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學術“近親繁殖”的學科差異及其對科研產出的影響
——以2所研究型高校部分學科為例

王雪梅，喬錦忠

（北京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北京 100875）

一、引言

學術界對“近親繁殖”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德國于20 世紀下半葉通過立法禁止“留校任教授”以降低“近親率”，相關法律要求學者博士畢業之后到最終被任命為教授至少要更換一次高校，且應聘過程要走公開程序[1]；麻省理工學院于1985年起規定，不再聘任本校博士生留校任教等[2]；我國《全國教育人才發展中長期規劃（2010—2020年）》中提到，要大力改善高等學校教師學緣結構，逐步減少和消除“學術近親繁殖”現象[3]。由此可見，無論是國家還是高校自身對于“近親繁殖”問題都有所警覺，也出臺了相應的法律法規和具體的管理措施。2021年5月，美國正式頒布《安全校園法案（Secure Campus Act）》明確指出，禁止向赴美從事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研究的中國學生發放簽證[4]。由此，學術外循環受到較大影響，未來我國可利用的國際學術勞動力市場的范圍會進一步縮小，科研工作者的培養會更加依賴內部環境，學術“近親繁殖”很難完全避免?！敖H繁殖”是否一定對學術生產有害，還需要更多的事實論證，尤其在“雙循環”戰略背景下，更需要審視學術“近親繁殖”問題。

研究以我國兩所研究型大學P大學和T大學為例，其中P大學是以文理基礎學科為傳統，而T大學是理工傳統的大學，均屬于國內高層次的大學。以這兩所大學的12個A+學科和對應學科的教師群體為研究對象，通過搜集兩所院校目標學科教師和學者的個人履歷信息、科研產出信息，比較學緣關系不同的學者科研產出情況，探究不同培養方式對科研產出的影響，驗證“近親繁殖”是否一定會對科研產出產生不利影響、影響是否存在學科差異，從而為我國高校教師聘任與人才培養等工作提供事實依據。

二、文獻綜述

學術“近親繁殖”會導致學者科研產出降低是一個較為主流的觀點。Lowell等以美國1 514位科學家為研究對象，分析學術培養經歷和職業生涯對科研產出的影響，通過統計分析發現“近親繁殖”學者的學術生產力低于非“近親繁殖”學者，甚至比聲望更低一級院校的非“近親繁殖”學者還低[5]。Ozlem等對土耳其4所技術大學機械系和航天航空工程系共236位學者進行研究，采用H指數作為衡量學者學術生產力的指標，研究發現“近親繁殖”學者的H指數遠遠低于非“近親繁殖”學者[6]。Hugo等對墨西哥學者進行問卷調查，發現“近親繁殖”學者的科研產出低于“非近親繁殖”學者，且“近親繁殖”學者的信息交流更多局限于學者工作的機構內部，不利于學術交流和發展[7]。Hugo等對140多個國家7 000 多名學者進行抽樣調查，發現在不同學校獲得學位，即流動培養的學者相對于“近親繁殖”學者更具有創新性、雄心和適應性[8]。Manuel對14個歐洲國家51所大學動物學專業的學者進行研究，得出學術生產力與學術“近親繁殖”總體上呈負相關[9]。王軍輝等對16所經濟院校教師的教育背景與科研績效進行計量分析，得出留校教師的背景對其科研績效具有負面影響[10]。

“近親繁殖”降低學者科研產出的研究從簡單的描述統計發展到較為科學的計量分析有力地證明了學術“近親繁殖”確實會降低科研產出，但也有研究者提出了相反的看法。Berelson認為只有畢業留校學者屬于“近親繁殖”，而“衣錦還鄉學者”（在獲得博士學位后先在其他單位工作，有一定學術聲望后再回到博士培養單位）的科研產出高于一般“近親繁殖”學者，在學術勞動力市場中更有競爭力[11]。張冰冰借助“2014中國大學教師調查數據”對4 222位高校教師的SCI/SSCI和CSSCI/CSCI論文發表量進行分析，得出“近親繁殖”并不會對教師的論文產出產生不利影響，甚至“近親繁殖”教師的論文產出更高[12]。沈勇以公共管理學科為樣本，在參加公共管理一級學科評估的60所院校中共抽取875位教師進行分析，得出碩士階段的學緣對科研產出有積極影響，學緣關系在教師學術生涯的前期有影響，對較高學術層級的教師的影響不顯著[13]。Hugo對葡萄牙18所高等教育機構7 500多名擁有博士學位的學者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發現“衣錦還鄉學者”在發表國際期刊方面有優勢，非“近親”學者和“衣錦還鄉學者”在科研產出方面差異不顯著，進一步驗證了Berelson 的觀點[14]。夏紀軍研究了國內21所高校24個經濟學院768名教師的科研產出和學緣關系，發現留校教師的H指數高于國內引進和海外引進教師，留校教師和國內引進教師相比在科研產出上沒有差異[15]。林杰對中國和美國兩國大學教師的“近親繁殖”進行比較，發現國內“近親繁殖”教師受母校及導師的蔭蔽從而能有更多學術研究和職稱晉升上的便利，科研產出也比“非近親”學者稍高[16]。劉霄等對28所高校2 744位學者的科研產出進行研究，分析發現學緣關系對外文論文發表數量有負向影響[17]。

已有研究對“近親繁殖”是否會影響學者科研產出的討論和結果有較大的分歧。國外普遍認為除“衣錦還鄉”類學者外，“近親繁殖”對科研產出有負面影響。而國內的部分研究顯示，“近親繁殖”對科研產出有一定的正向效應?；诋斍把芯?，關于學術“近親繁殖”對學者科研產出影響的研究存在以下問題：從研究對象來看，目前的研究多為不分學科或僅針對單一學科開展的研究，沒有深入分析不同學科的“近親繁殖”情況，沒有體現出學科差異；從產出指標選擇上看，多數研究以數量指標為主，如論文發表量，少部分選擇的質量指標較為單一（如H指數），對科研產出缺乏較為全面的評價；從研究方法來看，分析方法和變量設置較為簡單，并未考慮到“非升即走”等政策性變量對科研產出的影響；從定義來看不夠清晰，不同學者的定義存在較大差異。研究選取12個A+學科以探究“近親繁殖”對學者科研產出影響的學科差異，從科研產出的數量、質量和影響力三個方面選擇多個指標以求全面分析其影響，并且對影響學者產出的各個因素設置控制變量來精確分析“近親繁殖”的影響程度。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收集

本研究通過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信息網獲取兩所高校在第四輪學科評估中排名第一的學科信息，再通過兩所高校官方網站和專業數據庫獲取學者個體信息和科研產出信息，理工科的產出信息來源于Scopus 數據庫，人文社科學者的產出信息來源于知網數據庫。根據研究需要共選擇了12 個目標學科，理學4個專業包含數學、物理、化學和生命科學，工學4個專業包括環境科學、工程力學、計算機科學和材料科學，醫學學科選擇基礎醫學專業，人文學科選擇哲學專業，社會科學選擇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三門學科。為了分析不同學科之間的差異，本研究將理學、工學、醫學進行再分類，將理學定義為基礎學科，工學學科和醫學學科則為應用學科。

（二）抽樣與數據搜集

學緣關系（培養途徑不同）對科研產出的影響會隨年齡增長而逐漸降低[18]，因此本研究只考慮年齡在55 歲及以下的學者?？紤]到新教師的論文發表和學術成長需要時間，因此選擇的目標群體為在2021年前3年獲取博士學位者，即2018年以前獲得博士學位的高校教師。同時，還剔除了部分個人履歷信息、Scopus數據庫、知網數據庫信息不全的學者，最后共有759位學者進入樣本。

（三）操作性定義

變量包含解釋變量學緣關系，被解釋變量科研產出，科研產出主要考察學者產出的數量、質量和影響力，控制變量年齡、性別、職稱、學科建設歷史、A+學科、博士院校排名、非升即走、博士后經歷和訪問經歷，具體指標見表1。

表1 變量及操作性定義

續表1

學緣：學者在各高校所經歷的學段。譬如，某學者本碩博三級學位都在同一個高校接受教育，認定該學者有一段學緣關系；本碩博三級學位中有任意兩個學位在同一個高校接受教育，認定該學者有兩段學緣關系，以此類推。

科研產出：包含學者發表的論文、會議文章、出版的專著等，本研究主要考察學者被Scopus數據庫和知網收錄的自博士畢業年份至2021年所有論文、專著等，署名限制為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

四、研究結果

（一）樣本人口統計學信息

從12個A+學科中剔除個人信息或論文信息的無效樣本后，基礎學科為341人，應用學科為315人，人文社科為103人，總有效樣本為759人，其基本情況如表2所示：

在兩所院校的樣本中，男性有604 人，占79.58%，女性有155 人，占20.42%，整體來看，樣本以男性為主。所有樣本中，教授職稱有335人，副教授職稱有315人，分別占44.14%、41.50%。在學緣關系方面，8個分類中非“近親繁殖”學者的人數最多，有351人，占46.25%，學統純正學者為其次，共計166人，占21.87%?？傮w來看，近似“近親繁殖”的學者有117人，遠房“近親繁殖”的學者有125人，但從內部來看，近似“近親繁殖”和遠房“近親繁殖”學者分布較為不均衡，其中碩博學位單位與工作單位一致的近似“近親繁殖”學者類人數最多，為76人，占10.01%，學士和博士學位單位與當前工作單位一致的近似“近親繁殖”學者類人數最少，僅有1人。

（二）院校間的學緣關系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驗比較兩所院校學緣關系的差異情況，發現兩校的學緣關系有顯著差異（p＜0.05）。T 大學非“近親繁殖”學者的比例為50.49%，高于P 大學（41.36%）；然而T 大學學統純正學者所占比例也高于P大學，高出近5%。T大學的學緣關系呈U型分布，主要是由于該校的應用學科建設歷史悠久，學術“近親繁殖”較為嚴重，而其他新建學科如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學者很多來源于引進，學術背景較為多元化，“近親繁殖”的條件相對較弱。P大學人文學科相對于T大學建設歷史更長，基礎理學和應用學科總體上發展相對穩定，因此其學緣構成較為均衡。

（三）學科間的學緣關系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驗分析不同學科間學緣關系的差異，研究發現不同學科的學緣關系呈現出顯著差異（p＜0.05）。從最高程度的“近親繁殖”即學統純正學者所占比例來看，工學遠高于其他學科；從非“近親繁殖”學者的占比來看，醫學大于其他學科，理學、理論社科、文史哲次之，工學占比最低?？偟膩碚f，工學是“近親繁殖”較為嚴重的學科。

（四）學緣與科研產出的關系

1. 基礎學科中，學緣與科研產出的關系

分學科探索學緣關系對學者科研產出的影響，發現在基礎學科領域學者的學緣關系對科研產出并無顯著性影響?；A學科領域的學術生產主要依賴于學者的個人天賦和努力程度，學緣關系對科研產出的影響不大。

2. 應用學科中，學緣與科研產出的關系

應用學科包括環境科學、工程力學、計算機科學、材料科學和醫學，共有315個樣本。結果顯示，學緣關系不同的學者，其論文產出數量、FWCI指數和前1%論文被引百分比等指標呈現顯著差異，詳細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學緣關系與科研產出的差異分析結果

利用方差分析和非參檢驗發現，論文產出數量、FWCI指數、前1%論文被引百分比等均呈現顯著差異（p＜0.05）。其中，在科研產出數量方面，遠房“近親繁殖”論文產出數量表現最好。在科研產出影響力方面，近似“近親繁殖”②類的FWCI指數遠高于其他學緣關系的學者，此類學者的前1%論文被引百分比最高，遠高于其他類型的學者。這表明一定“近親繁殖”程度的學者在科研產出上的表現優于學統純正和非“近親繁殖”的學者，學術傳承和學術代際紐帶有一定的正向效應。

進行進一步回歸分析，需要克服模型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內生性出現的原因主要有三個，即遺漏變量、互為因果和樣本選擇偏差。本研究樣本選擇是按照學校和學科選取的，學緣關系是既定事實，不會隨科研產出情況而變，故導致內生性問題的原因主要為遺漏變量和無關變量干擾。

采用TSLS兩階段回歸消除內生性，首先設置內生變量、工具變量和外生變量，再進行過度識別檢驗，最終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TSLS回歸模型

對論文產出和FWCI 指數模型進行Wald 卡方檢驗時發現模型通過Wald 卡方檢驗（Chi=26.59，p=0.00＜0.05）（Chi=69.58，p=0.00＜0.05），說明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中至少有一項對論文產出、FWCI 指數產生影響關系。經分析可知，學術頭銜會對論文產出數量和FWCI指數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學緣關系對論文產出數量和FWCI指數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非升即走會對FWCI指數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

對被引前1%論文百分比模型進行Wald卡方檢驗時發現模型并沒有通過Wald卡方檢驗，學緣關系并不會對被引前1%論文百分比產生影響。雖然不同學緣關系的學者科研產出的被引前1%百分比存在顯著差異，但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

3. 人文社會學科中，學緣與科研產出的關系

人文社科包括哲學、應用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4個學科，共有103個樣本，科研產出的相關指標H指數、發文量、CSSCI發文量、篇均被引等為正態分布，采用方差分析檢驗；綜合指數和著作發表量指標為非正態分布，因而采用非參數檢驗。使用Kruskal-Wallis檢驗統計量進行分析，發現學緣關系對著作發表量有顯著性影響（p＜0.05）。進一步回歸分析，模型沒有通過Wald卡方檢驗，學緣關系、出生年份、學術頭銜、職稱等變量并不會對著作發表量產生顯著影響。

表5 學緣關系與科研產出的差異分析結果（n=103）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 學術“近親繁殖”存在院校差異和學科差異

兩所院校的“近親繁殖”情況存在明顯差異，不同學科之間也存在顯著差異，應用學科的“近親繁殖”率高于基礎學科。由研究結果可知，T大學非“近親繁殖”學者的比例高于P大學。其中，從學統純正學者所占比例來看，T大學高于P大學，但從非“近親繁殖”學者的占比來看，T大學也高于P大學。這有悖于刻板印象上T大學“重學統”的表現，T大學的學科學緣關系呈現出U型分布特點，而P大學學緣關系的分布較為均衡。

研究結果顯示，工學學統純正學者的比例為所有目標學科之首。醫學（基礎醫學）是學術“近親繁殖”程度最低的學科，理學、理論社科、人文社科次之。工學是學術“近親繁殖”較為嚴重的學科，這可能與不同學科的學術傳統和生產方式有關，工科的研究范式更注重團體合作，更易將研究人員工具化，更需要互相之間的密切協作。以P大學的PI模式為例，該模式研究過程以優秀的學術領頭人統籌組織進行科研資源的優化分配，將資歷低的年輕教師和研究生凝聚為學術利益共同體，因其團體的凝聚力和排外性，在選拔新成員時會更加依賴內部勞動力市場理論的選拔方式，選擇安全高效且熟知其能力的科研人員。學緣關系本質是一種資源，工學偏向資源依賴型，而理學為智力依賴型，文史哲等人文學科“近親繁殖”率相對也較低，社會科學研究日益趨向實證化，對資源的依賴逐漸增強，與文史哲學科相比，其學統純正學者占比略高。醫學（基礎醫學）的非“近親繁殖”程度最高，表明大部分醫學研究相關人員不會在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院校和機構工作，國內頂尖的醫學院較少，多數學者為優秀海歸人才。本研究發現醫學領域（基礎醫學）44.6%的研究人員博士學位是從國外獲得的，因此學術“近親繁殖”率較低。綜上所述，學術“近親繁殖”與學科的學術生產方式有關，越是應用性學科“近親繁殖”現象越嚴重，如工學，越是基礎性學科學術“近親繁殖”率則越低，如理學和文史哲。

2. 在應用學科領域，學術“近親繁殖”對學術產出具有正效應

在基礎學科領域，學緣關系對科研產出無顯著影響。在人文社科領域，不同學緣關系的學者的著作出版數量有明顯差異，但影響不顯著。在應用學科領域，“近親繁殖”對科研產出有正向促進作用，不僅能提高科研產出數量，也能提高科研產出的影響力。

在應用學科領域，學緣關系不同的學者，其論文發表量、FWCI指數和被引前1%論文百分比存在顯著差異，學緣關系與論文發表量、FWCI指數間呈負相關。在基礎理學中，學緣關系不同的學者，其學術產出并無顯著差異。在文史哲和理論社科中，學緣關系不同的學者，著作數量存在顯著性差異，但兩者之間不存在顯著性相關關系。

在基礎學科領域，學緣關系對科研產出無顯著影響。但在環境科學、工程力學、計算機科學、材料科學和基礎醫學等應用學科中，學緣關系與科研產出的影響力指標FCWI指數、數量指標論文產出數量均呈負相關關系，即“近親繁殖”程度與科研產出呈正相關關系，“近親繁殖”程度越高，論文產出數量越多，FWCI指數也越高。學緣關系越豐富的學者，產出的數量、質量相對就越低。由此可知，一定程度的學術“近親繁殖”能提高學者的科研產出。

3. “近親繁殖”對科研產出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在應用學科領域，擁有本科，碩士學緣且博士非本校者（國外）科研產出質量最高，其次擁有本科碩士學緣，同時博士學緣非本校者科研產出質量較高。

“近親繁殖”程度與科研產出呈正相關關系，但二者的關系不可一概而論?？傮w來看，在應用學科領域，遠房“近親繁殖”②類論文發表量最高，是學統純正學者的1.7倍，是非學術“近親繁殖”學者的2.1倍；近似“近親繁殖”②類則在論文發表的影響力指標表現上優異，FWCI指數約為學統純正學者的4倍，是非“近親繁殖”學者的4.4倍。

從上述發現中可以看到，完全依靠“近親繁殖”培養出來的學者和沒有任何學緣關系的學者相比，科研產出表現并不突出，而有一定“近親”學緣的學者的科研產出表現最優，也證實了在我國學術“近親繁殖”對科研產出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學統純正學者的科研產出不占優勢，在一定程度上與這類學者擔任行政職務有關。本研究中學統純正的學者中約29%的學者擔任了不同程度的行政事務，近似“近親繁殖”②類學者約有19%的學者承擔了行政職務，擔任行政職務的比例隨學緣關系的豐富程度而減少，非“近親繁殖”學者承擔行政職務的比率僅有8%。本碩博連讀畢業后留校的學者相對來說更易獲得行政職位，這類學者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本，能更早地融入學術共同體并獲得同行認同，他們對學校的文化傳統和運行規則更熟悉，有利于維系原有的利益格局。但由于擔任行政事務，此類學者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學校管理中，其科研產出隨之減少也是不可避免的。還有一種可能是一些學統的純正學者原本屬于留校從事行政工作的校友，后來通過各種渠道在本校獲得博士學位，涉足學術研究，開始行政與學術一肩挑，成為學統純正學者，但由于缺乏嚴謹的學術訓練，加之興趣和時間分配等問題造成這類人群的科研產出相對偏低。

4. 國內碩博連讀培養模式能提高科研產出質量

從人才培養角度來看，在非本碩院校進行博士階段的學術訓練有利于提高其科研產出，博士階段在國外接受學術訓練更能提高科研產出的影響力；若依賴于國內培養，則兩所院校自身的培養影響力最高，碩博連讀的培養模式（本科非本校）相對而言最能提高學者的科研產出。

博士階段的學術訓練對科研產出的影響最大，在國外接受博士教育的科研產出更優。應用學科接受國外博士訓練的學者FWCI 指數為1.22，論文產出數量為0.77，國內學者FWCI 指數為0.85，論文產出數量為1.03。研究結果可知，學士、碩士畢業后去國外頂尖院校接受博士學位學術訓練的培養方式是最好的選擇，對提高科研產出質量有著積極影響，這類學者的FWCI指數遠高于其他類型的學者。在國外發達國家攻讀博士有利于提高科研產出質量，且國外培養經歷對應用領域科研產出的影響比基礎領域更為顯著[19]。學士、碩士畢業后去其他院校接受博士學位學術訓練的培養方式與優勢積累理論不謀而合，具有良好的先天素質，進入名校學習，有出國經歷，然后在一流研究機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

在外循環受限的背景下，T大學和P大學兩校學者畢業于本校的概率增大，其中畢業于T大學和P大學的學者中科研產出最好的培養路徑是碩博就讀于上述兩所院校畢業后留校工作的學者，應用學科的FWCI指數（0.95）高于學統純正學者（0.8）和遠房“近親繁殖”學者①類（0.92）。在其他院校接受博士學術訓練的學者科研產出最優的培養模式是本碩就讀于目標兩所院校而博士階段在其他院校接受學術訓練的學者，應用學科的FWCI 指數（3.17）高于遠房“近親繁殖”②類（1.67）和遠房“近親繁殖”③類（0.27）及非“近親繁殖”學者（0.79）。在國內其他院校中接受博士訓練的學者，科研產出影響力低于這兩所院校，應用學科中P大學培養的博士FWCI 指數為0.93，T大學為0.84，其他院校為0.80，P大學培養的博士論文產出為1.19，T大學為1.15，其他院校為0.68。在外循環范圍進一步縮進的情況下，兩所院校博士學術訓練的質量依然優于其他學校，其中最優的培養模式是碩博連續培養。

（二）建議

從對兩所學校的研究結果來看，“近親繁殖”對科研生產的影響是復雜的，既與文化傳統有關，也與學科性質和成熟程度有關，還與辦學層次、水平和氛圍等因素有關。

首先，我國歷史上經歷了漫長的封建時代，受禮制文化的影響很深，師生關系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傳統的影響，應正確看待我國學術界存在的“近親繁殖”現象。權威學者無論是出于學術傳承的目的，還是出于人事安排的目的都愿意挑選自己的學生作為學術事業的傳承人。因此，在我國學術界“近親繁殖”問題與西方國家有所不同。本研究和其他一些既往研究都證實了一定程度的“近親繁殖”更有利于科研產出，因此應正確看待我國學術界存在的“近親繁殖”問題。

其次，本研究還發現“近親繁殖”與學科的資源依賴程度有關，對于偏向資源依賴性的學科，應允許一定程度的“近親繁殖”。例如在環境科學、工程力學和計算機科學等應用學科領域，學術“近親繁殖”對學者的科研產出是有一定益處的。高校的管理層應對“近親繁殖”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對于應用性學科范圍內的學科和專業，無論是新建的混合型學科、交叉學科還是傳統學科，都應鼓勵適當招收一定數量的本校高質量畢業生以打好前期的團隊基礎，增加后期的團隊凝聚力，特別是要多招收碩博連讀的學生。但在基礎學科與人文社科領域，應盡量避免學術“近親繁殖”帶來的弊端，在招聘階段應更看重候選者本人的學術潛力，廣泛吸納其他院校的高質量畢業生，加入新血液，促進交流融合。

最后，“近親繁殖”還與學校辦學層次和水平有關。對于研究型高校，應正確看待學校存在的“近親繁殖”問題。在外循環通路遭遇阻塞的大背景下，自主培養高質量科研人才迫在眉睫，但優秀人才主要聚集在研究型大學，很難完全避免“近親繁殖”。因此，在研究型大學博士招生和培養過程中，應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尋找去國外研究型高?；蚱渌麌鴥雀哔|量研究型大學的深造機會；在碩博培養階段，應努力搭建與其他高校和優秀企業之間的交流平臺，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在應用學科的招生選拔中，對本校培養出的高質量學生應持充分信任的態度，大膽錄取本校優秀畢業生。

作者貢獻聲明：王雪梅負責數據搜集與分析、論文撰寫；喬錦忠負責確定研究思路與論文框架、文稿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