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如何影響企業創新：理論與實證

李 曉，陳 璇

（1.河北經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石家莊 050061；2.河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石家莊 050024）

0 引言

近年來，我國各級政府采取多種舉措鼓勵和推動企業開展創新活動。在一系列政策賦能下，我國企業研發投入不斷增加，促使專利申請量與授權量顯著增加，創新能力逐步提升[1]。然而，在逆全球化思潮興起的背景下，中美貿易摩擦引發實體清單管制、技術知識領域封鎖等一系列事件，使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呈上升趨勢[2]。隨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提升，供應商斷供、供應國限制出口等事件頻繁發生，導致企業面臨著核心技術、關鍵原材料斷供的風險，嚴重影響創新活動順利開展。

現有研究中，與本文相關的文獻主要包括以下幾類：一是關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測度。錢學鋒和龔聯梅（2017）[3]利用中國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成員之間貿易協議數量，測度貿易政策不確定性。Handley 和Lim?o（2017）[4]利用文本研究方法，根據貿易政策變化頻率構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用以測度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李宏兵等（2022）[5]采用關稅測量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二是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效應。就宏觀層面而言，馮笑和蘇二豆（2022）[6]研究發現，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顯著降低城市經濟韌性。就微觀層面而言，王明益等（2022）[7]得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顯著提升了我國制造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三是企業創新的影響因素。姚樹潔和蔣藝翅（2023）[8]認為，積極踐行ESG發展理念可顯著促進企業創新產出。

綜上可知，已有文獻集中于研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測度及企業創新的影響因素，但將二者相結合的文獻較少。當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使企業面臨關鍵原材料、中間品、核心技術等方面的斷供風險，阻礙創新水平提高。由此，厘清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及作用機制，對于企業制定應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策略，實現高質量發展尤為關鍵?；诖?，本文以2009—2021 年我國A股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分析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及具體的影響機制，繼而揭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在不同條件下的異質性影響。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隨著單邊主義興起和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企業創新過程中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逐步上升。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頻率降低阻礙企業創新。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阻礙企業發展進出口業務，抑制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9]。隨著對外直接投資頻次降低，企業獲得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路徑減少，阻滯創新活動順利開展。另一方面，貿易成本增加阻礙企業創新。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時，關稅與非關稅貿易壁壘增加將會提高企業貿易成本[10]。在貿易成本上升環境中，企業與貿易伙伴間的合作基礎遭到破壞，阻滯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和融入世界生產分工體系，導致企業無法通過專業化分工獲取先進創新要素與資源，影響創新活動開展[11]。本文綜合已有研究成果，梳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企業創新的具體作用路徑。

1.1 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機制

對外直接投資能夠助力企業充分利用全球范圍內的創新資源、技術與市場，已成為創新要素獲取的主要渠道之一[12]。同時，企業高質量的對外直接投資能夠通過逆向技術溢出效應，或者直接獲取互補性的技術，來提高創新能力。但隨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企業信息搜尋成本增加，導致最佳投資機會成本上升，限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阻礙創新能力提升[13]。同時，隨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提升，企業無法預判出口國貿易政策，會延遲或暫停對外直接投資，這在某種程度上會錯失提升競爭力的契機，削弱創新積極性[14]，制約創新能力提升。因此，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會通過抑制對外直接投資而影響企業創新。

1.2 貿易成本的作用機制

隨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提升，企業與貿易伙伴信息不對稱性增強，增加了企業在信息搜索方面的貿易成本。同時，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時，企業面臨的關稅壁壘與非關稅壁壘逐步強化，致使可變貿易成本與固定貿易成本增加[15]。企業貿易成本增加會抑制競爭效應與資源配置效應的發揮，阻礙企業創新能力提升。具體而言，貿易成本增加可能會使企業退出國際市場，難以激活競爭的正向激勵效應，無法促使企業為在國際競爭中取勝而加大創新投入，進而抑制創新能力提升。綜上可知，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環境中，企業信息搜尋成本、可變貿易成本以及固定貿易成本均呈上升趨勢，抑制企業創新能力提升。

1.3 財政補貼的作用機制

通常情況下，企業創新活動需要大量資金支持，且實際研發過程中存在較大風險與技術外溢損失[16]。若企業能夠獲得政府財政補貼，則不僅可以分擔研發風險，還可以彌補技術外溢損失，有利于繼續創新。但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的環境中，政府部門對企業的研發補貼可能會被貿易伙伴國政府認定為補貼行為，使得企業成為被調查對象。隨著反補貼調查開展，各級地方政府不得不調整研發補貼甚至取消部分補貼項目。此時，企業獲得的財政補貼尤其是研發補貼會減少甚至為零，進而選擇不開展或者延遲開展創新活動，最終阻礙創新能力提升。

綜合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抑制企業創新。

假設2：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通過抑制對外直接投資、增加貿易成本、減少財政補貼作用于企業，阻礙企業創新。

2 研究設計

2.1 模型構建

2.1.1 基準回歸模型

為檢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二者間的具體關系，構建以下模型：

其中，i、t分別為企業和時間，INNOi，t表示企業創新水平，TPUi，t表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Controlsi，t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Year、Ind、εi，t分別為年份固定效應、行業固定效應、殘差項?；诩僭O1 可知，若主要考察對象β1小于0，則說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會抑制企業創新；反之，則說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會促進企業創新。

2.1.2 中介效應模型

為研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具體作用機制，構建如下模型：

其中，Mi，t表示中介變量，包括對外直接投資、貿易成本與財政補貼。

2.2 變量設定

2.2.1 被解釋變量

本文被解釋變量為企業創新（INNO）。鑒于數據可得性，利用專利申請量衡量企業創新。由于發明專利具有較高的含金量，能夠較好地體現企業創新能力，反映企業創新質量。因此，利用發明專利申請數量衡量企業創新，采用發明專利申請數加1取自然對數值表征。

2.2.2 解釋變量

本文解釋變量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TPU）。利用限制性關稅與實際應用關稅差值表征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其中，限制性關稅利用美國對非正常貿易關系國家征收的第二類關稅刻畫，實際應用關稅利用最惠國關稅刻畫。具體計算方法如下：

其中，TPU1為利用差額法計算獲得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i表示產品，為i類產品第二類關稅，表示i類產品對應的最惠國關稅。采用差額法測度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的優勢在于并未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造成低估或者高估。

2.2.3 中介變量

本文選取的中介變量主要包括對外直接投資（OFDI）、貿易成本（TAR）、財政補貼（SUB）。

對外直接投資以雙重差分估計量DID 表示，若企業i在t時期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則DID=1；若企業i在t時期未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則DID=0。

參考Gervais和Jensen（2019）[17]的做法測算貿易成本，具體公式如下：

其中，Ris表示i地區s行業層面總體貿易額，Nis為地區i行業s產出種類，λis為生產成本對兩地貿易的影響，τijs為產品跨區域交易時以“冰山成本”形式存在的貿易成本，θs為行業s產品替代彈性，Ejs表示地區j行業s總支出。D表示地區間距離，是J×J方陣。Ns、λs、Es均為J×1 矩陣。以式（2）為基礎，采用參數變量{dij、Nis、λis、Ris、Ejs、θs} 以及迭代法求解貿易成本tis，利用tis并結合兩地間距離dij測算i地區s行業與j地區合作伙伴間的貿易成本τijs，記為TAR。

利用企業營業外收入的政府補助作為財政補貼衡量指標。具體采用企業產品研發經費、專利補貼、稅收返還、科研成果獎勵以及人才引進、產業扶持等補貼刻畫。

2.1 不同惡性腫瘤疾病組血漿Hsp90α表達水平比較 各惡性腫瘤疾病組血漿Hsp90α表達水平均明顯高于健康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圖1。

2.2.4 控制變量

為減少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在實證模型中增加一系列控制變量，主要包括：企業收益率（ROA），利用期末企業凈利潤與總資產的比值衡量；企業規模（SIZE），利用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表示；企業年齡（AGE），采用當年年份與企業開業年份的差表示；企業負債率（LEV），利用期末總負債與總資產的比值表示；資本密集度（KLR），利用期末固定資產凈值與員工人數比值的自然對數表征；企業固定資產率（FIX），利用固定資產與總資產的比值刻畫；企業出口行為（EXP），設定為虛擬變量，若企業出口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2.3 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企業層面數據來源主要為海關貿易數據和上市企業年報。其中，海關貿易數據主要包括企業名稱、企業性質、產品種類、出口日期、出口目的國、貿易方式等內容。根據研究需要，將原始月度數據加總到年度層面。上市企業年報中主要包括企業規模、企業年齡、企業固定資產總值等指標數據。本文根據電話號碼后七位、郵政編碼識別、企業名稱對兩套數據進行合并。將2009—2021年作為研究周期，獲得16652家企業共計59887條數據。

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相關數據主要來自世界貿易組織官方網站公布的關稅下載數據（TDF）、世界銀行的世界一體化貿易解決方案（WITS）數據庫。關稅數據主要從WITS 數據庫中獲取美國第二類關稅最惠關稅稅率，并依據HS6分位產品編碼對轉碼數據與關稅數據進行匹配，以獲取產品層面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

3 實證檢驗

3.1 基準回歸分析

利用上文構建的基準回歸模型檢驗假設1，即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結果如表1 所示。列（1）至列（3）為依次加入核心解釋變量、控制變量、年份固定效應和行業固定效應的結果。結果顯示，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以及是否控制年份和行業固定效應，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具有抑制作用，假設1 得到驗證。

表1 基準回歸結果

3.2 內生性問題

考慮到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二者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利用工具變量法進行內生性檢驗。在具體檢驗過程中，選取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滯后兩期與滯后三期作為工具變量，分別記為L2.TPU和L3.TPU，使用2SLS 法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下頁表2 列（1）和列（2）所示。在進行回歸分析前，驗證工具變量選取是否合理。檢驗結果顯示，Klebergen-Paap rk LM、Klebergen-Paap rk Wald F獲得的統計值遠高于臨界值，說明工具變量通過不可識別檢驗與弱工具變量檢驗。同時，Hansen 檢驗P 值大于0，說明工具變量接受“所有工具變量均外生”假設。綜合上述結果可知，工具變量具有合理性。表2 結果顯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滯后兩期與滯后三期回歸系數均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與預期相一致。第二階段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回歸系數為負，且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控制內生性問題后，基準回歸結果依然成立。此外，利用GMM和LIML 再次檢驗基準回歸模型，結果見表2 列（3）和列（4）。該結果與2SLS 回歸結果基本一致，說明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較強。

表2 內生性檢驗結果

3.3 穩健性檢驗

3.3.1 更換被解釋變量

為確?；鶞驶貧w結果的穩健性，使用企業研發投入重新衡量企業創新，并用研發費用與營業收入的比值刻畫，記為RD，回歸結果如下頁表3 列（1）所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回歸系數為-0.159，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具有顯著抑制作用。此外，還采用企業專利申請量加1 取對數刻畫企業創新，記為PAT，回歸結果如表3列（2）所示?？梢钥闯?，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回歸系數為-0.036，且在5%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前文結論依舊成立。

表3 穩健性檢驗結果

3.3.2 更換核心解釋變量

3.3.3 更換樣本

選取具有代表性的高技術企業重新驗證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3列（4）。此外，考慮到2020 年企業經營活動受到客觀環境因素影響較大，剔除2020 年觀測值重新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 列（5）所示。列（4）和列（5）的回歸結果均表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具有抑制作用，再次證明基準回歸結果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3.4 機制分析

上文研究結果表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具有顯著抑制作用?？刂苾壬詥栴}后，上述結果依然成立。在此基礎上，探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是否通過抑制對外直接投資、增加貿易成本和減少財政補貼三條路徑對企業創新產生影響，具體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機制分析結果

3.4.1 對外直接投資的中介效應

表4列（2）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回歸系數為-0.388，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顯著負向影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列（3）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回歸系數為-0.156，仍舊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具有直接影響。相較于未加入對外直接投資這一中介變量，加入對外直接投資變量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回歸系數絕對值變小，表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影響企業創新。列（3）中，對外直接投資回歸系數為0.251，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創新具有顯著促進作用。綜合上述結果可知，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通過抑制對外直接投資阻礙企業創新。為檢驗該結果是否穩健，使用Sobel 方法開展輔助性檢驗。結果顯示，z 統計量絕對值為13.658，在1%的水平上顯著，證明對外直接投資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影響過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3.4.2 貿易成本的中介效應

表4 列（4）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回歸系數為0.149，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此結果說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會增加企業貿易成本。列（5）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回歸系數為-0.196，且通過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說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具有直接影響。與列（1）相比，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回歸系數絕對值有所下降，說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可通過貿易成本作用于企業創新。列（5）中貿易成本的回歸系數為-0.273，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貿易成本越高，企業創新水平越低。綜合上述結果可知，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會通過增加貿易成本抑制企業創新。對貿易成本中介效應進行Sobel檢驗，結果顯示z統計量絕對值為4.796，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貿易成本是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企業創新的中介變量。

3.4.3 財政補貼的中介效應

表4列（6）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回歸系數為-0.138，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財政補貼具有負向影響。列（7）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回歸系數為-0.159，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具有直接影響。列（7）中財政補貼回歸系數為0.185，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財政補貼能夠提升企業創新能力。且列（7）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回歸系數絕對值相較于列（1）有所下降，這說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可通過財政補貼作用于企業創新。對財政補貼的中介效應進行Sobel 檢驗，結果顯示z 統計量絕對值為9.857，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進一步證明財政補貼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影響過程中具有中介作用。以上結果證明假設2成立。

4 異質性檢驗

4.1 產權性質的異質性分析

根據產權性質將企業分為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其中，國有企業記為1，非國有企業記為0。根據產權性質分組的回歸結果見表5。

表5 基于產權性質的異質性檢驗結果

表5 列（1）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回歸系數在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中分別是-0.309 和-0.375，且均通過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進一步對比回歸系數的絕對值發現，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非國有企業創新的沖擊作用更大?？赡艿脑蚴?，相較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更需要通過擴大進出口產品的規模與提升質量來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以期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獲得一席之地。因此，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時，非國有企業對外貿易受到的沖擊更大，制約企業創新能力提升。同時，國有企業中列（2）至列（7）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顯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回歸系數為-0.152，且通過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國有企業創新過程中具有中介效應。Sobel檢驗結果也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具有中介作用。深入對比發現，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沖擊作用明顯小于非國有企業。究其原因，國有企業具有資源傾斜優勢，且風險承擔能力較強。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下，企業對外投資活動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因此，相較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受到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較小。同時，貿易成本與財政補貼這兩條中介路徑不論是在國有企業還是在非國有企業中均依然成立。且Sobel檢驗結果表明，在非國有企業中，貿易成本、財政補貼均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企業創新過程中具有中介作用。進一步觀察回歸系數發現，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非國有企業貿易成本與財政補貼的沖擊作用明顯大于國有企業。

4.2 企業規模的異質性分析

依據企業規模大小，將高于企業規模平均數的企業劃分為大規模企業，記為1，低于企業規模平均數的企業劃分為中小規模企業，記為0，并開展實證分析，結果如下頁表6所示。

表6 基于企業規模的異質性檢驗結果

表6 列（1）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回歸系數在大規模企業和中小規模企業中分別為-0.297 和-0.352，且均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上述結果說明，相較于大規模企業，中小規模企業受到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負向沖擊作用更強。同時，大規模企業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回歸系數為-0.284，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貿易成本的回歸系數為0.157，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財政補貼的回歸系數為-0.131，均通過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進一步觀察發現，對外直接投資、貿易成本、財政補貼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86、-0.176、0.086，且均通過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綜合上述結果可知，對外直接投資、貿易成本及財政補貼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大規模企業創新過程中具有中介作用。中小規模企業中列（2）至列（7）的三步回歸和Sobel 檢驗結果說明，在中小規模企業中，對外直接投資、貿易成本以及財政補貼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企業創新過程中均具有中介作用。對外直接投資、貿易成本、財政補貼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小規模企業創新的影響中發揮的作用更大?？赡艿脑蚴?，大規模企業憑借自身雄厚的資金實力以及成熟的管理體系，可在國際市場上獲得較大的競爭優勢。因此，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提升時，大規模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貿易成本以及財政補貼受到的影響較小。

5 結論與建議

本文在理論方面深入探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效應和作用機制，并選取2009—2021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1）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具有顯著抑制作用。（2）從影響機制來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主要通過抑制對外直接投資、增加貿易成本以及減少財政補貼三條路徑作用于企業創新。（3）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貿易成本以及財政補貼的中介效應會因企業產權性質、規模大小不同而存在差異。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抑制作用在非國有企業和中小規模企業中更為明顯。

根據上述結論，提出如下建議：第一，多措并舉實現貿易自由化。我國應致力于與貿易伙伴國簽署貿易協定，打破貿易壁壘，逐步向局部地區實現自由貿易方向邁進，降低企業面臨的反補貼調查概率，助力財政補貼賦能企業創新。第二，強化對外投資政策引領。政府部門要強化服務保障，建成“走出去”公共服務平臺，賦能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助力企業創新。此外，企業應在國家一系列政策引導下，創新對外投資方式，進行綠地投資、收購并購、股權置換，以期多渠道獲取先進技術，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第三，制定差異化創新策略。政府部門應針對不同企業制定相應指引策略，助力企業開展創新活動。政府部門可通過開展中小企業成長行動計劃，推進中小企業“抱團出?！?，鼓勵“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走國際化路線，獲得先進人才與技術，賦能創新活動。同時，政府部門還需根據非國有企業自身經營狀況，培育一批關鍵行業的非國有領軍企業，打造特色產業集群，繼而助力非國有企業提升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