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的法律與學術

【專題導引】傳統中國的法律文明源遠流長，其中涵攝的法律規范、法律制度、法律實踐、法律思想與法律文化豐富且深邃的內容不僅奠定了本民族生根發展的法律歷史的底色，而且輻射整個漢字文化圈，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與影響力。如何公允、客觀、全面地認識和評價中華法制的來時之路，提煉和吸收其中的精華，守好中華民族的根與魂，是中國法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與傳統法制相伴而生的，是中國傳統法律學術的發展。先秦諸子爭言變法，探討法律在國家治理中的地位與作用；歷代《刑法志》賡續法統，爬梳法制變遷的歷史脈絡；律學眾家尋章摘句，解釋立法體系、語言與法律適用?？梢哉f，傳統法學總結并引領了傳統法制的發展，并使其愈加昌明光大。晚近以來，經過現代法學理論范式形塑，數代中國法史學人孜孜矻矻，著意關注傳統法的發展路徑與特征、精神內涵與技術特點、價值取向與時代意義等重要問題，實現了法律史與學術史的合奏共鳴。如何在前輩的基礎上，運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視角提出新的創見，是時代賦予當代法史學者的重大使命。本期刊發的四篇論文，是重新認識傳統中國法律與學術的重要成果。

自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問世，述及漢唐之間的法律發展趨向，“法律儒家化”幾成不刊之論。然而近年來，學界頗有反思之聲，增益修正者有之，駁斥推倒者亦有之。朱騰教授的《法律儒家化：關于反思之反思》一文從邏輯前提、概念定義、評價標準、發展動力等角度重新梳理并駁正反思諸說，提出補強舊說的新觀點，反彈琵琶，主張回到“法律儒家化”這一經典論斷提出的原始語境，實現對該議題的反思之反思，頗有正本清源的意味。

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王朝，研究其統一的進程，對于我們認知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摶成歷史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李婧嶸副教授的《統一進程中秦新地的法律治理研究》一文以岳麓秦簡、里耶秦簡等較新材料切入，從法律史的角度考察秦對新收疆域的法律治理問題。文章從“新地”官員、百姓的管理與秦制的推行等面向入手，闡明了“新地”的過渡屬性，指出新地法律管制的種種危機與隱患。

論及清代的對外關系，一言以蔽之，或曰“清承明制”，或曰“朝貢體系”。邱唐副研究員從清代的法規范體系、條文與語言入手，指出清代的對外關系呈現出根據不同性質的交往對象，適用不同法律規范和制度設計的多元性特征。本次刊登的《“列我藩服”：清朝對中亞地區理藩體制之法規范研究》一文重點討論了清代對于中亞哈薩克、布魯特等藩部在原本的封貢體制外新發展出的理藩體制的規范體系，探討了這一新的對外法律秩序體系背后的政治動因。

蘇亦工教授長期以來對清律及其近代化轉型有著極為精深的研究，本期刊登的《最后的律學家——徐象先、蔣楷的清律講義及其生平志趣》一文從學術史的角度切入，關注清末律學家及其律學著作，探求士人在法制“古今絕續之交”的歷史大變局下是如何認識、理解和闡釋傳統的。對于傳統傾頹的憂患，對于固有法文化的執著，作者與古人完成了一次跨越時空的對話。

以上四篇論文關注的主題、研究的方法各不相同，但都突出了一個“新”字，或用新的材料，或以新的視角，通過翔實的論證得出了新見。我們期待這樣的新見能夠引起學界更多的關注與回瀾。（王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