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平臺與平臺資本積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杜巧玲

(華南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廣州 510641)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強調:“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盵1]230因此,從資本價值增殖角度考察,數字平臺是資本家吮吸數字勞動者勞動并將對勞動者生產生活的剝削延伸至數字生產生活領域的最新技術載體。就其生成發展背景而言,它是充滿競爭性和內在不穩定性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占主導地位的特定技術理性表達?；蛘吒M一步,它是數字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呈現出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特定形式的生產方式。當前,在大數據、智能算法等數字技術的建構下,逐漸形成了以數字平臺為核心的新型數字化生產方式和經濟組織模式,數字平臺話題迅速成為社會、政治和人文科學等若干領域討論的焦點,國內外學者對此進行了系列理論闡述和現實思考。有的將數字平臺視為“資本為彌合勞動力生產能力與其在資本服務中的有效應用之間的現有差距而進行的不同歷史嘗試的混合體”[2]12;有的認為基于數字平臺和數字技術生成了一種新型“數字生產方式”,“在一般數據的作用下,數字生產方式將用戶、廠商、資金、原材料、物流等諸多因素凝聚在數據平臺上,從而區別于之前的產業生產方式”[3]。作為資本主義數字化轉型進階過程中的產物,數字平臺是資本主義不斷尋求勞動過程中生產方式優化發展的最新出路,是資本在數字化時代借以進行增殖和積累的最新場域。以其為基礎,資本積累呈現出平臺資本積累的最新方式。

一、平臺資本積累的生成機理:數字平臺—數字勞動—數據商品化

隨著數字化轉型步伐不斷加速前進,以數字技術為核心支柱的數字平臺作為一種數字化基礎設施已成為生產活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技術載體。就平臺資本積累的生成機理而言,數字平臺的建構是實現積累的基本前提,平臺的資本化應用是實現資本積累的關鍵,平臺用戶及平臺工程師等數字勞動者的數字勞動成為平臺價值創造的新源泉,也成為平臺資本積累生成的動力,對數據的占有及其商品化利用則是平臺資本積累的核心。

(一)前提:數字平臺的生成與建構

就數字平臺的歷史生成來看,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智能科技革命催生了主宰全球經濟格局的數字平臺,但數字平臺的出現和興盛不能簡單理解為由智能化數字技術的發展而驅動,它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長期進化和發展的必然趨勢。朱利安·海德爾(Julieta Haidar)和馬滕·科伊內 (Maarten Keune)認為,在二戰后的第一個十年里,福特主義成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主導模式,20世紀70年代后,企業改進并進化形成一系列新型管理和工作組織模式,例如豐田的精益化管理和靈活組織模式,麥當勞基于項目的組織和敏捷管理。無論是關注外部勞動力的靈活性,降低勞動力工資水平,實施更加嚴格的管理控制或是專注于增加勞動過程的自主性,發展勞動者技能,重視勞動力學習和職業規劃等,這些都是企業試圖優化生產方式,推進勞動進程標準化所實施的各種手段。而數字平臺就是企業為優化生產管理、組織模式、發展策略和減少勞動力而采用的前沿策略,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勞動過程進化的最新呈現,是資本家用于提高生產效率,增加生產靈活性和增強對勞動過程控制,以及規避雇傭條件下勞資關系矛盾和降低生產管理風險和成本的新手段。[2]3因此,數字平臺的擴張不能簡單視為技術驅動的孤立發展過程,它是資本主義發展和變革過程的一部分。作為一種人工技術物,數字平臺在資本主義制度應用下,其運作目的必然契合資本增殖邏輯,即通過剝奪他人創造的價值來為平臺所有者牟利。在被建構為資本積累的技術工具裝置后,它便體現出資本主義關于無休止地生產和銷售商品以實現剩余價值從而獲取利潤的資本動機。

(二)關鍵:數字平臺的資本化應用

弗洛里安·巴托羅(Florian Butollo)將數字平臺定義為“一個分散的市場,其基礎是一個獨特的技術核心和一套自我強加的規則(定義其對補充方和用戶的功能),這些規則在促進市場交易的同時從補充方和用戶處獲取數據”[4]。他認為不能簡單地將數字平臺視為一個技術體系,它是帶有資本屬性的市場交易系統。數字平臺作為平臺經濟這種新型經濟形態的基礎設施,獨特優勢在于其協調多邊市場交易的中介功能,由其衍生出的新商業模式和組織模式不僅對傳統企業經營造成挑戰,其內在運行機理更凸顯出全球化的資本化趨勢。數字平臺作為一種“數字生態系統”,它將用戶、服務和產品聚集在一個由軌跡組織構成的交互式交易環境中,能提供多方面在線市場并促進多個代理之間的交易,即能同時將消費者和生產者聯系在一起,使“每個人都可以通過點擊按鈕成為各種產品和服務的供應商”,同時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技術中介和商業安排模式,被納入更廣泛的資本化過程”[5]。 并且,作為一種協調機制,它利用算法仲裁和協調生產者、供應商及消費者這類經濟活動群體之間的關系。它介于市場和公司之間,“與市場一樣,它們使獨立的參與者同步;與公司一樣,它們依靠集中式結構從資本和勞動力中提取價值并限制風險”[6]。在資本增殖邏輯中,數字平臺被納入資本積累過程,其資本化利用成為平臺資本積累的關鍵。

(三)源泉:數字勞動的價值創造活動

數字平臺中,數字勞動者的價值創造活動成為平臺價值來源,也成為平臺資本積累源泉。1977年,傳播政治經濟學奠基人達拉斯·斯邁思(Dallas Smythe)最早提出“受眾勞動”概念。他將觀眾視為一種“商品”,并將“受眾勞動力”理解為受眾成員“關注”的能力,指出在大眾傳播系統中,廣告商從社交媒體平臺購買受眾商品,受眾通過觀看廣告進而購買特定品牌消費品,其消費行為偏好能夠為廣告商創造新的消費需求和消費市場。他強調受眾的“商品特性”而非文化特性,強調受眾的勞動力性質而非消費者性質,從將受眾視為意識形態操縱對象,轉變為創造價值的生產者形象,并將受眾的價值創造活動納入資本積累重要一環,創造了以廣告作為其資本積累模型的商業媒體領域的政治經濟學。[7]隨后,傳播政治經濟學家蘇特·加利(Sut Jhally)和比爾·利萬特(Bill Livant)進一步強調要關注受眾商品和受眾勞動如何參與資本的生產、流通和積累過程等“盲點”問題,彌補了斯邁思在分析大眾傳播“對資本的經濟功能”時,“將大眾傳播、廣告、受眾勞動等過程與資本流通和積累的一般過程分離開來,使傳播成為一個附屬過程”[8]的局限。以斯邁思為代表的受眾商品理論學派,專注于互聯網媒體用戶在社交平臺上“觀看廣告時的時間耗費”和隨后購買商品及服務的消費行為,認為受眾在文化知識消費的過程中產生了生產性行為,即生產數據商品的數字勞動?？死锼沟侔病じ？怂?Christian Fuchs)認為用戶在社交媒體平臺上連接、寫作、閱讀和觀看時進行的有意識的勞動形式是“互聯網產消勞動”[9],用戶在消費的同時也在創建交易數據,這些數據被Facebook、谷歌和Twitter等廣告公司商品化并出售給廣告客戶。就這一角度而言,數字勞動是指平臺用戶在互聯網平臺上進行的價值增殖活動。但也有學者并不贊同上述觀點,有的認為對何種勞動才屬于數字勞動的判定不應該依據互聯網或信息技術產業來劃分,而應該看這種勞動是不是在數字技術基礎上形成的新的勞動形態。[3]雖然受眾觀看廣告耗費一定時間,并留下一定數據痕跡,但他們的行為活動不屬于生產性勞動,他們在這一過程中生產出的數據內容只是平臺工程師、程序設計員、數據工程師等這些真正勞動者的生產原料,如果沒有這類專業人員提供網頁設計、算法管理和數據挖掘與統計等核心技術支持,數據商品也就不可能形成。也即,“只有運用數字化的生產資料進行的勞動最接近政治經濟學規則”[10],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數字勞動,只有這樣的數字勞動才能進行有價值的數據生產活動并成為平臺資本積累的源泉。

(四)核心:一般數據的占有及商品化利用

竭力獲取作為勞動對象的海量數據,并將其用于數據商品及其服務的生產和銷售,從而獲得剩余價值是平臺資本積累的核心。數字平臺創造了一種新型社會交往形式,廣泛的社會交流互動為數據的生產和積聚創造了條件,并為數據及數據關系的追蹤、捕獲、歸類及商品化和資本化轉化提供了契機。馬里亞諾·祖克菲爾德(Mariano Zukerfeld)將用戶在社交媒體平臺上從事的活動視為有價值的數據生產活動,這既包括對在線內容的主動創建,也包括在線內容創建過程中更被動的“數據耗盡”,并且他認為消費者作為“勞動者”必須從事“內容制作”、進行“廣告消費”和提供各種類型的“數據信息”。事實上,他所提及的用戶在使用社交媒體等數字平臺時所產生的數據實質是一種“一般數據”。這些一般數據是“數據的抽象形式”,是“每一個用戶數字勞動的產物”[11]。資本家通過對“一般數據”的私人占有以及商品化利用和資本化轉化,將平臺用戶的空閑活動和閑暇時間異化為從事生產數據的“無酬勞動”或“免費勞動”,并試圖以此將用戶及其行為實踐活動納入平臺資本積累過程。資本家通過將一般數據轉化為數據商品和服務進而獲得資本和實現盈利的行為,是資本主義在數字化時代試圖重構社會生活秩序以獲取更多剩余價值和利潤收益的一種更為隱匿化的新型資本積累手段。

二、平臺資本積累的運作邏輯:數據商品生產和剩余價值實現過程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指出,“把剩余價值當做資本使用,或者說,把剩余價值再轉化為資本,叫做資本積累”[1]668,而實現資本積累的前提是商品的生產和銷售。因此,考察平臺資本積累的運作過程,必須弄清數據商品的生產過程及其在流通過程中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實現過程。

(一)數據商品的生產是平臺資本積累運作起點

馬克思指出,勞動過程是“人的活動借助勞動資料使勞動對象發生預定的變化”[1]211,商品生產過程則融解于具有使用價值的生產物。在平臺經濟中,數據商品的生產過程表現為資本家首先通過在市場上購買服務器、虛擬主機以及服務器托管機房等生產資料(c1),并雇傭參與設計、開發、調試、適配及測試等過程的專業程序設計員和技術工程師(v1)設計建構起數字平臺(p1)這一基礎設施。其次,數字平臺及其基本服務的建立吸引大量用戶(v2)入駐平臺并誘發用戶生成并參與數字勞動(通常為無償數字勞動)。資本家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算法等智能化數字技術不斷抓取和占據用戶在平臺上“無意識”留下的瀏覽數據痕跡,并在資本增殖邏輯和利益的驅動下,引誘互聯網活躍用戶進行有目的的用戶生成內容的生產,即有使用價值的數據產品(娛樂視頻等)(p2)的創造。但使用價值,不是資本家所屬意的東西,其墊付貨幣雇傭勞動力生產使用價值“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基質,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1]217,其目的“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生產價值,不僅要生產價值,而且要生產剩余價值”[1]218。因此,資本家最后還需要在市場上購買用于數據挖掘、統計分析、預測評估等軟件程序類生產資料(c2),并雇傭數據統計員、數據分析師等數據工程師(v3)對用戶數字勞動生產的數據資源進行二次加工。以亞馬遜的土耳其機器人為例,其在投入市場使用前期,需要依靠程序設計師(v1)的調試等有償勞動,而在投入市場使用過程中其所能收集到的海量一般數據,需要依靠平臺線上用戶等產消勞動者(v2)的無償勞動。同時,其看似具備人類智能并能“對大量文本、圖像、語音、視頻等數據進行歸類、整理、糾錯和批注”,但事實上完成這些工作的“是數以萬計的、廉價的、基于動態不穩定需求的線上勞動力”[12]。也即,這些任務的完成需要依靠數據標注師、統計師、分析師(v3)等數據工程師的有償勞動。正如?？怂顾?數字勞動“包括數字媒體存在、生產、傳播和使用所需的所有形式的有償和無償勞動”[9]。平臺經濟中,數據商品生產過程既包括非雇傭關系下數字勞動者的無酬勞動,也包括雇傭關系下平臺工程師、數據工程師的有酬勞動,是兩種勞動形式的統一。在這些無償與有償勞動的共同作用下,這些有使用價值的數據才能轉化為具有交換價值的數據商品和服務(廣告商品等)。

(二)數據商品剩余價值的生產是平臺資本積累運作核心

“商品生產過程必定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1]218,數據商品及服務的生產過程也是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馬克思認為,新的科學發現及技術發明,使勞動力生產出的產品的價值遠超資本家為其支付的勞動力的生產費用的價值,也就意味著工人為償還資本家為其支付費用的那部分工作時間在縮短,而“為資本家白白工作而不取分文報酬的那部分時間卻在延長”[13]708-709,這部分“多余”的勞動時間就是剩余價值的創造時間。恩格斯也認為,剩余價值來自超過資本家為工人工作時間所支付的工資的那部分價值,即超過工人再生產自身生命實際需求的那部分價值。也就是說,如果工人只需要工作8小時就能生產出抵消他自身勞動力價值的商品,那么當資本家把工人的勞動時間延長到8小時以上之后,工人所創造的價值就會大于資本家所購買的勞動力價值,于是就實現了價值增殖。8個小時的時間就是必要勞動時間,而超過之后的時間就是剩余勞動時間,工人在額外工作時間所付出的剩余勞動創造了剩余價值,正如馬克思所言,“生產剩余價值即直接從工人身上榨取無酬勞動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1]651。資本家在平臺資本積累過程中雇傭平臺設計師和技術工程師(v1)以及數據統計師、分析師等數據工程師(v3),這些雇傭勞動者在超額勞動中創造了剩余價值(m1)和(m3)。這些在額外時間里創造出的價值并沒有與勞動力實現交換,而是作為資本被并入資本積累過程中,這就意味著由工人創造出的剩余價值被無償轉移到了資本家囊中,資本積累也就在這一過程中發生。

(三)數據商品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是平臺資本積累的實現

馬克思指出,“要積累,就必須把一部分剩余產品轉化為資本”[1]670。資本家必須將數據商品及服務推入流通及消費環節以推動剩余價值的實現,才能最終獲得作為數據平臺實現資本積累新途徑的平臺資本。平臺資本則再進入資本循環過程,進一步實現對數字勞動創造的數字剩余價值的剝奪和占有。為了實現資本目的,資本家不僅對用戶“行為盈余”進行二次加工,通過將其商業化并生產出新的數據商品和服務出售給用戶實現對資本和利潤的獲取。同時,將家政、勞務、教育、娛樂、住房等生活資料引入數字化平臺基礎設施,把原本能夠被勞動者占有的個人生產資料納入資本主義生產系統中的私人管理,甚至為了權衡自身的利害關系,“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14]34。他們極力商品化一切,即將物體和生物轉化為可交易的商品形式,以產生利潤;極力工具化和物化一個人的存在及其與現實世界的關系,竭力將人類主體自身異化為資本積累的對象(商品),從而構建起一種新型剝削關系。這種剝削不同于傳統勞資關系背景下對生產剩余價值的“生產性工人”的剝削,它將以前不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群體納入勞動力范疇并將其商品化,將以前的非商品化活動也變為剩余價值的生產活動。并且,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商品價值構成等式,即w=c+v+m(w為商品的價值,c為不變資本,v為可變資本,m為剩余價值),這里,平臺經濟中數據商品的價值總和為上述數據商品生產過程和剩余價值生產過程所提及的:c1+c2+v1+v2+v3+m1+m2+m3。[15](這里v2進行的是非雇傭形式的無酬勞動,因此m2數值為0)(如圖1)。為了占有使用價值并實現價值增殖,必須將數據商品推入流通環節,畢竟“作為資本的貨幣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為只是在這個不斷更新的運動中才有價值的增殖”[1]178。

圖1 數據商品生產及剩余價值實現過程圖示

三、平臺資本積累的現實觀照:資本與技術合謀對勞動過程的規訓

作為控制勞動過程的技術集成,“平臺通過‘組織+算法’形成壟斷權力”[16],呈現了資本的價值化過程以及資本和勞動之間不對稱性社會關系的存在。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為便于控制勞動力及勞動過程,資本家采用“數字泰勒主義實踐”弱化勞動者技能,憑借“算法管理技術”控制勞動過程,灌輸“數據殖民意識”侵蝕勞動主體自主權,鼓吹“自由勞動理論”隱匿剝削實質以及采取“眾包、計件、零工制”轉移勞資關系矛盾。其根本目的和實質在于,通過資本與技術合謀實現對勞動過程的規訓,進而更好地為資本積累服務。

(一)“數字泰勒主義實踐”對勞動技能的弱化

在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資本家通過逐步應用泰勒主義的“科學管理”實踐,從熟練工人手中控制勞動過程。到了數字化時代,基于剝削勞動者知識技能并將其編撰和轉移至資本中的邏輯,資本家使用“數字泰勒主義”來加強技術分工,依據特定的標準化時間和方法分配任務,使勞動者能夠被集中控制。智能化數字技術系統對勞動過程的標準化和精簡化,使勞動過程的任務逐漸由自主性增強的智能化數字技術系統所決定。例如,在智能制造中普遍采用的計算機數控(CNC)加工系統,它由預先編程的計算機軟件來代替傳統工業生產中需要的人力來操作各種機械器具,使計算機軟件操控的機械手臂按指令完成機械運動,并通過編程軟件以重復的、可預測的周期運行它們。這一過程中,“機器已不再是提高人工勞動生產率的簡單工具,而是已經變成了可以工作的‘人’”[17]142,作為勞動主體的人則不再直接參與生產過程,而是作為軟件編程者、計算機操控者或者運行監督者的身份間接參與,即“勞動表現為不再像以前那樣被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相反地,表現為人以生產過程的監督者和調節者的身份同生產過程本身發生關系”[18]196。從技術發展和異化的角度來看,“分工提高勞動的生產力,增加社會的財富,促使社會精美完善,同時卻使工人陷于貧困直到變為機器”[13]123。智能化生產系統在生產活動中的精細化分工增加了對專業化和特殊化的要求,個人有限活動能力愈發不能匹配技術無限發展的進度,導致個人技能逐漸萎縮及自身認同感、歸屬感弱化。而隨著信息技術網絡的深度發展和系統重組,大數據分析和優化方法被普遍適用于數字化轉型、平臺經濟制造系統及產業模式的演變框架之中。并且,數字決策、智能供應鏈、全面資源管理和智能制造也實現系統集成和普遍應用,這將進一步深化和擴展勞動過程的數字泰勒化和去技能化。必須明確的是,資本家投入智能化生產系統以減少勞動所需的體力勞動量并不是出于人道主義目的,而是為了使勞動過程更具連續性和控制性,使勞動力成本最小化和置留出更多自由時間讓工人發掘更多(非物質)需求,從而開辟新市場和更好地獲得資本效益。

(二)“算法管理技術”對勞動過程的監視和控制

以計算機為基礎的信息監測技術對包括商品生產和服務在內的所有過程進行電子監控,這種電子監控技術與企業新的管理手段相結合,形成數字平臺中“算法管理”的新模式?！八惴ü芾怼笔琴Y本家為更深入地滲透和控制勞動過程所采取的新型管理形式,也是將平臺中的知識、信息、數據從屬于資本價值化過程的一種歷史衍化形式。資本家利用算法技術細化各種形式知識的標識、編碼和分配過程,并以遠程操縱方式有針對性地、持續性地對平臺勞動者進行實時監控和評估。例如,亞馬遜的“全知供應鏈”數字技術使其能夠全面了解供應商的運營情況,從而以最嚴格的利潤率定價,這種以數據為基礎的泛視野還能被用來維持低收入平臺工人的強制性勞動,以最大程度維持整個運營。同時,通過“數字機箱”等核心技術創造性地使用軟件許可證,獲得對用戶個人資料及其行為信息的持續監視和控制,并提取、收集和系統化處理大規模數據,以實現最大限度控制勞動過程及勞動力。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加入平臺經濟發展浪潮,資本家利用算法管理等前沿數字技術來監視公民并限制其互聯網訪問權,進而實現資本目的的企圖昭然若揭。平臺資本積累邏輯導致數字平臺上無處不在的“全景式監視”,利用各種ICT(信息通信技術)進行數字監視事實上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資本發展成為對勞動,即對發揮作用的勞動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揮權。人格化的資本即資本家,監督工人有規則地并以應有的強度工作”[1]359。復雜的數字技術系統和自動算法管理使“不確定性”愈加成為數字平臺經濟常態,導致企業與用戶、生產者與消費者等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危機越發突出,供應鏈的脆弱性問題也逐漸顯現。并且,這種對用戶注意力及數據的爭奪日益成為平臺企業競爭的核心,這一過程可能導致侵犯數據隱私和過度數據采集,并助長“數字成癮”。

(三)“數據殖民意識”對勞動主體自主權的侵蝕

“數據殖民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所呈現出的一種新型殖民主義形式,其運作遵循“數據的剝奪性積累—商品化轉化—資本積累”這一基本邏輯。即通過將全體個人經驗遺留的行為痕跡加以數字化處理和提取,進而通過數據的商品化和剩余價值轉化,獲得數字資本和實現資本積累?！霸谫Y本操縱下,數字關系網絡下的個人網絡空間自由被數字技術規則所限制,平臺用戶甚至整個人類的生活被建構為資本主義的附庸?！盵19]例如,亞馬遜(Amazon)、臉書(Facebook)、谷歌(Google)和優步(Uber)等數字壟斷巨頭憑借其在數字技術上的絕對優勢,構筑起以數字平臺為核心的,由全球經濟發展、多邊治理以及除經濟、技術之外的眾多政治和社會因素共同塑造的“數字生態系統”,進而獲得數字平臺霸權。這些資本家以剝削性商業條款的形式濫用其在社交網絡市場中的主導地位,并竭力控制個人數據信息的共享方式,顛覆和破壞消費者的自主權和選擇權,進一步導致網絡空間生產內容(數據)的殖民化。同時,進一步利用數字平臺這一中介化市場協調機制獲得市場控制權和主宰全球競爭市場,企圖通過擾亂市場競爭規制,侵犯用戶民主、信息和數據隱私等方式實現資本目的。并且,技術“黑箱”的不透明性、算法的不斷擴展和變動性以及深度學習神經網絡的復雜性等技術本身的特性,也會賦予技術所有權擁有者及技術知識掌控者獨特的數字技術權力。由于數字知識習得和數字專業素養的差距,導致部分遠離數字技術領域的弱勢群體遭受數字技術排斥,這種因數字鴻溝所造成的數字權力不對稱將進一步加劇社會的不平等,從根本上破壞平臺用戶甚至人類生活的自主權。

(四)“自由勞動力理論”對勞動者的隱匿化剝削

為了追求更多資本利益,資本家鼓勵個體行為規范通過個體之間的互動來協調和完成,鼓勵其通過自我激勵而不是采取組織干預的形式,實現平臺經濟快速循環所需創造力的激發。一方面,資本家鼓勵勞動者自我提升,發展自身知識技能,以推動勞動者在價值創造過程中對時間和知識技能的自愿投入、參與與提升。廣大勞動者為了躋身行列不被淘汰出局,往往主動參與各種職業技能培訓提升自身競爭力,為從事該生產領域內的勞動主動付出時間和精力?！百Y本由于無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勞動,像狼一般地貪求剩余勞動,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盵1]306在“積極主動”并“自覺自愿”地從事數據資料生產過程中,勞動者模糊了勞動與休閑、勞動時間和閑暇時間之間的區別,進一步加劇了自身勞動力被資本所侵吞的趨勢?！爱斏鐣詈臀幕赃@種方式被資本主義的要求所滲透時,就沒有資本主義勞動關系之外的東西了:生活就像工廠一樣。社會工廠的概念已經成為理解網絡化、后福特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當代背景的一個有價值的工具,在這種背景下,數字勞動力及其擴展的剝削制度作為一種理想化的工作形式出現?！盵20]2另一方面,為確保平臺經濟的勞動力得到源源不斷的供應,使勞動力市場更具靈活性和自力更生能力,資本家實行了失業和社會援助福利以及工作培訓等所謂的就業福利政策。但事實上,資本家是通過設定低工資的雇傭關系條款來確保臨時勞動力的再生產,并且就業服務的提供也是資本家企圖通過用戶協議條款和數字技術手段隱藏數字勞動者的商品化。因此,資本家鼓吹的“自由勞動理論”實質是企圖將全球互聯網用戶納入一個不受規制和監管的平臺資本積累系統,試圖將其行為直接融入資本循環過程。

(五)“眾包、計件、零工制”對勞資關系矛盾的轉移

基于降低生產管理成本和實現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增殖邏輯,資本家利用各種手段規避雇傭關系和勞資矛盾,逃避管理工人勞動時間和生產活動的責任以及規避業務風險。最顯著的手段就是繞過當地勞動力市場和社會保護機構創建勞動力平臺,創造非正規就業。因為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規定,非正規就業在法律上或實踐中不受國家勞動立法、所得稅、社會福利及就業保障權利的保護,例如商業資本主義和早期工業資本主義的計件工作,以及今天的“自營數字職業”“零工經濟”等。如今,勞動力市場發生重組,以依靠非全時和合同工作安排來取代全職和長期工人等外包和零工經濟的卷土重來,削弱了傳統標準工作安排對固定勞動力的需求,增加了勞動力市場的不安全感。而在新冠疫情對線下經濟造成巨大沖擊的背景下,廣大失業者儼然成為平臺勞動力的后備軍,社會對平臺服務需求的日益增加,也加速推動平臺勞動力的供應,勞動力平臺已然成為一種動態的、不斷增長的全球現象。究其原因,一方面,實體經濟發展水平的式微,使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弱,為平臺經濟儲備了大量后備軍,增加了平臺勞動力的供給規模;另一方面,實體經濟中工資水平的相對下降及固定工作崗位的逐漸減少,也為平臺公司增加了勞動力供給。并且,平臺經濟的迅速發展及愈加明顯的優勢進一步侵蝕了實體經濟發展,又推動了勞動力供應的循環。在這樣的動態循環過程中,勞資關系矛盾不斷被轉移并逐漸擴大化。

四、平臺資本積累的規制路徑:一般數據與數字平臺的共創共治共享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明確指出,“矛盾和對抗不是從機器本身產生的,而是從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產生的”[1]508,從這一角度而言,數字平臺作為數字化時代集人工智能、大數據、智能算法等最新智能化數字技術于一體的典型代表,其在推動平臺資本積累過程中所造成的勞動技能弱化、主體自主權侵蝕、勞資關系矛盾等異化問題,不在于數字平臺本身。因此,對異化的抗爭也不是要反抗數字平臺等智能技術發展本身,而是要從制度根源審視數字平臺運作的資本邏輯及其引發的各種異化問題,從根本上摒棄資本主義私有制邏輯對數據資源、數字技術、數字平臺的資本權力操縱,“祛除附著在這些數字平臺和數字經濟上的西方資本主義效應,從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消除西方國家數字資本構成上的不平等的外衣,使數字資源及其平臺成為真正被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的平臺”[3]。

(一)摒棄數據私人占有邏輯,激發數據資本要素活力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巨頭總是要利用他們的政治特權來維護和永久保持他們的經濟壟斷”[21]13,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則完全不同,國家堅持“權為民所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各項法律法規和制度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對數據、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和協調適配等積極作用。對此,必須摒棄數據資源的私人占有邏輯,激發數據資源和數據資本的要素活力,通過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規和實施健全的規章制度來有效防止數據資源的無規制攫取和數據資本的無序擴張。具體而言,其一,通過政府出資采購、制定和出臺相關產業政策等手段,支持和扶植以數據要素為核心的新經濟業態和新產業模式的培育與發展,以法律形式確定數據資源要素的公平競爭和合理運用邊界,為數據資源的共創共享提供堅實的法律制度框架。其二,實施嚴格的反壟斷法,防止數字平臺巨頭對數據資源的攫取和壟斷,執行嚴格的平臺交易市場管理條例和平臺市場經濟監督措施,推動數據資源和數據資本等生產要素在經濟市場中的協同互惠發展和良性動態循環。其三,營造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在數據資本配置方面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同時輔之以政府的協調作用,進而“規范資本行為,趨利避害,既不讓‘資本大鱷’恣意妄為,又要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功能”[22]。其四,組建國家數據局并增設國家大數據中心,打通數據要素流通鏈路,實現數據資源有效整合,統籌數據資源的開發利用和共創共享,通過實行數字平臺國有化,實現數據確權,強化數據監管,有效防止資本和技術霸權對數字平臺及數據資源的占有壟斷,強力遏制平臺資本、數據資本的無序擴張。在實現以共創共治共享的邏輯取代私人占有邏輯后,海量的數據資源將被用于滿足人類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先進的智能化數字技術將被用于解放勞動和實現人的自由,多樣的數字平臺將被用于繁榮社會經濟和促進生產力發展。

(二)克服資本剝削和奴役,強化數字勞動者權益保護

數字化時代“零工經濟”的卷土重來暴露資本家通過隱藏在技術和勞動力商品化背后來逃避責任的企圖,處于數字勞動平臺上的工人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勞動權利或社會保護,他們的工作時間、休假、工資以及其他福利也由于不受勞工組織或政府法規的保護而沒有最低標準與保障。同時,資本家借助無處不在的用戶條款和協議實現對勞動合同的替代,從而掩蓋雇傭關系的存在,規避監管,賦予自身解除其雇主責任及逃避為勞動者提供保障的特殊豁免權。對此,必須采取相關措施克服資本增殖邏輯對數字勞動者的剝削和奴役,強化數字勞動者相關權益保護。?？怂咕驮磸蛷娬{過資本對數字勞動的剝削共性,并認為資本是廣大工人的共同敵人,“需要通過全球化和網絡化斗爭以克服資本主義的統治”[9]。具體而言,其一,以“有限隱私法”嚴格把控用戶數據信息創建、存儲和分發等環節的標準化、規范化、合理化運行,從而保護平臺用戶個人隱私及信息安全。各金融機構、各監管機構以及相關負責部門要攜手共同制定保護平臺消費者數據的法律條例和政策標準,采取必要的技術措施來防止平臺用戶身份數據以及交易信息的丟失、損壞或泄漏,確保其數據信息的安全、完整、準確保存,并確保每筆交易都可以復制和追蹤,以切實保障數字勞動者個人隱私。其二,以“反算法規制法”強化科技工會監督管理作用,加強平臺內容審核,從而建構良好的平臺生態系統并恢復用戶自主選擇權。在數字平臺的設計開發環節,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理念,堅持數字平臺“以人為本”的開發原則,對大數據、智能算法等嵌入數字平臺中的核心技術功能進行嚴格審查,消除算法歧視及其隱含的權利不對等。其三,以“勞動保障法”強化數字勞工就業權益和勞動保障權利,同時“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人民群眾最關心的領域精準提供基本公共服務”[22],從而淡化失業對收入來源截斷的風險,并維持勞動者的基本社會生存等等。

(三)掙脫技術資本化邏輯,攜手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

在平臺資本積累過程中,數字平臺內嵌的大數據、智能算法等數字技術發揮了關鍵作用,成為幫助資本家剝削數字勞動者的最佳工具。馬克思認為技術的異化與剝削效應根源于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邏輯,在資本增殖邏輯中,技術是“剝削勞動力的手段”[1]485。為了解決資本與技術合謀對勞動過程的規訓所造成的勞動技能弱化、主體自主權侵蝕、勞資關系矛盾等異化問題,必須消除資本增殖邏輯在平臺數字技術中的前置,將數字技術從剝削和異化人的壓迫手段轉變為創造和實現美好社會生活的一種輔助工具,將數字技術從作為資本積累的剝削手段轉變為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的有力工具。對此,世界各國要攜手共同發展和不斷創新數字技術,以數字技術賦能金融監管、安全維護和基礎設施建設,進而在數字技術優勢的加持下,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共享數字技術發展福利。具體而言,其一,利用數字技術賦能金融監管。全球各政府機構、金融監管部門及相關負責部門要攜手開發和利用平臺數字技術,共同識別、監測以及抵御數字金融領域的風險。各國應通過借助平臺數字技術統籌協調政府機構、行業參與者、學術界和相關研究資源,共同努力并著力構建具有本國特色的數字金融發展模式,促進數字認證等技術在數字金融領域的探索和應用。其二,利用數字技術賦能安全維護。世界各國政府需要摒棄政治偏見,號召并帶領全球平臺經濟、數字經濟領域各經營同行和企業組織之間的密切合作,以攜手共同應對威脅公共安全甚至國家安全的數據泄露、產權盜竊、金融犯罪、平臺壟斷以及“反市場化”危機等各種新風險,共商共建智能化數字技術發展和各類危機解決方案。其三,利用數字技術賦能基礎設施建設。世界各國要積極研發和利用智能化數字技術推動道路、港口、機場和鐵路等傳統貿易流動性渠道的網絡連接和轉型發展,即促進貿易基礎設施的互聯網接入和數字化轉型,這有利于將世界各國企業組織更廣泛地納入數字經濟全球化發展浪潮,縮小各國企業的“數字鴻溝”。

(四)破除數字平臺資本壟斷,推動平臺經濟繁榮發展

如今,數字平臺在企業組織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資本積累邏輯支配下,數字平臺這一巨大數據信息儲存空間及其所關聯的智能化數字監控技術和精細化算法管理的控制機制,為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分配和協調勞動任務、管理和控制勞動過程以及促進勞動力的新商品化開辟了廣闊前景,造成了勞動力和資本之間極其不對等的剝削關系。在資本主義應用下,數字平臺成為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最新技術載體,部分發達國家更是憑借資本優勢對數字平臺進行操縱和壟斷,造成發展中國家的數字勞動工人遭受剝削、歧視等不平等現象。對此,必須掙脫數字平臺的資本壟斷邏輯,以其為載體推動平臺經濟和數字經濟的繁榮發展。其一,將數字平臺從作為資本積累的技術載體轉變為創造規模經濟的有力手段,將其從作為剝削數字勞動者的最新場域轉變為能夠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和財富增長機會的廣袤空間。其二,合理利用數字平臺的市場中介功能,借助其尋求雙邊和多邊貿易合作伙伴關系,消除阻礙平臺經濟和數字經濟全球流動的行政壁壘、政策障礙以及其他各種類型的貿易約束,放寬投資出口、貿易許可的各種限制,摒棄各種偏離國際規范的監管要求,為平臺經濟全球化繁榮發展營造開放、公平、共贏的商業和制度環境。其三,在共創共治共享邏輯下,充分利用和有效發揮數字平臺的網絡生態系統連接效應,將全球范圍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相連接,進而實現高效率價值創造和商品交換,推動形成“供給方網絡效應”以及“需求方規模經濟”,并借助其“實現跨界發展,打破時空限制,延伸產業鏈條,暢通國內外經濟循環”[23],進而推動平臺經濟和數字經濟的繁榮發展并共享經濟發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