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網絡特征分析及空間模式劃分

李 莉，劉 穎，唐晨珂，彭 立

（1.四川師范大學 地理與資源科學學院，成都 610068；2.西南土地資源評價與監測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成都 610068）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現階段中國人口流動呈現2個顯著特征：1）在流動規模上，呈現總量增加但增速放緩的趨勢；2）在空間格局上，呈現多點集聚化和范圍就近化的結構性轉變，即從原來的向北上廣深等特大城市的單點集中式流動轉變為向經濟發達地區的多點集聚式流動（澎湃網，2021）。人口流動影響區域城鎮化發展（殷江濱 等，2012；劉濤 等，2015），流動人口增速放緩和流動方向的結構性轉變與國家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息息相關，其中如何結合流動人口新格局引導人口合理流動，促進區域協同協調發展是亟需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王通，2019）。城市群是流動人口的主要聚集地，城市群流動人口的空間分布及其集聚趨勢對城市群未來經濟增長態勢、城鎮化演變方向有重要影響（曹廣忠，2021）。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是反映流動人口在目的地城市有長期居留傾向的指標，能為合理推進市民化進程、引導構建合理的人口空間布局提供有益參考（古恒宇 等，2021）。在此背景下，從地理學視角對擁有居留意愿的流動人口進行空間分析有重要意義。

關于人口流動的空間差異及影響因素已有較多探討，研究認為，人口流遷行為存在多階段的時空演變特征（朱宇 等，2016），不同類別流動人口的遷移影響因素存在差異（Gu and Shen, 2021），經濟因素是遷移的主要動力（顧朝林 等，1999；孟兆敏，2011），勞動力市場條件、公共服務等基本設施對人口遷移有重要影響。同時，流動人口遷移目的地的選擇受距離及流動人口所擁有的社會網絡的影響（Saa et al., 2020），但在同等條件下大城市較小城市更具吸引力，造成不均衡的流動模式和過程（Buch et al., 2013; Eimermann et al., 2022），且遷移持續時間隨著預期工資的增加而延長（Carrión-Flores, 2018）。在空間上，學者們對流動人口的遷移規模、方向、模式等有較多探討（Zai and Ma,2004; Li et al., 2017），研究得出，人口的流動范圍與流入城市的等級及吸引力高度相關（潘竟虎，2019；薛彩霞 等，2020），中國大多數流動人口傾向遷入東部沿海地區的幾個主要城市和內陸省會城市（段成榮 等，2009；Yu et al., 2019），其工作機會、工資及基礎設施等起關鍵作用。有學者指出“推拉效應”引發人口在城市間多向度流遷（李強，2003），區域發展格局的轉變使人口分布格局差異化演變，空間效應明顯（閆東升 等，2018；王雪微 等，2021）。

近年來，學者們對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間格局、趨勢、影響因素等開展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豐富成果。在空間格局方面，有研究表明中國東部雖然作為重要的人口流入地，但其人口的居留意愿并不高（Liu et al., 2018）。有學者聚焦中國流動人口居留意愿，從空間流的視角探究居留意愿網絡特征，發現不同“社團”人口流動表現出不同的空間結構與模式（古恒宇 等，2021）?？傮w上，中國流動人口居留意愿隨時間變化呈上升趨勢（朱宇，2004），就影響因素看，林李月（2016）、Liu（2018）、古恒宇（2019）等提出城市外部因素對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產生重要影響，城市經濟、公共服務水平、就業機會位列前茅（古恒宇 等，2018，2020a；朱宇 等，2019），其中經濟收入預期與流動人口居留關系密切（劉濤 等，2019）。此外，流動人口的居留決策也受個體、家庭等因素的影響（盛亦男，2017；李輝 等，2019），流動人口對流入地資源、福利的獲取及其在流入地的社會融入狀況及其主觀感受、身份認同等對其居留意愿有重要影響（李亭亭 等，2021）。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驅動因素在空間上存在明顯異質性（林李月 等，2019；古恒宇 等，2020b），其遷出地、遷入地特征及城市規模對居留意愿影響較大（申秋紅，2012；蔚志新，2013；黃夢琪 等，2021）。

城市群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具活力的地方，也是流動人口的主要集聚地，具有較高的聚集效應，是中國當前和未來人口城鎮化的重要載體。從現有研究看，不同城市群人口流動及其居留意愿呈現較大差異，其中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仍是人口流動的活躍區，人口集聚能力強，但人口的居留意愿并非最高（曹廣忠，2021）；成渝城市群盡管近年來經歷了較大步伐的經濟發展，但仍面臨嚴峻的人口流出困境（古恒宇 等，2021）。流動人口的遷居決策與城市群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關，作為城鎮化重要載體的城市群，在當前人口流動規模持續增強與流動方向出現結構性轉變的背景下，不同城市群人口流動的集聚能力是否出現變化，其居留意愿是否存在差異，呈現怎樣的空間格局特征？城市群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城市空間等級特征表現如何？不同城市群居留意愿網絡呈現怎樣的模式？對上述問題展開深入分析，繪制和理解遷移的空間流動性及地理模式，有助于為不同城市群完善區域流動人口政策體系，引導城市流動人口城鎮化發展，推動實現流動人口的空間格局優化提供參考。

已有研究更多是解析全國尺度的人口流動空間格局及其居留意愿，專門針對城市群及其差異的研究還有待開展。較全國尺度而言，從城市群視角展開流動人口居留意愿分析，精準識別城市群人口集聚能力及其吸引范圍，也有助于明確不同城市群“引進來”與“留得下”的關系，為研判未來人口流動趨勢和城鎮化格局提供針對性基礎資料。傳統流動人口的空間分析多從長時間尺度上對整體演變趨勢進行探討（Qi et al., 2021），往往忽略了區域間的差異，從空間網絡結構展開分析，橫向對比各城市群的差異，有助于為城市群城鎮空間規劃及人口空間優化提供科學依據；此外，傳統流動人口的空間分析僅為遷移過程解析，是對“引進來”的認識，往往忽略了流動人口在遷移目的地停留時間，居留意愿視角下的人口流動網絡探討，是對“留得下”的解析，有利于揭示流動人口市民化決策的空間邏輯及空間集聚趨勢。

已有關于中國人口流動的研究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本研究重點關注城市群，以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哈長及長江中游六大城市群為研究對象，基于2017年人口流動動態監測數據，運用網絡分析及地理空間分析方法，從市（區）尺度對城市群居留意愿的空間網絡結構特征進行分析，著重從城市間遷移流強度及城市節點中心性2方面解析不同城市群居留意愿網絡的結構特征差異，并以此為依據劃分不同城市群的居留意愿網絡空間模式。以期為合理引導流動人口管理及城鎮空間布局提供參考。

1 研究區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域

選取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哈長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為研究區，所涉及的城市群體現中國從沿海到內陸、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的區位差異，并且這些城市群在人口流動特征上也存在差異，其中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代表人口流入活躍區（孫陽 等，2016），長江中游城市群、哈長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是人口流出的典型區，面臨人口流出的困境。城市群范圍根據國務院頒布的相關文件進行劃定，未批復的城市群范圍參考《2016 年城市群發展報告》（方創琳 等，2016）進行界定。由于重慶市并未全域屬于成渝城市群，因此，重慶市選用區縣尺度，其他?。ㄊ校┻x用地級市尺度。研究區范圍包括北京、上海、天津3 個直轄市，重慶市的渝中、萬州、黔江、涪陵、大渡口、江北、沙坪壩等27個區（縣）及其余城市群所轄12個省份的103個地級市。

1.2 數據來源及處理

數據來源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提供的2017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CMDS）數據①流動人口數據平臺.https://chinaldrk.org.cn/wjw/#/home，參考已有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界定標準（Zhu, 2007;Zhu and Chen, 2010；朱宇 等，2019），采用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中“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您預計自己將在本地留多久”回答“6～10 a，10 a以上，定居”作為判別流動人口是否有居留意愿的指標，篩選出現居住地屬于研究區六大城市群的樣本，刪去遺漏重要信息的樣本，得到樣本數33 991 份，最終匯總得到5 666 條居留意愿遷移流。

各城市群流動人口居留意愿構成如圖1 所示，各城市群流動人口居留意愿從高到低依次為成渝、哈長、京津冀、長江中游、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其中東部沿海三大城市群外部流動人口居留意愿均超過60%，珠三角城市群達到92.5%，由此可知，沿海城市群對外部流動人口居留吸引力更高。3 個內陸城市群流動人口居留意愿主要由城市群內部流動人口構成，占比均超過70%，反映內陸城市群的吸引力、輻射范圍等與沿海城市群的差距。

圖1 六大城市群流動人口居留意愿構成Fig.1 The Composition of migrations'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six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2 研究方法

2.1 網絡分析方法

1）用節點代表每個市（區），有向邊描述流動人口移動方向進行網絡構建，流出城市流向流入城市即代表人口流動路徑，邊的權重即流強度，衡量流出城市流向流入城市的具有居留意愿的流動人口數量，代表城市間的居留聯系強弱。

2）運用Gephi軟件計算反映城市群居留意愿網絡結構特征的度中心性指標，中心性越高，表明節點在網絡中的地位越重要。選用復雜網絡分析中的入強度指標刻畫城市節點在區域居留意愿網絡中的重要性（侯純光 等，2019）。入強度（In-Degree）可描述為網絡中城市節點的集聚（吸引）能力，是某一城市與其他城市發生人口流動遷入關系的城市數量總和，公式為：

式中：C為入強度中心性；Tinij為矩陣中城市j流向城市i的有居留意愿的城市數量；Cin-i為矩陣中城市j流向城市i的有居留意愿的路徑數量總和；Cij為矩陣中所有城市總數量。

3 城市群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網絡空間格局

3.1 城市群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網絡特征分析

用自然斷點法將城市間流動人口居留意愿聯系流強度劃分為5 級（A、B、C、D、E），A 為第一級，其城市間流動人口居留聯系強度最大，E為第五級，城市間流動人口居留聯系強度最?。▓D2）。

圖2 城市群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網絡空間結構Fig.2 Spatial structure of network flow of floating population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長三角城市群居留聯系網絡涉及32個省，339個市（區），流動人口來源腹地范圍廣，網絡空間跨度大。城市群A級路徑主要圍繞上海，分別為南通－上海、鹽城－上海、六安－合肥。從空間上看，網絡聯系呈現一定的集聚趨勢（圖2-a），其中，內部網絡（圖2-b）更為緊湊，居留聯系強，流強度高的路徑流向城市群東、中、西部，集聚度較高，雖然東部高強度路徑的城市數量最多，但長三角城市群整體聯系路徑形成“極核多邊形結構”，網絡結構相對協調。京津冀城市群網絡共涉及32個省，308個市（區），整個居留意愿網絡結構在空間上呈“放射狀”，吸引全國的流動人口，居留意愿表現出明顯的“距離衰減”效應，A級路徑主要圍繞北京、天津，分別為德州－天津、保定－北京、滄州－天津3條，其中德州－天津的居留聯系強度最大，為城市群外部流入。B級路徑包含廊坊－北京、天津－北京、石家莊－北京等14條；網絡內部高居留聯系的路徑占比高，低居留聯系路徑較其他城市群占比低，內部居留聯系強度最大，網絡集聚性明顯，整個網絡更加緊湊。珠三角城市群居留意愿網絡共涉及28個省，249 個市（區），網絡無A、B 級居留路徑，最大居留路徑屬于C 級，流強度前三位分別為梅州－深圳、揭陽－深圳、梅州－廣州，僅肇慶－佛山為城市群內部路徑；內部有居留意愿的路徑相對較少，內部城市間流動人口的居留聯系弱，空間格局無明顯集聚性，結構分散。

成渝城市群網絡涉及31個省，258個市（區），無A 級路徑，最大路徑等級屬于B 級，分別為資陽－成都、南充－成都，C級為周邊城市流向成都及重慶周邊區縣流入九大主城區，B、C 級均為城市群內部的城市流入。整個網絡低強度路徑占比高，城市間居留聯系較弱，內部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網絡空間格局較分散，關聯性較低，說明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處于各個城市相互博弈的局面。長江中游城市群居留網絡涉及31 個省，225 個市（區）。高強度路徑為各省會城市與其周邊城市之間的路徑，其中僅孝感－武漢屬于A級，黃岡－武漢、益陽－長沙、宜春－南昌等5條路徑屬于B級，A、B級路徑均為城市群內部流入。黃石－武漢、撫州－南昌、常德－長沙等14條路徑屬于C級，網絡低強度路徑占比最高，網絡空間格局分散度高，高居留意愿路徑以城市群內部為主，城市群外部流入人口的居留聯系均較低。哈長城市群居留網絡涉及24個省，136 個市（區）。A 級路徑為綏化－哈爾濱，B級路徑分別為四平－長春、綏化－大慶、齊齊哈爾－哈爾濱3條，A、B級均為城市群內部流入。其內部網絡呈以哈爾濱和長春2個城市為集聚點的多邊形結構，區域內核心城市對網絡具有“控制”作用，空間格局較均衡，外部網絡結構較分散（圖2-c）。

整體上，各城市群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網絡聯系路徑等級層次不一，但空間格局均呈“金字塔”結構，表現出一定的“梯度”層次，呈現明顯的逐級向外減弱的圈層結構特征，有較明確的輻射和吸引范圍界限，反映人口居留意愿存在顯著的“距離衰減”效應。強度前10的居留意愿路徑主要是區域內核心城市與其周邊城市間的人口流動，A級居留意愿流強度數量少，呈現鄰近城市向城市群內核心城市匯集的流動路徑；B級路徑在空間格局上表現出中心徑向特征，相比A 級“流”，其流路徑數量增多，流動距離增大，流強度減弱，但仍流向區域核心城市；C級路徑反映核心城市周邊城市間的互動，D、E 級路徑最多，為更遠距離的人口流入及城市群“邊緣”城市間的互動。上述結果表明，空間距離對居留選擇具有一定限制作用，不同空間尺度的分解可有效識別全域－局域不同層次的居留網絡空間結構特征，城市群大城市成為帶動流動人口居留的輻射源，形成多條輻射路徑，內外部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差距反映城市群對流動人口吸引呈“距離衰減”的共性特征。

3.2 不同城市群流動人口居留聯系網絡結構差異

各城市群網絡結構互異，從覆蓋市（區）數量看，京津冀和長三角城市群覆蓋范圍最高，涉及的市（區）數量均＞300 個，珠三角、成渝和長江中游城市群次之，涉及的市（區）為200～300，哈長城市群的覆蓋范圍最小，涉及的城市僅136個，明顯低于其他城市群。從流路徑的數量特征看，京津冀、長三角路徑數量最多，其次是成渝城市群，珠三角和長江中游城市群路徑數量處于中下水平，哈長城市群的路徑數量最少（表1）。這說明京津冀和長三角城市群作為傳統的人口流入核心區，具備引導就地市民化的先發優勢，而成渝城市群當前正面臨關鍵的機遇期。從流路徑的空間結構看，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以外部流入路徑占絕對優勢，外部路徑占比均超過80%，其中，珠三角外部路徑優勢最明顯，外部路徑占比超過95%。成渝城市群和長江中游城市群內外部路徑相對更均衡，尤其是成渝城市群，內外路徑占比均接近50%。

表1 各城市群不同等級居留聯系路徑數量Table 1 The number of settlement intention connection paths of different grade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條

橫向對比不同等級路徑在城市群的分布（圖3），進一步分析城市群的差異化特征，首先A、B級路徑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和長三角城市群，占比超過70%，說明京津冀、長三角城市群存在高集聚性效應。但京津冀與長三角城市群也存在差異，長三角城市群網絡空間格局較協調，各級路徑的占比均在30%左右，城市群的多中心程度發育較好，路徑相對均衡；京津冀城市群網絡極化特征更明顯，在內部路徑中，D、E 路徑占比均低于10%，城市群內部的集聚特征更顯著，北京作為首都的特殊吸引力仍發揮很強的集聚力。珠三角城市群作為沿海城市群，呈現與京津冀和長三角不同的特征，珠三角無A、B級路徑，內部路徑數量最少，外部D、E級路徑數量高于C級，說明珠三角城市群流路徑數量少且規模小，城市間流動人口居留意愿聯系較低，其受產業轉型升級影響對外來務工人員產生“擠出效應”，不具備引導外來人口市民化的優勢。成渝城市群的流路徑數量僅次于京津冀與長三角城市群，但以低級別路徑為主，尤其內部D、E 級路徑占比分別為40.83%和44.36%，顯著高于其余5 個城市群，說明成渝城市群內部路徑數量雖多但規模小，與長三角城市群不同，成渝城市群目前處于初級均衡狀態；長江中游城市群是內陸城市群中路徑分布最均衡的，呈現輕集聚與輕均衡并存的網絡結構。內陸地區城市擁有優質的發展資源，隨著產業轉移承接，其后發優勢明顯，具備提供就地就業和城鎮化的需求和可能。哈長城市群的路徑數量最少，內外路徑呈現顯著差異，內部路徑A、B、C級路徑的占比明顯高于D、E 級路徑，外部路徑則是C、D、E級占比更高，流路徑少，說明哈長城市群并非人口流入的主要區域，內外路徑的差異說明哈長城市群當前人口流動的居留聯系以內部的城市為主，城市群經濟發展水平低，核心城市輻射能力弱吸引范圍小，城市缺乏人力資本的吸聚能力。

圖3 各城市群居留網絡流強度分級占比Fig.3 Proportion of settlement intention network flow intensity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綜上可知，流動人口居留意愿存在較大區位差異，其中京津冀、長三角城市群居留意愿高，對外部流動人口居留吸引力也極強，城市群經濟規模水平高，集聚效應明顯，更吸引流動人口居留于此；珠三角城市群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在沿海城市群中相對較低，且外部人口居留意愿高于內部。內陸成渝、長江中游城市群對內部流動人口更具吸引力，城市群處于發展階段，對流動人口吸引范圍有限；哈長城市群居留意愿低，東北作為中國的老工業基地，其產業結構單一、經濟發展水平不足，使得地區人口流失嚴重（古恒宇 等，2020b），但哈長城市群對內部流動人口仍有居留吸引力，表現為小范圍和短距離的吸引。城市群居留網絡的相對差異，反映流動人口的空間選擇差異性，沿海城市群規模大，京津冀、長三角所含一線城市數量遠多于內陸城市群，經濟發展水平、交通網絡及勞動力市場工資水平更高，使其吸引范圍更大。城市群內城市間居留聯系的緊密程度，與城市群內交通、政策制度、發展等級層次及其規模等緊密相關，各城市群中擁有大規模居留意愿的城市其經濟和勞動力市場特征發揮著重要作用（Vi?uela, 2022）。城市群的地位差異，如區位、發展時間、國家政策傾斜等使得流動人口的居留選擇在空間上呈現差異，網絡表現出不同結構特征。

4 城市群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網絡城市節點中心性分析

入強度體現城市在區域中的中心性和重要性，反映城市吸引力（薛峰 等，2020），用自然斷點法將城市節點的入強度中心性劃分為5 個層級（圖4）。

圖4 城市群居留意愿網絡中心性Fig.4 Centrality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ettlement intention network

圖4顯示，居留意愿高中心性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群，且為區域內的高發展水平城市；內陸城市群的高中心性城市則為區域的省會城市，居留意愿受城市等級差異影響明顯。京津冀城市群的北京、天津及長三角城市群的上海為一級城市節點。二級城市節點包括珠三角城市群的深圳、廣州，長三角城市群的南京、無錫、蘇州、杭州、寧波，長江中游城市群的武漢及成渝城市群的成都共9 個城市，二級城市節點以長三角城市群的城市為主。三級城市節點以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中的城市為主，珠三角城市群三級城市節點數量最多，占城市群的55.56%；四、五級城市節點占比74.44%，以成渝、長江中游、哈長城市群的城市為主，該類城市經濟發展狀況等相對較弱，流動人口居留意愿低。相同等級內，中心性水平較為接近的城市，其發展水平相近，不同層級間的城市發展水平差異顯著，即低層級入強度城市發展水平明顯低于高層級入強度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哈長城市群網絡沒有屬于一、二層級的城市節點，其城市節點入強度等級最低，僅哈爾濱、長春、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區域內3個核心城市為三層級城市節點，城市群整體吸引力較低?？傮w上，居留意愿的城市等級差異顯著，核心城市的人口吸引量在城市群中占比更高，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在城鎮化進程中所起作用明顯。

中國流動人口的空間分布一直具有強烈的不均衡性，各城市群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也表現出顯著的區域差異（古恒宇 等，2018）。對比各城市群網絡發現，城市群發展階段不同（方創琳 等，2018），城市節點分級差異明顯，京津冀、長三角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的中心性等級最高，珠三角、成渝、長江中游城市群次之，哈長城市群最低。網絡城市節點中心性分級的空間分布差異反映各城市群對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吸引力的大小，等級高、規模大的城市成為流動人口居留的首選地，且具有極高的聯系強度，從側面反映城市規模、區位條件、經濟發展水平等影響流動人口的居留選擇。城市群內擁有高居留意愿的城市均為區域內的大城市，體現經濟集聚的優勢。

5 城市群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網絡空間模式劃分

以城市群城市間流動人口居留聯系路徑強度、城市節點中心性層級特征為依據，劃分城市群居留網絡模式，其中城市的層級根據城市節點中心性劃分。流動人口的空間居留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群的發展模式，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屬于國家級城市群，成渝、長江中游作為區域級城市群，哈長城市群為地區級城市群，其產業結構層次、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距，與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網絡空間模式的等級差異存在一定關系，不同城市群流動網絡等級、空間結構特征差異顯著。6大城市群可劃分為3類，分別為多層級單核模式、“一極多核”模式和雙核模式（圖5）。

圖5 城市群居留意愿路徑網絡模式劃分Fig.5 Network mode divis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ettlement intention

長江中游城市群居留意愿網絡表現出以二級城市節點武漢、三級城市節點南昌、四級城市節點長沙3個省會城市各為“中心”向外圍城市輻射的多層級單核模式，居留意愿流強度呈現以各自省內城市為主向省會城市的匯集路徑，形成都市圈內集聚與都市圈彼此均衡，內部聯系緊密，整體呈現輕均衡和輕聚集的多層級“單核”模式。長三角城市群呈現以一級城市節點上海為超強中心，南京、杭州、蘇州、無錫及寧波二級城市節點為次中心的“一極多核”的網絡模式，路徑數量多，網絡“圈層”結構協調，內部網絡緊湊，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網絡表現出位序-規模效應，等級間呈現高均衡狀態。

雙核模式根據入強度中心性等級劃分為3個亞類，包括京津冀城市群的“一級雙核”模式、珠三角城市群與成渝城市群的“二級雙核”模式及哈長城市群的“三級雙核”模式。京津冀城市群以北京和天津2個一級城市節點為核心形成超強中心性的“雙核”網絡模式。網絡極化特征明顯，中間層的城市數量偏少，多核化發展概率較小，“核心-邊緣”結構顯著，內部網絡緊湊。珠三角城市群中，二級城市節點廣州、深圳的核心地位突出，整個網絡“核心-邊緣”結構顯著，以城市群外部的城市人口流入為主，網絡中城市節點等級差異較小，數量少且規模小，結構分散，網絡聯系強度低。成渝城市群居留意愿網絡空間結構表現出以二級城市節點成都及重慶九大主城區為核心節點的“二級雙核”模式，居留意愿網絡同樣呈“核心-邊緣”結構特征，節點等級差異小，低層級路徑多，內外占比均衡，網絡結構處于初級均衡狀態，流動人口居留意愿來源地較為分散，中間層城市有待挖掘。哈長城市群居留意愿等級較低，居留意愿網絡模式表現為以哈爾濱、長春三級城市節點為核心的“三級雙核”模式，內部網絡聯系強、較集聚，外部網絡聯系弱，區域內城市中心性等級較低，居留意愿網絡結構層次明顯。

6 結論與討論

本文基于網絡分析，從城市群視角對流動人口居留意愿展開空間分析，識別城市群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網絡特征及模式，同時精準識別城市群輻射范圍及集聚能力，揭示城市群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空間特征的共性和差異性。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總體上，城市群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網絡呈不同等級的“金字塔”結構，強度逐級向外層減弱，空間距離對居留選擇有一定限制作用，距離衰減效應明顯，城市群大城市是帶動流動人口居留的“輻射源”，形成多條輻射路徑，其資源及公共服務等優勢作用明顯。

2）從區位視角看，沿海地區城市群流動人口來源腹地范圍更廣，流動人口居留意愿更高，集聚能力更強，反映其典型人口流入區的區位優勢，但珠三角作為典型人口流入區，其居留意愿較低，人口的流動性更高；內陸城市群流動人口來源范圍有限，以城市群內城市為主，城市中心性水平差距小，高中心性城市和一般城市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并存，網絡較均衡。相比較而言，流動人口居留意愿整體空間分布較不均衡，珠三角城市群應采取政策措施降低人口過高的流動性，以推進市民化發展；成渝、長江中游及哈長城市群的流動人口居留意愿都有待提升，以利于區域創新發展及全國區域協同發展。

3）從城市群發展階段看，不同發展階段城市群有著不同等級的居留模式，國家級城市群中京津冀、長三角城市群流動人口極化效應更為顯著，大城市居留意愿高，居住壓力增強，需實施一定人口疏解調控政策；珠三角城市群流動人口居留意愿低，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擠出效應”明顯，需進一步提升城市社會融入度，以促進區域流動人口市民化發展。地區級城市群中成渝、長江中游城市群對外部流動人口居留吸引力較弱，居留意愿網絡均衡，但存在一定省際效應，需加強城市群內部聯系；地方級哈長城市群，對外部流動人口吸引力最低，其內部人口流動結構均衡，居留網絡的城市中心性等級低，居留意愿小。

居留模式的總結，清晰地揭示了城市群內部空間組織及輻射范圍的地域特征，進而對中國城市群流動人口的空間格局和發展趨勢做出更為準確的描繪。本研究反映不同區位、不同規模、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群其居留意愿網絡空間格局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群的空間發展模式，體現流動人口居留的空間選擇受區域資源、經濟、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影響。

綜上，從城市群結構和發展布局方面進一步關注和思考，提出引導構建城市群合理的人口空間布局策略（圖6），以推進中國市民化、區域協調高質量發展的建設。沿海城市群應加大中心性低的城市發展，加強城市吸引力，引領中心性較低的城市優勢產業及創新性技術產業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吸引人口流入，其次，應注重城市規模與人口承載力協調，防止城市過于極化現象，構建區域人口的均衡布局；內陸城市群地區經濟發展和工資水平低，應通過優化產業結構創造良好的發展前景和城市形象、加強商業和醫療設施建設，提升流動人口居留意愿，借助均衡網絡模式，引領中心性較低的城市新興產業發展，提升城市等級，平衡其人口流出與流入，避免區域人口過度流失，推動區域城鎮化建設，構建合理的人口空間分布格局，促進區域內城市高質量協調發展?？臻g視角的研究結果為流動人口管理體制的制定提供科學參考，引導人口、產業和設施在城市群內合理均衡布局，進一步推動城鄉區域協調協同和高質量發展。通過產業轉移、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小城鎮產業的配套，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格局，合理控制大城市的人口數量，構建城市群合理的人口空間布局。

流動人口是地區增長最快的群體，其去留對流入地區的發展至關重要。本文不僅分析了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空間網絡特征及模式，且揭示了城市群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空間特征的共性和差異性，為研判未來人口流動趨勢和城鎮化格局提供針對性的基礎資料。但本文忽略了各個城市群空間差異因素的比較分析，未來應就多級分區識別不同區域主導因素，開展對比研究。在鄉村振興背景下，流動人口居留模式如何演變是值得關注的問題，未來在識別網絡模式演變趨勢的同時，應從遷移者視角聚焦空間網絡形成的驅動因素，深入理解不同區域不同類型流動人口的多模式、多層次遷移推進，為人口管理和規劃提供實證，以推動城市間良性發展，優化空間區域一體化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