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稅務籌劃的影響

姜英兵 李星辰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稅收政策對引導企業去產能、去庫存,促進產業優化升級,降低企業成本具有更直接的作用。稅務籌劃指企業在法律“允許”或“非不允許”的范圍內對涉稅事項進行旨在實現稅負最小化、稅收利益最大化的謀劃或安排(1)蓋地、梁虎:《契約理論視角下的企業稅務籌劃——基于企業和利益相關者之間契約關系的分析》,《審計與經濟研究》2011年第2期。。為了更好地發揮稅收政策的引導作用,需要了解影響企業稅務籌劃的因素,使財稅改革更具針對性。2020年,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供應鏈是保障經濟雙循環暢通的關鍵(2)王靜:《產業鏈供應鏈“逆卷化”研究》,《上海經濟研究》2021年第7期。。企業進行稅務籌劃需要供應商、客戶的協助,供應鏈集中度會影響企業與供應商、客戶之間的博弈力量對比,進而影響供應商、客戶對企業稅務籌劃的配合程度。在上述制度背景下,考察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稅務籌劃的影響及作用機制,促成了本文的研究動機之一。

供應鏈集中度受市場機制及要素市場的限制,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供應鏈博弈優勢、稅務籌劃動機等方面存在差異。上述領域已有研究中關于產權異質性的分析主要關注不同產權性質的控股股東產生的影響,而鮮見考察參股股東的作用(3)文中“參股股東”是指處于非控股地位的股東,與其他文獻中的“非控股股東”或“其他大股東”同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支持不同所有制資本混合持股和參股。在進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過程中,異質性參股股東是通過“資源效應”為企業與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的博弈帶來優勢使其配合稅務籌劃,從而分享節稅收益;還是通過“治理效應”以更好地監督控股股東從而抑制企業與供應鏈上下游企業間的稅務籌劃合作?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促成了本文的研究動機之二。

關于稅務籌劃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分為宏觀政策層面和微觀企業層面。宏觀層面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稅收征管(4)Atwood T.J.,Drake M.S.,and Myers J.N.,et al.,“Home Country Tax System Characteristics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International Evidence,”in The Accounting Review,Vol.87,No.6(2012),pp.1831-1860;蔡宏標、饒品貴:《機構投資者、稅收征管與企業避稅》,《會計研究》2015年第10期。、地方稅收政策(5)吳聯生、李辰:《“先征后返”、公司稅負與稅收政策的有效性》,《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外部金融環境(6)劉行、葉康濤:《金融發展、產權與企業稅負》,《管理世界》2014年第3期。等。微觀層面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公司規模(7)王延明:《上市公司所得稅負擔研究——來自規模、地區和行業的經驗證據》,《管理世界》2003年第1期。、盈利能力(8)吳聯生:《國有股權、稅收優惠與公司稅負》,《經濟研究》2009年第10期。、股權風險(9)Rego S.O.and Wilson R.J.,“Equity Risk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 in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Vol.50,No.3(2012),pp.775-810.、所有權結構(10)Richardson G.,Wang B.,and Zhang X.,“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Evidence from Publicly Listed Private Firms in China,”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Vol.12,No.2(2016),pp.141-158.、管理層激勵(11)劉華、劉江、張天敏:《管理層股權激勵與企業避稅關聯關系的實證分析》,《涉外稅務》2010年第12期。、高管特征(12)李維安、徐業坤:《政治身份的避稅效應》,《金融研究》2013年第3期;Hsieh T.,Wang Z.,and Demirkan S.,“Overconfidence and Tax Avoidance:The Role of CEO and CFO Interaction,” in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Vol.37,No.3(2016),pp.241-253.等。鮮有文獻關注供應鏈層面因素對稅務籌劃的影響,且對稅務籌劃的考察多基于所得稅籌劃。以增值稅為代表的間接稅也是企業稅負的主要組成部分,有必要將間接稅也納入企業稅務籌劃的考慮范圍之內。

對供應鏈集中度經濟后果的研究,主要涉及供應鏈集中度對現金持有量(13)王雄元、高開娟:《客戶集中度與公司債二級市場信用利差》,《金融研究》2017年第1期。、企業績效(14)王雄元、彭旋、王鵬:《貨幣政策、穩定客戶關系與強勢買方商業信用》,《財務研究》2015年第6期。、融資決策(15)Dhaliwal D.S.,Judd J.S.,and Serfling M.,et al.,“Customer Concentration Risk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in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Vol.61,No.1(2016),pp.23-48.、盈余管理(16)張勇:《供應鏈關系型交易會誘發企業分類轉移盈余管理行為嗎?》,《證券市場導報》2017年第7期。、會計穩健性(17)方紅星、張勇、王平:《法制環境、供應鏈集中度與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會計研究》2017年第7期。和創新(18)Zhou B.,Li Y.,and Huang S.,et al.,“Customer Concentration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Effects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Managers’Expectation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in Sustainability,Vol.11,No.10(2019),pp.1-19.等的影響,且多著眼于客戶集中度,較少關注供應商集中度。

關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實證研究,主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探討非國有資本參股國有企業的經濟后果。宏觀層面,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減輕國有企業負擔,為國有企業發展提供更加優良的環境(19)張輝、黃昊、閆強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性負擔與國有企業績效——基于1999—2007年工業企業數據庫的實證研究》,《經濟學家》2016年第9期。。微觀層面,主要考察混合所有制對企業代理問題(20)盧建詞、姜廣省:《混合所有制與國有企業現金股利分配》,《經濟管理》2018年第2期。、經營效率(21)劉曄、張訓常、藍曉燕:《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基于PSM-DID方法的實證研究》,《財政研究》2016年第10期。、創新(22)李文貴、余明桂:《民營化企業的股權結構與企業創新》,《管理世界》2015年第4期。和經營業績(23)郝陽、龔六堂:《國有、民營混合參股與公司績效改進》,《經濟研究》2017年第3期。等方面的影響。鮮有文獻關注混合所有制改革對供應鏈集中度和稅務籌劃的影響,并且較少關注國有資本參股非國有企業的經濟后果。

綜上,本文可能的貢獻和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基于供應鏈集中度的視角考察包括增值稅在內的稅務籌劃,豐富了稅務籌劃影響因素研究。其次,考察供應商集中度和客戶集中度對稅務籌劃的影響,完善了現有相關研究。最后,全面探究國有資本參股非國企和非國有資本參股國企對供應鏈集中度影響稅務籌劃的調節效應,從而將關于混合所有制經濟后果的研究拓展到完整的供應鏈和企業稅務籌劃層面。

二、理論分析

根據交易成本理論,為了降低與供應商、客戶間的交易成本,與少數幾個重要供應商、客戶保持長期穩定的交易關系成為企業提升互信水平、防范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行為的博弈結果(24)代彬、彭程、劉星:《關系型交易、控制權配置與公司稅收規避》,《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但是,過于依賴少數重要供應商、客戶也為企業的持續經營帶來風險。當重要供應商、客戶中止履行合同或宣告破產等情況出現,將對企業的預期現金流量和持續經營能力產生負面沖擊。當企業意識到重要供應商、客戶對自身資金鏈安全構成威脅時,會強化將現金作為風險管理工具的功能(25)Bates T.W.,Kahle K.M.,and Stulz R.,“Why Do U.S.Firms Hold So Much More Cash than They Used To?” in The Journal of Finance,Vol.64,No.5(2009),pp.1985-2021.。財務危機概率較高的企業更有動機通過激進的稅務籌劃策略提高自身的盈余(26)Noga T.J.,and Schnader A.L.,“Book-Tax Differences as an Indicator of Financial Distress,” in Accounting Horizons,Vol.27,No.3(2013),pp.469-489.。因此,供應鏈集中度高的企業會有動機通過稅務籌劃方式增加現金持有量以應對高供應鏈集中度帶來的現金流風險和財務風險。

為了與主要供應商、客戶維持長期穩定的交易關系,企業與供應鏈成員企業之間會相互進行專用性投資,使其資產專用性程度升高(27)李增泉:《關系型交易的會計治理——關于中國會計研究國際化的范式探析》,《財經研究》2017年第2期。。但當供應鏈集中度過高時,企業進行專用性資產投資會面臨被交易方“敲竹杠”的風險。為避免主要供應商、客戶轉向行業競爭對手而使自身前期的專用性資產投資失去價值以及在供應鏈議價過程中被主要供應商、客戶擠占利益空間,企業有動機向供應鏈交易伙伴展示其良好經營績效,向其傳達自己是優質交易對象的信息,從而在供應鏈交易中爭取主動權。劉行和呂長江研究發現,稅務籌劃具有戰略效應,有助于企業提高市場份額(28)劉行、呂長江:《企業避稅的戰略效應——基于避稅對企業產品市場績效的影響研究》,《金融研究》2018年第7期。。因此,供應鏈集中度高的企業有動機通過稅務籌劃提升績效,以向供應鏈成員企業展示其較強的經營和盈利能力,增加與主要供應商、客戶在交易談判中的籌碼,以避免被交易對象“敲竹杠”。

綜上分析,供應鏈集中度較高的企業更有動機實施稅務籌劃,提高現金持有量,以防范供應鏈斷裂所產生的財務風險和被交易伙伴“敲竹杠”的風險。企業在進行稅務籌劃時,尤其是在跨期轉移收入和成本費用(指應納稅所得額中可扣除的項目)的過程中,離不開交易對象的配合,其中供應商和客戶直接影響企業收入和成本的確認和計量,從而影響企業的稅務籌劃水平。下面分別從供應商和客戶的角度展開分析。

企業可通過調整收入和扣除項目,以實現稅負支出最小化。其中,供應商會對成本費用等扣除項目產生直接影響。例如,在增值稅籌劃中,企業進項稅額的抵扣依據是供應商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如果企業當期銷項稅額較少,而預期未來銷售旺季時將產生較多的銷項稅額,企業會希望供應商在當期少開具或者晚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在企業所得稅籌劃過程中,與取得收入有關的合理的成本、費用作為應納稅所得額的扣除項目,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而扣除的依據主要是根據企業與供應商簽訂合同中的相關約定以及供應商開具的發票。企業作為供應商的“客戶”,處于相對強勢地位;供應商集中度越高,與企業的合作關系越密切,企業就越容易“操縱”供應商開具發票的時間和金額,實施稅務籌劃的程度就越高?；谝陨戏治?提出如下假設:

H1:供應商集中度的提高會提升企業稅務籌劃水平。

客戶能夠直接影響企業收入項目和銷項稅額的確認和計量。根據稅法中的相關規定,企業向客戶提供商品或勞務取得應稅收入的確認金額和確認時間,與交易方式和向客戶開具發票的時間密切相關。因此,企業在稅務籌劃過程中需要客戶的配合。但是,企業的收入往往對應著客戶企業的成本,延期確認收入也就意味著客戶需要延期確認成本,這可能會對客戶的利益造成侵害。通?？蛻粼诮灰走^程中更具有談判優勢,會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擠壓企業的利益空間。

但根據資源依賴理論,企業之間持續穩定的交易關系有利于企業提高存貨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29)Kalwani M.U.and Narayandas N.,“Long-Term Manufacturer-Supplier Relationships:Do They Payoff for Supplier Firms?” in Journal of Marketing,Vol.59,No.1(1995),pp.1-16.。王雄元等指出,與企業具有穩定關系的客戶對企業在商業信用上存在“體恤”效應(30)王雄元、彭旋、王鵬:《貨幣政策、穩定客戶關系與強勢買方商業信用》,《財務研究》2015年第6期。?？蛻粼谂c企業建立交易關系的過程中也會付出成本,穩定的交易關系更多地呈現產業整合效應,客戶在穩定的交易關系中獲取的潛在收益大于成本,因此客戶會“體恤”企業,讓渡部分利益。姜英兵等發現客戶會對持續盈利能力較差的企業減少商業信用占用,為了維持與企業長期穩定的交易關系,客戶會“體恤”企業而不會一味擠壓企業的利益空間(31)姜英兵、李星辰、崔廣慧:《分類轉移盈余管理影響企業商業信用嗎》,《證券市場導報》2020年第10期。?？蛻艏卸雀叩钠髽I在爭取客戶的“體恤”時,只需要對少數幾個主要客戶進行公關便可,相比客戶集中度低的企業,談判難度和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由此可以推論,客戶集中度高的企業更容易集中資源與少數主要大客戶進行博弈,以期在稅務籌劃過程中爭取客戶施以更多的“體恤”?；谝陨戏治?提出如下假設:

H2:客戶集中度的提高會提升企業稅務籌劃水平。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考慮到2013年開始全面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為排除2020年以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對企業經營和納稅造成的嚴重的非正常沖擊,選擇 2013—2019年滬深A 股上市公司作為初始樣本。對初始樣本進行如下篩選:剔除ST和*ST 公司,數據不全以及數據異常的公司,金融保險類公司。

供應商和客戶集中度數據來自CNRDS和CSMAR數據庫,將這兩個數據庫進行交叉比對和相互補缺,得到供應鏈集中度數據;企業稅負相關數據來自WIND數據庫;其他公司財務數據和公司治理數據均來自CSMAR數據庫。

(二)變量選取

1.解釋變量:供應鏈集中度。借鑒曹越等(32)曹越、孫麗、醋衛華:《客戶集中度、內部控制質量與公司稅收規避》,《審計研究》2018年第1期。的做法,結合公司年報對相關信息的實際披露情況,分別采用企業向前五大供應商的采購比重(Sup_concen)和向前五大客戶的銷售比重(Cus_concen)作為供應鏈(供應商/客戶)集中度的測量指標,該指標的數值越大,表明供應鏈集中度越高。

2.被解釋變量:稅務籌劃水平。借鑒劉駿和劉峰的研究(33)劉駿、劉峰:《財政集權、政府控制與企業稅負——來自中國的證據》,《會計研究》2014年第1期。,基于現金流量表構建涵蓋企業所有稅費的稅務籌劃度量指標:Taxburden=Taxncf/Sales,其中,Taxncf為企業支付各項稅費產生的凈現金流出,等于“支付的各項稅費-收到的稅費返還”;Sales為利潤表中“營業收入”項目,該指標為反向指標,數值越小,表明稅務籌劃水平越高。

3.控制變量。為控制其他變量對稅務籌劃的影響,借鑒相關文獻(34)劉行、葉康濤:《金融發展、產權與企業稅負》,《管理世界》2014年第3期;劉駿、劉峰:《財政集權、政府控制與企業稅負——來自中國的證據》,《會計研究》2014年第1期。,選取公司規模、資本密集度、無形資產比例、存貨密集度、投資收益率、是否虧損、盈利能力、賬面市值比、產權性質和資產負債率等指標作為控制變量。此外,為控制行業差異以及由時間變動帶來的干擾,還在模型中控制了行業和年份固定效應。具體變量定義詳見表1。

表1 變量名稱、符號及定義

(三)描述性統計

為進一步減輕極端值對回歸結果的影響,對所有連續變量在1%和99%分位數處采用Winsorize縮尾處理,表2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各變量分布均在合理范圍。

表2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模型設計

為檢驗供應鏈集中度對稅務籌劃水平的影響,構建如下模型:

Taxburdeni,t=α0+α1Sup_conceni,t/Cus_conceni,t+γ∑Controls+ λ∑Ind+ η∑Year+εi,t

(1)

其中,Taxburden表示企業稅務籌劃水平,為反向指標;Sup_concen為供應商集中度,Cus_concen為客戶集中度;Controls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Ind和Year分別為行業和年度固定效應;ε為隨機擾動項。如果Sup_concen和Cus_concen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則表明主要供應商和客戶會配合企業稅務籌劃,幫助企業降低稅負。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

表3為供應商、客戶集中度與企業稅務籌劃的多元回歸分析。由表3可知,Sup_concen系數為-0.015,Cus_concen系數為-0.031,均在1%水平下顯著,表明供應鏈集中度會顯著正向影響稅務籌劃。假設H1和H2得到驗證。

表3 供應商、客戶集中度與稅務籌劃回歸分析

(二)內生性檢驗(35)囿于篇幅,結果未列示,留存備索。

本文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內生性檢驗:1.考慮遺漏變量。產生內生性問題主要有兩類原因:遺漏變量和反向因果關系。盡管在模型(1)中借鑒已有文獻控制了影響稅務籌劃的常用變量,但也有可能因遺漏同時影響稅務籌劃和供應鏈集中度的變量而造成偽回歸。為此,在模型(1)中加入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董事長是否兼任總經理、公司名義所得稅稅率、公司成立年限、融資約束(SA指數)、可操控應計利潤、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是否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以及衡量行業產品市場競爭程度的赫芬達爾指數等變量重新回歸,結論仍成立。2.排除反向因果關系。采用以下兩種方法處理:首先,將模型(1)中的解釋變量分別做滯后一期處理后重新回歸,結論不變。其次,采用工具變量——兩階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回歸,以滯后兩期的供應商集中度和客戶集中度分別作為當期供應商集中度和客戶集中度的工具變量。結果顯示,工具變量滿足相關假設,第二階段回歸中,解釋變量系數均在1%水平下顯著為負,結論不變。

(三)穩健性檢驗(36)囿于篇幅,結果未列示,留存備索。

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穩健性檢驗:1.分位數回歸。為克服回歸結果受極端值的影響,以及考察供應鏈集中度影響稅務籌劃的條件分布,進行分位數回歸。2.排除行業差異的影響。為排除不同行業企業對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的依賴程度及稅負的差異對研究結論可能造成的干擾,采用以下兩種方法處理:首先,鑒于制造業是典型的流程型工業,對供應鏈的依賴性更強,故僅對制造業企業回歸。(37)控制制造業下的二級行業。其次,對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進行行業/年度均值調整,代入模型(1)重新回歸。3.Change模型檢驗。為更好地排除某些不隨時間變動因素的影響,采用Change模型重新檢驗。4.控制公司和地域層面的固定效應。目的是為克服不易隨時間變動的企業個體因素干擾,以及因稅收優惠政策的地域性差異可能造成的干擾(38)根據企業注冊地所在省份劃分地域。。5.變更稅務籌劃度量方式。對因變量分別采用以下兩種方式重新計算:首先,為減輕交納前期、預交下年稅費金額異常時對稅負指標準確度造成的影響,借鑒劉駿和劉峰的研究(39)劉駿、劉峰:《財政集權、政府控制與企業稅負——來自中國的證據》,《會計研究》2014年第1期。,構建指標Taxburden2 =TaxNCF_avg/Sales,其中,TaxNCF_avg為企業稅費凈現金流量連續三年移動平均,Sales為營業收入,Taxburden2為反向指標。其次,借鑒葉康濤和劉行(40)葉康濤、劉行:《企業避稅活動與內部代理成本》,《金融研究》2014年第9期。的做法,采用分離盈余管理因素后的異常會稅差異(DDBTD)衡量避稅程度,DDBTD為正向指標。以上穩健性檢驗結果所得結論均與前文一致。6.排除非線性可能。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稅務籌劃水平的影響可能是非線性的。因此,在模型(1)中分別加入供應商集中度和客戶集中度的平方項,結果表明供應鏈集中度對稅務籌劃的影響不存在非線性關系。

五、作用機制分析

(一)現金流風險

供應鏈交易對象越集中,導致企業的持續經營越依賴于主要供應商和客戶,加大了現金流風險,從而激勵企業實施更積極的稅務籌劃操作,降低稅負、節約現金以應對現金流風險。因此,企業面臨的現金流風險可能成為供應鏈集中度影響稅務籌劃的一種中介機制。采用企業連續三年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總資產的標準差衡量現金流風險(CFRisk),構建中介效應模型,結果見表4。

表4 現金流風險的中介效應

根據表4第(2)和(5)列,Sup_concen和Cus_concen系數均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供應鏈集中度升高會顯著加大企業現金流風險。第(3)列顯示,Sup_concen和CFRisk系數均在1%水平下顯著;Sobel檢驗Z值為-3.59,在1%水平下顯著,Bootstrap檢驗非參數百分位和偏差矯正后的95%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這表明現金流風險在供應商集中度對稅務籌劃的促進作用中部分發揮中介效應。第(6)列顯示,Cus_concen和CFRisk系數均在1%水平下顯著;Sobel檢驗Z值為-3.14,在1%水平顯著,Bootstrap檢驗95%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這表明現金流風險在客戶集中度對稅務籌劃的促進作用中部分發揮中介效應。

(二)關系維護成本(41)限于篇幅,結果未列示,留存備索。

供應鏈集中度越高,需要企業維護交易關系的供應商和客戶數量越少,可能會降低企業對供應鏈交易對象付出的關系維護成本,因而企業更容易與交易對象在稅務籌劃中達成合作,提高稅務籌劃水平。借鑒曹偉等(42)曹偉、姚振曄、趙璨:《供應鏈關系變動與企業創新績效——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會計與經濟研究》2019年第6期。的做法,采用經行業、年度調整后的管理費用/營業收入測量關系維護成本(RMCost),將RMCost作為中介變量,構建中介效應模型,結果表明關系維護成本在供應商集中度對稅務籌劃的促進作用中發揮部分中介效應,在客戶集中度對稅務籌劃的促進作用中未發揮中介效應。

六、進一步分析

(一)考察異質性參股股東的調節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有兩條路徑:國有企業引入非國有資本,以及國有資本參股非國有企業?；旌纤兄聘母锏膭右蛑饕獮椤爸卫硇焙汀百Y源效應”?！爸卫硇敝荚谕ㄟ^引入異質性股東,在企業內部形成有效制衡的多元股權結構,降低代理沖突。已有研究發現,企業進行稅務籌劃會降低信息透明度,增加代理成本(43)葉康濤、劉行:《企業避稅活動與內部代理成本》,《金融研究》2014年第9期。。那么,異質性股東是否會為了降低代理成本而抑制企業的稅務籌劃行為?“資源效應”旨在通過引入異質性資本,以使企業獲取特殊群體扶持、稅收減免和融資便利等資源優勢?；凇百Y源效應”,企業在與供應鏈交易對象的博弈中處于優勢地位,在稅務籌劃過程中將獲得供應商、客戶更多的配合。下文分別從異質性股東的參股深入度與股權混合度兩個角度進行分析(44)異質性股東數據來自手工整理上市公司年報,對樣本公司年報中“股東數量和持股情況”中的前十大股東持股數量和性質進行軟件抓取和手工分析。通過CSMAR和WIND數據庫交叉對比,并采用天眼查官網查漏補缺的方式,確定前十大股東的持股性質。根據年報披露的前十大股東“一致行動的說明”,將存在一致行動人關系、親屬關系、控股關系等股東關系的股東持股數量合并,以此得到各“股東集團”的持股量。。

1.參股深入度。參股股東參與公司治理和為公司提供優勢資源的動機會受到參股深入度的影響。借鑒馬連福等(45)馬連福、王麗麗、張琦:《混合所有制的優序選擇:市場的邏輯》,《中國工業經濟》2015年第7期。的研究,采用前十大股東中異質性股東的持股比例之和作為混合主體參股深入度的代理變量。在國有企業中,異質性股東參股深入度為外資、民營股東和金融類股東的持股比例之和(Non_state);在非國有企業中,異質性股東參股深入度為國有股東的持股比例之和(State)。在模型(1)中加入參股深入度、供應鏈集中度與參股深入度的交乘項。結果見表5。

表5 異質性股東參股深入度的調節作用

根據表5,在國有企業組,Sup_concen×Non_state系數不顯著,在非國有企業組,Sup_concen×State系數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非國有企業中的國有股東減弱了主要供應商對企業稅務籌劃的邊際正向影響,對于稅務籌劃發揮了治理效應。Cus_concen×Non_state和Cus_concen×State的系數均不顯著,表明客戶在與企業的交易過程中處于相對強勢地位,異質性參股股東對客戶集中度與稅務籌劃之間的關系不具有調節作用。

2.股權混合度。不同產權資本的混合程度越高,其相互之間的制衡作用就越強,進而可改善股東參與公司治理的效果。當有多個大股東存在時,參股股東的性質對優化公司治理具有顯著影響(46)Cheng M.,Lin B.,and Wei M.,“How do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Affect Corporate Valuations?Evidence from China,” i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Vol.70,No.11(2013),pp.43-70.。計算公司前十大股東中國有股東持股比例之和(State)和非國有股東持股比例之和(Non_state),構建股權混合度變量(DEM)。在國有企業中,DEM=Non_state/State;在非國有企業中,DEM=State/Non_state。在模型(1)中分別加入DEM、Sup_concen×DEM、Cus_concen×DEM變量。

結果顯示(47)囿于篇幅,結果未列示,留存備索。,在國有企業組,Sup_concen×DEM系數為正但不顯著;在非國有企業組,Sup_concen×DEM系數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這表明在非國有企業,股權混合度抑制了主要供應商對稅務籌劃的邊際影響,相比非國有資本參股國企,國有資本參股非國企的治理效應更強。無論在國有企業組還是在非國有企業組,Cus_concen×DEM系數均不顯著,表明股權混合度對客戶集中度與稅務籌劃之間的關系不具有調節作用。與供應商相比,客戶在與企業的交易過程中處于更強勢地位,供應鏈下游的客戶企業在選擇是否配合企業稅務籌劃時,不受企業異質性參股股東的影響。

(二)考察基于不同稅種的稅務籌劃

前文考察的稅務籌劃指標是基于總體稅負度量的。企業稅負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對于直接稅,主要有所得稅等,企業很難將稅負轉嫁;對于間接稅,主要有增值稅等,企業能夠通過提高價格等方式轉嫁稅負。企業稅負排在前兩位的稅種為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占企業所繳納稅金的絕大部分。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借鑒李旭紅和楊武(48)李旭紅、楊武:《增值稅稅負與企業生命周期關系的實證研究》,《稅務研究》2019年第2期。的研究,構建企業所得稅稅負指標和增值稅稅負(49)由于營業稅和增值稅均為間接稅,稅務籌劃操作類似,因此該指標在“營改增”之前,為營業稅和增值稅之和。指標,分別度量企業所得稅籌劃(EITburden)和增值稅籌劃(VATburden),將其作為因變量代入模型(1)進行回歸(50)為了控制由個人所得稅所造成的企業增值稅額估算差異,借鑒李旭紅和楊武(2019)的研究,以VATburden為因變量時,將“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取對數(Emp_cash),作為控制變量加入模型(1)。,結果見表6和表7。

表6 供應商集中度對不同稅種稅務籌劃的影響

表7 客戶集中度對不同稅種稅務籌劃的影響

根據表6第(1)列,Sup_concen系數為負,在10%水平下顯著,表明供應商集中度越高,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需要協調的對象越少,越容易獲得供應商的協助以降低所得稅稅負。第(2)和第(3)列表明,供應商集中有助于國有企業的所得稅籌劃,但對非國有企業的所得稅稅負沒有顯著影響。第(4)—(6)列顯示,Sup_concen系數均顯著為負,表明供應商集中有助于企業降低增值稅稅負,這種影響在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中均顯著。

表7第(1)—(3)列顯示,Cus_concen系數均不顯著;第(4)—(6)列顯示,Cus_concen系數均顯著為負。這表明相比供應商,客戶在配合企業稅務籌劃時更關注操作成本的高低,由于增值稅稅負比所得稅稅負更易被轉嫁,操作成本更低,所以企業在增值稅籌劃上更易獲得客戶的協助。

七、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利用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分析供應商、客戶集中度對企業稅務籌劃的影響。研究發現,供應商、客戶集中度的提高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的稅務籌劃水平。在經過一系列內生性測試和穩健性檢驗后,結論依然成立。機制研究發現,現金流風險和關系維護成本在供應商集中度對稅務籌劃的促進作用中發揮部分中介效應;客戶集中度僅通過加大現金流風險提升企業稅務籌劃水平,不存在關系維護成本中介效應。進一步研究發現,非國有企業的國有股東參股深入度和股權混合度的提高,能夠減弱供應商集中度對稅務籌劃的邊際作用,而客戶集中度與稅務籌劃的關系不受異質性參股股東的影響,這表明混合所有制對供應鏈集中度與稅務籌劃關系的調節作用,主要存在于非國有企業與主要供應商之間,體現為國有參股股東對企業稅務籌劃的“治理效應”;供應商集中度對稅務籌劃的影響同時存在于企業所得稅籌劃和增值稅籌劃中,客戶集中度的影響主要存在于增值稅籌劃,表明供應商主要通過所得稅和增值稅影響企業稅負,客戶則主要通過增值稅影響企業稅負。

(二)啟示與建議

第一,政府財稅部門在制定稅收政策時,不僅要從企業個體的角度出發,還應充分考慮供應鏈上下游企業之間可能存在的稅負轉嫁,尤其是以增值稅為代表的間接稅負的轉嫁,減少供應鏈企業間因不公平交易地位和關系型交易而形成的稅負轉嫁,進而真正有效降低企業稅負。第二,在進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過程中,監管者應正確引導各種異質性資本發揮自身優勢,在充分發揮國有資本治理效能的同時,營造公平競爭的經營環境,完善融資平臺建設以激發各種資本的活力。第三,公司高管及相關人員在進行稅務籌劃過程中,除了基于自身需求和所具備的內部條件外,還應充分考慮企業與主要供應商、客戶之間的交易關系,爭取供應商、客戶的配合,在不損害供應鏈交易伙伴利益的前提下,結合交易對象的供應鏈議價能力和不同稅種籌劃難易程度,制定不同的稅務籌劃方案,提高稅務籌劃的可操作性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