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輻射效應的粵港澳大灣區旅游經濟結構演變研究

冼靜怡，秦 青，謝怡欣，馬永強

（1.福州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福建 福州 350108；2.福建農林大學 數字經濟學院，福建 泉州 362400；3.中國公園協會，北京 100835）

0 引言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僅是一項重大國家級戰略，也是打造深度合作示范區及世界級城市群的新實踐，旅游業則在其中發揮著增進大灣區認同感、展現人流跨區域活動并滿足居民宜居宜業宜游需求的作用。輻射效應借鑒物理學輻射概念，用以表征城市空間層面，以經濟發展為基點，通過其相對強的資源優勢，帶動周邊發展的一種城市互動模式［1］。同“輻射”強調物體不論溫度高低均向外輻射的“對等性”特點類似，城市旅游輻射效應，可以描述為不論客源規模大小，甲地客源可以向乙地景點流動，乙地客源也可以向甲地景點流動。根據主題不同，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區域空間、旅游產業［2］、旅游行為［3］三個角度。城市空間旅游輻射作為區域發展策略時，主要是通過培育獨具特色的旅游產業來促進地區旅游業發展［4］，或通過優質旅游從業者、旅游開發資金與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輻射流動，以促進旅游基礎設施完善［5］。擠出效應和示范效應被認為是旅游輻射的主要作用方式。運用擠出效應能夠快速培養旅游知名度低但具有生態優勢的旅游地以承接客源［6］，運用示范效應則能在經營模式、旅游業態、游客服務等上帶動周邊城市的其他旅游品牌融合發展［7］。針對影響旅游輻射效應因素的研究表明，旅游輻射效應主要在于客流量、經濟增加量、運輸網絡布局等［8，9］，城市等級的提升也對輻射規模遞增效果顯著［10］。綜上所述，運用旅游輻射效應能明晰城市旅游輻射的形成與接收模式，更好描述旅游區域空間的旅游互動關系。

旅游經濟聯系能以旅游者、產品、從業者、投資額等多種形式來展現該地區旅游經濟聯系潛力［11］，其核心內容與輻射效應作用過程不謀而合，且逐漸突破以往單核心、單向流動限制，以“多核心”“多向流動”為特征，成為表征區域發展新的代名詞，也是未來構建區域旅游空間的重要立足點［12］。近年來有關旅游經濟聯系的研究熱點集中在幾個熱門城市群和經濟帶中，如長江流域［13］、黃河流域［14］、海陸絲路［15］等，隨著這些區域旅游空間網絡結構的變化，城市間旅游經濟聯系會相應產生調整［16］?；浉郯拇鬄硡^旅游聯系網絡也成為是學界關注重點。鄒永廣等以大灣區東岸三大旅游城市為軸線，與福建的?！獜B—泉相聯系，深入挖掘兩地區位優勢［17］。蘇海洋等以大灣區為對象，揭示城市群旅游共生聯系，為灣區經濟提供新的發展視角［18］。如前文所述，輻射在展現城市經濟聯系中具有范圍性和力度特征，因而有助于精準描述各城市在區域中發揮的作用與相互關系［19］。

通過梳理國內外相關文獻，發現針對區域輻射及其空間格局演化的方法運用已經較為成熟［20］，但較少提及旅游輻射效應，且多數研究缺乏對動態演化特征，特別是在全球環境劇烈變化后的追蹤。鑒于此，本研究選取粵港澳大灣區為研究樣本，以旅游輻射效應為理論基礎，囊括城市旅游經濟的絕對優勢、相對優勢和空間距離等要素，在旅游區域空間層面對單個城市輻射基礎和輻射潛力以及城市間旅游經濟相互聯系進行探究。

1 研究區域概況

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版圖中最活躍的單元之一［21］，同時擁有廣、深兩個國家級中心城市和港、澳兩個國際型門戶城市［22］。2014 年，深圳首先提出要“打造灣區經濟”，隨著粵港澳發展規劃的不斷深入，灣區旅游經濟也迎來了新機遇。2017 年大灣區旅游總收入為1.1 萬億元，主要來自廣港澳深四個城市，占GDP的11%，而其余城市旅游收入增速均超過全國增速的15%。2019 年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深化粵港澳旅游區域一體化合作，為大灣區旅游市場發展領航掌舵、把脈定向［23］。目前，大灣區現代化交通網絡已基本成型，各城市區位優勢較為明顯，旅游發展后勁較強。截至2021 年，擁有國家A 級景區近600 個（其中5A級景區15 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4 座，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72 處。各市省內游客均占據75%及以上比重，2021 年更是高于80%，說明其旅游市場仍以滿足省內需求為主。因此，在實現旅游產業長期可持續性發展中，應避免割裂各城市的旅游聯動，發揮旅游資源多樣性與城市凝聚力。近年來，大灣區融合創新出豐富多彩的旅游項目和多條景點游徑，通過“城市聯動”方式在大灣區11 個城市廣泛開展旅游合作，開發跨境“一程多站”旅游產品［24］；通過區域旅游戰略部署，降低要素流動的時間和經濟成本，打破地域行政壁壘，重塑區域旅游格局以充分發揮城市輻射效應，實現旅游各要素先發帶動后發，后發主動接受并反哺的雙向輻射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際化大灣區和國內外游客來訪密集地，在愈加激烈的旅游行業洗牌以及2020年疫情期間旅游環境變化的大背景下，如何通過了解區域內部輻射互動演變情況，更好地掌握11 個城市旅游經濟聯系供需匹配，成為亟需破解的難題。因此，本研究基于旅游輻射效應理論，深入探索大灣區這一具有典型性區域的旅游經濟聯系，對大灣區發展全域旅游、建設世界級旅游目的地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 研究方法及數據指標選取

2.1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動態因子分析法和引力模型作為定量分析方法。競爭力強弱是評定一個城市是否為區域中心城市的重要衡量標準，也是本研究評判一個城市是否具備輻射基礎的首要條件。為確定11 個城市旅游競爭潛力，本研究運用SPSS25.0 根據各因子綜合得分進行各城市競爭潛力排名。引力模型是測度空間相互作用量的慣用計算模型之一，在表征城市旅游地理空間時，相互作用量Iij與兩城市旅游質量Mi、Mj成正比，與距離指標dij成反比，c為距離衰減系數，計算公式為：

參數設置方面，不同學者按實際量化要求進行調整修改以貼合研究主題［25］。展示城市旅游經濟質量的直接指標有客流量、旅游收入和景區評價，旅游目的地越熱門，越能帶動周邊范圍內的旅游熱度；而熱門旅游地由于過于火爆促使游客外流，導致次熱門且交通便利、抵達成本低的旅游城市成為選擇。本研究參考劉曉萌［26］、張華［27］、舒小林［28］等的模型構建過程并以旅游輻射效應為基礎構建引力模型：

式中：Ei、Ej為i、j 城市旅游收入；Ni、Nj為i、j城市過夜旅游人數；Qi、Qj為旅游景區條件得分，這3 個引力指標側重表達城市旅游經濟質量。Ck、Tk為第k種交通方式在市中心之間通行的貨幣成本和時間成本；d 為i、j 兩城市間的最短直線距離，這3個引力指標側重表達阻礙城市旅游經濟質量的因素，距離衰減系數取1。數據收集借助百度地圖測距和智行服務，涉及的出行方式包括火車／高鐵／動車、自駕、公交／大巴等，若某年段該線路未開通則不算入內。

將一個城市與區域內其他城市聯系強度相加，即為該城市對外輻射潛力總量，計算公式為：

2.2 指標數據選取

2014年“打造灣區經濟”概念提出后，針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各類規劃綱要、工作報告、發展意見等逐一提上日程，灣區建設加快了步伐?？紤]到2020—2021 年是國內新冠疫情爆發高峰期，而危機下旅游業發展韌性也是衡量一個城市競爭力與輻射力的關鍵指標，故選取2014—2021 年共8 年的數據進行測算。因子分析指標體系的構建參考了李藝［29］、曹曉峰［30］、吳中山［31］等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并從城市發展旅游業的絕對競爭優勢（城市與城市之間）、相對競爭優勢（城市內部旅游業與其他產業之間）和旅游資源條件三個方面評定灣區城市的旅游競爭潛力（表1）。

數據主要源于廣東省統計年鑒、九地城市統計年鑒、廣東省文化和旅游廳、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及各城市年鑒提到的原始統計站點數據等。用相鄰年份“插值法”估計與補齊缺失部分，最大程度保證其縱向完整性，并對所有數據做標準化處理。其中，“旅游景區條件”指標借鑒王莎莎等［32］的研究，參與評分的景區價值突出或具有重要意義：世界文化遺產等具有世界級影響（如節日、獎項等）的旅游資源賦8 分，2A、3A、4A和5A景區分別為2、3、4、5 分。除上述外，具有國家級影響（如文物保護單位、博物館、建筑遺產、世紀公園、教育示范基地等）為1 分，具有省級影響（如澳門則為“澳門八景”）為0.5 分，具有多重稱號的景區僅取其最高稱號評分。

3 粵港澳旅游經濟輻射基礎評價

通過動態因子分析量化各城市旅游競爭潛力，并從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對大灣區城市旅游經濟輻射基礎進行評價。受疫情影響，一些城市所得分數會有較大幅度的變化（如圖1 所示）。為確定旅游中心城市，將城市2014—2019 年、2014—2021 年得分分別加總，僅有廣港澳深4 個城市2014—2021 年的競爭潛力得分加總為正（如圖2 所示）。因此本研究定義廣港澳深為粵港澳大灣區旅游中心城市，下文將主要圍繞這四個城市進行旅游輻射效應分析。

圖1 2014—2021 年大灣區各城市競爭潛力得分折線圖Figure 1 Line chart of the competitive potential scor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14 to 2021

圖2 大灣區各城市競爭潛力總分折線圖Figure 2 Line chart of the total competitive potential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3.1 時間變化特征

受益于大灣區各項戰略政策與各城市文化歷史合作發展助力，2014 年到2019 年大灣區旅游顯性基礎指標穩步上升，粵港澳三地間資源要素流動愈加迅捷。城市發揮的帶動作用明顯，表現為競爭潛力得分在受到一些城市成長影響后均有所降低，惠州、東莞兩地城市排名上升，中山、珠海等城市得分有增長趨勢。而2020 年突如其來的疫情阻斷了世界旅游經濟發展進程，大灣區作為上億人到訪，且萬億收入來自旅游產業的世界第四灣區，受到的打擊不容小覷，最直接表現在旅游人數和收入斷層式下跌，客運發車頻次減少甚至停運，城市間得分跳躍式變動，得分差距增大，城市輻射帶動作用發揮受限。

3.2 空間變化特征

大灣區旅游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空間差異性，得分形態呈現較為明顯的U 型特征。廣港澳深四個城市明顯具有更強的對外旅游競爭力和吸引力，即具備較強輻射基礎。江門、惠州等城市排名靠前，實際旅游絕對競爭優勢和資源條件卻稍弱于佛山、東莞兩個城市，但由于其旅游產業在全部產業中的經濟貢獻度高，因此能得到更多就業人口和資金傾斜。這表明當旅游業成為一個城市戰略型產業，則會主動接納更多外部資源，提升旅游產業對內競爭力。相比于以上八個城市，珠海、中山和肇慶在自然旅游資源、特色旅游文化、經濟發展水平上相對遜色，因此無論是接待能力、資源及環境吸引力還是經濟實力均處于灣區末位，是灣區旅游重點扶持對象。

3.3 綜合變化特征

疫情前各城市排名相對穩固，疫情后大部分城市排名出現變動。除廣州、惠州和澳門外，其余城市旅游競爭潛力得分變化幅度均較大，如江門、香港等城市在疫情下得分和排名驟降，表明其旅游發展韌性不足，易受到外在環境劇烈變化的影響，所倚靠的競爭優勢并不穩固；而深圳、東莞兩個城市得分不降反升，可以看出兩個城市自我調節能力較強。在疫情步入常態化管控的2021 年，大灣區旅游業面臨升級迭代挑戰，除頭尾兩個城市排名不變外，其他城市均出現排名變動，說明城市在遭受疫情沖擊后的恢復速度存在差異。

4 粵港澳城市旅游輻射效應分析

通過式②對2014—2021 年大灣區兩兩城市間旅游經濟聯系強度進行計算，再運用自然間斷點分級法，突出時間尺度上的差異變化，最后分出1—6個強度等級，其中一級聯系強度最強，六級聯系強度最弱。為方便進行可視化分析，繪制如圖3 所示2014—2021 年輻射聯系網絡圖，能明確、簡潔并重點突出城市旅游空間網絡結構特征。

圖3 2014—2021 年大灣區輻射聯系網絡圖Figure 3 Radiation connection network diagram of the Greater Bay Area，2014 -2021

同時，通過式③對大灣區2014—2021 年各城市輻射潛力總量進行測度。為幫助解釋旅游輻射效應變化特征及原因，引力模型結果將結合競爭潛力得分結論進行輻射分析。圖4 繪制了以各城市競爭潛力為橫軸，輻射潛力為縱軸的四象限圖，并連接同一城市得出其8 年變化線路。

圖4 大灣區旅游輻射潛力—旅游競爭潛力象限圖Figure 4 Quadrant map of tourism radiant potential-tourism competitive potential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4.1 旅游輻射效應變化特征

4.1.1 旅游輻射網絡呈多中心發展趨勢

廣州位居旅游中心城市之首，在疫情影響下始終保持與各城市的聯系，穩定發散出強聯系輻射軸，深圳則相對穩定在4 條強輻射軸。港澳輻射潛力在疫情前位居大灣區前列，與深圳、珠海聯系密切，與廣州之間具有強輻射聯系，能夠活躍沿路縣市旅游熱度，兼顧珠江東西岸城市發展輻射。然而疫情期間，城市輻射范圍萎縮嚴重，整個區域輻射格局發生變動：佛山作為與廣州聯系強度第一、輻射潛力第二的城市，在疫情后逐漸肩負起輻射周邊城市的重任；東莞輻射潛力也相對較強，表現為在接受廣州與深圳輻射的同時，帶動惠州這一東岸邊緣城市的旅游熱度。

4.1.2 東西兩岸輻射結構不對稱性增強

整體上，大灣區高強度聯系集中在珠江東岸區域，西岸城市輻射聯系強度則相對一般，即城市間形成較為不均勻的輻射組合。同時東岸結構樣式為“閉口”，西岸則為“開口”，東西兩岸輻射結構的均衡發展趨勢不明顯。中山作為灣區西岸中部城市，雖然便于接收各城市旅游聯系，但其自身旅游輻射潛力提升相對不足，而東岸城市則充分落實疫情“抱團”發展戰略，實現跨省長距離旅游向小區域短途客源市場轉化。肇慶和惠州同為兩岸邊緣城市，但由于惠州擁有更多強聯系城市，接收輻射則更加充沛，競爭力總體排在肇慶之前。

4.1.3 城市競爭輻射關系的協調度不足

一般而言，旅游競爭潛力與旅游經濟輻射潛力成正相關，如廣州、深圳競爭潛力高且輻射潛力相對較高，肇慶、中山競爭潛力低且輻射潛力相對較低。但觀察象限圖可以發現，旅游競爭潛力并不一定正向匹配旅游經濟輻射潛力，即輻射潛力高的城市，如佛山、東莞，競爭潛力不一定高；具備輻射基礎的城市，如香港、澳門，不一定能有效發揮輻射作用?；浉郯拇鬄硡^若想要擴大城市輻射范圍，則競爭潛力高的城市要發揮出旅游輻射效能，帶動其他城市旅游經濟熱度；競爭潛力低的邊緣城市要挖掘具有吸引力的旅游資源要素，發展特色旅游，降低距離和時間貨幣成本帶來的“出行恐懼”，接受中心城市各旅游要素輻射；輻射潛力與競爭潛力負相關的城市可以發展成為次中心城市，收獲更多區域流量，增強競爭力，也可以主動融入區域旅游市場，積極與周邊城市景點聯動，提高輻射力。

綜上所述，粵港澳大灣區潛在旅游吸引力與旅游輻射力仍相對可觀，具備推動疫后旅游復蘇的良好基礎和優勢，多中心城市輻射網絡初步形成；但城市間旅游經濟聯系的不對稱性和協調度不足制約了區域旅游輻射力恢復和旅游經濟可持續發展。

4.2 城市旅游輻射能力分析

為進一步闡述粵港澳大灣區旅游輻射效應的發揮，本研究選擇2014—2021 年競爭潛力總分為正的廣州、香港、澳門、深圳4 個旅游中心城市進行輻射潛力結論探究。

廣州作為廣東省省會城市，人流量大，基礎設施完善，旅游要素流動順暢，其輻射范圍囊括灣區所有城市，游客活動軌跡和旅游要素以其為中心向外輻射。廣州與佛山旅游經濟聯系在灣區內尤為突出，一是由于“廣佛線”建設極大促進了廣佛同城化，二是由于旅游資源的互補性，廣州以城區娛樂、廣府美食為主，佛山以風景觀光、特色文化為主。廣州與其他中心城市同樣具有較為緊密的關聯，能夠進行客流共享與資源互通，是中心城市發揮不同旅游經濟功能輻射的體現。在中心城市帶動下，廣—莞、廣—惠輻射組合的聯系值逐年上升，疫情時廣—莞依舊保持在二級以上聯系。未來，廣州需要增強其輻射效能，承擔連接珠江東西岸城市的重任，打造新的次中心城市。

香港是大灣區對外的國際化旅游中心，各式各樣低稅率商品也讓它成為內地游客的購物天地。但香港旅游業發展受制于有限的陸地面積，因此旅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成為亟需解決問題。首先，香港要營造良好的旅游業安全環境，重塑其作為大灣區對外旅游中心的形象；其次，創新特色旅游主題，以顛覆目前受資本肆意牽扯的畸形產業結構；在粵港澳新政策綱要的支持下，順應內地發展步伐，從輻射方轉為承受方，擺脫孤立無援狀態；同時依靠港珠澳大橋，降低境內外游客到訪成本，幫助香港打破旅游業冰封期。

澳門旅游產業起步早，在特區發展中戰略地位極高，能提供高達45%的就業崗位。但在輻射潛力方面，與其聯系密切的僅有4 個城市，對內地依賴程度并不高，博彩業占據旅游收入大頭，其吸引的國內外游客并不會對其他旅游景點產生極大興趣，因此澳門高旅游競爭潛力與低輻射潛力不匹配。對此，距離澳門較近的珠海、中山等城市應該主動與澳門旅游業進行聯合宣傳或旅游路線規劃等，推動澳門同內地旅游要素互通有無；憑借港澳通用港幣和港珠澳大橋便捷跨海優勢，抓住拉動港澳恢復活力的先機，通過旅游空間互動，實現兩城變一城，激活旅游發展潛力。

深圳是“創意之都，時尚之都”，其特色在于融合了“文旅商”三大產業，是大灣區旅游創新空間，商務旅游和會展旅游也常在此開展。后疫情時期，深圳與香港不再成為聯系密切的軸線，反而與東莞聯系越來越緊密。同時，深圳擁有其他城市所匱乏的創造性旅游產業發展資源，能夠搶先布局轉型升級后的旅游產業，把充裕資金和快速崛起經驗帶給西岸城市。通過帶領專業人才、創新想法融入大灣區旅游經濟建設，最大程度提升深圳輻射效應發揮效能。但新型旅游模式也不能完全取代傳統旅游形式，深圳應發揮區位優勢，將快節奏旅游出行同鄰近擁有自然景觀、歷史文化景觀的慢節奏城市相銜接，幫助其形成“輻射綜合體”特性。

綜上所述，廣深軸心輻射能力相較于港澳更為穩定，與此同時新崛起的佛山、東莞則起到中心過渡作用。因此本研究歸納出五條主要的輻射聯系紐帶：“廣—佛—江—肇”“深—港—莞—惠”“澳—珠—中—江”“廣—莞—惠”“澳—港”這五條輻射聯系紐帶將助力大灣區旅游網絡空間形成分工明確、互補協作的輻射—承接格局。

5 結論、討論與建議

5.1 結論與討論

粵港澳大灣區旅游經濟發展看似各自獨立卻又相互影響、彼此聯系。本研究在旅游輻射效應理論指導下，以因子分析測度城市旅游競爭潛力，借助引力模型對大灣區旅游經濟聯系強度和各城市輻射潛力進行量化分析，結果表明：①粵港澳大灣區11 個城市競爭潛力呈時空變化特征。一方面，2014—2019 年旅游顯性基礎指標穩步上升，廣港澳深在城市排名中占據前四，為大灣區四大旅游中心城市；其次是旅游戰略地位較高的江門、惠州以及旅游資源較為完善的佛山、東莞，而珠海、中山和肇慶在這三方面處于相對劣勢，城市排名靠后。另一方面，由于2020 年疫情影響，港澳等城市暴露出發展韌性不足問題，嚴重影響其基礎輻射能力，反之深圳、東莞等城市則展現出較強的自我調節能力，競爭力恢復速度遠超其他城市。②粵港澳大灣區旅游經濟聯系較為密切，旅游輻射效應呈現多中心發展特征，即以廣港澳深為中心的旅游經濟輻射結構；東莞和佛山則分別晉升成為珠江東西岸次中心城市，發揮“承上啟下”作用；但東西兩岸輻射結構不對稱且競爭潛力與輻射潛力協調度不足的問題制約了區域旅游輻射力恢復和旅游經濟可持續發展。③以競爭潛力總分為正的四個城市（即廣港澳深）為輻射軸心進行旅游輻射能力分析，進一步明確旅游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旅游經濟聯系，最后得出“廣—佛—江—肇”“深—港—莞—惠”“澳—珠—中—江”“廣—莞—惠”“澳—港”為大灣區5 條主要的旅游輻射紐帶。

廣州、香港、澳門和深圳是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旅游經濟發展的關鍵城市，這一結論與羅金閣等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19］；其輻射聯系如廣—佛、珠—澳、深—港是不可或缺的核心骨架，聯系作用的發揮與城市自身的旅游經濟質量、競爭潛力有關，以上論述對應吳志才等學者的研究成果［21］。研究綜合考慮輻射效應的研究方向、作用方式以及影響因素，以絕對優勢、相對優勢和空間距離等指標測度各城市輻射基礎與輻射能力，表明城市通過在互動中制造輻射磁場——景區聯動、游客流動、設施共享、區域旅游合作等發揮擴散與帶動效能，可以實現區域整體旅游經濟增長。本研究提前運用因子分析法對城市經濟結構、旅游基礎設施等進行輻射基礎評估，彌補引力模型無法包含過多變量以免偏離模型本身的缺陷。針對大灣區聯系網絡不夠緊密，輻射過程缺乏合理層級遞進，因而發揮輻射作用有限的問題［33］，本研究出于對旅游產業要素流動的相互性考量，沒有從聯系強度的單向性展開定義，而是從旅游輻射效應的對等性出發進行模型構造，主要測度城市的輻射基礎和輻射潛力。旅游輻射效應的應用結果與當下旅游空間經濟聯系研究趨勢基本相符，能對旅游輻射理論進行有效補充，也能為區域旅游戰略規劃提供重要理論支撐。

5.2 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結論，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議：①開發要素市場，挖掘旅游輻射需求。實現客源市場和旅游目的地協調發展，需要以要素市場為依托，改變旅游資源整合方式。大灣區可以通過數字化旅游產品、服務及體驗，努力突破區域旅游要素市場阻截點，擴大要素資源獲取庫，共同打造大灣區旅游合作生態圈，保證要素自由進出從創造到重新利用的良性循環。其中，香港應扮演“超級聯系人”角色串聯粵港澳與全球旅游市場，廣州應依托信息技術產業成為灣區與全球旅游行業交流的高速通道，佛山應彰顯出強大的人口吸附能力，深圳則要成為灣區旅游地產企業和人才的哺育地。

②完善制度政策，打破旅游輻射障礙。大灣區發展成為國際一流灣區，需要體制機制“軟聯通”和基礎設施“硬聯通”兩手抓：一是打破供給障礙，從旅游產品及服務供給的上下游出發，針對具體困難制定計劃。二是倡導更開放的通行機制，提高旅游景點可達性，瞄準港澳客源及目的地游客，加強三地旅游部門、旅游機構和旅行社間的溝通交流。短途旅行作為未來旅游發展重點，應出臺支持自駕與房車出行等的便利政策，為跨市跨特區短途旅游提供便利。未來粵港澳旅游業將進一步把整合改革納入三地管理運營機制，通過探索數據融通共享型運營發展，最大限度打破旅游輻射障礙。

③優化空間布局，調整旅游輻射方向。調整集聚點和輻射方向，需要率先創造區域內旅游經濟協同效應。一是要基于自身旅游競爭力優勢，打造世界一流旅游項目和服務，發揮知名旅游景點的帶動作用。香港要繼續融匯中西文化薈萃，澳門要穩定驅動博彩業發展，內地九市要實現千城千面差異化發展，形成特色旅游路線。二是要在旅游資源上對暫時陷入發展瓶頸的城市進行輻射，加大聯合宣傳投入，讓良好宣傳成為驅動非熱門旅游目的地發展的契機。相對地，接受輻射的城市應把目光轉向來自中心城市的周邊游旅客，適時調整策略，力爭成為新的旅游熱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