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PSIRM 模型的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時空特征及障礙因素

呂添貴,邱蓉,趙巧,李銳,陳安瑩,肖佳

(1.江西財經大學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南昌 330013;2.江西省科技事務中心,南昌 330046)

城市群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構建其生態安全屏障是實現區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隨著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土地利用覆被變化所產生的城市污水排放、空氣污染、水土流失等問題,對區域生態資源環境產生巨大壓力,導致城市群生態安全問題日漸突出[1-2]。為應對城市群區域生態安全,中央政府先后推動城市群生態綠色一體化生態文明建設,以響應城市群與生態環境間協同發展關系[3-4]。為此,如何科學合理評價城市群生態安全狀態,已成為城市群生態安全屏障建設的研究熱點之一。

圍繞生態安全評價主題,學者們從不同角度開展諸多探討。在概念內涵上,強調生態系統的健康和完整程度[5];在研究尺度上,以國域、省市域、流域生態以及特定景觀生態系統為研究范圍;在研究視角上,由單一要素向“自然環境-社會經濟”為整體要素轉變;在理論分析框架層面,包含PSR,SPSIR,DPSIR等體現因果關系的模型[6]。由于生態環境問題的空間關聯性、復雜性與差異性,有關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與測算方法尚未統一,主要有綜合評價法、生態足跡法和景觀格局分析法等[7-8];在時空格局研究上,多采用探索性時空數據分析方法實現時間與空間的良性耦合[9];在影響因素方面,主要聚焦遺傳算法投影尋蹤模型、障礙度模型、OLS 模型及GWR 模型等[6,10]。綜上,已有研究為確定區域生態安全評價尺度、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等提供了理論借鑒,為后續研究奠定良好基礎。近年來,生態安全研究主題逐漸深化,研究單元由宏觀轉為中觀和微觀,多聚焦于區域生態安全的時空格局,而對區域發展至成熟階段的空間組織形式的城市群研究相對較少;在理論框架方面,由于缺少因果鏈條之間協調管理部分,而使整體系統聯動性較低。長江中游城市群作為長江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區域發展格局中扮演重要作用,亟需解決生態價值高和生態問題頻發之間的矛盾[11]。鑒于此,本研究以長江中游城市群31個市級行政單元為研究對象,基于DPSIRM 模型構建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評價體系并揭示其時空演化格局,采用障礙度模型識別其生態安全障礙因素和提出相應提升路徑,旨在為其他城市群與生態環境協同發展提供借鑒參考。

1 研究區概況與研究框架

1.1 研究區概況

長江中游城市群位于北緯26°03′—32°38′,東經110°45′—118°21′,是以環鄱陽湖城市群、環長株潭城市群、武漢城市圈為主體形成的中部地區特大城市群,跨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共包括31個城市,國土面積約32.6萬km2。作為長江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戰略定位是成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生態型城市群,研究區域涵蓋“一江兩湖”,區域濕地資源和動植物資源豐富,也是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區。然而,作為贛鄂湘三省的人口聚集區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的重點地區,近年來伴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迅速發展,由于重化工業污染的過度排放和資源低效粗放利用導致了水土流失等系列環境問題。而這些已成為遏制長江中游城市群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欣喜的是,2022年國家發改委公布《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十四五”實施方案》,提出生態優先和綠色發展原則,強調推動綠色低碳轉型,共同筑牢區域生態安全屏障[12]。為此,如何評價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時空演變特征并診斷其影響因素,并將豐富生態價值轉化為發展優勢,已成為構建其生態安全格局的必然選擇。

1.2 研究框架

在“十四五”時期,從國家層面推進長江經濟帶全域生態環境保護和全面綠色轉型,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帶來戰略機遇。而“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管理”(driving force-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management,DPSIRM)模型,強調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各系統間“因果”聯系,適用于水資源安全、湖泊生態系統健康和人居環境安全等,契合生態安全治理特征[13-14]。由于傳統上DPSIR模型中將社會預防、適應或改善措施均納入為響應模塊,無法充分凸顯政府在改善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而在DPSIRM 模型中將政府采取的干預和恢復措施,單獨作為管理模塊鏈條因果關系,能夠更加突出自然環境、資源與人類活動的耦合協同作用,保障管理區域生態系統健康和系統完整性[15]。為此,本研究將生態系統驅動因素(D)分為人口、經濟和社會發展三部分。其中,在驅動力作用下,對生態系統產生生態資源壓力和生態環境壓力(P),而在壓力作用下導致植被覆蓋、水質污染和土地利用等生態狀態改變(S),進而對生態系統內人類安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方面造成影響(I)。此外,為應對生態安全狀態變化以及生態系統的改變影響,需要在經濟對策和技術治理方面做出響應(R),在此基礎上,基于組織制度建設和生態修復政策對其進行綜合治理(M)。鑒于此,基于DPSIRM 模型形成了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循環模式。

2 指標選取與研究方法

2.1 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2.1.1 評價指標選取 在參考生態安全評價已有研究基礎上[16-17],結合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環境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現狀特征,基于DPSIRM 模型的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綜合考慮科學性和數據可獲性,共選取評價因子(表1)。

表1 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評價因子及其權重Table 1 Ecological safety assessment factors and their weights for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1)驅動力因子。體現為人口社會經濟因素共同作用區域生態安全水平。其中人口密度表征人口驅動;城鎮化率表征社會驅動;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表征經濟驅動,反映經濟結構以農業經濟為主轉向以工業經濟為支撐的程度[18]。

(2)壓力因子。體現為人類行為活動作用于生態環境壓力,體現為生態資源壓力和生態環境壓力。其中,人均水資源量、單位GDP能耗表征對生態資源產生供給與需求矛盾壓力;工業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單位耕地面積化肥使用量,表征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污染壓力。

(3)狀態因子。體現為植被覆蓋、土質污染和土地利用層面的區域資源環境狀態。其中,森林覆蓋率表征生態系統植被覆蓋狀態;城市污水排放量表征生產生活對水質造成污染狀態;城市建設用地面積比重表征人類社會土地利用狀態。

(4)影響因子。體現區域生態安全水平產生的影響分為對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和社會進步影響。其中人均GDP表征在生活水平方面的經濟發展影響;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指數表征在產業結構方面影響;綠地與廣場用地面積表征在用地安排的社會空間進步影響。

(5)響應因子。體現為區域生態安全受到威脅的應對措施,包含經濟對策和技術治理兩部分。其中固定資產投資促進資源利用和產出效率的可持續提升,表征經濟對策方面響應措施;污水處理率和生活垃圾無害處理率,表征技術治理方面的響應措施。

(6)管理因子。表征政府為了減少人類活動對區域生態造成的破壞,而主動采取的干預和恢復措施,包含制度建設和生態修復兩方面。其中。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教育支出間接促進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表征生態環境保護的制度建設;水土流失治理面積和建成區綠化覆蓋度,體現政府推動區域生態系統治理,表征減小人類行為影響的生態修復過程。

2.1.2 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的社會經濟數據和水資源數據主要來源于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三省的《統計年鑒(2007—2021 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7—2021年)》[19]、三省各地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7—2021 年)》《水資源公報(2007—2021年)》等。此外,部分缺失數據采用綜合評估,根據相鄰年份的數據計算獲取。同時基于數據的統一性和可獲性,對于長江中游城市群內的撫州市、吉安市的部分縣(區),采用撫州市和吉安市全域數據作為統計口徑。

2.2 研究方法

2.2.1 生態安全評價指標權重確定 區域生態系統是一個復雜體系,故本研究采用組合賦權法,結合主客觀方法共同確定指標權重,可更科學地評價其生態安全水平[20]。其中,運用層次分析法進行生態安全主觀解析,并判斷各指標相對權重。而生態安全客觀賦權方法則采用熵權法,修正主觀認知的不準確性,依據各指標信息熵的多少更客觀地反映各個指標在評價中的重要性,以此確定權重大小[21]?；谥骺陀^賦權方法同等重要,通過平均加權計算得出最終綜合權重(表1)。

(1)數據極差標準化處理。本文對研究區的n個市m個評價指標構成的原始矩陣X運用極差標準化法進行處理,公式如下:

正向指標:

負向指標:

由此得到標準化數據rij,并構成標準化矩陣R={rij)m×n。

(2)定義熵以及熵權。本文將第i個評價指標定義熵Pi定義為:

其中,當fij=0,則fijlnfij=0,

即可確定第i個指標的定義熵權Wi為:

(3)組合賦值法確定生態安全評價指標權重。根據標準化值和指標層的組合權重進行加權求和,計算得出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評價值,其計算公式為:

式中:E為綜合評價值;rij為第i個指標的標準值;Nj為第j個指標的組合權重;n為指標個數,本文取n=19。

2.2.2 生態安全劃分標準 參考借鑒生態安全劃分標準[22-23],并結合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實際狀況,采用等距法將研究區生態安全評價值劃分為5個等級,即為不安全(Ⅰ)、較不安全(Ⅱ)、臨界安全(Ⅲ)、基本安全(Ⅳ)和安全(Ⅴ),其中,生態安全評價值越接近于1,表示該區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越好,即生態安全水平越高;反之越接近于0,則表示越差(表2)。

表2 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評價等級Table 2 Ecological security assessment level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2.2.3 空間自相關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是揭示不同區域數據的結構性和規律性的數據分析方法。其中,全局自相關分析能反映區域內研究對象的總聯系程度和空間關聯格局,通過Moran′sI指數反映該變量樣本在區域空間內的時空演變規律,計算公式為:

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能表現某研究單元與鄰近空間地域單元空間特征的相關程度,反映其局部區域空間集聚特征。公式如下:

式中:Z為研究區域空間單元屬性值的標準處理形式。指數值為正表示研究單元i與其相鄰空間單元屬性值之間空間差異性小;反之,則表示存在較大差異。

2.2.4 障礙因素診斷模型 通過障礙度模型對各因素進行診斷分析,主要依據因子貢獻度(Mi),指標偏離度(Si)和障礙度(Ni)3個指標確定障礙度大小并進行排序。在此基礎上,比較各因子的主次關系,以及對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狀況提升的阻礙程度,尋找制約研究區生態安全的主要障礙因素,并提出生態應對策略[24-25]。

式中:Ni為指標障礙度;Mi為指標貢獻度,值為第i項指標綜合權重;Si為指標偏離度;Xi為第i項指標歸一化值,其中Si=1-Xi。

3 結果與分析

3.1 生態安全時空演變

3.1.1 生態安全時序變化特征 由表3可知,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得分從2006年的0.353 5增長到了2020年的0.519 8,年均增長0.011 9,均值呈穩步上升態勢。其中,2011—2017年,生態安全評價值增加最快,年平均增加值達到0.014 2。然而,江西省10市在2011年,湖南省8市在2013年、2018年出現小幅降低并未出現持續下降狀態。相應的是,2006—2020年長江中游城市群31個城市生態安全等級均實現了從較不安全(Ⅱ)等級到臨界安全(Ⅲ)等級的提升。從2006年僅有撫州、吉安、宜春和宜春,共4個城市達到臨界安全(Ⅲ)等級,提升到在2020年有九江、吉安、上饒、武漢、宜昌和長沙,共6個市達到了生態安全評價值0.6 以上,即達到基本安全(Ⅳ)等級。其中長沙市在2016年最先達到基本安全(Ⅳ)等級,且成為研究期內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評價值最高的城市。

表3 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評價值(2006-2020年)Table 3 Ecological safety assessment valu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2006-2020)

3.1.2 生態安全空間變化特征 為了更加直觀展示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水平時空動態演化過程,選取2006年、2013年和2020年為典型年份,分析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水平空間分布格局(圖1)。

圖1 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水平典型年份空間分布格局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ecological security level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由圖1可知,研究區內部各地市在生態安全空間上存在差異,其中,江西省10市的總體生態安全評價等級高于湖北13市和湖南8市?？傮w而言,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水平較低,其中多處于臨界安全等級(Ⅲ),距離整體達到基本安全等級(Ⅳ)狀態仍有較大差距,還需較長時間提升至安全狀態等級(Ⅳ)。

(1)在2006年,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等級普遍為較不安全等級(Ⅱ),僅有江西省宜春市、撫州市、吉安市和湖北省的宜昌市為臨界安全等級(Ⅲ)。究其原因,2006年正處于城鎮化和工業化高速發展時期,忽視了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帶來的生態污染和破壞,暴露出來一系列生態安全相關的問題。表明生態安全水平普遍不高,有較大提升空間。

(2)在2013年,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等級大多轉為臨界安全等級(Ⅲ),仍有江西省的鷹潭市、湖北省的荊州市、天門市、潛江市、仙桃市、孝感市、鄂州市、黃石市和湖南省的湘潭市為較不安全等級(Ⅱ)。究其原因,面對資源約束趨緊和生態系統退化日益嚴峻形勢,江西省、湖北省和湖南省積極響應“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決策,形成了長株潭城市群循環經濟試驗區、武漢都市圈和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等綠色發展綠色循環低碳戰略,有效提升了區域生態安全水平。

(3)在2020年,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等級為臨界安全等級(Ⅲ),已無地市為較不安全等級(Ⅱ),其中有江西省的九江市、上饒市、吉安市和湖北省的武漢市、宜昌市和湖南省的長沙市已經上升為基本安全等級(Ⅳ)。究其原因,武漢市和長沙市作為省會城市,固定資產投資額和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教育支出相對其他城市較高,且單位GDP 能耗受產業結構轉移升級影響逐年降低,使之生態安全水平得到進一步提升。

3.2 生態安全空間相關性

為進一步揭示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水平空間關聯性,借助Geoda軟件,運用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方法,對研究區生態安全水平進行全局自相關分析和局部自相關分析。

3.2.1 全局自相關分析 基于Geoda軟件進行全局自相關分析,測度全局空間相關系數Global Moran′sI(表4)。結果表明,Global Moran′sI指數值介于0.035～0.214波動變化,且大多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水平存在空間自相關性,但呈“隨機—聚集”兩種狀態變化。2020年Moran′sI值呈降低趨勢,是15 a內的最低值,空間相關性與之前相比有所減弱。究其原因,2020年是污染防治關鍵年份,區域內多個城市生態安全水平進一步提升,縮小了與生態安全高值區的差距,尚未形成顯著正相關,表明生態安全高值區的輻射帶動作用仍需加強。

表4 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水平Global Moran's I 指數Table 4 Global Moran's I index of ecological security level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3.2.2 局部自相關分析 由于Moran′sI指數無法揭示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水平的局部空間自相關特征,引入Local Moran值來研究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水平的局部空間自相關分布格局。為此,選擇2006年、2013年和2020年典型年份進行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得到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水平的LISA 集聚圖(圖2)。

圖2 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水平LISAFig.2 LISA chart of ecological security level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1)整體特征。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水平具有空間集聚效應,其中,高—高聚集區(HH)大多位于江西省域中部,這些區域城市降水充沛,擁有豐富的水資源和森林覆蓋率高,自然保護區眾多且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能夠產生正向空間溢出效應。低—低聚集區(LL)則位于湖北省的中部地區,該類型地區自然環境條件較差,主要體現在年均降水較少且森林覆蓋率較低,但人口密度大,尤其是環境友好型發展驅動力相對匱乏。而武漢和周邊城市多為高—低集聚區(HL),萍鄉市和新余市常為低—高聚集區(LH),表明空間上存在兩極分化現象。究其原因,武漢市作為湖北省會城市,經濟基礎較雄厚和科技實力相對領先,以此積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以及支持集約節能減排工作的進行;而萍鄉和新余市存在礦山開采破壞的歷史生態問題,且受社會經濟條件制約,生態整治和修復工作滯后。而湖南省域生態安全水平集聚效應一直呈不顯著特征,表明其他地區的空間帶動效應作用不明顯。

(2)局部特征。在2006年,江西省的撫州市、鷹潭市和湖北省的襄陽市為高—高聚集區(H H)。其中撫州和鷹潭市靠近武夷山脈,森林覆蓋率較高;襄陽市則位于長江最大支流漢江中游,水資源充沛和河流、庫塘眾多;該類型區域生態系統基礎普遍較好,有較強環境凈化能力。除了自然因素先天優勢,該區域地市政府不斷加大生態文明建設力度,建立了流域水生態補償機制和重點生態功能區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同時將降污減排和節能降耗完成情況納入到地方發展綜合評價體系,這些因素共同促進了區域生態安全水平達到區域較高水平且具有良好擴散效應,持續帶動周邊區域提升生態安全狀態。而相應的是,湖北省的武漢市和仙桃市為低—低聚集區(LL)。

在2013年,高—高聚集區(HH)城市減少為江西省的宜春市。低—低聚集區(LL)增加為湖北省的4個城市,包括荊門市、潛江市、仙桃市和天門市。究其原因,該類型受到傳統的資源開發模式影響,如荊門市粗放開發挖掘石料資源,使生態受到了較大影響。此外,隨著武漢市污染產業轉移承接,但未獲得合理的生態環境補償。而武漢市則逐漸實現產業的綠色轉型升級,由低—低聚集區(LL)轉變為高—低聚集區(HL)?？梢?從粗放低效發展模式轉變為集約綠色是區域生態安全水平提升重要方向。

在2020年,江西省撫州市由不顯著再次成為高—高聚集區(HH)。南昌市由低—高聚集區(LH)轉為高—高聚集區(HH)。究其原因,作為江西省省會城市,南昌市工業水平相對較高,尤其體現在工業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城市污水排放量指標上,與周邊城市生態安全水平存在明顯空間差異,通過采用循環利用技術以及和提升環境污染治理力度,如降低單位GDP能耗、提高建成區綠化覆蓋度等舉措,極大提升了區域生態安全水平,低—高集聚現象消失,轉而成為高—高聚集區(H H)。低—低聚集區(LL)仍為湖北省四市。

3.3 生態安全障礙度診斷

3.3.1 因素層障礙度診斷 由表5可知,2006—2020年長江中游城市群的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和管理障礙度均值分為8.46%,18.17%,6.37%,22.09%,17.80%,27.11%。由此可知,研究區生態安全因素層指標障礙度的綜合排序為:管理因素＞影響因素＞壓力因素＞響應因素＞驅動力因素＞狀態因素。研究期間,6個子系統對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水平障礙度存在差異變化。其中驅動力子系統、狀態子系統障礙度持續上升;響應子系統障礙度則呈連續下降趨勢,從2006年21.14%下降至2020年的15.66%;而壓力子系統、影響子系統和管理子系統障礙度有小幅上下波動,但總體變化相對平穩。

表5 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因素層障礙度演變(2006-2020年)Table 5 Evolution of ecological security factor layer barrier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2006-2020)

3.3.2 指標層障礙度診斷 為進一步分析指標層的影響程度,選擇2006年、2013年、2020年作為典型年份,對指標層各因素障礙度進行大小排序(表6)。由結果可知,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人均水資源量、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教育支出、綠地與廣場用地面積、水土流失治理面積、人均GDP 以及城鎮建設用地面積比重是影響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的主要障礙因素。其中,一是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人均水資源障礙度一直位列前列;其次,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教育支出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積障礙度居高不下;三是綠地與廣場用地面積和人均GDP障礙度排名較靠前。研究發現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人均水資源量和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教育支出將穩定成為影響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的首要因素。對比分析發現,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表明投資力度不足對生態安全水平起抑制作用,未來應加大投入環境治理和保護力度;其次,人均水資源表示水資源的豐寡對其生態環境具有顯著影響;人均GDP障礙度連續下降,表明生活水平方面經濟發展影響有所改善,綠地與廣場用地面積障礙度排序靠前,表示在國土空間規劃布局方面的社會空間進步影響仍有較大改善空間。

表6 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障礙度及其排序Table 6 Obstacles and ranking of ecological security assessment indicators for urban agglomeration in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3.4 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水平提升路徑

結合研究區生態安全障礙度診斷結果及其發展趨勢,要提升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水平,優化其空間格局,未來還應從經濟對策響應、生態資源有效利用以及生態制度建設管理方面加以完善。

3.4.1 強化固定資產投資引領響應,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是抑制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水平提升的首要障礙因素,一方面支持景德鎮市、鄂州市、益陽市等固定資產投入較低城市發展,可以維持因折舊和技術落后而淘汰的生產力,另一方面重視長沙制造業、武漢空間數據產業和南昌VR 數字產業等城市自身的特色產業和優勢產業,尤其是實現綠色產業的融入,以固定資產投資促循環、低碳和綠色經濟發展,直接提高未來社會財富的創造潛力,進而提升區域生態安全產出水平。

3.4.2 重視水資源綜合開發利用,提升全要素資源環境績效 長江中游城市群匯集多個水系,將生態價值與生態安全緊密結合是促進區域城市群生態安全水平的有效路徑。一是基于洞庭湖、鄱陽湖以及東湖等水資源本底,節約集約利用資源是保護生態環境、提高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二是降低區域城鎮化與工業降低污染物排放,結合亞熱帶季風氣候下降水年際變化特征,在武漢市、長沙市和南昌市著力打造長江中游城市群濕地、山林等生態資源共同體,以帶動全域實現山水林田湖草沙高效利用。

3.4.3 提高生態安全預算支出,推進生態系統公眾參與治理 長江中游城市群的萍鄉市、衡陽市、婁底市等地區生態安全管理水平受到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教育支出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積等因素綜合影響。一是積極發揮長江中游地方政府生態安全監管職能,在水土流失問題嚴重地區加大長江中游生態治理項目投入,并且強化污染整治力度;二是加大以生態文明為核心的生態安全教育宣傳支出,提升公眾生態文明意識,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實現生態文明治理的公眾參與。

4 結論

(1)2006—2020 年,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水平從2006年0.353 5增長到2020年0.519 8,年均增0.011 9,生態安全評價水平呈穩步上升態勢,其生態安全等級實現了從較不安全(Ⅱ)等級到臨界安全(Ⅲ)等級的提升。但區域內地市生態安全等級差距明顯,多處于臨界安全等級(Ⅱ),距離全面達到基本安全等級(Ⅲ)狀態仍有較大差距。

(2)從空間演變規律來看,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水平存正空間自相關性,Global Moran′sI指數值介于0.035～0.214,且大多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高—高聚集區(HH)大多位于江西省域的中部,而低—低聚集區(LL)都位于湖北省的中部地區。

(3)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的障礙因素綜合排序為管理因素＞影響因素＞壓力因素＞響應因素＞驅動力因素＞狀態因素。其中,生態安全水平受到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人均水資源量、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教育支出、綠地與廣場用地面積、水土流失治理面積、人均GDP和城鎮建設用地面積綜合影響。

(4)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安全應從固定資產投資引領響應、生態資源合理有效利用以及推進生態系統公眾參與治理方面加以完善,以構建區域生態安全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