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視域下高校輔導員制度的歷程、經驗與趨勢

撰文/楊雪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深入推進”，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眾所周知，制度服務于治理，是實現治理效能的基本方式之一。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建立特色鮮明的高校輔導員制度。以高校輔導員制度為研究對象，從治理視角考察其如何“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2]有利于加強黨在高校的領導，發揮高校輔導員制度校園治理的基礎功能，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科學發展，實現高?！傲⒌聵淙恕钡娜瞬排囵B目標。

一、治理視域下高校輔導員制度的變遷歷程

治理一詞源于拉丁語和古希臘語，原意為控制、操縱，最初與國家公共事務中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密切相關。1989年，世界銀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機”，此后，“治理”便被廣泛用于政治發展研究。對于“治理”，不同學者釋義不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該委員會于1995年發布的研究報告《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指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認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治理的內涵豐富，其在公共管理中的使用方式大都含有價值取向的意味，本文僅探討“治理”用于高等教育領域的特定意義，即治理是多元治理主體共同參與，實現高等教育價值意義與效率最大化的一整套制度性安排與實踐性活動。由此，在高等教育領域，制度與治理緊密相連。

高校輔導員制度是中國高校的一項特色制度，其研究開始于改革開放后。2020年5月，北京師范大學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院院長馮剛教授將高校思政隊伍專業化建設置于治理視域下，開啟了高校輔導員制度研究的新視角。研究高校輔導員制度的變遷歷程、經驗與趨勢，對于發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長，破解黨在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難題，實現我國高等教育治理現代化的跨越式發展，具有戰略意義。

（一）高校輔導員制度的創立及初步發展（1949—1977）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按照《共同綱領》的要求，教育部確立實行“新民主主義教育”的總方針，實行“革命的思想教育”。[4]1951年，教育部報告指出，工學院要“試行政治輔導員制度”，設立輔導員，標志我國高校輔導員制度創立。由于這一時期高校師生人數大幅增長，對思想政治工作的需求增強，當時的管理制度不能滿足要求。1952年，教育部發文指出，各高校應設立政治輔導處和政治輔導員，輔導員制度開啟可持續發展的治理篇章。

1953年，清華大學首先在高校實踐輔導員制度。1961年，教育部正式提出設立“專職的政治輔導員”。1964年，中央指出，從高等教育部到高校建立起政治部，研究制定政治工作規章制度。1965年，首個班級政治輔導員工作文件制定實施，高校政治輔導員制度在全國建立，高校師生在黨的領導下，作為思想政治建設的共同主體參與到高等教育治理過程中。十年文革，我國高等教育受到巨大沖擊，輔導員制度停滯。

（二）高校輔導員制度的復興和改革(1978—2011)

改革開放以后，高校輔導員制度迎來新發展。1978年，教育部要求高校重建輔導員隊伍。1980年，教育部強調高校要抓好思想政治工作。1982年，高校選聘應屆畢業生任專職輔導員，輔導員制度復蘇。1984年，教育部提出思想政治工作隊伍的專職與兼職人員要相互配合。1987年，為解決高校專職政治輔導員流失問題，教育部要求各年級配備兼職輔導員或班主任。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強調黨內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要增強高校師生投身高校治理的內生動力。

1993年，中共中央強調，高校要培養一批又紅又專的黨務和政工干部骨干。1999年，國家提出輔導員隊伍的建設目標是政治過硬和業務精干。2004年，中央強調建設高水平輔導員、班主任隊伍，培養思想政治工作專家，建立健全高?！八枷胝谓逃凸芾淼闹贫润w系”，[5]強化高校治理體系建設。2007年，教育部確立首批高校輔導員培訓和研修基地，精準推進輔導員制度的治理體系構建。

（三）高校輔導員制度的創新和完善（2012至今）

黨的十八大后，輔導員制度邁進新時代。2013年，國家要求加強培訓，提高輔導員隊伍的整體服務能力。2014年，提出要構建高校輔導員隊伍能力標準體系，推動隊伍建設的專業化和職業化。2016年，提倡“三全育人”的思想教育新手段。2017年，為強化思想政治教育與價值導向，教育部探索輔導員隊伍發展的新路徑，構建輔導員“十大育人體系”與主要工作任務。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筑牢理想信念，對輔導員隊伍建設提出新的重要要求。

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高校輔導員是思想政治工作隊伍中的一員，應整體推進隊伍建設。2020年5月，國家要求推進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體系建設。同年6月，教育部指出，應發揮輔導員隊伍的協同育人功能，發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機構合力。2021年1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指出，應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質量，促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整體現代化。同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意見》指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為治黨治國的重要方式”，[6]貫穿黨的建設和國家治理過程。2023年5月，教育部要求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隊伍培訓研修質量和輔導員素質能力，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二、治理視域下高校輔導員制度的歷史經驗

高等教育治理現代化，是黨對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在治理視域下回顧高校輔導員制度發展史，可為我國高校治理現代化提供經驗借鑒。

（一）強化政治功能，完善制度的頂層設計

高校輔導員制度在黨的領導下創建，與黨和國家的命運相連，體現黨的政治優勢，可從三個層面予以考察：

1.在宏觀的國家層面，高校輔導員制度繼承我黨我軍的革命傳統與政治優勢，具有鮮明的政治導向，延展高等教育的政治“生命線”，維護高校政治穩定。1951年，教育部第一次以文件形式確立輔導員制度，對輔導員工作提出政治要求；1952年，教育部整體設計輔導員制度，凸顯政治方向：從“加強對學校的政治領導”[7]到推動師生政治學習，圍繞黨和國家政治發展精準發力。

2.在中觀的政府層面，高校輔導員制度的價值引領能力得到發揮。1952年，北京市提出，“按目前工作情況，輔導員監管學生與教員的政治工作有困難，最好分開”。[8]由教員輔導員和學生輔導員各司其責，共同做好工作，凸顯省市一級政府對輔導員工作政治內涵的把握。2012年，上海發布高校輔導員誓詞，以“堅定信仰，不辱使命”強調輔導員制度的政治功能。

3.在微觀的高校層面，高校輔導員制度是調整高校師生與黨和國家關系的具體方式。高校校情不同，輔導員制度各異，但制度目標一致，即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維護黨在高校的領導。1953年4月，清華大學踐行“雙肩挑”[9]制度，凸顯制度的政治功能。同年8月，華南師范大學設政治輔導員，將“培養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10]作為工作出發點。改革開放后，復旦大學出臺一系列輔導員隊伍建設文件，以“360度評估法”強化輔導員的政治素養。

（二）聚焦理性訴求，激發制度的內在活力

影響治理效能的關鍵是制度理性，以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為代表。實現二者的統一，將更好地激發輔導員制度的活力。

1.從制度體系建設的角度出發，制度理性要求我們樹立制度權威，以制度化過程保障人性化領導。1978年，教育部恢復高校輔導員制度，提出輔導員“要堅持業務學習”，有條件的要“半脫產”，分擔教學任務，“適當輪換”，[11]體現對輔導員工作的關懷與指導。1980年，教育部要求學校領導從政治和業務上關心輔導員，幫助他們學習和進修。1984年，中央宣傳部、教育部提出要根據工作需要和本人條件，幫助輔導員進行職業發展規劃，推進輔導員制度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上的統一。

2.從制度實踐運行的角度出發，運行狀況是決定制度治理效能的關鍵。制度理性要求我們做好輔導員制度運行效果評價，提升制度治理效能。1961年，教育家蔣南翔指出，要重新總結輔導員工作經驗：注重培養，提高政治素養，多關心學習和健康，體現制度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一致。1987年，針對專職思政人員的教師職務聘任，國家要求各地教育部門加強工作領導和隊伍建設，從職稱評聘的度，滿足制度治理的理性訴求。

（三）堅持問題導向，彰顯制度的時代價值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是制度建設的行動指針。堅持問題導向，是推進高校輔導員制度發展的重要路徑。

1.從縱向看，我國高等教育的根本問題是“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不同時期的輔導員制度均由此展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需要“為經濟建設服務”的人才，不“為學術而學術”；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要正確處理“紅與?！钡年P系，為實現國家現代化培養人才；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們以立德樹人為使命，健全制度的治理體系。

2.從橫向看，我國高校輔導員制度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高校學生事務管理制度相對應。我們應聚焦本國問題，立足高校治理實踐，為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當今世界處于變局中，外部環境更加復雜，黨和國家面臨新時代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高校輔導員制度圍繞這些問題，建設制度體系，做實制度支撐，發揮“生命線”作用，為培養時代新人提供制度保障。

三、治理視域下高校輔導員制度的發展趨勢

高校輔導員制度的變遷與經驗，開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治理現代化新篇章。治理視域下，輔導員制度發展具有多種可能。

（一）科學化與人性化相平衡，完善治理體系

高校治理是指通過制度安排，調和校內外利益相關者的利害關系，達到彼此認同與平衡，為高校整體發展服務。因此，科學化與現代化是高等教育治理體系發展的必然要求。作為高校治理體系的關鍵環節，高校輔導員制度提升了我國高等教育的科學化水平，促進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體系的完善。

作為思想政治工作體系的組成，輔導員工作是在人與人間建立聯結。人的全面問題是輔導員制度的焦點。黨的十八大用立德樹人統率“全面發展”，是對馬克思主義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的創新，是對輔導員制度內涵的深化。輔導員制度治理依賴多方主體，以人為本是制度治理的核心理念。由此，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理論，關照人性是制度的題中之義。

（二）現代性與傳統性相融合，提升治理效能

在黨的領導下，高校輔導員制度在不同階段作用不同：從 “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到“四個服務”，輔導員制度引領高校意識形態發展方向，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思想精華結合，創造性進行制度繼承與發展，服務于高等教育事業。

某種程度上，大學的發展史就是制度的發展史，大學的變革展現制度力量。從制度自覺到自信，黨和人民一起探索。高校輔導員制度的成功，伴隨從自覺到自信的歷練?！吨袊逃F代化2035》對教育治理現代化作出系統安排，推動輔導員制度主動回應高等教育現代化，推進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水平。

（三）主導性與主體性相統一，創新治理路徑

治理強調自主表達和平等對話，治理主體交互運行，服務于校園事務管理體系。若不同治理主體各自為政，將導致作用力分散，影響治理效能發揮。統一高校治理主體的價值目標，對引領輔導員制度發展至關重要。

教育治理的特征是多元共治。輔導員制度服務于高校治理體系，保證黨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倡導多元參與。以主體間性哲學構筑制度治理主體的獨立地位，構建校園治理共同體，加強校內外治理主體互動，構筑全方位育人體系。

綜上，治理視域下，高校輔導員制度歷經不同發展階段，為我們提供寶貴的治理經驗。它以制度的自信力量，彰顯制度的發展趨勢，促進高等教育改革的制度性創新；以日趨完善的“制度之治”，強化黨在高校的領導，推動高等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高校輔導員制度以制度之名、行治理之實，也是以治理之法、達教育之本，這是中國高等教育的期待，更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