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門論管子

□蔣原倫

【導 讀】 儒門后生對管仲的評價并不一致, 孟子和荀子代表了不同的兩個方向,這涉及對“仁” 的闡釋: 仁是理想的大旗, 還是現實環境中的可行的選擇? 正是從齊國的具體情形出發, 《管仲》 以其富國強民的經濟學思想治國, 襄助桓公能夠“不以兵車” 達成“九合諸侯” 的霸主地位。

自從孔子在《論語》 中提及管仲“一匡天下” (匡, 正也), 這一成語就作為管仲的專有評語或名謂,所以, 唐順之在短短幾百字的文章中, 將管仲襄助齊桓公會盟諸侯、安定天下的功勞, 畫龍點睛地勾勒出來。 在我有限的閱讀經驗中, 說到“一匡天下” 沒別人, 那就是指管仲, 還沒有見到誰用這個成語來形容其他大人物, 如漢之張良、 唐之魏征、 明之劉伯溫, 等等。

一

管仲作為“春秋第一相”, 本領了得, 所謂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都出自孔子的贊譽。 原本以為這九合諸侯的“九” 字是一個虛數, 言其多, 而并沒有那么多, 就是齊國把各路諸侯召集到一起, 吃吃喝喝,鼓瑟吹笙, 聯絡感情, 維持一種歌舞升平、 天下太平的局面, 同時各諸侯國也尊齊國為老大。 然而, 據史書記載, 齊國主導的會盟竟然有十五六次之多。 其中, 起碼有九次會盟是實實在在的 (見 《管子·幼官》), 即諸侯們相聚, 除了吃吃喝喝以外, 還有許多實質性的內容。自北杏初次會盟始, 每一次會盟似都有提案, 有規約。 有些規約即便兩千多年后的今天來看, 仍一目了然, 沒有太多語言障礙, 這里姑且摘錄幾條: 第二次會盟諸侯的決議是“養孤老, 食常疾, 收孤寡”; 三會諸侯, 定下的規則是“田租百取五, 市賦百取二, 關賦百取一, 毋乏耕織之器”; 四會諸侯, “令曰:修道路, 偕度量, 一稱數。 藪澤以時禁發之”。 還有一些會盟的內容,如葵丘會盟, 在300 年之后孟子的書中都有詳細的記載(見《孟子·告子》 篇), 可見其當時影響之大。 這有點像聯合國開會, 就全球治理和某些公共事務建立相應的規范, 以及對環境、 醫療、 教育、 難民或就發展中國家的某些亟須解決的問題做出決策。

若以成敗論英雄, 管仲無疑是大英雄, 他的業績在《管子》 一書中多有記載, 有些可能是后人虛構的, 但是這也得有可以虛構的基礎。不僅管仲, 當時春秋五霸都是大英雄。 然而荀子在其《仲尼》 篇中說:“仲尼之門, 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五伯?！?劉向在校讎《荀子》 時, 再次確認了儒門的這一立場, “孟子、 孫卿(荀子)、 董先生(董仲舒) 皆小五伯”。

為何是小五伯? 這就是所謂的價值觀。 也就是說, 除成敗之外,儒生們還有另一把尺子來衡量管仲。說來比較有意思的是, 仲尼之門并不包括孔子本人, 因為在對待管仲的態度上, 孔子和他的弟子看法是有分歧的。 孔子之稱頌管仲往往是在回應弟子們的質疑上。 例如, 子路問道, 齊桓公在和公子糾兄弟之間爭奪王位, 輔佐公子糾的大臣召忽為此而殉身, 管仲卻活了下來,這應該算是不仁吧! 孔子連忙說:“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 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 如其仁!” (就算是仁了。)

類似同樣的問題, 子貢又問了一遍, 大意是, 管子算不上仁者吧,齊桓公殺了公子糾, 作為輔佐公子糾的管仲, 不僅茍活下來, 而且襄助桓公稱霸。 孔子說道: “管仲相桓公, 霸諸侯, 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 (無) 管仲, 吾其被發左衽(指淪為野蠻人) 矣?！?這算是間接回答了問題。

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仁, 但什么是仁, 孔子并沒有做精確的界定, 所以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回答。 因為在孔子那里, 仁不僅僅是一種抽象的理念, 仁也是一種可貴的品質, 更是一種高尚的行為。 而一涉及具體行為, 問題就復雜多了,所以一部《論語》, 記載了孔子弟子們許多問仁的困惑: 什么樣的行為可以稱為仁, 什么樣的行為又不能算仁? 可以想見, 孔子的回答也是隨機的, 不拘一格。 除了人們比較熟知的“仁者愛人” “克己復禮為仁” 等, 還有許多問題是在某種語境下觸發的, 有的答案簡明, 有的曖昧, 有的則不置可否。 例如, 他說: “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庇终f: “剛、 毅、 木、 訥, 近仁?！?又說: “仁者先難而后獲, 可謂仁矣?！本褪钦f, 只有當一個人先承擔責任,而后才可有所獲取。 當學生問他:“克、 伐、 怨、 欲不行焉, 可以為仁?” 即一個人驅除好勝、 自夸、 怨恨和貪欲等行為, 可以算仁嗎? 孔子回答, 這雖然很難做到, 但是算不算仁, 自己也說不清楚。 弄到后來, 夫子自己也特困惑。 盡管仁是理想境界, 但這把尺子畢竟不是萬能的, 無法來衡斷一切日常事理。學者李山認為, 在孔子那里, 仁不僅是指完美的人格, 仁者也講事功,即對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來說, 有功于社稷蒼生, 就是大仁。[1]

那時，家里就爺爺一個壯勞力，奶奶體弱多病，只能在家照顧孩子。父親總在放學后到野外割一大捆青青的蓑衣草抱回家，奶奶將它們放在院中晾曬，干后再挑選出草莖均勻的留起來做蓑衣用。

問題回到管仲上, 孔夫子之所以在弟子面前為管仲辯護, 說明在儒家的價值體系中, 管仲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 因為在儒家的理念中, 評判一個人包含著對其節操的評價, 這是仁的重要組成部分。 所謂“時窮節乃現, 一一垂丹青”。 以殉死的召忽和管仲相比, 顯然召忽要比管仲更高尚。

也許, 孔子知曉弟子們的困惑,所以也說了一些批評管仲的話。 如在另一個場合, 他說“管仲之器小哉”。 至于為何說管仲器小? 孔子沒有特別點明, 所以弟子們不免猜測:是“管仲儉乎?” 或者是“管仲知禮乎?” 這似乎暗示管仲既奢侈又不知禮。 后世儒者如揚雄、 程頤、 蘇軾等都對此有所解釋, 而且基本持批評的態度, 其中朱熹的說法特別明確: “器小, 言其不知圣賢大學之道, 故局量褊淺、 規模卑狹, 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朱熹的解釋未必是孔子的原意, 但是反映了宋儒的看法, 即管仲“鮮矣仁”。

二

宋儒的不屑管仲, 其實與孟子有很大干系, 因為在仲尼門下, 孟子的影響最大, 孟子對管仲的態度可能反映了儒生們比較普遍的看法?？鬃诱f管仲器小, 也許是為了調和,因為弟子們都說管仲不仁, 他總得有點態度。 然而, 百多年之后, 孟子的態度則很鮮明, 討厭別人把自己的抱負和管仲相比較。 他借曾西之口說: “管仲得君, 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 功烈, 如彼其卑也?！?意思是, 管仲那么受齊桓公信任, 當國又那么久, 但是所取得的功績如此微小。 另一次, 孟子和齊王約相見, 齊王稱病, 不能去見孟子, 希望孟子來朝見自己。孟子就很不高興, 也稱病, 并說道:“齊桓公之于管仲, 則不敢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孟子托病以表達不滿: 連齊桓公都不敢輕易召見管仲, 何況不愿效法管仲的人呢? 當然, 孟子不屑管仲, 不是小瞧管仲的能力; 相反, 他認為管仲是那種天降大任之人, 他說的那段人所共知的語錄, “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為, 所以動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 就包括大舜、 管仲、 孫叔敖、 百里奚等人。

孟子之所以鄙視管仲, 是從“春秋無義戰” 的立場出發, 譴責霸業。 這比子路或子貢站得更高, 看得更遠。 因為子路等只是著眼管仲為人的節操方面, 而孟子是站在人道和正義的人類高地上來看待問題。如齊宣王有一次問孟子: “齊桓、 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對曰: “仲尼之徒無道桓、 文之事者, 是以后世無傳焉, 臣未之聞也?！?其實豈是孟子不知曉齊桓、 晉文之事, 孟子只是向齊宣王表明, 自己對五霸之事和五霸之業毫無興趣。 他說: “五霸者, 三王之罪人也; 今之諸侯, 五霸之罪人也?！?所謂三王, 就是指禹, 湯, 周文、 武。 在孟子的理想中, 三王時代是“土地辟, 田野治,養老尊賢, 俊杰在位” 的太平盛世;而到了諸侯和五霸時代, 世風日下:“土地荒蕪, 遺老失賢, 掊克(搜刮民財之人) 在位?！?于是戰亂不斷。在三王時代, “天子討而不伐”, 即天子首先聲討不遵守約定的諸侯在前, 然后會有除了戰爭之外的其他手段(類似今天的經濟制裁) 來懲罰對方, 武力威懾只是最后的手段。而到了五霸時代, “諸侯伐而不討”,即諸侯之間不需要什么理由和罪名,就貿然出兵攻打對方。 特別是五霸開了壞頭, 經常會糾集一幫小兄弟去征伐另一諸侯國, 以往的一切規矩都被蕩然破壞。

即以齊國為例, 齊桓公與愛妃泛舟湖上, 愛妃識水性, 故意搖晃船只逗樂, 驚嚇了桓公, 桓公欲阻止, 愛妃不停手。 桓公一氣之下,休了她。 事過之后, 桓公想召回愛妃, 不料她已嫁蔡侯 (書中稱蔡姬), 于是桓公大怒, 起兵伐蔡。 一說是管仲出主意, 以伐楚的名義,過境蔡國, 狠狠踐踏了蔡國。 待到楚國問齊國起兵的緣由, 據說是因為楚國多年未有向周天子進貢包茅(一種祭祀時用來過濾酒的植物),才奉天朝之命出兵。 當然這理由實在是牽強。 后來, 那邊恢復貢品,這邊就罷兵熄火。

在《春秋左氏傳》 中, 并未說齊侯伐楚是管仲的主意, 但是在后人看來, 齊國的大小決策均與管仲脫不了干系。 也許孟子就是這么看的。 似可以這么說: 在孟子以前,仲尼之門是只從個人的德行品格來評價管子的; 而孟子的視野顯然高遠, 他是從整個社稷的管理有序、百姓安居樂業、 社會安定祥和來看待個人的功業的。 至于單單齊國的強盛與否, 管仲是否精明強干, 都要在那個大前提下, 才能給出結論。順便說一聲, 孟子乃鄒人, 出生于小國, 但眼界在天下蒼生。 他的觀念邏輯是民為貴, 社稷次之, 君為輕。 他的最高理想也是 “天下歸仁”, 但是比孔子還多了一個“義”字。 按程頤的說法, “孟子有功于圣門, 不可勝言。 仲尼只說一個‘仁’字, 孟子開口便說‘仁義’”。 若以義來衡量, 管仲顯然是有虧欠的。

孟子之后的大儒當屬荀子, 荀子對管仲的評價既不同于孔子, 也與孟子的貴王賤霸不同, 荀子是王霸并重或認可先王后霸的。 他稱“仲尼之門, 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五伯”, 顯然不包括自己, 因為荀子是認可五霸的。 特別在他所處的年代,七雄紛爭, 周天子搖搖欲墜, 成為王者實在有點困難, 誰如果能成就霸業, 就相當可以啦! 所以他說:“粹而王, 駁而霸, 無一焉而亡?！币馑际? 如果能以仁義管理天下當然好; 一邊講仁義, 一邊能上手段和計謀也不錯; 如果既無仁義, 又無手段謀略, 那肯定是要完蛋。 說是這么說, 但是荀子心里明白, 像孟子所追求的“粹而王” 太理想化了, 孟子三次見齊宣王而故意不談政事, 就是想驅除后者急吼吼的稱霸野心。 如果說孟子是理想主義,荀子就是現實主義。 他認為, 王霸并用才是當下行得通的法門。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他推崇管仲, 認為齊桓公盡管常常沉湎于聲色犬馬之中, 但是能把國家大事托付于管仲這樣的人就對了, 這“是君人者之要守也”。 也就是說, 只要選對了人, 前景就光明燦爛, “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 失當一人而社稷?！?。

《荀子》 中有數處提及管仲(如《臣道》 篇、 《君子》 篇等), 都是從齊桓公的霸業著眼的, 如說“桓公之于管仲也, 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等。 也就是說, 只有在這一語境下,荀子才稱頌管仲。 如果說孔子認為管仲能襄助桓公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 就算是仁了, 那么經過孟子這么一否決, 荀子也就不說管仲是仁者, 但認為如果不能做到“義立而王”, 那么能“信立而霸”, 做到賞罰分明, 取信于民, 把天下治理好,也算是一樁大功業。 這就是所謂“德雖未至也, 義雖未濟也, 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

接下來有關管仲的一段話就帶有某些地域歧視色彩了。 荀子假借孔子的話說: “子家駒續然大夫, 不如晏子; 晏子功用之臣也, 不如子產; 子產惠人也, 不如管仲; 管仲之為人, 力功不力義, 力知不力仁,野人也, 不可以為天子大夫?！?意思是, 子家駒、 晏子、 子產等人都不如管仲功勞大, 管仲雖然功勞很大,但是在仁義方面有所欠缺。 然而, 管仲怎么算是野人, 不能為天子大夫?

之所以說荀子是假借孔子的口吻, 是因為前文孔子已經說過, 如果沒有管仲, 他就會“被發左衽”,被野蠻人統治, 怎么可能稱管仲為野人? 當然, 這里的野人, 不是指邊疆少數民族, 而是有點像眼下所說的鄉下人, 眼光有點土。 荀子本是趙國人, 相比較齊國、 楚國和吳越等地, 算是身處中原, 所以在他眼里, 五霸都是來自僻陋之地。

其實, 無論是孔子說管仲 “器小”, 還是荀子說管仲是鄉下人, 都是很勉強的, 他們就是想繞開“仁義” 兩字做文章。 孟子則直截了當得多: 管仲本領很大, 但是仁義不足, 不屑與之為伍。

三

說到管仲, 不能不說說 《管子》。 然而《管子》 的研究者基本認為此書非管仲所作, 理由也很充分:首先, 《管子》 一書中有不少處提及桓公, 然而桓公是齊王小白的謚號,管仲殞于齊王之前, 不可能知曉后者的謚號。 另外, 書中有些篇章提及的人物, 如毛嬙、 西施是出生在春秋晚期的人物, 也佐證了這一點。有的學者認為《管子》 一書雖非管仲本人所撰, 但是可以看成“管子學派” 所作。 其實這也很可疑, 因為在諸子百家時代, 似無人提及管子學派, 如孟子稱: “圣王不作, 處士橫議, 楊朱、 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 不歸楊, 則歸墨?！?又說: “逃墨必歸于楊, 逃楊必歸于儒?！?說得雖有點夸張, 但是也起碼說明, 其時管學尚沒有冒頭。 接下來, 無論是《莊子·天下》 篇, 還是《荀子·非十二子》 篇, 對各家學派均有所評點, 好像也未窺見管學的蛛絲馬跡。 依現有史料看, 韓非是先秦諸子中唯一提及《管子》 的學者, 盡管他認為 “世之顯學, 儒、墨也”, 然而在 《五蠹》 一文中又稱: “藏商、 管之法者, 家有之?！边@一句“家有之” 似表明法家著述在那時也很普及, 也印證 《管子》一書在韓非時代已經流布開來。 商鞅晚于管仲300 年, 韓非之所以把商鞅列在管子之前, 似乎也意味著《管子》 一書是成于 《商君書》 之后。 當然, 可能另一層含義是按法家著作算, 《商君書》 似更有代表性。 《管子》 一書內容博大又駁雜,好像遠不能歸法家獨有。

也有研究者認為《管子》 一書是稷下學宮的一些學士所為, 他們中有些人對“管子如何輔佐齊桓稱霸的經驗感興趣, 并寫出了相關的著作” (見李山 《管子》 譯注本“前言”)。 筆者比較認可這一說法,這是基于《管子》 一書的博大和豐富性。 《管子》 的內容實在太龐雜,儒家、 法家、 道家、 墨家、 農家、兵家、 陰陽家等的學說幾乎無所不包。 而在戰國年代, 只有稷下學宮的鼎盛時期, 才可能有不同學派的人才會聚, 不同思想的碰撞, 產生出這類精彩的著述。 另外, 人們思辨方式的演進和書寫工具的便利,也決定了只有在戰國這個時期, 才能產生動輒幾千言的說理文章, 在此之前我們見到的 《老子》 也罷,《論語》 也罷, 都是短小的語錄體。

在子書中, 像《呂氏春秋》 《淮南子》 等著述, 也是為眾多門客學士所撰, 但是這兩部書在內容的廣度上似不及《管子》。 究其原因, 兩部書是由呂不韋、 劉安各自主持和取舍的, 在書未完成前已經定下了格局和大致的思路。 而《管子》 書則積累了各家之說, 估計并沒有統一擘畫, 也沒有總撰稿人。 可能是身處國都臨淄, 為了講好齊國故事,回報朝廷的優待, 學士們八仙過海各顯其能, 越寫越亢奮。 到了漢代劉向手里, 林林總總已達564 篇,經劉向整理裁決, “校除重復四百八十四篇, 定著八十六篇”,[2]才算有了定本。 筆者以為, 這里的“重復”應該是指內容基本相同, 不是指一字不差的重復。 也就是說, 劉向的取舍范圍遠比呂不韋等來得廣, 且沒有先入之見, 所以《管子》 成了融會各家學說的一部文集。 當然,這里不排除某些篇章就是管子所為,如該書中“倉廩實則知禮節, 衣食足則知榮辱” 這類古訓, 就可能是管子時代輾轉流傳下來的。

同為集體作業, 之所以說 《呂氏春秋》 和《淮南子》 兩部書的內容不如《管子》 來得豐富博大, 是因為前者意識形態的說教內容相對比較多。 如《呂氏春秋》 是從天人合一的立場出發, 比照天地關系來討論君臣關系, 并按春夏秋冬四季的編排體系來展開論述。 雖然文章中不乏先賢的教導和生動的故事例證, 但是有些教導往往脫離了具體的語境, 成為比較宏觀的大道理。

反觀《管子》, 雖然也講一些大道理, 但是有比較具體的操作手段,感覺上是來自豐富的實踐經驗。 如以談論兵家的篇章而論, 《管子》 的《兵法》, 既有大道理, 也有特別具體的操作守則, 如“三官” “五教”“九章”, 這些都是打仗時需要訓練士兵特別尊奉的細則和條例, 具體到擊鼓、 鳴金、 舉旗的動作和含義,都有特別的規定。

同樣的主題, 《呂氏春秋》 的《蕩兵》 只是泛泛而談, 認為不能一般地反對戰爭, 因為戰爭自古以來就沒有停止過, 倒是應該區分戰爭的正義與否, 以興仁義之師云云。相比之下, 文章的內容要稀薄得多。

當然, 今人可以說 《管子》 中記錄的這些實踐經驗和行動細則早已時過境遷, 沒有什么借鑒意義。但是從那些十分具體的操作細節中,人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的戰爭形態、規模, 以及所使用的手段、 方法和相關章程。 特別對后人來說, 還原歷史, 就是要還原細節。 許多道理是古今相通的, 正是在具體的煩瑣的細節中, 才能見出時代的遞進和歷史的步伐。

四

上文對比《呂氏春秋》 中的篇章, 我們似可揣測, 《管子》 中的某些篇章未必是書齋里的學士所撰,更可能是從有實踐經驗的人那里搜羅來的。 在 《管子》 書中, 最為蹊蹺的就是有關“輕重”、 有關物價、貨幣、 市場流通等的19 篇文章(現存16 篇)。 所謂“輕重”, 最早出自《國語·周語》, 是指鑄幣的質量、 重幣和輕幣。 當然, 在 《管子》 中的引申義很廣, 涉及一系列國計民生的經濟問題。 雖然文章中處處有“桓公曰” “管子對曰”, 但是一般研究者認為, 這只是假借桓公和管仲對話之名而已。 在春秋早期, 人們的經濟生活尚未達到文中所描述的程度, 因此, 這些文章應該是戰國后期到漢代初期的作品。 再則,若非經濟管理方面的行家里手, 有相應的經驗和才能, 一般的文人學士很難杜撰出這類文字。 且讓我們挑選一些文章, 瀏覽大致內容。

在《巨乘馬》 篇中, 管仲提出富國的主張是振興農業, 反對給農民攤派勞役, 延誤農時。 另外, 主張以價格為杠桿, 通過市場來調節獲取資源: 在春耕時貸款給農人,到了秋收時谷賤, 再以谷物代替還貸款。 國家壟斷了大部分谷物就能抬高價格, 并以谷物換取武備器械,也不必向百姓再征收稅賦。 在《海王》 篇中, 討論了稅收問題, 即稅源和怎樣收稅的事宜。 桓公提出了征收房屋稅、 林業稅、 六畜稅、 人頭稅等, 均為管仲所否定, 認為這些辦法會導致人們毀壞房屋、 樹木、六畜, 降低生育率等。 取代的辦法是征收鹽、 鐵稅, 并對征收的方法和具體的數額加以限定。 在《山至數》 篇中, 管子反對加征工商業者的稅收, 提出“王者藏于民” 的藏富于民的主張, 完善國家的財經政策。 在《地數》 篇中, 特別強調了政府開采礦產資源, 并加以控制的聚財方式。 在 《揆度》 篇中, 討論了國家如何通過對價格、 市場和流通領域的適時調控來積累財富, 均衡民間的貧富。 其他《輕重》 諸篇中, 也分別討論了如何利用稅收和物價變化, 在流通領域獲利, 聚集財富的策略。 當然, 最令人驚奇的是在《輕重戊》 篇中, 竟然讓我們領教了貿易戰的思路, 即以經濟手段脅迫他國屈服, 而且對策和措施周詳而細密。 這類策略在靠武力殺戮、 攻城略地擴大戰果的春秋戰國時期是罕見的。 不過也更加證明了這類文章只能產生在秦朝之前。 因為在秦、 漢大一統的政權確立之后,天朝對周邊國家雖然恩威并施, 也有通商, 但是似無價格戰和貿易戰的歷史記錄。 這類思路只能產生于百家爭鳴的年代, 并且可能有部分的實施。[3]

在農耕文明及其相應的文化傳統中, 孕育出儒家、 道家、 墨家等思想理念, 人們覺得理所當然, 而像《管子·輕重》 篇所闡發的經濟學思想, 仿佛是一種異類, 許多學者質疑這部書, 認為不可能是先秦的作品, 認為在那個時代不可能產生相對成熟的經濟學思想。 其實, 這類思想一直存在, 這是社會經濟生活運作的反映, 只是長久為儒家文化所壓抑, 成了異類。 在春秋和戰國的歷史中, 我們常能見到一些特別能干的角色, 通過某些機巧的手段改變歷史, 如犒勞秦軍的弦高、神秘的陶朱公, 還有呂不韋, 他們都是商界的翹楚, 那時的他們并不是異類。 就目前已知的文獻看, “士農工商” 的提法, 雖然最早出自《管子·乘馬》, 但是在那里, 四種基本的謀生職業似尚無地位等級的差別。 后來在大一統集權社會中, 市場部分失效, 商人的地位就低下。

前文已經說了, 學界基本認為《管子》 非管仲或管仲時代的作品,但為何后人要把與“輕重” 相關的篇章放入《管子》 書中? 還是因為管仲在經濟和市場運作方面有兩下子的緣故。 否則, 同樣是講好齊國的故事, 為何不納入 《晏子春秋》中? 同時說明, 在戰國的中后期,市場經濟已相當發達, 因此有了相關貨幣、 貿易、 市場調節的理念和相應的理論闡述。

孔子說 “不以兵車, 九合諸侯”, 不僅是說管仲不依靠霸凌手段來對待其他諸侯國, 也意味著他不一味用強力手段來管理齊國。 雖然有人把管、 商同歸為法家代表人物,但是管仲和商鞅在治理國家的取向上可謂背道而馳。 《商君書》 治國的策略是強國弱民, “故有道之國, 務在弱民”。 《管子》 的識見是: “政之所興, 在順民心。 政之所廢, 在逆民心?！?由于普通的百姓關注的是日常的經濟生活, 所以優秀的當政者必然悉心研究“輕重” 之策, 以安邦治國。

五

太史公在其《史記》 中寫了七十列傳, 記載的都是歷史上的牛人,有的是以立德立言聞名, 有的是靠打打殺殺露頭角, 獨有《貨殖列傳》有點另類。 這是一篇氣魄浩瀚而又精細的超長傳記。 說其浩瀚, 是因為在這篇列傳中記載了先秦到漢初長袖善賈的八九位大商人(如范蠡、子貢等) 的傳奇人生, 描述了華夏大地上百業興旺、 色彩斑斕的經濟生活。 在這些日常世俗生活中, 讀者能感受到一個民族的勃勃生機,這是在戰亂頻仍的間歇中頑強顯露的勃勃生機。 說其精細, 是在文中開列大量的物產清單: “夫山西饒材、 竹、 谷、、 旄、 玉石; 山東多魚、 鹽、 漆、 絲、 聲色; 江南出棻、 梓、 姜、 桂、 金、 錫、 連、 丹砂、 犀、 玳瑁、 珠璣、 齒革; 龍門、碣石北多馬、 牛、 羊、 旃裘、 筋角;銅、 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后文又道: “巴蜀亦沃野, 地饒卮、姜、 丹砂、 石、 銅、 鐵、 竹、 木之器。 南御滇僰, 僰僮。 西近邛笮,笮馬、 旄牛。 然四塞, 棧道千里,無所不通, 唯襃斜綰轂其口, 以所多易所鮮。 天水、 隴西、 北地、 上郡與關中同俗, 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 畜牧為天下饒?！?接下來還有羅列, 就不一一列舉。

有研究者認為, 司馬遷在 《貨殖列傳》 中表達了自己的經濟思想,那就是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不要從外部進行人為的干涉, 另外他也反對重農抑商的政策, 有藏富于民的主張。 或可說, 太史公的經濟思想多少是受管仲所影響。 因為在《貨殖列傳》 中, 他提及管仲是如何繼承了姜太公在黃海之濱發展經濟和商貿的事業, 使得齊國的國運蒸蒸日上的; 在《管晏列傳》 中則稱管仲: “既任政相齊, 以區區之齊在海濱, 通貨積財, 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顯然都是褒揚的口吻。 特別是 “與俗同好惡” 一句,也表露了太史公對于俗世的日常經濟生活的高度認可。 筆者以為太史公如果不是繼承家族的史官職業,只要環境允許, 一定會成為空前偉大的經濟學家。

比較微妙的是在 《貨殖列傳》中, 太史公將孔子的兩位高足即發了大財的子貢和窮困潦倒的原憲做了對比, 一個是“結駟連騎” (擁有四匹馬拉的豪華座車), 一個是“匿于陋巷”。 然后又道: “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 子貢先后 (相助)之也?！?也就是說, 子貢以其財力光大了儒家的門楣。 而這位子貢就是當初向孔子問仁, 請教如何來評價管仲的那一位。 也許在仲尼之門羞言五伯的人群中, 子貢是另類的,他屬于書要讀好、 錢也要掙到的那一類人。 可能他早年想的就是以管仲為楷模, 要務實, 搞點錢以贊助師門。 那樣, 師父一定會說: “如其仁, 如其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