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集聚與城鄉收入差距

佘士永 李焱求 聶續東

摘 要：文章基于全國31個省級面板數據，通過動態空間杜賓模型分析產業集聚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表明：現階段產業集聚在總體上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產業集聚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存在空間溢出效應；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動存在空間集聚和路徑依賴現象；從區域角度看，東中部、中西部和西部地區產業集聚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均作用顯著?；谝陨辖Y論，本文建議科學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統籌城鄉和區域產業協同發展；加大農業技術投入，推進農業產業優化升級；增加農村人力資本投入，優化農村勞動力職業轉移路徑。

關鍵詞：空間溢出；農業生產；勞動力轉移；產業升級；城鄉協調發展；城鄉收入差距；農村勞動力

本文索引：佘士永，李焱求，聶續東.<變量 2>[J].中國商論，2024（03）：-141.

中圖分類號：F062.9；F2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4）03（a）--07

1 引言

隨著城市經濟發展實力不斷增強，城鎮居民的工資水平也隨之提升。農業產值雖不斷增加，但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卻不斷下降；農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相對緩慢，城鄉收入差距依然較大。目前，中國整體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45（林春霞，2023）[1]，相對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比值較高，其中貴州、甘肅等部分地區在3附近徘徊。在強調區域協調和共同富裕的當下，城鄉收入差距不僅帶來了一系列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對于“雙循環”戰略的實施以及經濟高質量發展也會造成不良影響。因此，必須尋求科學有效的破局之道。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視角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成因或影響因素進行了探討，而產業集聚也成為部分學者研究的重要方向。產業集聚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對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帶來規模經濟和專業化，這使得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產業集聚在不同階段，集聚效應和擁擠效應的表現強度不同，從而推動產業和相關生產要素在地理空間分布上發生變動。在此過程中，產業集聚對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及對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動趨勢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然而，受地理區位和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的影響，產業集聚在不同階段對各地區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也不盡相同。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立足于新經濟地理學，以第二產業為切入點，對城鄉收入差距問題進行考察。從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業生產兩方面，結合要素市場供需均衡，對其作用機理作出理論分析，并運用空間計量方法，通過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方式探討產業集聚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影響機制以及區域異質性等問題。最后，文章根據實證結果，并結合現實情況，提出相關建議。

2 文獻綜述

產業集聚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19世紀末Marshall的相關研究（Marshall，1987）[2]。國外有關產業集聚與收入差距的研究在城鄉收入差距方面較少，大多集中于地區收入差距。一些學者認為產業集聚拉大了地區收入差距，并試圖從勞動生產率的角度來闡釋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部分學者研究指出，要素和技術的集聚可以促進地區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進而提高了當地生產要素回報[4]。部分學者從勞動力轉移的角度作為切入點，指出產業聚集程度較高時，所吸納的高素質勞動力有助于降低產業成本[6]。此外，有研究表明，產業集聚導致的地區收入差距一旦形成，這種影響便存在一定的路徑依賴，在空間和時間上具有一定的持續性（Rosenthal & Strange，2003；Fujita et al，1999）[7]。

國內部分學者從不同產業角度，發現產業集聚能夠顯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11]。其中萬思杝和張友鵬（2021）以及喬歡歡（2022）從具體的傳導機制方面入手，分別發現城市化進程、人力資本積累和互聯網信息化等間接抑制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15]。也有部分學者研究指出，產業集聚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存在區域異質性[11]。然而，研究顯示產業集聚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并非單調的線性關系，而是存在類似倒“U”型的關系[17]。如果考慮到變量在地區之間的空間交互效應，所得結論也會有所差異。蔡武和吳國兵等（2013）證實了不同地區之間城鄉收入差距存在空間交互效應，產業集聚通過影響本省區城鄉收入差距將作用傳遞到相鄰省區[18]。羅芳和趙煦琨（2022）則認為產業集聚和城鄉收入差距均存在空間交互效應，且不同的細分產業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異質性[19]。其他學者的研究也都證實相關產業的集聚效應不僅會降低本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還會降低相鄰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20]。

綜上，產業集聚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并不明確，這取決于研究的時期、區域范圍以及產業類別三種維度。在產業集聚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路徑上，部分研究忽略了農業生產方面，而農業生產是農村居民增收的主要方式，甚至轉移至城鎮的部分勞動力依然從事適量的農業生產。根據部分學者的研究，城鄉收入差距也存在一定的空間集聚現象。因此，其在不同地區間不可避免地產生一些聯系，而傳統面板數據模型忽略了區域之間的這種聯系。此外，空間效應檢驗一般選擇一個連續區域中的鄰近空間單位的空間-時間數據，以更合理地定義空間權重矩陣并測度這些鄰近單位的影響[23]。傳統的研究將區域劃分為東、中、西三個部分，割裂了一些地區可能存在的密切聯系，得出的結論可能與現實相悖。

3 產業集聚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機理分析

產業集聚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主要通過促使農村居民收入提高而實現。在產業轉移的過程中，一部分農村勞動力轉向城鎮，獲得非農收入；另一部分留在農村通過改進農業生產實現增收。

3.1 產業集聚與農村勞動力轉移

城鎮具有一定的工業化基礎和較大的市場規模等有利條件，因此，產業集聚一般始于城鎮。產業集聚初期，對勞動力需求相對較小，城鎮勞動力憑借地理位置和人力資本等優勢，將會首先獲得就業機會。同時，會有少量農村勞動力涌入相關產業，但城鎮從業者數量將占據絕對優勢。因而，相對農村居民，城鎮居民收入增加幅度更大，城鄉收入差距將會擴大。隨著產業集聚的推進，勞動力的需求將大幅增加。第二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彈性一般大于農業，且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機會成本較低。在此階段一定數量的農村勞動力為尋求收入的增加，向城鎮第二產業轉移。然而，隨著農村勞動者的大量涌入，城鎮工資水平會在一定時間保持均衡，甚至出現一定程度的下滑。在農村，由于人口的轉移，勞動力數量減少，外部雇傭者的工資水平得以提升。

隨著各類產業、資源以及人口不斷涌向城鎮，集聚地區更高的要素價格開始對部分產業形成擠出，導致產業的空間轉移。高技能型產業由于對知識溢出和資本的依賴程度高而傾向更高程度的集聚。低技能型產業對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更加敏感，更容易產生過度集聚而造成規模不經濟和其他的負外部性，因此傾向于向城鎮外圍或其他地區轉移。這部分轉移的產業在新的地區將會形成再集聚的過程，將對當地城鄉收入差距產生新一輪的影響。

然而，農村勞動力轉入的產業一般都是勞動密集型的，且部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只是暫時或季節性的。雖然收入水平短時間內得到躍升，但長期而言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并不利于工資收入的持續增加。

3.2 產業集聚與農業生產

產業集聚拉動農村勞動力不斷向城鎮轉移，部分閑置的土地通過流轉走向集中，擴大了單個農戶的土地經營規模，從而產生規模經濟，使得收益得以擴大。同時，農業從業者減少，勞動力價格上升；城鎮從業者對農產品需求的擴大也推動了農產品價格的上升；產業集聚帶來的規模經濟和競爭效應使得農用器具等工業品價格得以下降。這又加速了農用器具對勞動力的替代，同時推動了農業的機械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并縮短了工作時長，為尋求其他增收項目以及推動剩余勞動力進一步向城鎮轉移創造了條件。

產業集聚導致城鎮規模不斷擴大，對農業生產愈發依賴。首先，農村的人口和資本等生產要素不斷減少，這就迫使農村不得不進行農業生產改進或引進新的農業技術，在既定的生產要素總量下增加產量。其次，從業者收入不斷提高，對農產品的需求結構也發生變化，這也會刺激畜牧業的發展和飼料作物的種植。再次，部分以農產品為工業原料的產業擴張，將會增加對相關產品的需求。而農業生產也將為此作出調整或改進以增加產能并提高收益。不僅如此，產業集聚促進了城鄉結合部基礎設施完善，城鄉聯系更加緊密，農村勞動者更加方便地共享城鎮化經濟帶來的益處。這些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雖然農業生產改進和技術改進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對比第二、三產業，其勞動生產率依然較低，產值的比重在逐漸下降。農業雖然重要，但處境卻較為被動。農業生產一般圍繞城鎮以及其他產業進行。相對第二、三產業，農業技術進步始終處于追趕的狀態。因此，僅就農業生產改進或生產技術進步而言，雖然短期能在一定程度上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長期依然存在不確定性，還要視其他因素而定。

4 模型構建與變量描述

4.1 模型的構建

本文選取應用普遍的空間杜賓模型（SDM），在滿足一定條件時可以退化為空間滯后模型或空間誤差模型。除靜態模型外，為緩解內生性以及避免其他重要影響因素的遺漏問題，本文引入滯后一期的被解釋變量，構建了動態空間杜賓模型，具體模型如下：

其中，GAP表示城鄉收入差距；X表示解釋變量集（包括核心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W表示空間權重矩陣。本文共構建三種空間權重矩陣：（1）地理距離矩陣，空間權重以兩地省會城市之間距離的倒數來衡量；（2）地理鄰接矩陣，當相鄰地區有共同邊界或頂點時，權重為1，否則為0；（3）經濟距離矩陣，空間權重取兩地實際人均GDP絕對差的倒數來表示。WGAP和WX分別為城鄉收入差距和解釋變量的空間交互項；為N×1階單位向量；為常數項向量；和分別為空間特定效應和時間特定效應。

4.2 數據來源與變量描述

本文選取2000—2021年中國大陸31個?。ㄖ陛犑?、自治區）的面板數據。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各地方統計年鑒與中經網統計數據庫。

（1）被解釋變量（GAP）

學術界普遍使用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純收入）之比及泰爾指數來衡量城鄉收入差距，在涉及兩類指標的研究中，其穩健性檢驗顯示兩者得出的結論基本一致。而相較后者，前者的原始數據較完整且容易獲得，故本文亦選擇前者來衡量城鄉收入差距。

（2）核心解釋變量（AGG）

產業集聚的測量方法有很多，如區位基尼系數、EG指數以及區位商等。這些方法各有優缺點，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與可操作性，本文選取區位熵來測量產業集聚水平。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AGGij為產業集聚指數（區位熵）；Pij為i地區j產業產值；Pi為i地區的生產總值；Pj為j產業產值；P為全國生產總值。區位熵的值越大，集聚程度越高，反之則越低。

（3）控制變量

經濟發展水平（PGDP）：采用地區實際人均GDP來衡量；對外貿易水平（TRA）：采用進出口總額與GDP的比值來衡量，人民幣與美元按當期匯率換算；城鎮化率（URB）：采用城鎮常駐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作為衡量城鎮化率的指標；人力資本水平（HUM）：以每萬人高校在校學生數量作為代理變量。

5 實證檢驗與分析

5.1 空間相關性檢驗

本文以地理距離權重矩陣為例，運用Moran’s I值對被解釋變量的空間相關性進行了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Moran’s I值均大于零，并且在1%水平均顯著。這說明我國各省份的城鄉差距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即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明顯的集聚現象，主要表現為相鄰省份具有相似的城鄉收入差距水平。因此，城鄉收入差距的空間相關性是本文實證分析必然考慮的重要因素。

5.2 模型選擇

表1傳統的LM和穩健的LM統計量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原假設，說明存在被解釋變量的空間交互和誤差項的空間交互效應。由此可見，SAR和SEM模型均存在適用性，因此需要進一步考察更廣義形式的空間杜賓模型（SDM）。Wald檢驗和LR檢驗的統計量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原假設，可見空間杜賓模型不能簡化為SAR和SEM模型，選擇空間杜賓模型是合適的。Hausman檢驗也表明，采用含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更加有效，結果見表2。

5.3 基本回歸分析

本文分別對不同空間權重矩陣下的靜態空間杜賓模型和動態空間杜賓模型進行了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表3（1）至（3）列為三種權重矩陣下靜態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表3（4）至（6）列為相應的動態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

表3顯示，（1）至（3）列擬合效果較差，說明靜態空間杜賓模型中僅外生解釋變量并不足以對被解釋變量做出解釋，很有可能存在內生性或其他潛在影響并未得到體現。（4）至（6）列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作為解釋變量后，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三個模型中，引入的滯后一期被解釋變量均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絕大多數解釋變量及其空間交互項的系數顯著并且方向相同，說明模型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回歸結果比較穩健。因此，動態空間杜賓模型能更好的解釋空間效應以及除產業集聚外其他潛在因素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為準確描述相關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還需要計算相應解釋變量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此外，在效應分解中，靜態空間模型并不能用來測算短期效應，而動態空間模型卻能有效識別長短期效應的差異。因此，本文在后續將對（4）至（6）列進行空間效應分析，結果見表4。

5.4 空間效應分析

表4（4）至（6）列各解釋變量的長期效應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未達到長期均衡狀態。因此，表4省略長期效應，只對短期效應進行列示和解析。從短期來看，產業集聚的直接效應系數分別為-0.114、-0.177和-0.127，且均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產業集聚能夠縮小本地城鄉收入差距。其間接效應系數分別為-0.639、-0.134和-0.257，且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特定地區產業集聚縮小了鄰近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這是因為本地產業集聚既拉動農村勞動力向相應產業轉移，也吸引了鄰近地區的部分農村勞動力，不僅增加了轉移勞動力群體的工資收入，還促進了相應地區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從各控制變量回歸結果來看，經濟發展水平直接效應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經濟增長會擴大本地城鄉收入差距。在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過程中，非農產業的發展及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將會帶來更多的工作崗位和更高的收入，而非農產業的發展紅利會最早惠及城鎮人口。農業生產率雖然有所提高，但相比非農產業依然較低。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經濟增長的間接效應顯著為負，這說明特定地區的經濟增長能夠縮小鄰近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以及人口結構等方面的差異，而農村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將會緩解這種失衡，實現剩余農村勞動力就業和收入水平的增加。對外貿易水平的直接效應系數大多顯著為正，說明對外貿易會拉大本地城鄉收入差距。外貿行業在城鎮與農村的分布不平衡，城鎮對外貿易及相關行業從業者更容易獲得貿易帶來的發展紅利，同時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而間接效應為負，說明特定地區對外貿易能夠縮小鄰近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各地區在對外貿易中都有各自的比較優勢，通過農產品的跨省流通為農產品拓寬了銷售渠道，增加了農村居民收入。城鎮化水平直接效應系數為負，但不顯著；間接效應系數大多顯著為正。城鎮化主要表現為城鎮常住人口的增加，其中一部分來自農村人口向城鎮的遷移，另一部分來源于城鎮區劃擴張。前者因為就業的轉移而帶來收入的提高，而后者的收入在短時間內并未有實質性變化，甚至還有脫離土地而導致的摩擦性失業的風險。特定地區特別是發達省份在城鎮化進程中不斷吸收了大量本地的資源，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鄰近地區的發展和收入的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系數大多顯著為負，這說明本地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縮小本地及鄰近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城鎮勞動供給不斷增加，就業競爭較為激烈，不利于城鎮居民工資收入的增加。目前，農村人口持續向城鎮轉移，為農業的規?；蜋C械化創造了條件。部分高技術農業企業以及相關產業開始向農村集聚，帶動了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此外，部分高校畢業生也選擇返鄉創業，發展農村電商，擴大了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這些在很大程度上帶動了農村的發展，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

5.5 區域異質性分析

為進一步考察兩者影響機制的區域異質性，將31個省份按照通常做法，分為東、中、西三個區域（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及湖南；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及新疆），基于反地理距離權重矩陣W1，按前文所述方法進行回歸。此處僅匯報核心解釋變量產業集聚的短期效應，如表5所示。

表5結果顯示，僅西部地區產業集聚各效應系數顯著為負，這與整體回歸得出的結論一致。而東部與中部地區產業集聚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并不顯著。東部地區絕大多數為沿海省份，除北京、天津及河北外，其他各個省份僅與其中的南北兩端省份鄰近。割裂與其相鄰的中部及部分西部省份，而單獨研究東部地區的空間效應是片面且不夠精確的。而中部地區也有類似的情況?？臻g計量研究一般用位于一個連續區域中的鄰近空間單位，否則不能一致地估計空間交互效應的影響[11]?；诖?，將東部和中部合并為東中部，為穩健起見，又將中部和西部合并為中西部。本文在對合并后的區域進行回歸分析時，發現兩個地區的產業集聚各效應系數均通過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且為負數。這說明在東中部和中西部，產業集聚能夠顯著縮小本地和鄰近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與總體回歸結果一致，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在效應大小上，以東中部和西部分組為例。西部地區的直接效應比東中部較強，然而東中部的間接效應大于西部地區。西部地區城鄉收入差距較大，產業集聚程度較低，且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各地對于消化本地農村勞動力效果顯著。但西部地區剩余勞動力特別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相對較多，在各省份間流動較少；而各省份由于產業集聚處于較低水平，產業布局缺乏優化，產業同質化現象較為普遍，在承接東中部產業轉移時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競爭。因此，特定地區對于緩解鄰近省份城鄉收入差距的效應較小。相對西部地區，東中部發展水平較高，城鄉收入差距也較小，產業集聚的速度在放緩，特別是東部發達省份，由于生產方式趨于資本密集化和技術密集化，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向中、西部轉移。因此，本地產業集聚的直接效應相對較小。東中部地區，工業化進程較快，率先進行了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大多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優勢產業，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野蠻生長和無序競爭。因此，相鄰省份之間，特別是東部和中部各省份間，在產業上具有一定的互補效應，特定地區的產業集聚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鄰近省份勞動力過剩尤其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問題。

6 結論與建議

綜上，本文得出以下結論：（1）現階段產業集聚在總體上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2）產業集聚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存在空間溢出效應；（3）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動不僅在空間上存在相關性，在時間維度上也存在一定慣性；（4）從區域角度來看，東中部、中西部以及西部地區產業集聚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均作用顯著；（5）除產業集聚外，提高經濟增長水平、擴大對外貿易及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均能從不同程度上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谝陨戏治?，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科學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統籌城鄉和區域產業協同發展

現有產業，在保持知識密集型產業集聚的同時，適度引導勞動密集型等低技能產業向外圍和鄉村依次轉移，使產業內部和產業間充分釋放集聚優勢，惠及不同區間及不同類型的勞動力尤其是農村勞動力，降低其轉移成本和心理障礙。對新引入的產業，要統籌城鄉發展，對產業定位及發展趨勢作出準確的研判，合理地進行空間布局，減少過度集聚帶來的各種成本和負面影響。要統籌好三大區域的產業布局，注重培育各地區的特色優勢產業，強調各地區產業協調互補。

第二，加大農業技術投入，推進農業產業優化升級

要統籌農業和其他產業的協調發展，推廣農業機械化并增加農業技術投入，確保農業生產及時、充分共享社會發展的紅利，確保農業生產技術緊隨經濟和科技發展的步伐。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業生產及銷售的便利性和可達性；加強農業規?；彤a業化運作，并拓寬和穩定農產品銷售渠道；推動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積極發展生態農業、鄉村旅游等高附加值產業。

第三，加大農村人力資本投入，優化農村勞動力職業轉移路徑

加大農村人力資本投入，提高農村人員專業知識和技能水平，使其具備向資本密集型或知識密集型產業轉移的基礎素質。對于留在農村專門從事農業的群體，人力資本投入也非常必要，如化肥和農藥的使用、病蟲害的防治等，都是農業生產中的必需技能。而農用機械的操作、新技術采用等也能大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對農村勞動力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就長期而言，能在很大程度上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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