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理論比較、思想淵源與中國經驗

周 文，何雨晴

(復旦大學 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上海 200433)

“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也是自古以來我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理想?！?1)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頁。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始終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開辟了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2)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01版。共同富裕在理論上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富裕理論，在歷史上具有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淵源，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中國經驗。

一、共同富裕的西方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比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理論是在揚棄了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理論，結合中國具體國情而形成的創造性理論。共同富裕理論探討不能忽略西方優秀的人類文明成果，但也要認清西方經濟學的局限性。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理論是具有真理性、發展性和實踐性的科學理論，是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理論基石。

(一)西方經濟學對共同富裕的理論貢獻及其局限性

共同富裕的社會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形態，對共同富裕的追求本質上就是要破解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兩大問題，一是貧困問題，二是不平等問題。而貧困和不平等在人類發展的各個社會形態中普遍存在，因此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們圍繞這兩大問題展開了深入的研究，也產生了許多思想的碰撞和理論觀點的爭論。

貧困是人類社會的頑疾，是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人民都想要解決的難題，當然也是經濟學理論研究關注的核心議題。推動經濟增長是消除貧困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于是消除貧困問題的另一面就是如何推動經濟增長。不同經濟學家以自身所處的時代為背景，對經濟增長展開了豐富的理論研究，包括分析經濟增長的過程機制、探索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刻畫理想的經濟增長模型、研究最能促進一國經濟增長的方法等等。如哈羅德-多馬模型強調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決定性作用；索羅模型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諾斯則強調了制度及其創新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對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二戰之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快速發展，整體上已經進入富裕的社會，拉美、東亞等發展中國家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增長理論的指導下，也取得了一定時期的經濟增長，改善了戰后國民經濟的狀況。因此，從世界范圍來看，人類社會的貧困問題已經較工業革命前得到了明顯緩解。然而伴隨著經濟增長，不平等問題也不可避免地愈發突出。在消除貧困的決心上，經濟學家已經達成了一致共識，而在是否應該糾正不平等這一問題上，學術界產生了不同的觀點，至今仍在爭論。

是否應該糾正不平等這一問題，實際上可以轉化為如何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第一種觀點以新自由主義學派為代表，他們認為效率是經濟增長的首要標準，優先于公平。另一種對立的觀點認為，公平應該優先于效率。公平也意味著平等，這種平等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3)[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第三種觀點認為應當兼顧效率和公平，兩者是相互促進的。如奧肯用“漏桶模型”論證了效率和公平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既可以為了效率而犧牲一些公平，也可以為了公平而損失一些效率，這取決于不同的政策目標。

二戰之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貧富分化嚴重，社會矛盾加劇，福利國家制度正是基于上述第三種觀點而建立的。廣泛的福利在實行之初有效緩解了貧富分化，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遭受兩次石油危機的沖擊后，福利危機開始顯現，政府深陷債務危機，導致福利制度難以為繼。福利制度的困境使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占據上風。20世紀90年代，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指導下，美國經濟學家為陷入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開出了“華盛頓共識”的藥方，廣泛推行自由化、私有化的政策。但是世界各國的發展水平并沒有因此趨向接近，而是呈現俱樂部收斂的世界格局。發達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逐漸縮小，而拉美、東歐等發展中國家卻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始終無法跨越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鴻溝。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下，效率是優先于公平的，共同富裕不是經濟發展所追求的目標，自然也無法對不平等問題給出滿意的答案。

綜上所述，西方經濟學理論在促進經濟增長這一層面上，對共同富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在解決不平等問題這一層面上，顯得力不從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幾乎不可能消除貧富分化，也就無法實現共同富裕。要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尋找更加科學、更加適合我國國情的理論作為基礎。

(二)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理論

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入推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水平飛速提升，“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4)《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頁。。然而，社會財富不斷積累的同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貧富差距也越來越懸殊，資本主義制度下“在產生財富的那些關系中也產生貧困”(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4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描繪中傳遞了共同富裕的思想。

第一，共同富裕強調生產力的發展?！叭藗兯_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頁。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是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因為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情況下，才能不斷創造人們生活所需要的物質資料。反過來說，“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頁。。

第二，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僅僅有生產力的發展是不能自發實現共同富裕的，如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的發展反而加劇了貧困和兩極分化。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導致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分化的根源，因此要消除不平等、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要進行生產關系的變革，即消滅私有制，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馬克思描繪了共同富裕的未來社會“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頁。。在馬克思的設想中，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力的發展才能促進共同富裕。

第三，共同富裕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長期性做出了充分的估計，論述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兩個階段：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水平還沒有那么發達，雖然已經實現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但只能實行按勞分配。這意味著，分配也必然存在差異性，不可能完全消除不平等。只有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才能實現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從而達到理想的分配方式 “各盡所能，按需分配”(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頁。，此時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富裕。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寧領導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他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提出要建立沒有貧富之分、大家共同勞動的新社會，并且“共同勞動的成果……應該歸全體勞動者享受”(10)《列寧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頁。。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列寧和斯大林進一步豐富和創新了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理論，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借鑒。

首先，列寧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消滅貧困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列寧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全體工人，全體中農，人人都能在決不掠奪他人勞動的情況下完全達到和保證達到富足的程度?！?11)《列寧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0頁。實現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使命，也是列寧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在列寧看來，共同富裕的社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無法實現的，有且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夠實現。

其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重視生產力，因為“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12)《列寧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頁。。較高的勞動生產率是創造豐富物質財富的必要前提，進而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并且，列寧認為社會主義能夠比資本主義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再次，列寧和斯大林繼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公有制的設想，強調共同富裕必須以公有制為基礎。工人階級要獲得真正的解放，必須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13)《列寧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頁。只有公有制才能為共同富裕創造條件，因此蘇聯實行的是單一公有制。在斯大林模式下，與單一公有制配合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和按勞分配的經濟制度體系。

最后，列寧清楚地認識到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經濟落后的國家要建設社會主義，不可能一步到位，還需要借助私人資本主義的力量來實現過渡。列寧指出：“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為富裕的程度還會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14)《列寧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頁。這意味著在社會主義國家，在分配領域實現完全的公平是尚且做不到的，只有共產主義發展到高級階段才能實現真正的共同富裕，而這需要長期的發展和建設。

由此可見，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共同富裕的共產主義社會理想，到列寧和斯大林深化共同富裕思想，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共同富裕已經有了深入的理論探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富裕理論以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富裕理論為重要基礎。

(三)共同富裕社會不等于高福利社會

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國推動共同富裕的體制保障。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國內外理論界流行起了這樣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可以通過借鑒西方的高福利制度來實現共同富裕。事實上，無論是從中國的基本國情來看，還是從高福利制度本身的缺陷來看，共同富裕社會都不可能是高福利社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必須警惕“高福利陷阱”。

一方面，高福利制度雖然取得過一定的成功，但不可持續性是其最顯著的弊端。

二戰之后，為了緩和國內矛盾，北歐國家以凱恩斯主義為指導，率先通過福利政策來調整國民福利分配，此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先后建立起福利國家。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在高福利政策實施后，國內階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和，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然而，20世紀70年代后，高福利制度的弊端率先在經濟實力較差的拉美國家中暴露出來。陡增的福利開支擠占了社會投資，導致經濟喪失了發展活力的“福利陷阱”，隨之而來的就是公共事業持續超支引發的一系列危機。以巴西為例，在1970年至1994年間，巴西每年的政府支出占了國內生產總值的40.21%，與此同時，財政赤字水平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8.08%，超過拉美平均赤字水平的3倍。(15)李慧：《民生發展：警惕“高福利陷阱”》，載《光明日報》2013年06月22日第10版。

相比之下，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更強，福利國家制度也更加成熟，經濟社會保持了更長時間的平穩運行。即便如此，這些國家也依然普遍出現了社會福利成本激增、福利承諾過高和福利剛性約束、政府負擔過重導致國家負債增加等現象。最終，希臘、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在21世紀最初十年相繼進入福利開支高于經濟增速的狀態，不知不覺落入福利陷阱之中，最終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以債務危機的形式爆發。(16)2001—2010年間，希臘福利支出年均增長9.4%，經濟年均增長5.6%，福利增速比經濟增速高出近七成。同期葡萄牙和愛爾蘭福利年均增速分別為7.8%和11.1%，經濟年均增速只有3.5%和5.3%，福利增速比經濟增速竟高出一倍以上。西班牙和意大利福利增速也不同程度高于經濟增速。(參見盧鋒：《歐債危機成因探析》，載《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簡報》2012年第1期。)而在那些沒有爆發債務危機的國家，福利國家制度同樣助推了持續性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擴張，并且時刻面臨著福利開支激增的挑戰，即使進行福利制度改革，也收效甚微。實踐證明，純粹依靠社會福利解決貧富分化問題是不可持續的。

另一方面，因基本國情不同，我國不能按照資本主義的高福利方式來實現共同富裕。

第一，中國不具備實行高福利政策的條件。(17)魯品越，姚黎明：《“共富”難題與中國方案》，載《江海學刊》2020年第3期。高福利政策主要是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實現收入的社會再分配，它的基礎是高稅收，而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相對發達國家來說還處于較低的水平，高稅收會導致國內資本外溢和國外資本減少，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更加談不上實現共同富裕。

第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共同富裕在本質上與高福利政策的資本邏輯相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為保護勞動者而實施的福利政策本質上還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縮小貧富差距是為了保障資本主義生產的效率，而不是為了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推動共同富裕一切以人民為中心，本質上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服務于個別人群。

第三，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能以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福利國家對資本的高稅收促使資本輸出，將產業鏈低端的制造業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從而導致發展中國家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轉換成了發達國家的福利來源。因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高福利政策加劇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貧富分化。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采取剝削其他國家的手段來增加本國的福利。

總體來看，雖然高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對資本主義周期性矛盾沖突起到了緩沖作用，但卻不能克服自身的缺陷，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不平等問題。高福利制度無法消除貧富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生的矛盾和缺陷。(18)周文，施炫伶：《共同富裕的內涵特征與實踐路徑》，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22年第3期。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制度上就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存在巨大差異，無論是從主觀條件還是客觀條件來看，高福利制度都不可能成為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選擇。

二、共同富裕的思想淵源與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

共同富裕在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先秦時期的中華民族就已經產生了對共同富裕社會的向往和期盼。歷史走過了幾千年，人民對共同富裕的憧憬不曾改變，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就以共同富裕作為初心使命，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新時代以來，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共同富裕的目標，通過梳理共同富裕的思想淵源和中國共產黨初心使命能夠使我們更好地把握共同富裕思想的歷史意義，更深刻地理解我們黨為實現共同富裕作出的不懈努力和追求。

(一)中華傳統文化是共同富裕的歷史淵源

1．中國古代的富民思想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蘊含著豐富的共同富裕思想。早在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爭鳴中就已經出現了富民的思想。以孔子和孟子為代表的儒家非常重視富民的思想，孔子認為民富是國富的基礎，因此應當把富民作為政策安排的出發點，“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19)王國軒，王秀梅譯注：《孔子家語》，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17頁。?？鬃舆€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20)施忠連：《四書五經名句誦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版，第307頁。同樣反映出孔子的經濟思想對富民的重視。孟子延續了孔子的富民思想，將其作為行仁政的目標之一。法家先驅管仲融儒法思想于一體，在《管子》中也有很多關于富民思想的闡述，如“府不積貨，藏于民也”(21)劉柯，李克和：《管子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頁。是管仲的為政理念，他認為民富才是國富的源泉，“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22)劉柯，李克和：《管子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頁。，因此治理國家應該先讓百姓富裕起來，“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23)劉柯，李克和：《管子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頁。。荀子總結了前人的思想和理論成果，在經濟思想上也有明顯的富民傾向，他認為“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24)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荀子新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55頁。。

到了秦漢時期，古代先賢對富民的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賈誼提出治理百姓必先使百姓生活富裕，“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25)于智榮：《賈誼新書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132頁。。東漢王符認為統治者為政治國應“以富民為本”(26)申笑梅，王凱旋：《諸子百家名言名典》，沈陽：沈陽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頁。。盡管朝代更迭，但富民的思想始終不絕，西晉傅玄指出：“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從教，貧則危鄉輕家，相聚而犯上?！?27)呂效祖，趙保玉：《群主治要考譯》(第4冊)，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年版，第419頁。唐太宗汲取前人治國經驗，也主張“務積于人，不在盈其倉庫”(28)吳兢：《貞觀政要》，滕帥，李明譯注，長沙：岳麓書社，2014年版，第358頁。。富民的思想一直延續至清初，唐甄認為“立國之道無他，惟在于富”，并且“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29)葉世昌：《古代中國經濟思想史》(修訂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10頁。。

盡管中國古代的富民思想本質上是為了治國理政，其根本目的是維護統治者的政權，但是富民思想已經充分體現出了古人對提高生產力的重視，只有物質財富的增加才是保障百姓安生的根本，也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

2．中國古代的平均主義思想

在春秋戰國時期，不僅形成了關于財富增長的經濟思想，同時也誕生了平均主義的觀念?？鬃釉f：“不患寡而患不均?！?30)陳國勇：《論語》，廣州：廣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頁。儒家對平均主義是極為推崇的，在儒家經典《禮記》中就詳細描繪了均貧富的“大同”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31)陳戍國：《禮記》(全本上)，長沙：岳麓書社，2019年版，第144頁。。道家的老子主張自然秩序，他提倡的“小國寡民”就是“大同”社會的理想狀態。法家的韓非子也在財富分配上主張平均主義，他認為英明的君主應當“論其稅賦以均貧富”(32)韓非子：《圖解韓非子》，崇賢書院釋譯，合肥：黃山書社，2021年版，第422頁。。到了西漢時期，董仲舒也提倡平均貧富思想，他認為“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33)班固：《漢書》，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453頁。。諸子百家雖然在理論觀點上存在嚴重的分歧，但對于平均主義卻是一致認可的。

在秦漢以后，平均主義也被各朝各代的統治者所采納，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安排都體現出了平均主義的思想觀念，例如從北魏孝文帝時期一直延續到唐朝初期的均田制，按照人口分配土地，使百姓能夠平等地得到耕種地，也對農業的生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當時有效解決了由于土地兼并造成的貧富分化問題。另外，貧富差距懸殊、社會矛盾激化下爆發的大規模農民起義，也體現了廣大農民對“均貧富”的渴望。一直到清朝末期，太平天國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其核心依然是百姓對共同富裕生活的憧憬，“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34)張偉：《洪秀全傳》，北京：京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頁。?？梢?，在古代中國，財富平均的社會始終是古人理想的社會形態，平均是解決全部社會問題的鑰匙。(35)孫曉春：《平均主義與中國傳統社會的國家治理》，載《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

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大同”社會始終只是人們的理想社會狀態，并沒有一個朝代能夠真正實現“大同”，主要是由于中國古代農耕社會的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生產條件相對脆弱。受到生產力水平的約束，大多數農民的生產只能維持生計，遠不及富裕。另外，中國古代生產以農業為主，生產要素流動性很低，加之封建思想的禁錮，社會結構固化嚴重，貧富的分化幾乎是必然的，因此中國古代的社會不具備實現平均貧富的基本條件。盡管如此，這些追求“大同”“均貧富”的思想如涓涓之流綿延不斷，已經積淀于中華民族辛勤創造的內容宏富的核心文化精神之中，(36)龔天平，殷全正：《共同富裕：思想回顧與倫理省思》，載《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成為了新時代推進共同富裕的深厚歷史淵源。

(二)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初心與使命

中國共產黨誕生于貧窮落后的舊中國，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百年來，我們黨始終把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作為最高理想和奮斗目標，以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理論為指導，團結領導人民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實現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徹底解決了困擾中國和世界幾千年的貧困問題。(37)周文：《中國道路：現代化與世界意義》，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196頁。

1．土地革命為共同富裕奠定經濟基礎(1921—1949年)

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民，舊中國的封建土地制度導致廣大農民長期受到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中國共產黨認識到，要改善農民的物質生活、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對土地制度進行徹底改革。因此，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主要通過土地革命奠定了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

1928年，中國共產黨正式頒布了《井岡山土地法》，旨在從根本上瓦解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縛。土地政策經過幾年的調整和實踐，幾十萬貧苦農民獲得了土地，改善了生活狀況?？梢哉f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國共產黨向共同富裕邁出的第一步?？谷諔馉帟r期，只有保衛國家完整才有可能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我們黨采取了“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體現出了中國共產黨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工作的靈活性。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幾乎是農民唯一的生產資料和收入來源，為滿足農民對于土地的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發布《五四指示》，在解放區深入推進土地改革促進共同富裕，制定《中國土地法大綱》明確規定“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38)《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17頁。。這一系列革命實踐為改善廣大農民的生活創造了條件，也為新中國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期間，盡管“共同富?！钡母拍畈⑽疵鞔_提出，但中國共產黨以人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作為工作主線，在調整土地政策時始終牢記為全體人民謀幸福的初心使命，已經體現出對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追求，也已經開啟了對共同富裕道路的前期探索。

2．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1949—1978年)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大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如何擺脫貧窮進行了實踐探索，認為大力發展生產力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在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將對共同富裕的追求融入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設和探索中。

1953年12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標，“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是“黨在農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務”(3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61～662頁。。毛澤東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實現共同富裕，因此帶領廣大農民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以社會主義改造來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經過“一化三改”后，國民經濟形成了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社會主義改造是為了促進生產力發展，推動共同富裕，然而在實施的過程中脫離了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情況，導致人民的生活水平沒有得到顯著改善。在“左傾”思想的影響下，對共同富裕的認識偏向了平均主義。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曲折的發展時期，對共同富裕的追求也偏離了正確的軌道。

在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堅持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為初心使命，對共同富裕進行了初步的探索。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礎，對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盡管經歷了曲折的探索，但也為后來探索共同富裕的實現方式積累了寶貴經驗。

3．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推動共同富裕(1978—2012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領導我們黨將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共產黨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線，牢記共同富裕的初心使命，積極開展經濟建設。在理論上，我們黨不斷深化對共同富裕的認識，在實踐上主要以大力發展生產力來推進共同富裕。

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將共同富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40)《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頁?；谏鐣髁x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我國采取了“先富帶后富”的體制機制。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提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41)《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這一論述成為了我們黨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思想指導，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推動了共同富裕的進展。

改革開放以后，共同富裕已經深刻地融入到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線，我們黨對所有制結構、分配制度進行改革，為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經濟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水平的提升，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是我國在實現共同富裕道路上邁出的一大步。

4．新時代為共同富裕開創未來(2012—)

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脫貧攻堅和高質量發展為主要抓手，積極開拓實現共同富裕的新境界。我們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領導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42)李文：《黨的十八大以來關于推進共同富裕的偉大實踐》，載《毛澤東研究》2022年第4期。

新發展階段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也是推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階段。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43)《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載《光明日報》2015年11月04日第01版。不久后，習近平總書記領導打響了精準扶貧脫貧攻堅戰，并強調消除貧困、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使命。黨的十九大立足于新時代的歷史條件和發展方位，對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作出了重大戰略部署：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緦崿F。(44)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光明日報》2017年10月28日第01版。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我們實現了全面小康，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黨的二十大再一次強調，“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要“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45)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01版。。

進入新時代以來，一方面，我們黨將脫貧攻堅作為重中之重，另一方面，提出并貫徹新發展理念，著力推進高質量發展，我國經濟實力實現了歷史性的躍升，共同富裕取得新的成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動共同富裕已經深刻地嵌入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征程中，未來我們將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上繼續扎實推動共同富裕。

三、共同富裕的中國經驗

共同富裕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的初心使命。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理論已經揭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因此，中國共產黨立足于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為行動指南，以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為經驗借鑒，逐步探索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富裕道路。

(一)基本國情是制定共同富裕目標的出發點

實現共同富裕必須依據不同國家各自的基本國情來制定相應的戰略安排。蘇聯是第一個將馬克思關于共同富裕的理論運用于實踐的國家，并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理論，為經濟落后的國家探索共同富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和經驗借鑒。但是中國的基本國情與蘇聯存在較大差異，不能照搬蘇聯模式，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所說，“中國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46)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01版。，在中國大地上實現共同富裕也必須立足于中國基本國情來逐步推進。

黨的十三大總結了過去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與教訓，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對我國的基本國情作出了精辟的概括，明確指出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但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4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75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我國最大的基本國情，意味著我們制定和執行路線、方針和政策都要立足于初級階段，共同富裕也不可能脫離或者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實現。立足于這一基本國情，黨的十三大提出了“三步走” 的戰略部署，既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藍圖，也是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

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的經濟社會與改革開放之初相比，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歷史階段的判斷上，我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黨清晰地認識到，我國的社會發展還遠遠沒有達到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因此與馬克思所描繪的共同富裕社會也有相當的距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仍然是我國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在新的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對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再一次作出了戰略部署，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到本世界中葉，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48)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載《求是》2021年第20期。

(二)改革開放是共同富裕的關鍵之舉

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作出的重大歷史性決策，對中國的發展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鄧小平深刻地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49)《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頁。，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50)《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實現了所有制結構、分配方式和經濟體制等多方面的有機統一，既能促進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又能把社會財富規模做大分好以保障人民共享發展成果。(51)姜長青：《促進共同富裕的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研究》，載《理論學刊》2023年第4期。

首先，所有制改革為共同富裕奠定了基本經濟制度基礎，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方面具有顯著的優越性。一方面，以公有制為主體，能夠保障生產資料歸人民所共有，促進社會生產快速、協調、可持續發展；(52)周文，何雨晴：《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國家治理現代化》，載《經濟縱橫》2020年第9期。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的繁榮發展能夠有效促進社會各種財富源泉充分涌流，有利于做大社會財富的“蛋糕”。其次，分配制度改革保障了財富分配上的公平正義。我們黨將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作為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確立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方面，保障了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有利于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多種分配方式拓寬了人民合法收入的來源，顯著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再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成功的經驗之一，也是共同富裕的體制活力與內生動力。(53)周文，司婧雯：《共同富裕：市場經濟的理論邏輯與現實路徑》，載《社會科學戰線》2022年第4期。一方面，市場經濟在創造財富方面具有巨大的體制優勢，為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富?！碧峁┝藦姶蟮膭恿?；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體現在以人民為中心，避免了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和貧富兩極分化，保障了“共同”的實現。

改革開放使人民生活實現了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巨大變化。(54)周文，何雨晴：《中國共產黨百年初心使命與中國經濟發展偉大成就》，載《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改革開放的40多年為共同富裕創造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梢哉f，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經濟的騰飛，也不可能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因此，改革開放是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之舉。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努力，我國已經達到總體小康，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進入新時代后，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成為了新的社會主要矛盾。中國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發展不平衡是實現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大障礙，因此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把脫貧攻堅作為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工作重點。

自脫貧攻堅戰打響以來，中國共產黨艱苦奮斗，攻克了一個又一個難關，創造了人類減貧歷史上的“中國奇跡”。經過接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我們終于打贏了這場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使中國人民歷史性地擺脫了絕對貧困問題。其實，我國的扶貧開發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了。在長期的扶貧工作中，經過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接續奮斗，我們才取得了脫貧攻堅最終的勝利，標志著我們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大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個歷史性成就，開啟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在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新階段，全面小康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是通往共同富裕目標的重要基石，不僅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制度基礎，也極大地增強了廣大人民群眾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信心。當然，我們黨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也有清晰的認知，全面小康只是實現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個階段性成果，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我們還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四)“五位一體”是推動共同富裕的總體布局

共同富裕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富裕，而且包含了經濟富裕、政治昌明、精神富足、社會安定、環境宜居的全方位要求。(55)徐政，鄭霖豪：《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內在邏輯與路徑選擇》，載《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黨的十八大提出了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為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全面共同富裕提供了實踐思路。新時代以來，黨中央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個方面的建設，全方位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

在推動共同富裕的進程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是相互協調、有機統一的整體。在經濟建設方面，實現高質量發展是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在制度層面堅持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奠定經濟發展的制度基礎。在發展層面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以創新推動生產力更快、更高質量地發展，為共同富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在政治建設方面，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不斷提高黨領導一切工作的科學化、民主化、法制化水平，提升各級政府的執行能力，從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文化建設方面，促進文化繁榮是實現人民精神富裕的內在要求。堅持“兩個結合”，推動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豐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在社會建設方面，改善民生是實現共同富裕公平公正的根基。(56)徐紫嫣，夏杰長：《共同富裕思想的演進脈絡和實踐指引》，載《學習與探索》2022年第3期。以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為宗旨，增加人民收入，提高就業質量，不斷提高教育、醫療等社會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全方位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實現共同富裕絕不能以生態的破壞為代價。我們堅持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條件下，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態、美麗中國的需要。

(五)中國式現代化是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

中國式現代化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現代化。(57)周文，肖玉飛：《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獨特內涵、鮮明特征與世界意義》，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2年第5期。共同富裕與中國式現代化在實踐中是協調統一、同步并進的，中國式現代化為共同富裕提供了道路選擇和制度保障。

首先，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化，堅持黨的領導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58)周文，何雨晴：《共同富裕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邏輯》，載《經濟縱橫》2022年第5期。從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來看，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初心使命，堅定地向著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進。中國共產黨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政黨，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才能從根本上保障人民的利益，實現14億人口的共同富裕。

其次，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過幾百年的現代化歷程實現了社會整體富裕，但是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式現代化克服了西方現代化以資本為中心所固有的弊端，既能實現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社會財富的不斷積累，又能避免貧富兩極分化，從制度上保證了共同富裕的可行性。

再次，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共同富裕必須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我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高質量發展是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力量源泉。第一，加快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在更高層次上推進開放，利用好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為共同富裕夯實物質基礎。第二，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宏觀調控下充分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作用，既可充分利用市場的效率優勢來發展生產力，筑牢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59)陳?。骸对跇嫿ǜ咚缴鐣髁x市場經濟體制中促進共同富裕研究》，載《經濟縱橫》2023年第9期。又能確保經濟發展成果可以公平、廣泛地惠及全體人民，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分好“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