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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穎超與周恩來“夫唱婦隨”

2024-03-15 07:16張謹
百年潮 2024年2期
關鍵詞:恩來鄧穎超

張謹

2024年2月4日,是鄧穎超誕辰120周年紀念日。鄧穎超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五四愛國運動和婦女解放運動中,鄧穎超勇立潮頭,獨領風騷。加入黨的組織,特別是與周恩來結為伉儷之后,她在崢嶸歲月中與知心愛人攜手相伴,成為人們交口稱贊的革命伴侶、模范夫妻。新中國誕生后,鄧穎超作為開國總理的夫人,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積極配合周恩來處理西花廳的內勤外務。在政治生活中,她保持高度的黨性原則,從嚴律己,顧全大局,淡泊名利,樹立了中國共產黨人立黨為公、無私奉獻的崇高形象。

“我做了名人之妻,有時也要受點委屈嘛”

鄧穎超15歲投身五四運動,1925年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經驗豐富,能力超群,貢獻卓著。新中國成立后,在工作上她應該有一個理想的安排。因此,許多人對周恩來說:根據鄧穎超的資歷和對革命的貢獻,應該出任政務委員,在政府擔任一個部長職務。周恩來堅決不同意,他說:“只要我當總理一天,鄧穎超就不能在政府任職?!辈娬{:“我是政府總理,如果鄧穎超是政府里的一個部長,那么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這樣家庭關系、夫妻關系、政治關系、政府關系就混到一起了,這不利于我們黨的事業,也不利于我的工作?!敝芏鱽淼膱詻Q,鄧穎超也沒有絲毫怨艾,始終保持低調,除了在全國婦聯擔任領導工作,幾乎沒有出任過任何其他重要職務。

1975年10月,鄧小平、葉劍英等提議,經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并報請毛澤東批示同意后,已決定由鄧穎超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但是,周恩來堅決不同意,這件事最終被壓下來了?!拔幕蟾锩苯Y束后,鄧穎超才被推舉走上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對此,鄧穎超從無怨言。她說:“恩來這樣做,我很理解。那時不讓我上是對的。如果恩來在的話,他一定不會讓我擔任副委員長的?!?/p>

作為總理的親密愛人,鄧穎超不僅在職務安排上受到限制,很多時候在級別待遇上也壓低了。

1952年,國家在公職人員中推行工資制。當時,工資定級標準主要依據參加革命的時間和職務高低。根據政策規定,鄧穎超完全可以定為行政3級或4級。但她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只要求給自己定行政5級。而為了給身邊工作人員做表率,周恩來又拿鄧穎超“開刀”,勸她向中央打報告,要求再降1級,把工資級別定為6級。鄧穎超后來回憶說:“定工資時,蔡暢大姐定為3級,我按部級也該定5級,可報到他那里給劃6級?!?/p>

1959年是新生的共和國第一個十年大慶。中央決定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慶典和閱兵式,黨和國家領導人、來自80多個國家的貴賓屆時將登上天安門,一起檢閱部隊和70萬人游行隊伍。在這個萬眾矚目的歷史時刻,能登上天安門躋身觀禮人員之列,是莫大的榮耀。但周恩來沒有給鄧穎超這個機會,她已經上了國慶10周年“天安門城樓觀禮人員的名單”,結果“名字又給劃掉了”。

周恩來與鄧穎超

周恩來長期兼任外交部部長,分管外事工作,是出國訪問頻率最高、到訪國家最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攜夫人出訪這一國際慣例逐步認同,但周恩來始終沒有這樣做。鄧穎超則任勞任怨地履行份內職責,常常用楓葉、海棠和書信陪伴周恩來遠行。即使在國內從事外交活動,周恩來也很少安排鄧穎超與之結伴行動,把那些“風光”的出場、出鏡機會留給他人。

改革開放后,鄧穎超有更多機會現身國際舞臺。她成功出訪亞歐八個國家和歐洲議會,被長期“埋沒”的外交才華得到了充分展示,為中國實現歷史轉折中的外交新突破作出了貢獻。

鄧穎超談起“因為我是他的妻子,他一直壓低我”的情況時,曾十分坦然地表示:“我做了名人之妻,有時也要受點委屈嘛!”

“我對保密也已成習慣”

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是周恩來與鄧穎超并肩戰斗幾十年所一貫堅持的黨性原則。任何時候,他們都把職業分工與家庭生活的關系分得非常清楚,把夫妻感情與黨的原則的界限分得非常清楚。周恩來自投身革命后,長期處于黨的核心領導層,無論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都掌握著大量的黨內重要機密,事關對敵斗爭和內政外交的重大部署。對與鄧穎超工作無關的黨內機密,周恩來堅決做到滴水不漏、守口如瓶。鄧穎超則以高度的政治自覺,嚴肅對待保密問題,進退、行止有度。她明確表示:“越是負責的黨員,越應該以身作則,越應該自覺遵守紀律,嚴守黨的機密?!辈⒏嬲]自己:“你不應該說的事,不要說;你不應該問的事,不要問;你不應該看的文件,不要看。這是黨的利益的需要?!?/p>

嚴守保密紀律的經歷經常浮現在鄧穎超的腦海中,讓她始終不改初心?!岸鱽硗竞臀胰朦h的時間不同,地點各異,建黨初期也沒有一個地方共同工作,所以那時我們誰也不知道誰是什么時候入黨的。我們在通信中間,從來沒有提起過黨的紀律不許說的事情。直到他回國后,經過組織的溝通,我們彼此才知道都是黨員了?!彼囊欢锤锩兒?,“黨中央研究了當時的局勢,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擊,并決定派恩來同志擔任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到南昌去領導這次起義。7月17日,要離開武漢的時候,在晚飯前才告訴我,他當晚就要動身去九江。去干什么,待多久,什么也沒有講。我對保密也已成習慣,什么也沒有問。后來還是看了國民黨的報紙,才知道發生了南昌起義”。

1964年9月,為了絕對保守原子彈試驗的秘密,周恩來召集負責試驗有關人員會議,規定了嚴格的保密紀律,強調指出:“保密問題,不能假手許多人?!薄跋M銈儗依锶艘膊灰f,不要一高興就說出去。鄧穎超同志是老黨員、中央委員,不該說的我不向她說,任何人不該知道的不要知道?!痹訌棻ǔ晒Φ南⒐己?,鄧穎超看到報紙上的報道,才知道周恩來他們日夜操勞的是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

周恩來對日常的保密工作也十分重視,辦公室和保險柜的兩把鑰匙幾乎24小時不離身,平時他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覺時就壓在枕頭底下,只有出國時才交給鄧穎超保管。平時保險柜里的東西都是他親自取放,至于里面放的什么,鄧穎超都不知道。周恩來出國歸來,鄧穎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交鑰匙。

1975年底,在周恩來生命彌留之際,他們談論的仍然是如何嚴于律己,遵守組織決定,如何為人民、為后代造福。至于他們認為不應該談論的“心里話”,始終沒有講起。周恩來對鄧穎超說:“我肚子里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编嚪f超回答說:“我肚里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碑敃r雙方都知道最后的訣別不久就會殘酷無情地出現在他們的面前,然而他們把沒有說的話永遠地埋藏在心底了。

“我是中南海的一個家庭婦女”

“文化大革命”中,國民經濟混亂,社會局勢動蕩,一大批老干部、民主人士受到迫害。在艱難歲月,周恩來面對重重壓力,忍辱負重,苦撐危局。此時鄧穎超也處于困境之中。正如她后來所說:“十年‘文化革命我是靠邊站的,工作上像‘逍遙派,但我們的現實生活并不逍遙,而是極其緊張復雜的?!?/p>

面對險象環生、危機四伏的局勢,鄧穎超選擇了深居簡出,做一個“遠離”政治漩渦的“家庭婦女”。面對來京串聯的紅衛兵,她曾坦率地說:“我是中南海的一個家庭婦女?!痹谑陝觼y期間,鄧穎超嚴格實行“三不主義”,即不會客、不寫信、不出門看人,以免橫生枝節。她后來曾經這樣對原在西花廳工作過的同志及部分親屬講過:“十年‘文化革命,我與世隔絕。雖然咱們同住一個城市,甚至住在附近的幾條街,但如同隔山,天涯海角,彼此見不著面?!?p>

鄧穎超在工作

作為一位杰出的革命家、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鄧穎超被迫遠離政治舞臺、淡出社會活動,她當時受壓抑的窘困心境是可想而知的。但她非常理解周恩來的苦衷,以犧牲個人名利為代價,全身心地擔當“賢內助”的角色,“保證恩來同志的安全、健康”,“在政治上愛護恩來同志”。思想上的痛苦和體力上的透支,使周恩來的身體每況愈下。鄧穎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時常用留便條的方式提醒:“斗爭還是長期的”,“不宜大意”,“應善自為之”。不得已,她還以“文化大革命”特有的方式—支持秘書們寫大字報強迫他休息。就這樣,鄧穎超陪伴周恩來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光。

“我死后,骨灰也要撒掉”

周恩來是黨內提倡死后火化的最早倡導者之一。早在1956年,他就在一份死后自愿火化的倡議書上簽過字。當周恩來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時,一再叮囑鄧穎超,“死后不要保留我的骨灰”,“喪儀一定要從簡”,“一定不要搞特殊化”。遵守周恩來的遺愿,遺體火化后,沒有保留,骨灰撒到了祖國的江河大地。鄧穎超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死后,骨灰也要撒掉,由我所在的黨支部負責,能不能叫我革這場命,還要靠你們去完成?!?/p>

自從周恩來去世后,鄧穎超開始考慮自己的身后問題。1978年7月1日,她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今天為了慶祝黨的生日,我要給黨中央寫一封信,就是對自己后事的安排?!边@份遺囑共有五條,第二條就是“骨灰不保留,撒掉,這是在1956年決定實行火葬后,我與周恩來同志約定的”。1982年,鄧穎超又把這份遺囑拿出來細看,然后認真地重抄了一遍,同時根據當時的情況,就房舍、故居的處理以及周恩來親屬、晚輩的從嚴要求問題補充了兩條,重申了周恩來生前的一貫主張和自己的態度。1982年,鄧穎超身體一直不太好。她在留下第一份可供公布的遺囑后,又寫下交辦身后具體事宜的第二份“遺囑”,六個經辦人一一點到,七項具體事宜一一交代。兩份遺囑,是一份托付,更是一面鏡子,彰顯了一位老共產黨員的高尚情操。作家臧克家讀了她的遺言,感慨萬千,動情地說:“字句雖少,但她的人格、品格,可以此中尋了。它是最動人、最樸素、最概要、最傳神的自我寫照?!?p>

鄧穎超同志遺囑

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病逝。身邊工作人員按照她生前的要求,給她穿上了一套60年代做的經過縫補的黑色西裝,這是她16年前送別周恩來時穿的服裝。盡管時間長了,已經舊了、破了,但她喜歡這套合身的西裝,不愿意無謂的浪費。

7月18日,鄧穎超“回到”自己的第二故鄉天津,在“新海門”號輪船的汽笛長鳴聲中,一抔抔骨灰伴著月季花瓣被撒向海河,隨著滾滾浪濤奔向大海深處。(責任編輯?崔立仁)

作者: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會理事,江蘇省周恩來研究會常務理事,淮安市周恩來鄧穎超研究會副會長,周恩來紀念館原館長、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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