否可持續發展以及人口各結構屬性與城市社會經濟發展是否相匹配。

3.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人口空間分布受到內部結構變化自然增長和外部環境變化機械增長的共同影響，是人口自我生產性和空間流動性交織疊加作用的結果產物，也是地方化（人口自然增長）和區域化（人口機械增長）共同作用造成的?；貧w分析后得出，外部環境因素中地方經濟發展狀況、醫療水平、社會保障及就業情況和農業發展正向影響著人口對流入地的選擇，其空間格局影響著經濟圈內人口空間分布呈“雙核突出，中部塌陷”特征。內部結構因素中老齡化水平、男女性別比以及受教育水平阻礙著人口的自我生產性，但作用幅度相對偏弱。人口流動具有一定階段性，在城鎮化發展初期，人口往往從農村向城市流動，到了發展階段，中小城市人口不斷向大中城市聚集，人口更多在區域范圍如城市群、都市圈內流動，與城市發展方向、規模及“三生環境”等情況緊密相關。

（二）建議

1.針對不同人口結構屬性對應的問題，應分類響應?，F階段成渝地區人口老齡化現象嚴重，政府應從“養兒”“養老”兩方面完善生育激勵政策和養老服務產業，實現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包括：充分落實“二孩”“三孩”政策提高生育率，優化就業創業扶持政策、人才與教育鼓勵政策等吸引更多年輕人回流，緩解人口老齡化進程；還應大力發展養老產業，探索建立滿足居家、社區、機構養老等多種需求的政府主導、政策扶持、社會參與、市場運作的社會化養老服務體系（汪靜，2017）[23]。成渝地區人口性別比例空間分布不均衡對應的產業結構問題：成渝雙城經濟圈一體化區域核心城市產業同質化現象嚴重，產品質量和科技水平有待提升（孫平軍等，2022）[24]。據此：各地區政府間加強協同合作，促進區域內產業分工協作，加強人口、產業、信息、技術及各類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高效聚集，注重人口與區域的協調發展，優化男女比例從而使人口結構更為合理。

受高等教育人口分布與地區的高校數量、就業大環境、教育資源分布以及經濟發展狀況等息息相關，成渝地區部分欠發達地區人口受教育程度依然較低。對于此，政府應在加強高層次人才的協同引入和管理的同時，完善欠發達地區人才引進政策，促進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強化低教育程度人群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從多方面促進受高等教育人口的空間協調分布。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城鎮化率較不均衡，城鄉差距較大，其對推動區域與城市內部人口合理分布提出多樣政策需求，如對于發達城市應逐漸破除戶籍制度，加快流動人口的就地市民化、引導人口流向鄉村創業興業，實現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欠發達城市要進一步優化“以人為本”的綜合配套環境建設，進一步提高人口吸引力，培育城市增長極，為城市發展注入新動力，逐步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閆東升等，2020）[25]。

2.針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區域內人口空間分布不均衡現象，政府應加強引導，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并因地施策：對于高首位度的城市，要推動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區瘦身健體，推動重慶和成都中心城區功能升級，優化開發格局并推動城市發展由外延擴張式向內涵提升式轉變，合理控制開發強度和人口密度（張俊良、郭顯超，2013）[10]；人口撫養比低的核心地區應抓住“人口紅利”機遇，優化產業結構并提高勞動生產效率，進而提高經濟效益，不斷縮小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人口撫養比高、社會總負擔系數高的地區則要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城市等級體系為依托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促進區域間基本公共服務的高質量發展，減少人口流失；政府還應在彌補地方短板的基礎上，提升地方“三生空間”環境質量進而提高居民滿意度和幸福指數，并且加快經濟圈人才培育管理平臺的構建以及共享數據庫的建設，在加速成渝地區人力資源等要素流動的同時促進都市圈同城化發展，實現從“吸引人”到“留住人”的轉變（劉濤等，2021）[26]，從而促進區域一體化和都市圈同城化發展。

3.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高質量持續發展不能僅靠“雙核獨大”的發展模式，需要區域內其他城市的發展壯大，僅靠“雙核心”地區帶動勢必會形成區域的局部割裂狀態，不利于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一體化“統籌協同，合作共建”發展要求的實現。因此，要堅持“川渝一盤棋”思維，完善城市體系配套設施建設，加強統籌協作，打破行政壟斷并規范政府行為，合理分配地區資源，促進地區間教育、就業、醫療、社會保障以及收入分配與城市等級協調，從而實現人口與區域的高質量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