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秦”與“偽新”:班固歷史興亡觀的再認識

宣 揚

(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 100875)

秦朝二世而亡,新莽及身而滅,兩個大一統皇朝的短祚命運引起了兩漢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深切反思(1)關于西漢時期過秦思潮的研究,參見吳懷祺主編、汪高鑫《中國史學思想通史·秦漢卷》,黃山書社2002年版;張分田《秦始皇傳》,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汪高鑫《漢代社會與史學思想》,載《史學史研究》2013年第1期;孫家洲《漢人“土崩瓦解”論秦亡的內涵解析》,載《貴州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關于新漢之際士人對新朝興亡的歷史見解,可參見鐘肇鵬、周桂鈿《桓譚王充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曲利麗《兩漢之際文化精神的演變》,中華書局2017年版;臧知非《兩漢之際儒學與政治關系探論》,載《史學集刊》2018年第6期;李振宏《桓譚的學術立場與政治個性》,載《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新漢之際的士人已注意到秦政和新政的共通之處,如桓譚認為王莽貪功專斷的行為“甚類暴秦”[1]18,第五倫直言秦朝和新朝皆亡于苛政(2)第五倫諷諫章帝說:“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眳⒁姺稌稀逗鬂h書》卷41《第五倫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400頁。。而將秦朝和新朝的歷史聯系起來全面考察的,首推班固《漢書》。

《漢書》不僅斷漢為史,還貫通古今,“告往知來”[2]4243。一方面,《漢書》表、志詳述從先秦至新朝各方面制度的興廢沿革,其中秦、新兩代政治制度上承歷世制作興治之意,下啟后王撥亂反正之功,尤其受到班固的重視;另一方面,以武、昭之際為界,《漢書》所述武帝以前史事,大體因襲《史記》原文,通過載錄賈誼、賈山、徐樂、嚴安等人的政論,揭示了西漢前中期的“過秦”思潮。統治者轉變治國方針,“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2]2021,正是過秦思潮普遍性的反映?！稘h書》所述昭帝以后史事,主要沿著外戚干政這條線索展開。班固借劉向、鮑宣、杜業等朝臣言論點明西漢后期外戚權力擴大的趨勢,而這一趨勢最終指向王莽篡漢和新朝的速亡。班固比較秦朝、新朝政治得失,總結道:“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涂(途),俱用滅亡?！盵2]4194

本文主要考察班固關于秦朝和新朝的歷史定位、興亡原因和政治遺產等方面的論述,進而審視班固的歷史興亡觀及其與東漢政治的互動關系。

一、對秦朝和新朝的歷史定位

班固對秦朝和新朝的歷史定位,應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從社會演進視角衡量兩個皇朝的歷史地位;二是依據五德終始學說安排兩個皇朝的德運歸屬,以明確漢朝統治的合法性來源。

班固將三代以下的社會發展進程分為六個階段。周朝“監于二代”[2]1029,損益禮樂,制三典五刑,因地制宜分土井田,形成了完備的禮法制度,是時尊卑有序,庶事俱濟,“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2]1029,是班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至周之衰世,教化不行,刑罰錯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至于戰國”[2]1096,社會風氣大壞,人們普遍推崇詐偽暴力,輕視禮義教化。社會風氣之敗壞,民眾生活之困苦,至秦朝而達于極點。西漢之世,統治階層整頓制度,與民休息,使社會發展步入正常的軌道,然而元、成以降,天災人禍接踵而至,社會危機日趨嚴重,“陵夷壞于王莽”[2]1074。東漢統治者體察民情,施行德政,使社會再次邁入治世。在班固的敘述中,歷史呈現出波動式的演進脈絡。秦朝和新朝延續并強化了前代末世的社會弊端,背棄人倫正道,統治內外交困,都是社會經濟全面崩潰的極亂之世,是社會歷史進程中的兩個“波谷”(3)閻步克用“波峰”和“波谷”描述秦漢魏晉南北朝專制官僚政治的演變軌跡,以此表現出中古中國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周期性。參見閻步克編著《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頁。。

班固站在東漢統治者的立場,竭力貶低秦、新兩朝,進而將其排除出歷史正統序列。班固列出從唐堯到劉邦的劉氏家族世系,論證漢紹堯運,同屬火德,為遵循周木、漢火五行相生的順序,強行黜落大一統的秦朝,宣稱漢“伐秦繼周”[2]1023。在漢家“受命中興”[2]1024的話語體系中,劉漢當永享天命,王莽因漢德衰微“竊位南面”[2]4194,違背天意,被視為大逆不道的亂臣賊子。班固立《王莽傳》記新朝史事,言“莽”不言“新”,徹底剝奪新朝的歷史合法性。正如《王莽傳贊》所說,秦朝和新朝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蛙聲,余分閏位”,為漢家“圣王之驅除”[2]4194。

值得注意的是,秦朝、新朝“余分閏位”的內涵有本質區別?！稘h書·律歷志》所引《世經》體現了班固的歷史正統觀,現將其中構建的歷代帝王五德相生次序排列如下(4)帝王五德相生次序據顧頡剛所作“全史五德終始表”排列。:

太昊炮羲氏(木)→共工(閏水)→炎帝神農氏(火)→黃帝軒轅氏(土)→少昊金天氏(金)→顓頊高陽氏(水)

帝嚳高辛氏(木)→帝摯(閏水)→帝堯陶唐氏(火)→帝舜有虞氏(土)→伯禹夏后氏(金)→殷(水)

周(木) → 秦伯(閏水)→漢(火)[3]

《世經》稱秦為“伯”,“凡秦伯五世,四十九歲”[2]1022,以貫通周亡漢興之間的歷史統緒。對于秦朝的“閏位”,班固作出兩點解釋。其一,班固真正將帝王之“德”作為衡量政權正統性的標準。秦朝和共工氏一樣,都有水德之運,但他們依靠謀略和刑殺稱霸九州,德不配位,故“伯而不王”[2]1012,降居閏統。其二,《史記·秦始皇本紀》后附《典引》說:“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盵4]291謂周得木德,漢得火德,木生火,故周于漢有母子仁恩之情,漢不應當直接取代周之德運。因此,上天安排秦朝“在木火之間”[4]291,令秦滅周,避免了漢朝以子代母的道義問題,而且漢伐秦繼周,為母復仇,更凸顯了漢朝繼統的正當性。秦朝作為過渡性質的皇朝,“非其次序”[2]1271,自然享國不永?？墒俏宓孪嗌f以太昊伏羲氏為百王先,其后“以母傳子,終而復始”[2]1271,并不存在“仁不代母”的情況,班固顯然是為了強調漢家正統而曲為之說。

反觀新朝,班固排出的五德次序中并沒有新朝的存在?！叭孀?《著紀》新都侯王莽居攝三年,王莽居攝,盜襲帝位,竊號曰新室。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三年,《著紀》盜位十四年。更始帝……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盵2]1024王莽悖逆天命,盜襲帝位,其權力來源不具有合法性,因而班固徑將新朝歷史統攝于漢朝歷史發展脈絡中,明天命始終在漢,呈現出歷史發展的“應然”而非“實然”。光武帝“以景帝后高祖九世孫”[2]1024受命中興,主張兩漢政權一脈相承,從西漢皇朝到新朝的歷史延續性被否定了,新朝的土德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由此看來,新朝既不正,也無統,成為游離于歷史統緒之外的非法政權。易言之,秦朝行伯道,德位不夠,降為與“正統”相對應的“閏統”,“閏統”意味著秦朝的存在順承天命,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新朝則得國不正,德位闕失,是不入五德閏位的“無統”皇朝,新朝的存在違背天意,不具有任何歷史合理性。

班固依據五德相生原理構建的政權更替統系,并不符合現實中的歷史進程,但是這種歷史定位嵌入了班固對不同朝代的價值判斷,是我們探討班固如何認知秦朝和新朝興亡得失的基點。

二、論秦朝和新朝興起的歷史過程

班固有慨于秦國積德累功數百年,方從一個西陲戎狄之國逐步發展成大一統皇朝,“用力如此其艱難也”[2]363,而王莽竟玩天下人于股掌之上,未動一兵一卒就輕易奪取了漢朝江山,于是著力探討秦朝和新朝興起的歷史過程。

班固引申發揮賈誼《過秦論》中的見解(5)班固摘錄賈誼《過秦論》以為《漢書·陳勝項籍傳》贊語;漢明帝詔問班固《史記·秦始皇本紀》贊語中的不當之處,該篇論贊全引賈誼《過秦論》,班固指出:“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笨梢姲喙陶J同《過秦論》中大多數觀點。參見班固《漢書》卷31《陳勝項籍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821-1825頁;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48《典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8頁。,對秦國逐步崛起的原因做出如下解釋。一是“據勢勝之地”[2]393。秦地被山帶河,四塞險固,易守難攻,具有顯著的地理優勢。秦國統治者善于將地理優勢轉化為軍事上的優勢,一旦有事則以逸待勞,“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厄,荷戟而守之”[4]277,六國之軍頓兵堅城之下,往往不戰自潰。二是秦孝公重用商君,變法圖強。班固認為商君變法有兩方面意義:對內廢井田,開阡陌封疆,獎勵耕織,重農抑商,使秦國得以“務本”[2]1126,為秦國逐鹿中原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對外用“攻守之法”[2]1469,連橫諸侯,使其相互爭斗,秦國趁機整治兵備,開拓疆土,拉開了統一六國的序幕。三是“因四世之勝”[2]1089,亦即賈誼所言“蒙故業,因遺策”[2]1821。商君雖死,“秦法未敗”[5]398。秦始皇能“奮六世之余烈”[2]1823,不獨在于君王“世世賢”[4]277,更因秦國統治者始終堅守商君的政治遺產,維持著治國策略的延續性。秦國政治運作穩定,整體實力雄厚,方能持續“蠶食山東,壹切取勝”[2]393,維持對山東六國的巨大優勢。

對于秦始皇統一六國、成就帝業的進程,班固尤為注意其背后的經濟因素?！稘h書·溝洫志》載秦王令水工鄭國主持興修引涇灌渠的大型水利工程,鄭國渠建成后,糧食產量大增,“關中為沃野,無兇年”[2]1678,秦國國力更加強盛。班固將關中農業經濟的發展和秦并六國聯系起來,并借鄭國之口指出:“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6)此句《史記·河渠書》未載,為班固所補錄。參見班固《漢書》卷29《溝洫志》,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678頁。其次,秦始皇善用人,妥善處理君臣關系,使王翦這樣的豺狼之徒“奮其爪牙”[2]1089,盡其才用。在具體的戰術層面,秦將伺隙出兵,以詐取勝,在短短十年內就“禽獵六國,以并天下”[2]1089。最后,班固驚嘆于秦始皇“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后王”[4]291的赫赫功業,認為秦始皇可能得到上天的指授,并用星宿分野學說曲為作解,表現出濃厚的天命觀念。

關于王莽代漢建新的歷史過程,班固從王莽的權臣身份入手,考察西漢政治制度和政治運作中的弊端,指出權臣篡漢是難以避免的歷史趨勢。一方面,西漢統治者削藩矯枉過正,動搖了漢朝的統治基礎。武帝以后,諸侯王“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2]395,在政治上日益邊緣化,不受士民尊崇。當國家遇到政治變故,“宗室衰弱,外無強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捍國難”[2]3426。另一方面,歷代朝廷政治運作中必然會有外戚預政的現象,而西漢外戚之盛遠邁前代。西漢外戚憑借“推親親以顯尊尊”[2]339的漢家制度,恃恩澤獲封列侯,“窮富貴而不以功”[2]4011,遂致驕奢僭盛,專權自恣,甚至多次出現外家謀反作亂的事件。宣、元以降,外戚輪流輔政逐漸制度化。外戚以“甥舅之親”[2]1960持國柄政,排擯宗室,嫉害忠良,勢力遍布朝廷內外,造成了臣強君弱的政治局面。有政治野心的“奸臣”[2]3741在人心不穩之際專擅朝政,攀至權力頂峰,欲逞其私欲,就有可能做出危害漢家社稷的政治行為。

王莽正是在這種形勢下走到歷史舞臺的前臺。首先,王莽因“四父歷世之權”[2]4194,在元后庇蔭下兩度接任大司馬之職,正延續了西漢后期外戚輔政的政治格局。其次,西漢后期“國嗣三絕”[2]4207,幼主即立,為朝臣擅權提供了條件。第三,王莽有政治野心,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把自己偽裝成具有儒家理想人格的賢人君子,以邀取人心;為求仕途晉升,他侍奉諸父和元后,極盡諂媚之能事;執政后每以公義挾制、逼迫元后和孔光等老臣,殘酷打擊異己勢力。于是王莽決斷庶務,“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2]4045,已然權侔人主了。最后,王莽虛飾功德,上言“市無二賈,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2]4076,營造出天下風俗齊同、四夷率服的太平景象,遂理所當然地接受安漢公、宰衡和假皇帝等尊號,在官民一致擁戴下接受漢朝禪讓,建立新朝。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并未客觀看待王莽作為儒生的身份背景,忽略了西漢中后期儒家思想變遷對漢新嬗代的影響,這和東漢統治者吸收和揚棄漢新之際的儒家思想、徹底否定王莽之天命不無關聯。

秦之興盛在“并天下”,新之建立在權臣竊柄。故班固對秦則全面分析其政治、經濟、軍事、地理諸方面之優勢,肯定了秦朝順應時勢統一六國的功業;對新則聚焦于統治階層內部權力轉移的政治背景,極力貶斥外戚專權之亂政和王莽得天下之不正。班固以長時段視角考察秦朝和新朝興起的遠因和近因,正可謂“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6]。

三、論秦朝和新朝速亡的經驗教訓

秦、新、兩漢迭興迭衰,制度或因或革,因而秦朝和新朝滅亡的經驗教訓對東漢統治者最具鑒戒意義。

班固論秦之過,以漢人過秦之論為重要思想資源,同時表現出一定的分析取舍傾向。西漢前期的思想家集中批判“秦失其政”[4]2697,即秦朝的政治方向和治理體系出了問題。班固基本贊同這一批判視角。一是刑罰深刻,“置天下于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2]2253;二是賦斂無度,百姓疲弊,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三是窮奢極欲,“宮室過度,耆欲亡極,民力罷盡”[2]2296;四是窮武極詐,“北構于胡,南掛于越”[2]2811,百姓苦不聊生;五是吏治苛刻,“奸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2]2296,以致內外怨憤,相繼流移逋逃;六是秦俗敗壞,滅棄四維,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奸人并起,萬民離叛”[2]2246;七是太子教育失策,“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道之者非其理”[2]2251;八是多設禁忌,誅戮賢士,于是臣民諂媚事君,“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2]2011。

班固過秦的另一思想資源,是西漢中期以降儒生對秦制的進一步反思。這些反思主要集中于秦朝廢除分封制和井田制兩個方面。在復古改制思潮影響下,儒生以理想中的先王之制衡量漢家制度,進而溯及作為源頭的秦朝制度,對之大加鞭撻,如王莽即位后頒布的限田禁奴婢詔書全面總結了秦漢“廢井田”后“兼并起,貪鄙生”[2]4110的社會問題。儒生從制度層面批判秦朝,其視野更加開闊,但他們過秦是要論證漢家制度之疏闊,容易出現以今度古、將漢代社會矛盾及其起因倒栽于秦朝的問題。班固批判繼承了這些儒生的見解。一方面,班固直斥秦國“壞井田,開仟伯”[2]1126,滅棄先王之道,致使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又指出秦朝廢除分封制后“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2]393,隨著反秦戰爭的爆發,秦朝因孤立無援而亡不旋踵;另一方面,班固借區博之言指出,秦朝“滅廬井而置阡陌”有利于農業生產,是“順民之心”[2]4129的舉措,可見班固意在批判秦驟廢井田后未能處理好土地兼并的問題,并非主張恢復井田制。

賈誼過秦的中心思想是秦朝統治者沒有意識到“攻守之勢”[4]282的轉化,不知道適時改變統治政策。班固據此總結出秦朝兩位皇帝在秦朝滅亡過程中發揮的作用:“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盵4]293即秦始皇繼續用戰時體制治理國家,“先詐力而后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秦二世即位后不僅沒有“正先帝之過”,反而“暴虐以重禍”,加速了秦朝的滅亡[4]278、283、284。應指出的是,班固說“起罪惡”,是謹慎地將秦朝滅亡原因的考察范圍限定在秦始皇至秦二世時期,意謂秦國各項政制雖有弊端,但它畢竟推動了秦統一六國的進程。秦朝敗亡是后來統治者沒有及時轉變統治模式的結果,不能隨意溯因于既往。

在王命論的思想框架下,新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在其未能得到上天的佑命,新朝統治措施之不當是王莽逆天而行的必然結果。班固長期在朝廷監控下從事著述活動,所撰《漢書》和諸篇賦頌都貫徹了天命興漢的歷史思想,不過官方意識形態并未遮蔽他對歷史的理性認識,班固仍從人事角度探討了王莽改制失敗的原因。

班固將王莽改制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制度失中”[2]1186?！爸小敝^帝王“為之有數”[2]1186,令行法立。王莽推行激進的王田私屬政策,罔顧土地高度集中和貧富分化的社會現實,結果遭到富豪權貴和自耕農民等社會各階層的一致反對。詔令對于如何計口授田的規定又不明確,豪強貴族和貪官污吏朋比為奸,從中漁利,“天下謷謷然,陷刑者眾”[2]1144。王莽推行的貨幣品類繁多,難以兌換,又驟行驟廢,令“百姓憒亂”[2]1179,根本無法流通使用。六筦依《周官》收稅,稅目竟有一二十種,征收對象遍及各行各業的居民。主持五均六筦的官員都是各地的富商大賈,他們“乘傳求利,交錯天下”[2]1183,與郡縣官吏相互勾結,巧取豪奪,給身為商人時囤積居奇、投機斂財的行徑披上合法的外衣,于是“奸吏猾民并侵,眾庶各不安生”[2]1183。王莽的經濟改革嚴重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土地兼并、吏治混亂和農民破產的現象愈演愈烈,新朝迅即陷入崩潰的邊緣。

班固追溯王莽改制的思想根源,指出王莽“動欲慕古,不度時宜”[2]1143,過于迷信儒家經典,以為其中包含一切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遂“專念稽古之事”[2]4131,每有改制,必尋繹附會經文,強行削社會現實之足,以適儒家典籍所載制度之履。易言之,“制度失中”不僅是王莽規劃執行不力等操作層面的問題,根本在于新朝制度本身過于整齊劃一、過于理想化,完全脫離了漢新之際的社會土壤,不具有現實可行性。

班固對新朝政治的批判,都是緊緊圍繞王莽個人的政治行為展開的。王莽通過權臣秉政的方式逐步登上帝位,唯恐后人復效己所為,遂抑奪下權,自攬政事?？墒峭趺Ш弥\無斷,但崇空語,征召官員討論治河方略卻不施行,坐視河決為害;耽于制禮作樂,虛飾太平,致令政事荒廢;又好大喜功,妄開邊釁,百姓愁苦不堪,相繼“棄城郭流亡為盜賊”[2]4125,新朝傾覆固已兆端于此。面對日趨嚴重的社會危機,王莽不知改弦易轍,反而拒諫飾非,矯托天命,幻想著用各種厭勝之術消弭災禍。這些荒唐的政治舉措加速了新朝統治的崩潰。

縱觀班固所論,秦、新兩個大一統皇朝速亡的原因竟如此相似。秦朝和新朝都實行嚴刑峻法,賦斂無度,虛耗民力,最終積失民心而亡。秦、新統治者政治性格趨同,如秦始皇奮其私智,“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2]1096,王莽威服自專,輕賤朝臣,甚至讓宦官代尚書受理吏民封事,對于王莽分封諸侯之舉,班固以為有名無實,掩蓋不了他和秦始皇一樣專權獨斷的本質。班固尤為重視統治者窮兵黷武給國家帶來的危害,《漢書·匈奴傳》載嚴尤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以此勸諫王莽不可“大用民力”,否則兵連禍結,中土疲耗,社稷有傾覆之虞[2]3824-3825。班固稱贊嚴尤“論之當矣”[2]3833,表明秦始皇和王莽皆以窮兵致禍的共通之處。

吏治敗壞加劇官民對立,是釀成社會動亂的重要原因,不過秦、新兩朝吏治敗壞的政治背景卻不盡同。秦朝以法治吏,“治吏不治民”[5]332,因而對官吏督責極嚴,二世甚至以“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4]2557,官吏在高壓下“爭以亟疾苛察相高”[2]2308。新朝統治者則忙于改定制度,官吏行事得不到有效的監督;而且新朝吏祿制度煩碎,各級官吏長期領不到俸祿,他們為謀生計,被迫利用手中的職權貪污賄賂,“并為奸利”[2]4152,讓本已濫朽腐敗的吏治更趨頹壞。

秦朝“蕩滅古法”[2]393,王莽“專念稽古之事”,政治理想迥異的兩個皇朝為何會有相同的命運?在班固看來,帝王治國應以禮為本,以法為輔,“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7]。秦朝自不必論。王莽不知順時施宜刪定律令,以禮義教化民眾,一味照搬儒家典籍中的制度,并未踐行先王制度中蘊含的思想內涵。為了順利推行各項制度,王莽設立嚴格的科條禁令,冀圖通過嚴刑峻法實現理想中的仁圣之治,這本身就違背了帝王動緣民情、“仁愛德讓”[2]1079的王道原則,走向儒家制度精神的反面。換言之,王莽借復古之名,行逆古之實,和秦朝“同歸殊涂(途),俱用滅亡”。

在王命論的背景下,班固對秦朝重其亡而輕其興,對新朝則重其興而輕其亡。后人因循其意,暴秦、偽新不僅指代兩個大一統皇朝,也成為具有典范意義的文化符號。

四、論秦朝和新朝的政治遺產

秦朝雖亡,其留下的政治遺產卻深深影響著后世。班彪分析比較周漢形勢,指出:“漢家承秦之制,并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盵2]4207“漢家承秦之制”一詞被范曄凝括為“漢承秦制”[8]1323,為后世史家習用。班彪所論揭示了秦制的重要特征,即尊君卑臣,保證最高統治者的絕對權威。

班固受其父影響,認識到秦始皇“制作政令,施于后王”[4]291的開創性貢獻,并多次論及漢制對秦制的因襲。一是“建皇帝之號”[2]722,皇帝制度和帝王觀念是秦制的核心內容;二是“立百官之職”[2]722,基本繼承了秦朝以皇權為核心的官僚體制和郡縣制度;三是“襲秦正朔”[2]974,用《顓頊歷》,以十月為歲首;四是襲秦禮樂,叔孫通制禮“大抵皆襲秦故”[4]1159,用樂“大氐皆因秦舊事”[2]1044;五是襲秦法律,蕭何刪述秦律“宜于時者”[2]1096,編成《九章律》?！稘h書·高帝紀》敘目大肆鋪陳高帝功業,然而論及高帝“革命創制”[2]4236,卻僅僅舉出與民約法三章的例子。這正表明漢朝建立之初全盤繼承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及相應的社會文化體系。

《高帝紀》敘目的表述暗含了班固對秦朝制度的態度:高帝“承秦之制”并非值得稱頌的功業(7)班固《高祖沛泗水亭碑銘》對漢高祖歌功頌德,論高祖伐秦滅項,封賞朝臣,光耀火德,亦不言高祖創制規摹。參見《古文苑》卷13《高祖沛泗水亭碑銘》,《四部叢刊·集部》,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頁。。事實上,《漢書》中反復言及“漢承百王之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漢受亡秦之敝”[2]212、1112、1332,“百王”“衰周”最終都指向秦朝之“極敝”。如賈誼依據儒家倫理道德,激烈批判秦朝家庭風俗之敗壞,“漢承秦之敗俗”,民眾追求奢靡,“棄禮誼,捐廉恥”的程度尤過于前代[2]1030、2244。董仲舒痛陳秦“除井田”后土地兼并和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的社會現象,批判秦朝賦斂繁重、與民爭利,“漢興,循而未改”[2]1137?！巴銮刂帧倍际顷P乎國計民生、觸及社會制度的根本性問題。因此,班固解釋秦漢制度之間的聯系說:“漢迪于秦,有革有因?！盵2]4241“革”謂“反秦之敝”,如漢初統治者“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2]3623。對于“因”秦制,班固認為是漢初君臣迫于時勢不得已的選擇。理由是漢家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秦制簡易適時,便于施行。這里蘊含的思路是:班固以儒家王道政治為最高理想,認為繼承唐堯統緒的漢高帝“伐秦繼周”,理當肩負踐行周代王道政治的使命。漢高帝自不會依據后來的政治觀念行事,班固卻不得不曲為之說,將漢高帝“承秦之制”理解為迫于時勢的權宜之計(8)《漢書》屢屢以此解釋漢初統治者“承秦之制”的政治舉措。如叔孫通制禮,《史記·禮書》說:“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薄稘h書·禮樂志》不直言“襲秦”,而是說:“(叔孫通)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弊屓苏J為叔孫通本意是制定更完備的禮制而非“皆襲秦故”,只是還沒來得及做就去世了。參見司馬遷《史記》卷23《禮書》,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159頁;班固《漢書》卷22《禮樂志》,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030頁。。

新制的歷史命運與秦制不同。光武帝以漢家后受命中興,視新朝為不入歷史統緒的偽政權。劉秀即位后“蕩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2]1185,全面廢除新朝制度,重建漢家制度。新朝的一切制度和文化似乎都被歷史拋棄了,究其實則不然。

前后銜接的兩個皇朝之間的制度文化不可能沒有聯系。從歷史的眼光看,東漢皇朝在不少方面都繼承了新朝的政治遺產。首先,光武帝為避免重蹈西漢末年權臣篡漢的覆轍,削奪三公職權,事歸臺閣,親總吏職,可這些加強皇權專制的舉措,實質上延續了王莽不信大臣、專權獨斷的政治傾向,時人對此已有譏議(9)陳元諫阻司隸校尉督察三公時指出,劉秀采取各種手段“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和王莽防備臣下、專權獨斷沒什么兩樣。參見范曄《后漢書》卷36《陳元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33頁。。其次,王莽擴大太學規模,提倡古文經學,同時靈活采取今、古文經中的學術資源,將經術和政治結合起來,為篡漢建新、復古改制的政治行為提供理論根據,王莽尊崇儒學、以經治國的政治思想在東漢時期得到進一步強化(10)關于劉秀崇儒重教的具體舉措,參見黃留珠《劉秀傳》,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9-286頁。。再者,東漢統治者完全服膺讖緯之學,甚至將讖緯神學作為東漢皇朝的統治思想,正如葉適所說:“如符命、圖讖之類,人心皆轉易而不自覺,雖東漢有節義之俗,然內而朝廷,外而邑里,千載相師,莽習故在,不復能自還,可哀也!”[9]332最后,新朝部分制度仍為東漢皇朝所繼承。一是制定更精確的度量衡制;二是確立南郊郊祀制度;三是下詔“中國不得有二名”[2]3819,自此社會上普遍流行單名;四是厘定上書制度,群臣上書“去昧死,曰稽首”[10];五是踐行禪讓制度,開啟了漢晉權臣禪讓的格局;六是擬將新朝統治重心移至東都,光武帝最終踐行了這一政治規劃。王莽通過長期的經學教育和政治宣傳,讓新朝的各種制度理念逐漸深入人心,因而新朝和東漢皇朝之間的歷史連續性是相當顯著的。

班固稱頌光武帝“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8]1360,他自然不會認可新漢之間的歷史聯系。不過班固重視先王之制的精神內涵而非外在形式,若以這一標準反觀新制和漢制,我們可以認為東漢皇朝雖廢除新朝的具體制度,卻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新制背后依托的思想內涵。

五、“宣漢”與“戒漢”:論班固的歷史興亡觀

班固論暴秦與偽新,既為宣漢家創制垂統之功德,也要戒漢家改制更化以免重蹈覆轍的必要性,其落腳點在于東漢皇朝的王道政治建設。

關于秦朝和新朝統治者的優劣比較,班固認為王莽造成的歷史災難遠過于秦朝統治者?！稘h書·古今人表》評秦始皇為中下,這未必公允,卻符合班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2]861的品評標準。秦二世為下中,蓋以趙高為禍首?！锻趺鳌贩Q隗囂移檄“數莽罪惡萬于桀紂”[2]4187。檄文列舉王莽逆天、逆地、逆人三類大罪,并未將王莽與桀紂相比較,可見王莽罪惡“萬于桀紂”是班固個人的評斷?！豆沤袢吮怼芬约q為下下愚人,王莽的品位自不待言。班固描述王莽暴政下民不聊生的慘狀:“生人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盵11]29(11)《漢書·天文志》引述《史記·天官書》關于秦朝末年長期戰亂的記載,刪去“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數語。

班固以秦朝、新朝之“過”反襯西漢、東漢之“德”,賦予漢家政權以正當性。這里涉及西漢和東漢皇朝的歷史定位問題。漢初統治者“承秦之制”,在制度建設上缺少開創性的貢獻。終西漢一代,統治者“稽古禮文”[2]212,在禮樂、正朔、服色等方面進行了一些改革,卻沒有真正革除秦制,“伐秦繼周”仍舊是理論層面的構想。元帝詔書說:“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盵2]3045劉向認為漢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余敝,民漸漬惡俗”[2]1034。漢承“周秦之弊”成為西漢后期統治階層的共識。

與之相較,班固借王莽之禍反襯東漢初年“天地革命”的巨變。光武帝“體元立制”,重新肇建社會人倫秩序,“仁圣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得到的評價高于漢高帝[11]30-32。馮衍曾稱頌更始帝誅滅王莽之功業“德冠往初,功無與二”[8]966,這一功業后來被移到劉秀身上,可見時人對滅莽功業的高度評價是一貫的。在班固看來,光武帝“改定京師于土中”[2]1035,象征著東漢皇朝要繼承周制而非秦制。因此,東漢伐新、革秦、繼周,正循著王道政治的軌道演進,其歷史地位自然高于西漢。易言之,班固頌述漢德,實質上是宣受命中興之東漢。

由于東漢統治階層有意忽略新朝的政治遺產,班固循著秦—西漢—東漢的歷史脈絡討論漢家制度建設問題。東漢皇朝恢復西漢制度,實際上也就繼承了“暴秦之敝”。秦—西漢時期作為一個整體,正成為東漢統治者革除的對象。班固認為王道政治的建設應循序漸進,“食足貨通,然后國實民富,而教化成”[2]1117。東漢歷經光武帝和明帝兩代帝王的統治,“民人歸本,戶口歲息,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于家給,既庶且富”[2]1075,已經到了大興庠序、制禮作樂的歷史階段。班固對暴秦和偽新的批判,寄寓著他對東漢皇朝完成西漢統治者未竟之功、邁入王道治世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