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熱點領域圖譜分析與空間布局研究*

袁 野,申永康,付 強

(1.重慶郵電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重慶 400065;2.重慶郵電大學 現代郵政學院,重慶 400065)

近年來,數字經濟在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數字產業集群?！盵1]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是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的新經濟形態[2]。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3年)》的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取得了新突破,數字經濟規模達到50.2萬億元,同比增長10.3%,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占GDP比重達到41.5%,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更加穩固、支撐作用更加明顯[3]。

2021年12月,國務院印發了《“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該規劃發布后,各個省市自治區積極響應,相繼出臺了數字經濟相關的創新政策,我國已逐漸形成了橫向聯動、縱向貫通、協同發展的數字經濟戰略體系。黨中央、國務院對發展數字經濟進行了系統部署,數字經濟頂層戰略規劃體系漸趨完備,行業與地方形成了落實相關戰略部署的系統合力,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已具備較強的政策制度優勢。

一、相關研究回顧

(一)數字經濟理論研究

“數字經濟”一詞最早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Tapscott認為數字經濟解釋了新經濟、新企業和新技術的內涵,是一種網絡智能時代的經濟[4]。對于數字經濟的概念和范疇,國內外權威學者基本達成了一致共識,他們認為,數字經濟是新型的經濟形態,其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核心,強調數字的產業化、產業的數字化以及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5-6]。發展數字經濟,首先要推進數字化產業化進程和產業數字化轉型,實現產業鏈的構建和數字技術的應用[7-8]。一方面,數字產業具有技術密集性、高滲透性和不確定性等特征[9],要發揮數字產業的優勢,就要解決數字產業發展中的問題,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10]。另一方面,在進行產業數字化轉型時要注重數字技術的應用[11-12],通過相關數字技術推動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

目前,學界對數字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層面,一是數字經濟的平臺治理理論研究[13],二是數字經濟驅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機理和微觀機制研究[14],三是數字經濟的統計測度研究[15]。熊鴻儒、王曉曄、W?rsd?rfor等研究了數字經濟平臺發展的反壟斷問題[13][16-17]。韓健等研究了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指出數字經濟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發展[14];Liu等研究了數字經濟在推動工業綠色高質量發展中的影響[18]。陳亮等對中國數字經濟的經濟規模進行了統計測度分析,指出數字經濟對國民經濟有拉動作用[15]。Chinoracky等提出應衡量數字經濟的規模和潛力,指出數字經濟的規模不受國家地理或經濟規模的制約[19]。

(二)創新政策研究

傳統的創新理論認為,創新政策是促進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的重要手段[20]。數字技術和數字產業對傳統產業的快速滲透推動了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更需要國家層面創新政策的引導和支持。一方面,創新驅動是數字經濟市場發展的關鍵,創新可以激發市場的競爭活力;另一方面,創新也是促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實施積極的創新政策可以促進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21]。

從創新政策的研究來看,國內外學者主要集中于兩個層面,一是數字經濟的發展路徑[22],二是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的作用機制[23]。部分學者在研究創新政策時對創新政策的熱點領域和空間布局也進行了研究[24-25]。在創新政策研究視角上,Rothwell等從供給、需求和環境三維度分析創新政策工具,得到了廣泛認可[26];在數字經濟研究視角上,劉洋等從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基礎設施三個維度進行了研究[27]。

學界關于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的研究主要側重于數字經濟的發展路徑。陳卓等通過對數字經濟政策的解讀,分析了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指出應以創新加速推進數字經濟頂層設計[22];任保平等研究了數字經濟產業化高質量發展的要素,為發展數字經濟提供了路徑選擇[28];Henderson指出路徑依賴是區域創新政策過程的一個必然特征[29]。部分學者對創新政策的作用機制進行了研究,王佳元將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的作用機制歸納為數據價值賦能、數字技術賦能、網絡載體賦能三個維度[23],岑嶸等對數字經濟政策的演化路徑進行了分析[30],Chen等研究了政府創新政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31]。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越來越關注對政策熱點領域的研究,通過知識圖譜可以對文本信息進行處理,進而得到文本的主題內容[32]。在對政策熱點領域的研究視角上,一些學者運用政策文獻量化研究從而獲得客觀可驗證的研究結論[24],通過對有關政策的量化分析,可以研判政策的合理性,找出其薄弱環節,為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論依據[33-34]。例如,在對政策熱點領域的研究方法上,部分學者運用共詞分析的方法對政策文本進行分析,為政策文本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新的切入點[35-36]。黃萃等運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我國科技創新政策的變化,研究了我國不同發展階段科技創新政策研究熱點的變化[37]。對政策的空間布局進行研究有助于為各省市自治區政策的制定提供經驗借鑒,趙睿等采用政策文本定量分析的方法,從多角度對財政支持科技成果轉化的相關政策進行定量分析,并進行了空間比較研究,指出當前政策的不足之處,并提出了相關建議[25],為各地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經驗借鑒。

現有研究大多聚焦于作用機制及發展路徑,學界缺乏對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熱點的分析,以及對現階段我國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空間布局的研究?；诖?為了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運用文本編碼、內容分析等方法,從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兩個維度對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的文本內容進行分析,剖析我國各省市和地方政府數字經濟創新政策關注的熱點領域,并對比分析各省市自治區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的空間異質性,提出符合我國各省市自治區數字經濟差異化發展的相關建議。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田志龍等認為創新政策包括經濟、社會、科技、文化等領域的各個方面,目的是為了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38]。數字經濟創新政策在政策實踐中主要有數字經濟政策、數字經濟產業政策、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和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等表現形式,結合數字經濟的定義、內涵與特征,本文以數字經濟、數字化、數字為關鍵詞,以我國2018年以來31個省級層面政府頒布的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為研究對象,分別在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人民政府辦公廳、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大數據發展局、經濟和信息化局、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等部門的官方網站進行檢索,收集了主題和標題包括數字經濟相關的發展規劃、行動計劃、產業政策等政府文件。為確保準確性,按照以下標準進行篩選:第一,文本類型包含規劃、方案、意見、條例、綱要、計劃、措施等,不包含政策文件解讀等非正式決策文件;第二,標題中含有數字經濟或數字,或者標題中沒有相關的關鍵詞,但政策文本中有與數字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內容;第三,政策主體為省部級部門,不包括地方部門制定的地方性法律法規;第四,內容選擇與創新緊密相關的文件。經過篩選,最終得到國家層面和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326個有效數據,各省市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的數量分布如圖1所示。

圖1 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空間分布示意圖

從圖1可以看出,各個省市自治區地區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的數量差距較大,這與各省市自治區數字經濟的發展程度和對數字經濟的重視程度有關。統計歸類篩選得到的數據,其中有規劃107條、方案81條、計劃42條、意見40條、措施34條、綱要14條、條例8條,部分數字經濟創新政策如表1所示。

表1 數字經濟創新政策

(二)研究方法

1.研究思路

從產業界的視角來看,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分析,數字經濟主要包括數字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和數據價值化[39-41]。通過對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數字經濟創新政策文本的分析發現,大多數省份數字經濟政策中的主要內容、重點任務均從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個維度展開,且數字治理在編碼中與數字政府存在交叉現象,而數據價值化并沒有確切的分類,在編碼時難以對其子節點進行編碼處理,因此本文從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兩個維度對我國數字經濟創新政策進行文本分析。

本文參考了黃麗華、宋旭光等人的研究[42-43],結合國家發布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將各省市自治區政策文本分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個維度進行編碼分析,并將數字產業化分為大數據、人工智能、集成電路、數字內容、云計算、工業互聯網、智能終端、物聯網、智能網聯汽車、智能制造、區塊鏈、新型顯示、智能感知、軟件服務、智能機器人、VR/AR、量子通信、智能超算、網絡安全、5G等20個數字產業。將產業數字化分為數字金融、數字貿易、數字教育、數字鄉村、數字制造、數字醫療、數字政府、數字基礎、數字服務、數字環境、數字旅游、數字文化、數字農業、數字交通等14個產業數字化應用。本文采用內容分析法,使用Nvivo對31個省市的數字經濟創新政策文本進行編碼并按照分析維度進行統計,編碼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節點編碼情況

2.數據分析方法

(1)分詞提取

使用Python的jieba庫對政策文本中的詞進行拆分,根據詞頻對結果進行排序,提取高頻詞,剔除一些不必要的詞[44]。對數字經濟的專有術語進行合并分析,結合已有研究對其進行重命名,形成數字經濟創新政策關鍵詞詞庫。在對政策庫文本進行深入研究后,手動提取出能夠代表政策內容的關鍵詞,統計其在不同政策中出現的頻率,并將每個階段的高頻詞作為最終的分析樣本。

(2)共詞分析

借鑒文獻計量學分析方法,將政策文本視為可分析文檔,將政策關鍵詞成對組合。計算同一政策文本中每組關鍵詞出現的次數。如果一組關鍵詞在同一政策中同時出現,則這組關鍵詞的頻率記為1,否則記為0,形成二模共詞矩陣。使用UCINET軟件對二模共詞矩陣進行常用詞分析。以常用詞出現的頻率代表常用詞的點度中心度,中心度可以反映一個詞和其他詞在網絡中同時出現的次數。詞頻高的關鍵詞更容易與其他關鍵詞出現在同一政策文件中,在網絡中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即該詞能更好地代表政策庫文件中所關注的熱點領域。

三、熱點領域圖譜分析

(一)關鍵詞圖譜

數字經濟創新政策高頻關鍵詞共現圖譜如圖2所示。

圖2 數字經濟創新政策高頻關鍵詞共現圖譜

對關鍵詞進行共現分析,發現產業、經濟、平臺、企業、體系、數據、互聯網、數字化等詞的中心度最高,這說明構建現代化的產業體系、建設高質量的數據平臺、實現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是現階段我國各省市自治區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的重點。進一步分析發現,上述中心度較高的詞的內涵均體現了各省市自治區數字經濟政策的主要載體,如企業、平臺、數據、基礎設施等。由此可見,數字經濟的核心載體是平臺賦能,地方政府可通過建設新型信息基礎設施逐步提高本地的算力水平,更好地服務數字產業的發展。廣東省提出,推動開放式創新平臺建設,推動基礎設施平臺共享,大力支持協同創新平臺,深度融合平臺應用;北京市提出超前布局6G、量子通信等前沿技術,占據創新制高點,全面提升數字經濟技術創新能力,讓數字化轉型關鍵技術“揭榜掛帥”。上述分析表明,各省市自治區構建了相關平臺,通過平臺共享數據,鼓勵企業加強對數字關鍵技術的研發,實現行業數字化轉型。

除此以外,中心度比較高的共現詞還有人工智能、協同、數據中心、信息化、生態、模式、試點、資源等,這些高頻共現詞在數字經濟創新政策中主要體現了建設思路和建設路徑。河南省提出,通過布局數據中心推進產業協同發展,培育發展數字經濟和信息化的新業態、新模式,形成協同高效的數字經濟產業生態圈。

在關鍵詞共現圖譜的邊界部分,與中心度高頻共現詞關聯的詞涉及文旅、金融、物流、產業園、服務業、農業、鄉村、農村、電子商務、制造業、醫療、文化、數據安全、半導體、軟件、信息技術、信息產業、公共服務、政府、服務平臺、公共數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等。結合數字經濟創新政策主體、類型、任務、載體等政策要素,進一步分析發現上述關鍵詞主要包括三個層面。一是數字產業化的應用場景,如文旅、金融、物流、產業園、服務業、農業、鄉村、農村、電子商務、制造業、醫療、文化等;二是數字經濟重點產業,如數據安全產業、半導體產業、軟件產業、信息產業等;三是數字經濟保障措施,如公共服務、政府、服務平臺、公共數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等。

(二)空間聚類圖譜

為了進一步分析各省市自治區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熱點領域的空間布局,對政策空間聚類圖譜進行分析如圖3所示。

圖3 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空間聚類圖譜

從各省市自治區的點度中心度來看,廣西、重慶、云南、山東、河南、貴州、福建、江蘇、吉林、湖北、遼寧、寧夏、河北、內蒙古等省市自治區的中心度較高,與數字經濟創新政策中的關鍵詞關聯度較高。進一步分析發現,中心度高的地區集中在西部等欠發達地區,這表明這些省市自治區更重視數字產業發展和產業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些省市自治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不足,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從中心度較低的省份的分布來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領先的省份的中心度較低,如上海、浙江、廣東等地。分析關鍵詞發現,這些城市的數字產業布局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如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等。2022年,上海市集成電路產業規模達到2 500億元,全國占比約為25%,產業規模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集聚重點企業超過1 000家,吸引了全國40%的集成電路人才。集成電路產業基地具備產業鏈完善、綜合技術領先、自主創新能力強等優勢,為全國集成電路產業的創新發展提供了經驗借鑒[45]。因此,要充分利用東部沿海地區數字經濟發達省份的優勢,與西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地區開展跨區域數字經濟聯動協同發展,實現數字產業、應用和平臺的共建共享,共同推動數字產業的發展和產業的數字化轉型。

四、空間布局研究

本文采用內容分析法,參考李廉水、蘭海霞等的研究[46-47],根據編碼的結果,對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的空間布局進行研究。

(一)數字產業化

如圖4所示,各個數字產業按照政策強度編碼排序為:人工智能(10.52%)>5G(9.92%)>大數據(7.98%)>工業互聯網(7.62%)>區塊鏈(6.89%)>集成電路(6.41%)>物聯網(5.80%)=云計算(5.80%)>智能制造(5.08%)>網絡安全(4.96%)>智能網聯汽車(4.72%)>智能超算(4.23%)>軟件服務(3.87%)=新型顯示(3.87%)>智能終端(3.51%)>量子通信(2.90%)>VR/AR(2.18%)>智能機器人(1.81%)>數字內容(1.09%)>智能感知(0.85%)。

圖4 數字產業化空間布局示意圖

從數字產業的空間布局來看,重點發展人工智能產業和5G技術的省份最多。例如,重點發展人工智能產業的是上海、山西、山東、遼寧、湖北、河北、廣西等省市自治區,重點發展5G技術的是云南、四川、山東、寧夏、內蒙古、湖南、海南與貴州,天津、山西和內蒙古大數據產業的政策強度最高,浙江、黑龍江與貴州工業互聯網產業的政策強度最高,重點發展區塊鏈產業的是重慶和廣東,重點發展集成電路產業的是湖南和廣東,云計算產業政策強度最高的是重慶,智能制造產業政策強度最高的是湖北。

從數字產業的政策強度來看,政策強度較高的數字經濟產業有人工智能、5G、大數據、工業互聯網、區塊鏈、集成電路等新型基礎設施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這些數字產業在我國絕大多數省份的“十四五”規劃中都有布局,說明這些產業對推動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起到了支撐作用。進一步分析發現,能夠布局這些產業的省份都具備較強的數字產業科技創新的實力,如上海、北京、廣東等省份均擁有數字經濟領域的國家雙一流大學和新型研發機構,科技創新實力也排在全國前列。以上海市為例,上海市人工智能產業集聚了核心企業1 000余家,人工智能領域授權發明專利占全市的57%,具備較強的科技創新實力,為全國人工智能創新發展探索了“上海經驗”[48]。

政策強度排在后五位的數字經濟產業有:量子通信、VR/AR、智能機器人、數字內容和智能感知,只有部分省份對此進行了產業布局。例如,河北省提出加快量子通信產業的發展,培育一批量子通信相關的龍頭企業;重慶積極布局VR/AR,提出運用虛擬現實技術,建設智能教學應用場景。這五個產業不是傳統的數字經濟核心產業,但可以認為是數字經濟的未來產業,提出重點發展這些產業的省份一是本身具備一定的產業基礎,二是希望通過差異化的產業布局和發展實現在數字經濟領域的跨越追趕與換道超車。以量子通信為例,量子通信可以為信息社會通信提供安全服務,確保信息社會安全發展[49],但是量子通信對數字技術的要求較高,布局時需要較高的技術能力和較大的成本投入。

有些欠發達的省份不具備較強的數字經濟產業基礎,但可以考慮對數字經濟產業進行差異化的空間布局,通過招商引資實現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換道超車”。如云南提出布局智能感知領域,加大開放力度,加強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技術合作,通過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強化特色產業,使其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從地區來看,部分省份的特色數字產業不鮮明。陜西、江蘇、吉林、河南、甘肅、福建、北京、安徽與江西等地各個數字產業的政策強度相近,相較于其他省份缺少自己的優勢產業。上述情況說明我國數字產業發展存在同質化現象,我國數字產業核心技術的創新能力不強,關鍵數字技術受制于人,數字經濟產業鏈和創新鏈協同發展程度還有待提升。

(二)產業數字化

根據圖5對各省市自治區產業數字化的空間布局,按政策強度,各個產業的數字化轉型排序為:數字政府(17.82%)>數字服務(9.97%)>數字基礎(9.88%)>數字醫療(9.23%)>數字制造(7.11%)>數字教育(6.28%)>數字農業(6.19%)>數字交通(5.36%)=數字貿易(5.36%)>數字旅游(5.17%)>數字環境(5.07%)>數字文化(4.71%)>數字鄉村(4.34%)>數字金融(3.51%)。

圖5 產業數字化空間布局示意圖

從產業的類型來看,各個產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不均衡。數字政府是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支撐,是實現我國政府數字化轉型的關鍵[50],因此對于數字政府,大多數省份都有布局且政策強度較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保障措施是體現數字政府水平的關鍵要素,對于數字服務、數字基礎、數字醫療等民生問題,各個省市自治區關注度都比較高。對于數字環境、數字貿易、數字文化、數字鄉村和數字金融等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只有少部分省份進行了布局且政策強度不高。特別是金融產業的數字化轉型,金融產業的風險性較高,對于發達的省份而言,可通過運用數字技術來降低甚至規避風險;而對于一些欠發達省份,則可以通過布局數字金融等應用場景來促進數字經濟的增長,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51]。

從產業的空間布局來看,大多數省份政策強度最高的產業數字化應用是數字政府。近年來,各地政府積極運用數字技術手段實現政府的數字轉型。以重慶市為例,“十三五”以來,重慶市全面實施“云長制”,累計推動2 458個信息系統上云,上云率達到98.9%;同時,全市不斷強化政務數據交換體系建設,市級共享數據突破3 500類,日均交換數據超過300萬次[52]。從各省市自治區產業數字化的轉型程度來看,山東、福建、河北、重慶等地產業數字化政策強度較高,安徽、四川、西藏、黑龍江等地產業數字化政策強度較低。各個省市自治區產業數字化轉型政策強度的差異表明我國各省市自治區產業數字化的空間布局和政策強度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現象,各省市自治區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差距較大。

(三)空間效應分析

在發展數字經濟時,需要注意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的協同作用,通過各產業的協同作用可以激發數字經濟的活力。各省市自治區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的空間布局如圖6所示。

圖6 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空間布局

對各省市自治區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各省市自治區政策強度呈現不同的空間分布。首先,在東部地區的省份中,山東和河北兩地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政策強度都比較高,位于第一梯度,其他省份也都分布在第二梯度和第三梯度,各省份政策強度比較均衡;其次,中部地區的省份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政策強度都分布在第二梯度和第三梯度,各省份政策強度沒有明顯的差異;再次,西部地區的省份中,重慶市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政策強度較高,分布在第一梯度,但新疆、青海等省市自治區政策強度不足,分布在第四梯度,其余省份集中分布在第二、第三梯度;最后,東北地區各省政策強度相對不足,分布在第三和第四梯度?？傮w來看,各地區政策強度發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現象。

對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進行交叉分析,發現各省市自治區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政策強度呈正相關,數字產業化政策強度高的省份,產業數字化政策強度也高。數字產業化政策強度最高的是山東、重慶和河北三個省份,產業數字化政策強度最高的是山東、福建、河北、重慶四個省份。說明這些省份在發展數字經濟時,比較注重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均衡發展。從圖6中可以看出,福建省數字產業化的政策強度不高,但其產業數字化的政策強度很高?！笆濉睍r期,數字福建取得了顯著成效,其信息化水平和數字化能力保持全國前列,在“十四五”時期福建省更加重視應用數字技術來實現產業的數字化轉型,這進一步說明了產業數字化轉型離不開數字產業化發展的基礎推動作用。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研究結論

第一,從關鍵詞圖譜分析來看,當前我國各省市自治區發展數字經濟的重點是數字產業和進行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在發展數字產業時,各省市自治區都比較關注人工智能產業和工業互聯網產業;在進行產業數字化轉型時,各省市自治區更重視數字政府的數字化轉型以提升政府的政務能力。同時,各省市自治區在發展數字經濟時比較重視數字平臺的建設,通過平臺的數據共享推動自身數字化水平的發展。但是,各省市在發展數字經濟時還存在以下問題:產業鏈構建不完善,對數字鄉村、數字醫療、數字文旅等發展問題和保障問題的建設不夠重視。

第二,從空間聚類圖譜分析來看,中心度低的地區集中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為領先的省份,這些省份更加關注5G、人工智能等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的發展;中心度高的地區集中在西部等欠發達地區,這表明這些省份更加重視數字產業發展和產業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些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不足,需要加大政策的支持力度。

第三,從數字產業化空間布局比較來看,對于人工智能、5G、大數據和工業互聯網等產業,大多數省份都有布局,但對其他數字產業關注度不足,各產業政策強度不夠均衡;從空間分布來看,部分省份的特色數字產業發展不夠鮮明,如西藏、新疆等西部地區。另一方面,我國數字產業發展的創新能力和核心技術還比較薄弱,31個省市自治區發展的數字經濟重點產業存在一定的同質化問題,且各產業政策強度和空間布局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現象。

第四,從產業數字化空間布局比較來看,對于數字政府的數字化轉型,大多數省份都有布局且政策強度較高,但對于數字環境、數字貿易、數字文化、數字鄉村和數字金融等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各省市自治區重視度不足;從空間分布來看,各省市自治區產業數字化政策強度存在差異,表明我國各省市自治區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失衡,產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差距較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數字技術的核心技術能力不足,同時產業的數字化轉型缺乏政策的支持。

第五,從空間效應分析來看,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政策強度都比較高,各省份政策強度差異不大;西部地區的省份中,重慶市政策強度較高,但與東部省份差距較大,而東北地區整體政策強度則略顯不足,我國數字經濟的創新政策發展存在空間極化現象。研究發現,各省市自治區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政策強度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產業數字化轉型和應用發展離不開數字產業化的基礎推動作用。

(二)政策啟示

根據本文研究結論,結合我國各省市自治區數字經濟發展現狀,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其一,發展重點產業,培育特色產業,同時完善產業鏈的構建,消除產業間的政策鴻溝。通過對31個省市自治區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的統計研究發現,80%的省份在集中布局20%的數字產業和產業數字化應用,這不利于產業鏈的構建。因此,各個省市自治區要實施強鏈、補鏈行動,一是要結合自身產業特色,做好數字經濟重點產業招商引資和數字化應用場景的建設工作,出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專項行動計劃和方案,形成完整的政策體系,對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具體規劃和要求方面也有待加強。二是要各省市自治區加大對薄弱產業的支持力度,加快出臺專項扶持政策,保障產業健康發展,完善產業鏈的構建。

其二,加強國際國內數字經濟交流合作,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我國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政策空間布局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因此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應當給周邊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不足的地區提供技術支持,通過共享先進的技術和理念,促進周邊地區數字產業的發展和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對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地區,各省份應加大政策的支持力度,同時周邊各地區應當協同發展,實現技術共享,共同推動數字產業的發展和產業的數字化轉型。隨著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不斷深化,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等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區域數字經濟政策亦應同步,政府應秉持更加開放包容的態度,營造開放的創新環境,為技術和產業發展提供助推力。例如,東部沿海各省份區位優勢明顯,面對嚴峻的國際競爭形勢,東部地區應借助自身的國際資源和優勢,積極主動與發達國家和地區進行人才、技術的交流與合作,著力實現對“卡脖子”技術的創新突破。同時,進一步加強粵港澳、長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空間政策協同和產業協同,打造關鍵核心技術和產業集聚高地和創新策源地。

其三,營造包容開放的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環境,完善數字經濟現代產業創新體系?！笆奈濉睍r期,數字經濟創新政策制定既要充分考慮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也要做好需求側管理,立足自身需求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充分發揮需求對市場的拉動效應。營造包容開放的創新環境,貫通創新鏈、應用鏈、價值鏈,推動區塊鏈、人工智能、物聯網等關鍵數字技術的融通發展。對于數字產業化發展較好的地區,各省份應實行強鏈、補鏈行動,保持優勢產業的健康發展,激發薄弱產業的活力;對于數字產業化發展比較落后的地區,各省份應加大政策的支持力度,提高數字化產品和服務供給的質量,增強數字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把數字技術應用到更多的領域,發揮數字技術在數字政府中的積極作用,同時強化數字技術在數字環境、數字貿易、數字文化、數字鄉村和數字金融等產業在數字化轉型中的作用,縮小各省份及各個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差距,促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局限性

本文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所收集的政策數據雖然基本涵蓋了全國各省級部門和委辦局的政策文本,但區縣級的數字經濟政策文本還有待增加;二是從我國數字經濟領域劃分來看,主要包括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和數據價值化,由于數字化治理和數據價值化在文本編碼中存在一些語義文本之間的交叉重復,以及各省市自治區在數字化治理和數據價值化政策布局上的差異性,本文僅從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個維度展開,沒有從數字經濟傳統的“四化”角度展開。未來將聚焦數字經濟創新和發展兩個維度政策文本的研究,深入分析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和數據價值化在發展數字經濟中的作用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