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階段“一帶一路”職業教育標準合作應注重提升“三個能力”

侯勝東

標準化建設作為統領職業教育發展的突破口，對推動 “一帶一路”職業教育深層次合作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一帶一路”職業教育標準對接合作取得積極成效，表現為多層職業教育標準合作機制更加健全，多元職業教育標準平臺發揮重要鏈接功能， 特色職業教育標準合作創新模式不斷涌現。但整體來看，“一帶一路”職業教育標準合作仍處于起步階段，標準合作頂層設計和系統規劃有待健全，共建國家與我國職業教育標準合作基礎有待夯實，標準“走出去”社會化服務保障能力有待提升。對此，建議提升戰略統籌能力，完善職業教育標準“走出去”合作框架；提升多元整合能力，推動職業教育標準合作網絡；提升微觀協調能力，細化職業教育標準化內容與形式。

一、職業教育標準合作對“一帶一路”職業教育具有重要意義

（一）后疫情時代全球就業市場復蘇乏力，世界職業教育加快改革

當前，全球就業市場普遍低迷，結構性就業問題較為突出。一是就業總量增長乏力。據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世界就業和社會展望：2023年趨勢報告》顯示，2023年全球就業僅增長1%。二是結構性就業問題突出。有研究表明，2023年亞太地區有8億婦女被排除在勞動力之外，13億人沒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為生。在此背景下，各國加快職業教育改革，積極推動職業教育標準化改革與合作。

（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對高素質人力資源需求更加迫切，職業教育標準可發揮積極作用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以職業教育標準為基礎的人力資本投資可以有效降低治理赤字，滿足共建國城鎮化和工業化對高素質人力資源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一帶一路”國家之間城鎮化與工業化之間并沒有直接相關關系，從就業上表現為對技能性就業要求較高的就業不足，而以低技能要求的服務業就業為主。究其原因，在于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工業化發展方面處于劣勢地位，傳統貿易合作、對外直接投資合作、發展援助和貸款并不能從根本上實現工業化，而標準化職業教育可以通過提升勞動力技能和素養顯著改善各國人力資本結構，提升經濟社會內生發展動力。

（三）“一帶一路”海外項目亟需我國職業教育標準“走出去”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源于中國，機會和成果屬于世界。近年來，隨著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五通”的提升，就業本土化趨勢不斷增強，我國海外項目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尤其是掌握尖端科技、具備理論與實踐結合能力、具有實踐創新能力、熟悉國際語言和國家規則的高技能人才，這要求更高質量的職業教育標準提供助力。同時，我國大力推動職業教育標準化建設。目前，我國已完成13類2421個國家職業教育標準的建設，實現了從無到有、從零到一的歷史性突破，從結構上形成了院校設置標準、教師專業標準和包括專業目錄、專業教學標準、公共基礎課程標準等在內的職業教育教學標準，國家職業教育標準體系初步構建，為開展“一帶一路”職業教育標準合作夯實了基礎。然而，我國職業教育標準國際化水平不高，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則為我國標準“走出去”提供了更多機遇。

二、近年來，“一帶一路”職業教育標準合作取得積極成效

（一）多層職業教育標準合作機制框架更加完善

多層職業教育標準合作機制框架為推動“一帶一路”職業教育標準合作提供了基本支撐。從國際層面看，2010年全球第一套職業教育質量標準ISO29990系列發布，國際標準 ISO29990：2010《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學習服務—學習服務提供者的基本要求》，2018年我國正式引入，標志著我國職業教育管理理念開始實現與國際標準的接軌。同年，ISO21001：2018《教育組織管理體系—要求及使用指南》和ISO44006《校企合作指南》發布，對我國積極參與“一帶一路”職業教育專業建設和開發更加科學合理、更符合教育發展規律的課程提供了重要指引。從國內層面看，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職業教育標準領域國際合作。2018年，我國正式加入《華盛頓協議》，并提出要推動工程教育中國標準成為世界標準，推進注冊工程師國際互認，擴大我國在世界高等工程教育中的話語權和決策權，支持工程教育認證機構走出國門，采用中國標準、中國專家、中國方法、中國技術評估認證海外高校和專業。2021年，《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明確提出要積極推進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標準領域的對接合作，支持發展中國家提升利用標準化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二）多元職業教育標準平臺發揮重要鏈接功能

自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積極在雙邊、多邊、次區域合作框架下促進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搭建了一批不同類型、功能和范圍的職業教育合作平臺，對我國職業教育標準“走出去”發揮了重要鏈接功能。一是新型職業教育合作平臺拓展了標準合作新空間。2022年，我國籌辦首屆世界職業院校技能大賽、世界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線上博覽會，并發布籌建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聯盟的倡議，形成的“會、盟、賽、展”模式為今后“一帶一路”職業教育國際交流合作開拓了新平臺。二是區域性職業聯盟為深化職業標準合作提供了新渠道。依托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職教聯盟、中國—東盟職業教育聯盟、中非職業教育聯盟、中俄職業教育聯盟、中國—老撾職業教育產教聯盟先后成立，為深化職業教育標準合作提供了新載體。三是專業性職業教育聯盟不斷豐富，如紡織服裝教育聯盟、花藝職業教育聯盟、中國東盟—交通職業教育聯盟接續建立，為職業教育行業標準“走出去”搭建了專業化平臺。

（三）特色職業教育標準合作創新模式不斷涌現

十年來，職業教育伴隨中國企業和產品“走出去”、服務共建“一帶一路”，形成了一批具有特色的職業標準合作創新模式。一是魯班工坊為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職業教育標準提供了樣板，目前已形成輸入國合作院校遴選標準、合作專業確定標準、實訓場地建設標準、輸入設備與技術國產化標準、外方教師培訓與國際化教學資源建設標準以及中外校企協同合作標準等。二是特色職業課程標準輸出成效明顯。依托與肯尼亞教育部大中專升級改造項目協議，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2018年開發了包括8門核心課程在內的教學大綱及相關教材、23種教學儀器設備操作手冊、200多個實訓項目方案和1套專業考核標準，提供了總計800個教學課時的制冷空調專業整體解決方案。三是輸出了部分職業教育行業標準。

三、任重道遠，當前“一帶一路”職業教育標準合作存在的問題

（一）職業教育標準國際合作頂層設計和規劃體系有待完善

一是高層級國際標準合作不健全。目前，中央、省級出臺的職業教育國際合作仍以指導性意見為主，缺乏系統性、完整性、科學性的整體規劃。二是由于職業教育在實踐中仍存在發展定位模糊、體制機制管理不暢、社會接受度不高等問題，職業教育標準國際合作層面則表現為國家級、省級層面缺乏統籌管理。三是國家資歷框架仍未有效建立，各地標準合作實踐存在盲目性、隨意性，輸出機制與策略不明晰及已輸出專業教學標準、課程標準不能真實體現我國職業教育發展水平。四是國際職業教育“走出去”機制較為匱乏。以職業資格互認為例，目前我國僅有少數職業，如結構工程師、建筑師等與有關國家（地區） 的資格互認取得了一定進展，而其它職業領域互認工作還處于空白。。

（二）共建國與我國職業教育標準合作基礎有待夯實

一是部分共建國職業教育形勢不容樂觀，突出表現為人口負增長導致職業教育入學人數顯著降低、勞動力市場供需變化反應不靈敏、高質量職業教育供給能力較弱，校舍條件、教學設備、課程設置較為滯后，熟練技能的勞動力比例較低、職業教育畢業生就業率不高、參與職業教育總占比不高、女性正規職業教育機構參與程度較低等問題突出。二是同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已經在職業教育標準化領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國標準比較優勢尚未轉化為國際職業教育合作發展優勢，集中表現為我國職業教育在海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不強。據統計，當前我國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僅占國際標準總數的0.5%，“中國標準”國際認可度不高。三是部分共建國家在專業課程標準、質量標準、職業資格標準等方面存在職業教育標準壁壘。同時，由于“標準”問題往往涉及意識形態，導致部分西方國家對我國職業教育標準“走出去”摻雜過多非理性色彩。

（三）職業教育標準“走出去”社會化服務保障能力有待提升

一是職業教育標準人才要素較為短缺。就我國而言，國際化師資力量尤為薄弱，各類職業院校普遍缺乏具有專業辦學理念的管理人員。二是數字要素賦能職業教育標準化能力較為薄弱。辦學理念、軟硬件設施以及教學目標與國際同類標準差距較大。三是社會化職業教育資源利用不充分，存在著參與主體單一、參與對象缺少動力，企業和民間組織參與度不高。四是職業教育國際合作發展較不均衡。以中國—東盟職業教育國際合作平臺為例，當前，我國東中西三大地區職業教育國際合作平臺分別為139家、21家和94家，中西部地區職業教育國際合作較為滯后。

四、新階段，推動職業教育標準合作應注重“三個提升”

（一）提升戰略統籌能力，完善職業教育標準“走出去”合作框架

一是強化系統性、科學性頂層設計。加快制定落實職業教育歸屬“類型教育”政策規劃體系，統籌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三教”協同創新，推進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三融”發展，擴大“1+X”證書制度海外試點。二是推動成立中國工程師協會，加快推動申請加入《國際職業工程師協議》。三是完善國家資歷框架，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合作，促進國家資歷標準的國際互認與對接。四是鼓勵廣大高職院校、社會研究團體，組建高職專業認證聯盟等組織，積極開展高職專業認證研究與實踐，加快推進高職專業認證進程。

（二）提升多元整合能力，拓展職業教育標準合作網絡

一是強化政府宏觀政策指引。推動在省級層面構建“一帶一路”職業教育標準協同發展機制，對各地區“一帶一路”職業教育聯盟開展標準合作發展進行統籌規劃，推動中外政府部門、行業、企業、院校和民間組織多方參與。二是推動有效市場參與。依托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優勢，支持具有先進數字技術的互聯網企業參與構建“一帶一路”的人才數據庫和預測管理體系。三是調動地方政府參與動力。重點圍繞“一帶一路”前沿地區，推行職業教育標準化先行試點，并在資金、土地、人才等政策上給予重點傾斜。四是依托職業教育優勢緊密結合行業，在人工智能、電子商務、數字經濟等關鍵性領域開展標準化研究，提升標準化能力。

（三）提升微觀協調能力，細化職業教育標準合作內容與形式

一是充分利用數字平臺載體。在政策上提倡跨國教育（TNE）、中國大學MOOC和在線協作國際學習（Collaborative Online Learning，COIL）推廣，加強與境外國家和學生資源交換、課程學習和實踐研討。二是在境外建立基于中國職業教育標準打造的人才培養基地，對境外辦學機構或合作院校人員開展標準解讀和培訓工作，通過配套集音視頻、圖片、文本等數字化資源為一體的在線開放課程，豐富標準進入受援國的形式，筑牢標準“走進、走深、走實”根基。三是建立微證書與微認證（micro-credentialing）的制度，參照具體課程內容與行業標準，設置通用的、融合的跨境學習成果認證體系。四是加快教學系統標準化改造。推動企業調研和教學產品開發標準化，推進形成教學工具、方案、進度、實習內容標準，促進學生職業資格證書制度標準化。五是加強職業教育標準質量評估體系建設。制定針對職業教育服務貿易審批、監管和評估指標體系，加強審查職業教育國際資源質量與安全。

〔本文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2022年度重點課題“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的對策研究”（課題編號：A2022061012）研究成果〕

（作者為國家發展改革委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