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運河與梅堯臣詩

趙豫云,郭發喜

(1.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2488; 2.洛陽師范學院 文學院,河南 洛陽 471934)

梅堯臣生于宋初文風交替之際,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推動者,是中國古代詩歌由唐音轉宋調的關鍵人物。劉克莊說:“本朝詩,惟宛陵為開山祖師?！盵1]梅堯臣一生大多時間沉于下僚、四處輾轉,為官于今安徽、河南、浙江、陜西等地,有長時間的運河行旅,還做過“監永濟倉”這樣的漕運官,了解漕運的日常經營,其現存詩歌中有百余首關涉運河。運河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梅堯臣的詩歌創作和詩歌風貌。

一、運河行旅對梅詩創作的影響

近代機械化以前的中國,水路交通通常是最優選擇。大運河是通聯宋代京都和各路、府、州、軍的一個最重要的路徑或換乘路線。宋代的士大夫階層,四處為官是常態。漫長的運河行旅,對愛好詩藝的士人來說,作詩就成為必然。梅堯臣少年至老年皆有通過運河四處輾轉的應舉、宦游、會友、省親等經歷,一生中的運河行旅時間之長、范圍之廣在宋初人中并不多見。而宋代運河很多河段非自然水道,通航情況復雜,這些都影響了梅詩的創作。

(一)運河行旅增加了梅詩的創作量

汴水是北宋大運河的核心河段。梅堯臣“一生七次進京并在京居住多年”[2],“汴河是梅堯臣主要的行蹤路線,其仕途生涯也主要圍繞運河展開”[3]。

汴河水源多引自黃河水(按:北宋元豐年間亦有引洛水),而黃河水有漲、枯。因此,汴河的最佳航行期只有半年左右,即在其水源豐盛期的三四月至十月。梅堯臣《送朱表臣職方提舉運鹽》詩云:“汴水桃花時,犀舟順流發?！盵4]1000《醉中留別永叔子履》中也有說:“新霜未落汴水淺,輕舸惟恐東下遲?！盵4]186很明顯地反映出汴河水的榮枯。汴河航運的順水、阻風、阻凍、泊舟等情況增加了梅堯臣詩歌的創作量。

唐宋時期官員的運河行旅中,月余時間的長途行程較為常見。在現存梅堯臣3千首左右的詩歌(皆為其30歲后所作)里, 紀行詩就“有四五百首之多, 占全部詩作的六分之一左右,而且時間跨度非常之大, 除了最后的三四年沒有紀行之作外, 幾乎貫穿了詩人的一生”[5]。梅堯臣的紀行詩特別是其中的運河紀行詩,不僅增加了梅詩的總量,而且開創了宋代紀行詩的先河,對梅堯臣詩歌的風格形成也具重要意義。

(二)運河行旅對梅詩題材的影響

首先,運河行旅擴大了梅詩的題材?！绊橈L”行船令人心情開朗,洋溢在梅堯臣詩作之中?！般曛写盒鮼y,淮上鱭魚時。順水疾奔馬,出都猶脫羈”[4]610是梅堯臣想象友人從京城到淮河的汴河行旅?！芭c君同川途,舟發偶后先。順風吹我帆,已過飛鳥前”[4]849則是描寫他從揚州至淮安的江淮運河行程。

但往來運河的船只也時常受到風浪影響,速度變慢,耗時增多,行船異常艱難,甚至需要臨時祭祀水神(1)參見張聰著,李文鋒譯《行萬里路:宋代的旅行與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3-74頁:“宋代旅行者相信,他們的安全旅行不能簡單地依賴運氣。在旅途開始前和旅途中,他們和船員們經常要祈求法力或大或小的神靈的保佑?！?。如《廟子灣辭》:

我之東來兮過彼雍丘,舟師奏功兮濁水湍流?！瓭摲治镔馍钣挠?發作暴漲兮為潮頭。土人立祠兮在彼沙洲,老木蒼蒼兮蟬噪啾啾?！厥幖绨ね椗?足進復退不得休。[4]123

敘述的是梅堯臣于景祐五年(1038)解建德縣(今安徽東至縣)令任,入汴京途中的一段見聞。廟子灣在今河南杞縣西,位于北宋汴河沿岸。汴河湍急,水位暴漲,漕運隊伍為求早些通航不得不舉辦祭祀活動。

許多宋代文人因畏懼鞍馬勞頓之苦,本可陸行的往往也舍陸路取水路。但運河行役中常遇風波之險,行船困難,這令詩人們十分倦怠、煩悶,乃至形諸筆墨。梅詩:“曉出淮口時,夜來風已止。半路逢怒號,客心愁欲死?！盵4]852該詩作于泗州(今江蘇盱眙)。汴河沿線的《雍丘遇雨》(雍丘即今河南杞縣):“日暮風雨急,逆水舟難牽。波波入杞國,悄悄誰憂天?！盵4]876亦是如此。

汴河航線歷來繁忙,但“汴河處在秦嶺——淮河零度等溫線北側,所以每值冬季就有凌汛”[6]144。唐人杜牧早有著名的《汴河阻凍》詩。梅堯臣亦有《答再和》:“舟行才及二三里,已復淺流如凍河?！盵4]862反映的也是這種情況。

另外,逢汴河的枯水期,河水變淺,舟行速度變慢甚至需要停船靠岸,同樣使得運河行旅極不愉快,梅詩有:“暮春溯汴汴流澀,自假輕航去如走。千憂萬阻經靈壁,留書津吏情何厚?！盵4]873亦有《依韻和表臣聞與挺之宣叔平甫飲》云:“舟淺不能進,反羨車馬馳?！盵4]857又有:“泛淮忌水大,我行浩以漫。溯汴忌水淺,我行幾以干?！盵4]855這些皆是對當時逆流汴河行舟的運河水文狀況的絕佳概括。唐宋時期,“水上行舟,順水比陸路快,逆流則慢多了”[6]139。據嚴耕望考證,隋唐大運河中汴河順流日航約70里,逆水約40-50里(2)此觀點參見嚴耕望著《隋唐通濟渠在交通上之功能》,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21卷,1990年。。

一般來說運河航線較為舒適,但遇到極端情況如天氣和水文的異常,時常要在中途停泊,從事各種活動,延長了旅行時間,有的甚至長達數月。運河航行中的遇阻、遇風等特殊情況,帶來大量無聊時光,也讓詩人們以詩遣興,增加了詩材,如《宿州河亭書事》:

遠泛千里舟,暫向郊亭泊。觀物趣無窮,適情吟有托。林中鴉舅獰,席上蠅虎攫。雨久草苗盛,田蕪瓜蔓弱?！倌甓枷聛?聊問時所作。[4]121

此詩敘述的是梅堯臣在景祐五年,離建德縣任,舟行于去汴京的路上,因故泊船于宿州郊野外的一段岸行見聞。運河遠行令人疲倦,此刻的逗留郊亭顯然助推了他的詩興,滿懷興致和好奇下船觀察宿州汴河沿岸的景物,甚至“烏鴉”“蒼蠅”等凡俗之物。梅堯臣泊舟時有時候還趁機會友,如《泊姑熟江口邀刁景純相見》詩等,這些都促進了他的詩歌創作。

其次,運河行旅及“傷悼詩”的創作對梅詩的選材影響深遠。梅堯臣“傷悼詩”不僅有古典詩歌中專指悼念亡妻的“悼亡詩”,還包括悼念親人、朋友的詩作。梅堯臣的原配謝氏和次子(小名十十)在同年同月先后離世。慶歷四年(1044)四月,梅堯臣結束吳興(今湖州)監稅官的兩年任期,解任暫歸宣城。五月,取運河攜家北上。七月七日,舟次高郵三溝(今屬揚州市江都區),其妻謝氏逝于船中并臨時葬于潤州(今鎮江)(3)宣城《梅氏宗譜》載,其子梅增后奉母柩歸葬宣城雙羊山,與堯臣同穴。謝氏為望族之后,與梅堯臣共生二子一女,梅增小名秀叔為長子,次子小名十十因早夭而無大名。。他著名的《悼亡》(三首其一)詩云:“結發為夫婦,于今十七年。相看猶不足,何況是長捐?！盵4]245感情真摯、措辭坦率。謝氏剛病故,次子尚在(或已染重疾)。官命在身,梅堯臣不得不行船駛往汴京,再作《秋日舟中有感》白描亡妻音容笑貌,褒揚謝氏重在其賢德品性。他反對西昆體,摒棄華麗辭藻,其傷悼詩中的平白陳述可謂本色作詩,更有至真的情感注入。而且從梅堯臣傷悼詩的數量和情感的持久度上看,較之以往的大詩人而言也是空前的。

慶歷四年七月,梅堯臣繼續溯運河行至符離(按:宋時縣名,今安徽宿州符離集)時,不幸接踵而至,其次子十十夭折,亦死于運河行程中。他作《書哀》詩悼念亡子,樸實無華,令人動容。慶歷五年(1045),又有紀念次子的《悼子》:

舟行次符離,我子死阿十。臨之但驚迷,至傷反無泣?！皶r喪爾母,追恨尚無及。[4]286

生活狀態暫時安定后,梅堯臣開始追憶慶歷四年的喪子之痛。那年沿汴河北行?？糠x,失去謝氏已使他肝腸寸斷,年幼的次子又緊隨母親而逝,真是禍不單行。

慶歷六年(1046),梅堯臣在許昌任簽書判官。這年秋天曾至汴京,續娶刁氏。這一年他的悼亡詩實皆為追憶運河行旅之作,如追憶慶歷四年自湖州歸汴京之行的《憶吳松江晚泊》《憶將渡揚子江》。還有回想他和謝氏數年前經運河赴湖州任的《元日》詩:“昔遇風雪時,孤舟泊吳埭?！萎斖┛?竹里剪荒穢?！盵4]326直述往日生活情景,自然、深沉。

慶歷八年(1048),梅堯臣被授國子博士、緋衣銀魚后,衣錦還鄉,率刁氏歸宣城。他依舊走的是汴河和江淮運河,在寶應和高郵三溝作詩3首悼念謝氏。這年夏天作于南下回鄉行程中的《雜詩絕句十七首》(其十二)云:“前時雙鴛鴦,失雌鳴不已。今更作雙來,還悲舊流水?！盵4]456并自注乃作于高郵北的寶應道中。不久,再過三溝,回憶起四年前妻子的亡故,又作《五月二十四日過高郵三溝》。省親完回汴京的船上,梅堯臣又一次路過高郵,再作《八月二十二日回過三溝》,時值晚秋,再過傷心地,惆悵滿懷。慶歷八年的梅堯臣因省親,兩次經行運河、往返汴京,是其詩歌創作最多的一年,存詩達277首,途中寫有大量紀行詩,“幾乎可以構成完密的旅行日記”[7]136。 重回故地以及長時間的運河旅行增強了梅堯臣對亡妻的思念,因運河行旅而產生并持續創作的傷悼詩也是其最成功的一部分作品。

除前述“悼亡詩”和“悼子詩”外,梅堯臣運河行旅詩中還有一些是悼念友人和嫡母的。慶歷五年六月,梅堯臣從汴京赴許州簽書判官任,由運河水道“惠民河”(4)許州即今河南許昌,北宋元豐年間升潁昌府,其地在開封西南,汴京至許州治所最近水路為“惠民河”,可直通。赴許州,作《開封古城阻淺聞永叔喪女》:

去年我喪子與妻,君聞我悲嘗俛眉。今年我聞君喪女,野岸孤坐還增思?！怨艍圬膊豢稍?天高杳杳誰主之。[4]302

適逢運河水淺,舟行受阻,不得不停留而無趣的“野岸孤坐”。此時歐陽修在滁州,梅堯臣收到了他喪女的噩耗,想起自己前一年的妻亡子殤,表達了生命無常的同哀之情。

皇祐五年(1053),梅堯臣監永濟倉。這年秋天,其嫡母束氏卒于汴京。他解官居憂,并沿汴河扶櫬歸宣城。當行至寧陵時,因遇風雨,舟行受阻,有《寧陵阻風雨寄都下親舊》:

獨扶慈母喪,淚與河水流?！府斉R終時,囑我貧莫羞?！者`大梁,兩宿此遲留。[4]703

宋時寧陵縣在今商丘西,臨近開封,寫詩以代書信。舟行至盱眙汴口時,又作《過淮》:“侍親數數來浮汴,護櫬迢迢復渡淮?！盵4]704敘述護櫬回鄉的心緒。

運河行旅及“傷悼詩”的創作對梅堯臣的詩歌選材影響深遠。慶歷四年在高郵、宿州發生的妻死子喪之痛,對梅堯臣及其詩歌創作的影響是終生性的?！霸谶@一年之前,他幾乎沒有說過家人的事情。妻子、子女、父母兄弟的事情幾乎都沒有在詩里寫過?！盵8]在慶歷四年寫作傷悼詩以前,其寫家庭和生活瑣事的僅有慶歷二年(1042)經汴河赴湖州監稅任上,泊于潤州度歲而作的《歲日旅泊家人相與為壽》。他之前的詩歌取材大多為官吏生活、周圍友人、譏諷時事,家族、家庭題材尚無積極攝入。然而,親人于運河行程中不幸離世后,亡妻的過往、死去的兒子以及健在子女的瑣事,開始頻繁、大量地在其詩中被追憶、歌詠。

原配謝氏更不時進入夢中。如慶歷五年他在許昌簽書判官任上作的《夢感》、慶歷六年作的《夢睹》《夢覺》詩。梅堯臣在汴京的元夜佳節又有《正月十五夜出回》,將喪妻之痛轉化為對“孤稚”的關愛。自此以后,他更加頻繁地吟詠子女,乃至事無巨細,特別是慶歷六年所作《秀叔頭虱》等對日常生活瑣屑不雅情事的描繪,乃是宋詩史上在詩歌選材上的“細大不捐,美丑不遺,雅俗不棄”[9],是追求創新的嘗試。

經歷決定氣質,影響文學創作。已有研究者論及梅堯臣打破北宋詩壇陶淵明(陶詩的真率自然之風)接受的微瀾偶泛,開啟了陶詩接受的新局面也與他的運河經歷、傷悼詩的創作相關:“在人到中年之時經歷了喪妻喪子又喪友的巨大人生悲劇,為克服悲痛,他決定以冷靜理性為應對策略。這一經歷直接影響了梅堯臣的創作,不但增加了其詩的理性氣息,亦引他將目光投向寓于陶淵明詩作中的平淡之風,并在與歐陽修的互動中于理論層面對‘平淡’風格進行總結與拔高,目‘平淡’為詩歌創作的最高最難之極境?！环矫娲罅W習陶詩的風格,一方面吸取韓孟詩派的奇險特點,熔鑄出了平淡而老健的獨特風格?！盵10]

梅堯臣傷悼詩選材幾乎皆屬日常家庭生活,于平凡中見真感情,“常能在樸質的筆調中見出深摯的效果”[7]146,平淡而深邃。他“選擇家庭生活題材,并把這些日?，嵭夹∈聦懙灭堄信d味,為宋詩開辟了貼近日常生活的走向”[11]。從梅堯臣傷悼詩中可見運河行旅對其情感影響之深遠,運河使梅詩吟詠的對象更趨向了家庭、日常等細微題材。

(三)運河行旅影響了梅堯臣的觀察和體驗,鍛煉了他的詩藝

北宋胡瑗說:“學者只守一鄉,則滯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為有益于學者矣?！盵12]“宋代士大夫除了從他們的旅行經歷中獲得道德情操上的歷練,他們也把觀光活動視為拓寬視野和增進學問的重要途徑?！盵13]224

因此,宋代士人的運河羈旅行役,動輒數日、數十日乃至月余,勞累奔波,路上遇到的種種變故,一方面深刻影響到了文學特別是詩歌的創作、增加了各色題材;另一方面,他們吟詠唱和的同時,甚至不少也在刻意地鍛煉詩藝?！榜季ⅰ?見歐陽修《六一詩話》)、視詩為人生功業的梅堯臣在運河行旅中刻苦作詩,有頗類唐人李賀“詩囊”的“詩袋”傳說。劉延世編《孫公談圃》載有北宋人孫升曾親見梅堯臣北行汴河途中日作一詩的情形:

公昔與杜挺之、梅圣俞同舟溯汴,見圣俞吟詩,日成一篇,眾莫能和。因密伺圣俞如何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也。時時于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納算袋中。同舟竊取而觀,皆詩句也?；虬肼?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蹦怂愦兴鶗?。[14]

這典型地說明了運河長途航行使詩材變得凡近多樣,人的感官始終處于新鮮感狀態,才有可能做到日作一詩。這不僅有利于梅堯臣打發無聊時光,也在閑暇期間的鍛煉詞句、反復推敲之中提高了詩藝,甚至對他“平淡邃美”詩風的形成也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運河對梅詩風格的影響

運河對梅詩“平淡邃美”等風格的形成有顯著影響?！捌降涿馈?見梅堯臣《林和靖先生詩集序》)是指以平實質樸的語言表達深刻的社會現實內容,是一種外枯而內美的藝術風格。梅堯臣開啟了北宋以“平淡”論詩的先河,是宋詩“平淡美”開始成熟發展的發端人物。作為詩學概念的“平淡”其涵義非常復雜,“‘平淡’是宋人對唐詩的深刻變革,也是宋代詩人求新求變的終極目標”[15]。梅堯臣的“平淡”,大體可認為是“通過古淡樸素的語言表達詩人平和雅正的性情”[16],是謝絕夸飾、大巧若拙,是融西湖之韶秀與夔州之險峻為一體的“平淡”,是宋人最強的時代審美理想。

另外,梅堯臣作詩在創作方法上又“轉益多師”,其早年學賈島、孟郊,中期效法陶淵明、韓愈,終在晚期自成一體。這是他在藝術上受中唐以迄宋初“清奇僻苦詩風長期流行,深刻影響”[7]144的結果,也與他長期作為下層官員的仕宦漂泊和運河行旅之苦有關。

(一)運河行旅進一步促進了梅詩的散文化、口語化風格

以詩代書信、以詩代日記游記、以詩評論詩書畫等詩歌散文化的表現形式,并非梅堯臣首創,但他卻是北宋前期將之貫徹最為徹底的一位大詩人,擴大了詩歌的功能并使詩的內容和題材日趨寬廣?！霸谒未缙诘脑姼柚?梅堯臣‘以詩代文’現象較為突出,給后世詩壇以較大的影響?！盵17]

梅詩開啟宋詩新貌的一個表征是其寫日常生活題材的那些散文化、日記體的詩作。他用散文句法入詩,加大詩的敘述成分,改變了當時詩歌的一些傳統功能,開宋詩一代之新面目,被劉克莊譽為宋詩之“開山祖師”。而運河行旅則進一步促進了梅詩的散文化和口語化。

首先,運河行旅與梅堯臣的“以詩代書信”。梅堯臣作于慶歷元年(1041)的《汴水斗減舟不能進因寄彥國舍人》:

朝落幾寸水,暮長幾寸沙。深灘鰲背出,淺浪龍鱗斜。秋風忽又惡,越舫嗟初閣。坐想掖垣人,猶如在寥廓。[4]187

詩題已點明“寄彥國舍人”,此時他在秋后離開汴京,經汴河赴湖州監稅任的途中,由于入秋水文情況驟變(按:汴河主要水源為黃河,在十月后豐水期結束),水淺后水的流速變慢,便有詩中“暮長幾寸沙”、舟行受阻的情況。類似現代生活中“堵車”一樣,焦急的等待讓梅堯臣“以詩代信”寄語友人。又有《代書寄王道粹學士》:

寫于嘉祐元年(1056),是梅氏在居喪(丁嫡母憂)期滿、返程回汴京補國子監直講,于泗州逗留時,寄給王道粹而作。詩題直接點明“代書”,敘述因下雨不能行舟、不能如約拜訪,以及期待下次赴約。雖談不上有什么詩境,但也確實達到了書信的功用。

慶歷八年(1048)梅堯臣所寫的《宿邵埭聞雨因買藕芡人回呈永叔》:

秋雨雁來急,夜舟人未眠。亂風燈不定,暝色樹相連。寒屋猛添響,濕窗愁打穿。明朝持藕使,書此寄公前。[4]469

作于他被授國子博士、緋衣銀魚后,率刁氏歸宣城,夜晚時舟行邵埭(即揚州邵伯埭),失眠而作。此外,還有《發丹陽后寄徐元輿》等皆為作詩而將其功能局限于書信,僅起匯報自己行蹤的作用,詩風皆淡而無華。

其次,運河與梅堯臣詩中的“日記體”。在宋代,“日記已經成為一種成熟的文學體裁”[13]214。不同文體之間又相互借鑒相互影響。日記體詩在北宋迅速發展?！懊穲虺荚谌沼涹w詩的寫作上,亦可謂是宋人的先行者?！盵18]除了以詩代書信外,梅堯臣運河詩中的“日記”體,散文化風格濃厚,重視日常,語言平淡,有些甚至近于口語。

胡適說宋人真正實現了用口語作詩,是為的論,由宋型詩歌的主要開創者梅堯臣的一些“日記體”運河詩即可管窺。如梅堯臣作于嘉祐元年(1056)揚州至汴京歸途舟中的《倡嫗嘆》:“萬錢買爾身,千錢買爾笑。老笑空媚人,笑死人不要?！盵4]866慶歷六年又作《孫曼叔暮行汴上見鶻擊蝙蝠以去語于予》云:“小鳥不入眼,拳發強弩機”“休笑老鴟飽,銜得腐鼠歸?！盵4]357較典型者另有《設膾示坐客》云:

汴河西引黃河枝,黃流未凍鯉魚肥?！壹疑賸D磨寶刀,破鱗奮鬐如欲飛。蕭蕭云葉落盤面,粟粟霜卜為縷衣。[4]577

皇祐三年(1051),梅堯臣丁父憂結束,自宣城出發抵汴京,被賜同進士出身和太常博士,該詩寫于回汴京后。詩中用口語白描了加工汴河鯉魚的過程和步驟,敘述完整,接近散文和日記。此外還有《宿洪澤》《金明池游》《瓜洲對雪欲再游金山寺家人以風波相止》等,這種以詩代日記、代散文的寫法,是梅堯臣于運河沿途大量寫詩、隨處寫詩帶來的必然結果,對梅詩愛寫平淡題材的取向有一定影響,進一步促成了宋詩生活化、日?；?、瑣細化的重要特點。

(二)運河行旅對梅詩的議論化、諷刺化風格的影響

宋詩新貌的另一個表征是詩歌的議論化,與當時士大夫階層普遍參與議政的時代特色有關。運河行旅對梅詩的議論化風格也有較大影響,在他的汴河政論詩中有明顯表現。梅堯臣在湖州有任兩年(1042—1044)的監稅官,監管鹽稅,亦曾在汴京監永濟倉一年(1052—1053),因此熟知北宋的漕運運營。梅堯臣政論詩中有10余首涉及漕運、汴渠,其中有4首主要是談汴河,在詩中他將議論、吟詠汴河的詩歌稱之為“汴渠詩”。

首先,梅堯臣批評了部分統治者借汴河進行的掠民和奢侈活動。宋代已有了“漕河”“漕渠”的同義語——“運河”的稱謂,但并不常用,而多分段謂之。在整個北宋時期,“諸運河的漕運中,惟汴河的地位最重要,漕運量最大”[19]762,利用率最高。故汴河在宋人的文學作品中通?？芍复麄€大運河。

皇祐五年(1053),梅堯臣在監永濟倉任上有《永濟倉書事》:

輸糧來萬國,積庾下千艘。貔虎肥于豢,麒麟老向槽。中州無殍餓,南土竭脂膏。黃鼠群何畏,青鳩啄且嚎。[4]691

詩中的永濟倉在汴京,是汴河上的漕運倉庫。北宋與西夏和遼長期軍事對峙,依賴南方漕運。同時,治理運河也加重了百姓負擔。此詩怒斥了統治者的奢侈和掠民。肥于豢的“貔虎”和群而不畏的“黃鼠”,乃借喻漕運使“中州無殍餓”的同時滋生了貪官污吏,也暗自表達了自己誓將不與之同流合污的氣節。

其次,梅堯臣認為汴河主要是利河,呼吁統治者厲行節儉。汴河主要引黃河水,黃河的泥沙和漲落、水量的豐枯直接影響運河,使之河床抬高、時常淤積。梅堯臣《送王正仲長官》詩就說汴渠“黃流半泥沙,勢淺見蹙澳”[4]574。所以,為確保運河航運暢通,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進行疏浚和日常維護,勞民的同時甚至一些官吏借機貪污,因此有利弊之議。盡管如前文所述,梅堯臣在官場生涯中看到了漕運帶來的腐敗,但和其他詩人畢竟不同,他了解漕運,還客觀、全面地對汴河的利弊作出了比較中肯的評價,如他在送別詩《汴之水三章,送淮南提刑李舍人》(三首其二)中說:

汴之水,入于泗,黃流清淮為一致。上牽下櫓日夜來,千人同濟兮萬人利。利何謂,國之漕,商之貨,實所寄。[4]279

此詩作于慶歷五年(1045)春夏間在汴京候任時。宋時汴河自今河南滎陽市境受黃河水,流經鄭州、開封至江蘇入泗水。漕運滿足了統治者的驕奢淫逸,但也便利了商貿往來,有益民生。因此,梅堯臣認為汴河整體來看屬利河,其《力漕篇呈發運王司封寶臣》詩是嘉祐元年(1056)在汴京補國子監直講時所作,亦認為運河、汴河是利河,支持運河漕運。

梅堯臣能辯證地看問題,既認為汴河主要是利河,同時也呼吁統治者要厲行節儉,他在至和二年(1055)所作的《吳仲庶殿院寄示與呂沖之馬仲涂唱和詩六篇,邀予次韻焉》其四《汴渠》中說:“聞歌汴渠勞,謾綴汴渠詩?！┙邇纱ㄙx,豈由此水施?！髂茹昵?非渠取膏脂?！盵4]796梅堯臣認為運河只是一種交通運輸方式,其好壞完全在于主政者的使用,他支持汴水通航,并勸其他人“非渠取膏脂”,要理性評價運河。

復次,梅堯臣主張在汴京的就近位置開辟糧源,以減輕東南百姓的負擔。 汴河的通航,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統治者的奢侈靡費,也榨取了南方尤其是東南百姓的民脂民膏。梅堯臣很早就對此提出一些建議,如他在作于慶歷七年(1047)的《送京西轉運李刑部移京東轉運》詩中說:“乃令山東粟,餉饋歲可保?！盵4]396這年梅堯臣解許州簽書判官任后至汴京。詩中就提出就近采用“山東粟”(5)北宋人所說的“山東”包括京東東路、京東西路以及河北北路的一部分,大部分在京東東路。以替代汴渠的主張。又有《送潤州通判李屯田》云:“定挈傳家舊圖籍,漕河應莫費吳艘?！盵4]967該詩作于嘉祐二年,梅堯臣在汴京任殿試參詳官。其中的“漕河應莫費吳艘”也是主張就近開辟新的糧食來源以代東南漕運說,盡管不切實際,但其提出則不是偶然的。同時代的鄭獬《汴河曲》也說:“秦漢都關中,厥田號衍沃。二渠如肥膏,兇年亦生谷?！薄盎蚰軐づf源,鳩工鑿其陸。少緩東南民,俾之具粥?！盵20]提出通過疏浚秦漢時代的關中舊渠,從西南調運糧食以緩解或替代汴河漕運,從而減輕東南百姓負擔的觀點。石介的《汴渠》詩甚至說:“王畿方千里,邦國用足周。盡省轉運使,重封富民侯。天下無移粟,一州食一州?！盵21]11主張盡量停掉運河“轉運”,最好各州自給自足。這些顯然皆為書生意氣,因為五代以后,中國的經濟中心已經逐步往東南移動了。

梅堯臣做過漕運官,又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當時的詩壇領袖。梅堯臣汴河政論詩的創作豐富了他的社會現實題材詩歌,也促進了宋初詩歌議論化的發展。

此外,運河行旅對梅詩諷刺化風格的形成亦有顯見的影響。為矯正宋初詩壇的糜麗之習,梅堯臣作詩強調繼承《詩經》《楚辭》傳統,包括對社會不平、黑暗的怨刺。他雖然是“官場上的邊緣人”,具有科舉時代不少士人耿直而近乎迂腐的毛病,也被當時人公認沒有多少政治才能(6)這點從他雖支持慶歷新政但在范仲淹主政時期并不被舉薦上可以看出。參見馬茂軍《慶歷黨議與梅堯臣詩風的嬗變》評論梅堯臣:“不具備多大政治才能”“沒有實際的政治和軍事才華是當時朋友的一致看法,不只范仲淹一人?！币姟陡拭C聯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因而長期沉于下僚。但他受教于儒家傳統,關心政治與民瘼,詩才很高,常常把一些具有深意的故事帶入詩歌,以此旁及政治議題或公共話題,如《晚泊觀斗雞》:

舟子抱雞來,雄雄跱高岸?！骂i毛逆張,怒目眥裂盰。血流何所爭,死斗欲充玩?！盒圩钥鄳?九錫邀平亂。寶玉歸大奸,干戈托奇算。[4]122

此詩歌作于景祐五年,梅堯臣解建德縣任、入汴京的長途運河行程中。唐代以后斗雞之戲已從王公貴族普及到民間。為打發時間和消遣娛樂,運河船家設立斗雞項目于泊船時供游人觀賞、賭錢。時值景祐黨爭,此詩托物起興,以斗雞隱喻黨爭,由斗雞的血腥場面,歸結到全國紛爭,生民涂炭,徒然給野心家制造盜竊斗爭果實的機會。

運河行旅影響了梅堯臣作詩的觀察和體驗,在運河行程中他“喜歡捕捉途中奇特之物。一方面,梅堯臣會留意行旅中看到的新奇的景物,以動物為主,如《牛背雙鴝鵒》《原有禽倏鳴升遽默下》《孫曼叔暮行汴上見鶻擊蝙蝠以去語于予》《鶴》《蛟》等,以及罕見的植物‘桫欏樹’‘荇’等。對于常年浸潤在官場的詩人來講,山野間的一些動植物是十分罕見的,會引起詩人強烈的好奇心”[22]118。諷刺時政或流露一時之意緒的梅詩,常用“動物”題材中以往詩人罕有關注的奇崛題材,如《靈烏賦》《猛虎行》《廟子灣下作》《依韻和許待制偶書》《蠅》等詩,涉及烏鴉、虎、老蜃、斗雞、螞蟻、蚊、蠅等,這類詩歌在慶歷黨議之中和前后也皆有創作。這時期的“梅堯臣的運河文學作品反映了他‘平淡’與‘奇巧’相結合的一面”[22]115。一方面,梅堯臣的運河行旅詩在選材上平淡、樸實;另一方面他的運河詩在用語上時有奇崛險怪,亦有巧妙的構思方式,選用新奇罕見的動植物題材或是瞬間的鏡頭。這應該是他作詩學韓、柳以及刻意求新的一個表現,但又不免流于質樸古硬、缺乏文采,有過分議論化、諷刺化的傾向,對宋初詩風的轉變影響很大。

歐陽修《梅圣俞墓志銘》云:“圣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于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于詩?！盵23]日本學者前野直彬也說:“梅堯臣可稱之為日常的詩人……在翻不了身的生涯中, 他不斷地觀察著生活的種種細節?！盵24]而長期寫作且跨越梅堯臣一生各個階段的運河行旅詩或運河議題詩可謂他整個文學生涯的一個典型樣本。運河行旅使梅堯臣“大力踐行日課一詩法,將創作詩歌作為窮士的精神追求,使其詩題材、風格、手法等方面出現諸多新變,直接開啟宋詩面貌”[25]。在北宋初期的詩文革新運動中,運河行旅客觀上使梅堯臣加快了“以文為詩”而“革故鼎新”,引起了宋詩相對有唐一代,從內容到形式和觀念、審美情趣的巨變。

三、結語

梅堯臣除晚年為官汴京和為父母守制外,一生大多在四處輾轉中度過。年少時隨叔父奔走四方,入仕后則為仕宦奔波,旅途所見成為梅詩重要的主題。梅堯臣一生大半時間沉淪下僚,運河見證他的喜怒哀樂,相伴他的成長?？茍龅氖б?、仕途的不遇以及妻亡子殤的苦痛,中年衣錦還鄉的榮耀,皆化為作詩的動力,使他偶然中又必然地成為新一代宋詩之風的開創者。

梅堯臣的運河詩具有典型意義。梅堯臣這樣的北宋官員其運河行程動輒數月,漫長的旅途使他們時常即興吟詠,送別、酬答、紀行、懷古等不同形式的吟唱不絕如縷,鍛煉詩藝的同時,使得本就大多出身下層的士人更加吟詠日常生活,也使得平民文化在歷史舞臺上的地位日趨上升。不僅詩歌,包括繪畫等宋代其他藝術也呈現出家庭化、生活化的傾向,這是唐宋文化之間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處于唐宋詩轉型之際的梅堯臣詩,尤其是他的運河傷悼詩、紀行詩,已現出由唐入宋,貴族文化向平民文化轉變的端倪?？傊?運河增加了梅堯臣的詩歌存量,影響了他的觀察和體驗,鍛煉和發展了他的詩藝,也影響了他的詩歌題材和詩歌風格,在中國古代詩歌由唐音向宋調轉型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