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一生只為修史來

李靜

2024年1月24日，著名歷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譽所長、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去世了。

在生病住院期間，戴逸躺在病床上也惦記著《清史》，因為他等纂修《清史》，用了半生時間，能夠再次主編《清史》，他說過，這是“理念之歸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愛吃雪糕的老頭

每次走進北京市張自忠路3號段祺瑞執政府舊址旁邊的小平房大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輯王琬瑩看到的幾乎都是同一幅畫面，眉毛、頭發已全白的戴逸伏案在書桌前，手邊的稿件摞起來一尺多高，書房里到處是書，書架上、地上、桌上……“書雖然多，但收拾得很整齊，歸類也清晰，可見老先生對自己的書，既愛惜，又熟悉?！蓖蹒撜f。

這二十來年，戴逸幾乎都是這樣過的，看稿，改稿，一直到住院前。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劉仲華記得，通紀的稿子每完成一部分，他就要第一時間看，從初稿開始，每一頁都貼著五顏六色的紙條，紙條上密密匝匝地寫著修改意見，從觀點到論據到引證再到表述，修改最多的時候有3萬多字，全部是手寫。

幾年前，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美國清史專家歐立德拜訪戴逸時閑談，問他最近在讀什么書，戴逸笑笑說：“現在只看稿子了?！弊詮氖苊I頭編纂《清史》，他就放下了自己一切學術上的事，把全部精力集中于修史。

劉仲華1998年考上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師從戴逸培養的中國第一位歷史學女博士黃愛平，因為經常跑腿給戴逸送信，得以常常出入他家。劉仲華擔心自己學問淺薄，不敢和戴逸探討學術，戴逸就開開心心和他眼里的“孩子”嘮家常，他知道劉仲華的家遠在新疆，每次送信的時間只要距離飯點不遠，他一定把人留下來：“仲華啊，你就留這，一塊吃飯?！?/p>

趕上夏天，戴逸多半要去冰箱里拿出兩支雪糕，劉仲華一支，他自己吃一支。劉仲華感慨：“戴老師吃東西從來不挑剔，其實在任何方面他都是這樣，待人寬厚和善，極好相處?！?/p>

戴逸習慣照顧別人的感受。戴逸的弟子、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楊念群在文章里寫過，老師不遺余力地提攜晚輩后學，胸懷寬廣，兼容多樣意見，“即使弟子的觀點與自己的主張出現分歧，仍予最大限度的包容接納。與先生受教論學，如書院中師生之間坐而論道，切磋辯難，洵洵有古風焉”。

小人書里啟蒙歷史

1944年高中畢業后，完全從現實考量，本一心向文的戴逸進入上海交通大學鐵路管理系。1946年夏天，上海交通大學鐵路管理系里一則爆炸性消息被傳開了，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議。

“戴逸退學了！”“戴逸考上北大了！”上海交通大學是名牌大學，鐵路管理是熱門專業，在那個重理輕文的年代，學鐵路管理意味著金飯碗，學歷史幾乎畢業就失業。戴逸說，是童年時代的興趣和愛好，讓他走上了歷史之路。

江蘇常熟，榮木樓，歷史上是明末清初東南文宗錢謙益的舊宅，清朝大學士蔣廷錫的府邸就在邊上，這是戴逸兒時的居所。

明清以來，常熟遍布藏書樓，樓中陳滿了各種線裝古書，讀者可隨手翻閱品讀，無異于一座座小型圖書館。年歲漸長后，戴逸經常流連徘徊其中，用積攢的零用錢買書。日積月累，戴逸到高中時居然也擁有了自己的一個小小藏書室。他在一篇自述中寫道：“每當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時，獨處小樓之上，青燈黃卷，咿唔諷誦，手握彤管，朱藍粲然?！?/p>

戴逸與清史結緣是在1973年以后。那時，他從江西省余江縣（現江西省鷹潭市余江區）“五七”干校返京，和幾個同事一起被分到北師大，在北師大內建了一個清史研究小組。那個時代，要求歷史學界開展邊界問題的研究，戴逸選擇了“中俄尼布楚條約”這一課題，用了4年，對條約簽訂的背景、談判情況、條約文本和爭議問題作了詳細的研究，還從故宮查到滿文中有關尼布楚談判的奏折，寫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一書，這是他的第二部代表作，也開創了清朝邊疆史研究的先河。

自此，戴逸開始了后半生對于清前期和中期的研究，他前半生研究的中國近代史，包含晚清時期。

等待半生修清史

戴逸與纂修《清史》的緣分最初源于歷史學家、北京市前副市長吳晗。1947年夏秋之交，戴逸是北大學生進步組織“孑民圖書館”的總干事，四處搜集進步書籍。有一次，他聽說歷史學家吳晗那里有一批從解放區帶來的圖書和文件，就直接去清華大學面見吳晗。那時，他剛剛讀完吳晗的《朱元璋傳》，自然抓住機會當面探討，吳晗聽了他的一番宏論，便記住了這個年輕人。

兩人再見面已是11年后。1958年，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中國近代史稿》厘清了中國近代史的整體邏輯，作為學術新秀，被吳晗吸納進“中國歷史小叢書”編委會。同年，董必武提出編纂兩套歷史書的設想，一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二是清史。這一提議得到中央的重視，周恩來總理專門找吳晗談過清史編纂事宜。吳晗特意征詢了戴逸的意見，兩人一起暢談了許多清史研究的想法。

只是，隨后的一些事情使得清史纂修工作擱淺。

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在停辦數年后復校，為編纂清史積蓄力量，戴逸受命組建清史研究所，擔任所長。他意識到當時社會上沒有一部系統完整的清史著作，漫漫史卷，200多年光陰，直接著手纂修大型清史未免陷入沒有抓手的困境。于是，戴逸向時任副校長郭影秋提議先編寫一部簡明扼要的清史著作，以梳理清代歷史的主要脈絡和線索，就這樣開始了長達7年的《簡明清史》寫作。這是1949年后，第一部系統完整論述清朝歷史的專著。

鉆研半生，華發滿頭，當年最年輕的清史編纂委員已經步入古稀。時針走進21世紀，戴逸覺得時機已經成熟，2000年，他在接受采訪時呼吁：“編纂《清史》，此其時也！”他的倡議得到學界的熱烈反應。

2002年，清史纂修方案獲得國家批準，國家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啟動。最早修史動議的參與者和親歷者多已謝世，75歲的戴逸披掛上陣，出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他說：“我怎能不喜出望外呢？原來以為我有生之年趕不上了?！?/p>

編纂清史是一項浩瀚的文化工程，涵蓋清代歷史研究的各個領域，卷帙浩繁，除了3500多萬字的主體工程，還包括三類基礎工程：國內檔案整理、國內文獻整理、國外檔案文獻整理，涉及國內國際學者近2000人。

此后，戴逸幾乎每天都前往委員會辦公樓坐班、召集會議，既要把握總體，又要組織協調各個環節，他感覺自己肩負著幾代史學家的托付。直至年逾90，他才開始居家處理工作，但只要身體狀態允許，他還要坐著輪椅、拄著拐杖到辦公室去。20多年來，他在和時間賽跑。

今日是昨日的延伸，真正的歷史學家必然有一份現世情懷。戴逸曾經數次感慨于歷史學家認知能力的局限性和歷史內容客觀性所構成的矛盾，“個體生命的不在場對漫長歷史、遙遠未來的視程有限”。

2024年1月24日8時12分，他終于得以超越一切矛盾和局限，這個一生修史的98歲老人，不再修史，他融入了歷史。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