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產學研合作的動力模型與案例分析

陶 蕊，高白云，蔡乾和

（1.科技部科技評估中心，北京 100081；2.華北理工大學，河北唐山 063210）

0 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將高質量發展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提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的要求［1］。產學研合作是優化科技創新要素組合，實現創新鏈與產業鏈融通，提高科技創新效率，支撐高質量發展的組織方式。各國都十分重視本國的產學研合作，通過立法、建立聯盟等政策手段加速這一過程?？鐕a學研合作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實踐。然而，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不斷變化，開展跨國產學研合作具有重大需求卻面臨嚴峻挑戰。指導和推進跨國產學研合作需要基于對合作動力理論進行研究和揭示。本研究通過對跨國產學研合作的本質進行挖掘，提出跨國產學研合作的動力模型，期望從機理上揭示跨國產學研合作成敗的因素，通過案例分析對動力模型進行闡述和驗證，為今后我國更好地開展跨國產學研合作提供理論指導和實踐參考。

1 跨國產學研合作：問題邊界與研究現狀

以跨國產學研合作為題的文獻較少，相關文獻多聚焦國際科技合作、國際技術轉移等概念。如李丹等［2］對政策工具視閾下的國際科技合作政策進行研究，對《國際科技合作“十二五”專項規劃》進行文本分析，歸納出供給型、環境型、需求型政策的占比并提出政策建議。伊彤［3］以“十五”期間我國國際科技合作獲得的知識產權成果以及中歐科技合作案例為對象，側重分析我國國際科技合作中的技術轉移，提出我國與歐盟的科技合作分為強強型、戰略型、互補型、援助型等幾種合作模式。劉云等［4］采用國際合作專利所有權等為變量分析了中國四大新興技術領域的國際合作模式。樊春良［5］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際合作項目為案例，提出了國際科學合作的分析框架，提出利用國外專家技能等六種合作動機，以及基礎前沿問題研究等四種合作項目。張永謙等［6］對“尤里卡計劃”，即歐洲科研協調機構的發起、協調機制、計劃效果等進行了闡述，指出“尤里卡計劃”旨在聯合歐洲各國的經濟和技術力量，消除歐洲與美、日在技術上的差距，復興歐洲技術實力。陳武等［7］研究認為跨國技術轉移和擴散與國家創新能力高度相關，國際貿易、外國直接投資、跨國研發機構嵌入三要素可以解釋國家創新能力的提升機制。楊震寧等［8］對跨國技術戰略聯盟的穩定性、戰略動機、情景因素、合作機制等進行了分析，提出跨國技術戰略聯盟合作的管理學“黑箱”尚未打開，對實際合作過程的研究尚不深入，并對我國高技術企業加入跨國技術聯盟提出建議。陶蘊芳等［9］對跨國公司與研究型大學的合作創新模式進行了研究，介紹了清華大學-貝爾實驗室等合作機制?？傮w上，現有文獻中關于國際科技合作、跨國技術轉移、跨國產學研合作等概念并沒有嚴格區分。相關研究多從科學合作、技術合作等某個合作方面切入進行論述，然而跨國產學研合作的主體是多元化的（包括高校、研究所、企業等）；成果載體是豐富的（包括學術論文、技術成果、專利、產品、資金、項目等），而且覆蓋從基礎研究到產品開發的創新全鏈條?，F有研究未能完全覆蓋跨國產、學、研合作的全鏈條，分析視角具有局限性。此外，研究的對象也以合作機制、合作政策、合作成效等宏觀視角為主，引入真實合作場景的案例研究較少，對于合作的成因和動力也較少進行討論。本研究剖析了跨國產學研合作的四種動力，并以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這一典型的跨國產學研合作案例來詮釋動力模型，基于分析結果提出相關建議。

2 跨國產學研合作動力模型的提出

以國家為分析單元，跨國產學研合作的根本動力是國家為了自身更好地生存和發展。促成合作的動力和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同質性合作，也有差異性合作。同質性合作往往是雙方在價值觀、運行規則、面臨挑戰、利益取向方面具有共同因素而促成合作。例如美、英兩國因具有共同的文化根源，在社會制度、價值觀等方面更容易找到契合點，開展同質性合作較為容易。差異性合作是出于國家之間在資源稟賦、比較優勢、社會制度、發展水平方面的差異性而開展的互補型合作。例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產業鏈分工上根據各自的比較優勢而相互合作。一般而言，差異性合作不容易產生競爭，更容易管理；同質性合作競爭性強，需要更好的管理合作。差異性合作也有向同質性合作轉變的空間，例如在某一領域兩國的水平逐漸接近時，差異性合作的基礎被打破，如果沒有形成同質性合作，則可能帶來同質性競爭。具體而言，合作的驅動力包括四種，即政治動力、市場動力、研究動力和社會動力。如果四種動力俱足，則跨國產學研合作的可能性較大，若動力不足甚至出現阻力，則合作難以成行。四種動力的結構如圖1 所示。

圖1 跨國產學研合作動力模型

2.1 政治動力

政治動力是地緣政治戰略和國際關系狀態綜合作用的結果。雖然政治動力超出了科學技術本身的范疇，但科技關系是兩國間整體外交關系的一部分，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必定影響到科技關系的狀態，對跨國產學研合作會產生影響。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巴黎統籌委員會成立，其成員國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禁運，大幅限制高技術產品出口。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打破中美關系僵持局面，為兩國在1979 年簽訂《中美科技合作協定》，逐步推進產學研合作奠定了基礎。中美兩國恢復外交關系，反映了當時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以及中美兩國在戰略上的重大調整。

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態勢與依存關系是決定跨國產學研合作的基礎，不具備政治動力的合作是難以持久的?；仡櫄v史發現，前蘇聯和日本在其發展巔峰時期（地區生產總值分別約占美國的60%和70%）曾挑戰美國地位，但都遭遇了美國的阻擊［10］。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經濟高速發展，已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測算，2017 年，中國的生產總值（GDP）達到了美國的63.2%，2021 年達到美國的77%，成為二戰以后經濟規模最接近美國的國家。這一發展趨勢引起美國高度警惕并發生對華戰略轉向。2017 年，特朗普政府發布《國家戰略安全報告》，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隨后向中國發起貿易戰和科技戰。當前，中美兩國的政治關系已經從戰略上的彼此需要向競爭關系轉變，這必然影響到兩國的產學研合作。

2.2 市場動力

跨國產學研合作的市場動力主要來自于跨國公司，這可以從經濟全球化的視角來解釋。在中外技術水平差距較大的背景下，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建立研發中心，轉移技術和產品，并利用中國的人力資源和成本優勢，擴大銷售市場，為其帶來經濟回報。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以及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我國融入全球化進程、參與國際分工創造了條件。同時，在世界的另一端，20 世紀80 年代，美國制造業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德國和日本的工業品擠壓美國企業的市場。美國企業寄希望于將資本和設備投資于海外，形成全球生產網絡，降低成本，回避國內勞資沖突。中國為西方企業的全球生產網絡提供了快速、低價、大批量的制造服務［11］。改革開放40 年，我國累計使用外商直接投資超過2萬億美元［12］。1984 年1 月，北京汽車制造廠和美國AMC 汽車公司成立我國首家合資車企——北京吉普汽車有限公司。北京吉普經歷了從引進技術到消化吸收再到逐步國產化的過程，跨國產學研合作推動了中國汽車工業的高速發展。只要全球化追逐利益的動力存在，市場主體就有開展跨國產學研合作的動力。

2.3 研究動力

為了實現更好的科學、技術和工程研究，科學家、工程師或企業家們也會產生交流合作的動力。研究動力可以從科學技術發展本身所需的條件入手來分析?，F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除了好奇心驅動之外，通常需要一定的條件或要素支撐，如資金支持、實驗條件、數據樣本、應用場景、法律法規、人力資源以及思想碰撞。出于滿足這些條件的動機以及分擔風險的考慮，科學家、工程師和企業家會自發地傾向于合作。研究動力是跨國產學研合作中的核心動力，以下從7 個方面來論述。

2.3.1 研發投資

科學研究的投入和成本如果過高，超過了一國所能承擔的范圍，出于分擔成本和失敗風險的動力，開展跨國合作是解決方案。例如大科學裝置的建設和研究，往往投入費用高昂，失敗風險巨大，建立跨國合作機制往往是分擔風險，提高投入效率的有效方式。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大亞灣核反應堆中微子實驗均屬于此類合作。再例如，初創企業將技術轉化為產品需要大量投資，在國內外資本市場融資便是一種合作途徑。

2.3.2 實驗條件

科學研究的實驗條件往往決定了研究的可行性。例如，在天文學領域，特殊的觀測裝置往往位于地球的獨特位置，也成為國際科技合作的熱點。如阿根廷的皮埃爾·奧格天文臺，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宇宙射線探測器。中國的500 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 天眼），吸引了各國科研人員前來從事研究。中國獨有的水文條件、地質條件等，如世界“第三極”青藏高原，也成為吸引國外研究人員的因素。從國外進口先進的實驗儀器、實驗試劑等都是為開展科學技術研究創造條件。

2.3.3 數據樣本

在基于大數據的科研新范式下，擁有數據就具備了科學研究的資源和條件，圍繞數據的研究合作必然成為一種內在動力。例如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CNBI）的基因測序數據庫向全球開放；歐盟建立了“歐洲開放科學云：冠狀病毒行動（EOSC）”數字平臺；科睿唯安公司的全球論文索引數據庫等，為全球研究人員便捷地使用數據，開展競爭創造了條件。在智能時代，無人駕駛、人工智能等新的技術需要不斷積累數據進行改進，哪里能夠積累數據，哪里就具有研究的潛力。中國作為人口大國在運行數據、臨床研究等方面具有眾多優勢，是吸引國際合作的因素。

2.3.4 應用場景

技術只有在示范應用中才能逐漸走向成熟，并實現降低成本的目的。作為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和煤炭大國，清潔能源技術，如煤化工；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在中國的快速示范和應用是吸引國際合作的重要因素。人工智能技術發展需要依靠場景驅動，在智能農場、機器人協助制造、大數據金融風控、無人超市等重點行業都可以開發人工智能的應用場景［13］。豐富的應用場景可能成為吸引跨國產學研合作的因素。

2.3.5 法律法規

各國對于科學技術研究的制度規定具有差異，如中美兩國關于干細胞研究的法律規定、疫苗審批的程序、知識產權的許可等存在制度差異。政策制度的差異可能為科研人員開展跨國合作提供條件，完成在本國無法完成或成本過高的研究工作。從另一個角度，發達國家出于安全的考慮，對于高端儀器、核心零部件、特種材料、數據等進行出口管制的制度會對跨國產學研合作帶來負面影響。

2.3.6 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是職業化科學技術研究的關鍵因素，不僅包括科學家、工程師，也包括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等群體。充實科研團隊的力量，提高科學研究的速度和質量，對于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種吸引力。因此，科研人員跨國流動，對本國科研人力資源的充實和提升是一種跨國交流合作的動力。例如，2018 年，全球Top20%人工智能人才中有25%為中國國籍，這些中國研究人員有60%在美國工作，32%在中國工作；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籍研究人員有78%留在美國，有21%回到了中國工作［14］。

2.3.7 思想碰撞

科學研究是產生知識、方法和思想的過程?？蒲腥藛T之間的合作、碰撞往往帶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頂尖科研人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更容易產生偉大的創意；來自不同國家、研究和教育背景不同的研究人員思維方式不同，通過交流可以互相啟發，帶來思想的火花。例如，由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發起的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每年邀請一批諾貝爾獎、沃爾夫獎、拉斯克獎等全球頂尖科學獎項得主，與中國兩院院士科學家、全球頂尖青年科學家進行思想交流，為全球發展貢獻智慧。論壇已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學交流平臺?？茖W家之間的相互交流和思想碰撞，是一種內生的動力，是學術界的傳統。

2.4 社會動力

與政治動力、市場動力和研究動力相比較，社會動力更加隱蔽，但確實存在?？蒲腥藛T與母國的聯系是科學技術合作的天然紐帶。李政道先生提出設立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China-U.S.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CUSPEA）［15］。該計劃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物理學人才，是華人科學家為祖國做出貢獻的代表，同時也從社會層面為中美科技合作進行了鋪墊。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今天，輿論和民意對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具有塑造作用。根據美國皮尤中心2022 年民調顯示，67%的受訪美國人視中國為“主要威脅”，比2020 年上升了5 個百分點，比2013 年上升了23 個百分點［16］。尤其是美國青年一代對中國的認識和了解有限，這將影響到整個國家的對華態度，反映到對華政策制定當中。中美兩國缺乏民間友好氣氛，會傳導至兩國關系的方方面面，帶來負面影響。例如美國政府發起的“中國行動計劃”，對友華科學家進行調查，引發寒蟬效應，同時也會動搖兩國的互信基礎。

3 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案例分析

3.1 中心基本情況

2009 年9 月，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China-US Clean Energy Research Center，CERC）由中國科學技術部、國家能源局和美國能源部共同宣布成立。該中心旨在促進中美兩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以產學研聯盟的方式在清潔能源技術領域開展聯合研究。中美兩國在第一期（2009—2014 年）對CERC 投入不低于1.5 億美元，兩國各自出資50%［17］。第一期支持的領域包括節能建筑、清潔煤和清潔能源汽車。2014 年，第二期合作將能源與水資源、提升中型和重型卡車能效兩個領域也列入合作框架。CERC 成立以來，受到多方關注，產生了重大影響，獲得兩國領導人的肯定。CERC 被認為是1979 年兩國關系正?；詠碜畛晒Φ哪茉春献饔媱潱?8］，美國能源部前任部長莫尼茲曾評價CERC 是最成功的國際合作范例之一［19］。

在管理層面，兩國政府建立了指導委員會，由中美兩國有關部門的領導組成。指導委員會每年定期會晤協調中美兩國政府間的重大事項，為CERC提供指導。中國科技部和美國能源部分別設立了秘書處，并分別指定1 名主任，直接領導中美兩國的相關工作。中心圍繞5 個合作領域建立產學研聯盟，分別指定中方和美方的牽頭單位。如清潔汽車聯盟（CERC-CVC），由清華大學擔任中方牽頭單位，阿崗國家實驗室擔任美方牽頭單位。中美兩國相關科研機構和企業加入聯盟，在聯盟下再圍繞下一級的若干研究方向進行對接和合作。例如清潔汽車聯盟圍繞先進電池、車輛電動化等4 個方向形成中美雙方課題組，并通過簽訂《十點計劃》來確定雙方合作的內容和成果等細節（合作架構見圖2）。據中方參與者反映，《十點計劃》的磋商是合作關鍵，中美雙方工作團隊往往要花費數月協商和明確合作的細節。

圖2 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清潔汽車聯盟合作架構

2022 年，CERC 第二期合作接近尾聲，隨著中美關系的遇冷，CERC 不再延續。CERC 開創了中美對等科技合作新模式，體現了合作機制和組織模式上的創新，即兩國政府共同出資支持合作研發項目，采取產學研聯盟的合作方式，開創了面向市場的合作模式［17］。運行十余年以來，CERC 已經成為中美科技合作歷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和高峰。以國際產學研合作動力模型來回顧和分析CERC，把握CERC起落背后的邏輯不僅具有理論意義，對于更好地推動跨國產學研合作也具有實踐意義。

3.2 推動CERC 合作的動力分析

3.2.1 高層會晤注入政治動力

CERC 的成立與中美兩國政府高層的會晤和溝通密不可分。2009 年奧巴馬總統執政后，推行綠色新政，支持科技創新，中美關系整體上也呈現積極穩定的狀態，中美科技合作總體氛圍良好。2009 年4 月，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倫敦舉行會晤，雙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設21 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系，進一步深化廣泛領域的互利合作，加強能源、環境以及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政策對話和務實合作。CERC 成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有益嘗試。2014 年11 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奧巴馬高度肯定CERC 第一期合作成績，共同宣布開啟CERC 第二期合作。CERC的成立和順利推進具備充足的政治動力和條件，也是中美科技關系積極平穩發展的結果。

3.2.2 《技術管理計劃》增添市場動力

不同于以往兩國科研人員、研究機構之間“點對點”的合作模式，CERC 開創了一種產學研聯盟的合作模式。據不完全統計，在CERC 第二期，中美兩國參與機構超過160 家，其中約2/3 為中方機構，1/3 為美方機構［18］；中美兩國高校約占1/4，科研院所約占1/4，企業約占1/2［18］。兩國參與機構之間形成了一種“啞鈴式”的合作模式（如圖2），聯盟的研發團隊圍繞若干核心方向形成聯合課題組，課題組之間密切交流并開展聯合研究。在建筑節能聯盟，還成立了企業委員會，包括中方企業成員30余家，美方企業成員20 余家，不乏杜邦、陶氏等知名美國企業加入［18］。企業對中國市場的興趣是加入聯盟的重要原因。

在合作之前，中美雙方共同制定并簽署了《關于知識產權利用的技術管理計劃（TMP）》（以下簡稱《技術管理計劃》），旨在為CERC 產學研合作規范知識產權管理，減少市場障礙。中美兩國簽署的《關于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合作議定書》包括1 個《知識產權附件》?！吨R產權附件》對合作研究的知識產權范圍、權力分配等議題進行了規定，要求任何合作項目在啟動之前，中美雙方應共同制定并簽署《技術管理計劃》，否則項目不能啟動。根據這一要求，中美雙方成立了工作組，組織經驗豐富的知識產權專家、律師、研究人員一起，經過反復研究磋商，歷經9 個月，修訂28 稿，完成了《技術管理計劃》范本的制定工作。2011 年，時任美國能源部部長朱棣文高度評價稱這個創新性的協調知識產權保護框架是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合作研究邁出的重要一步［20］。技術管理計劃主要涉及合作雙方背景知識產權界定、背景知識產權的利用、項目知識產權歸屬、項目知識產權的利用以及知識共享與保密等?！都夹g管理計劃》的形成和簽署是中美科技合作中一項重要突破，為兩國開展跨國產學研合作中的知識產權管理提供了一個實現利益共享和解決分歧的途徑［21］。各聯盟在實際合作中均將《技術管理計劃》作為標準文本予以簽署。

3.2.3 高水平團隊產生研究動力

CERC 作為中美兩國政府間搭建的優勢平臺，聚集了兩國相關領域的優勢團隊。中國方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國內“雙一流”大學；中國科學院、中國建筑科學研究院、中國汽車工程研究院等“國字頭”科研機構，以及上汽通用、中國神華、寧德時代等知名企業加入聯盟。美國方面，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密歇根大學、阿崗國家實驗室、橡樹嶺國家實驗室、杜克能源公司、康明斯公司等科研機構和企業加入聯盟。借助CERC 平臺，科研機構和企業之間可以開展廣泛的交流合作，有望加速基礎研究、技術開發到產業化之間的轉化。結果證明，不僅中美機構之間交流合作更為頻繁，中方機構之間、美方機構之間，也都開拓了交流合作的機會。在CERC 第二期5 個聯盟發表的Web of Science 文章中，中美合著論文占28.2%，其中清潔汽車聯盟50.9%的論文由中美合作完成［18］。美方報告顯示，美國參與企業LP-阿米娜公司研發的一種煤分級機，通過減少較大的煤顆粒進入鍋爐來減少煤炭消耗和氮氧化物排放。該技術在美國的客戶較少，阿米娜公司與浙江某集團合作進行技術示范成功后，已經開始與其他中國企業進行合作，并向全球銷售該技術［22］。中國鼓勵對清潔能源技術進行示范，建筑節能聯盟中美合作建設的近零能耗建筑示范工程作為中美科技合作代表性成果在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開放日參展［23］。推動技術示范、充足的科研人力資源和高水平的科研團隊等因素都成為CERC 吸引美方參與者的研究動力。

3.2.4 民間交流儲備社會動力

CERC 建立的合作網絡中，華裔科學家是一個重要紐帶，不少在美國高校和國家實驗室工作的華裔科學家參與了CERC 的合作，并發揮了重要作用。CERC 機制促進了兩國科研人員的緊密交流。僅CERC 第二期，通過聯合培養、訪問交流等方式，就開展互訪活動400 余次，并有80 余人次完成赴美學習或聯合培養。2019 年，中重型卡車聯盟在山東濰坊舉辦了年會，美方參會專家在中國體驗高鐵，參觀濰坊風箏古村落，對中國社會和文化加深了解，有利于培植中美合作的社會基礎［18］。聯盟組織的密切交流，無疑增進了中美兩國相關領域人士的理解，合作增進了彼此之間的信任。

3.3 影響CERC 合作的阻力分析

2022 年，CERC 第二期的合作進入尾聲，且無延續計劃。CERC 發起于中美關系較好時期，在當前中美關系不斷下滑的背景下，驅動CERC 的動力已大不如前，同樣以動力模型來分析CERC 面臨的阻力和挑戰，有助于揭示合作降溫的原因。

3.3.1 競爭對手定位削弱政治動力

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總體延續“接觸+遏制”的定位，民主黨對清潔能源、對華科技合作總體上持支持態度。隨著中美兩國經濟和科技實力不斷接近，美國對華政策的定位發生了轉向。2017 年，特朗普執政后，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中美科技關系不斷下滑；同時，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對清潔能源國際合作也帶來了負面影響。2021 年，拜登執政后，雖然主張美國回歸多邊主義，重返《巴黎協定》，但中美關系的主基調轉向“競爭+遏制”。雖然CERC 按計劃推進，但雙邊關系的基礎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合作的政治動力今非昔比。

3.3.2 技術合作信心不足影響市場動力

CERC 合作之初，因為兩國的市場吸引力，不少企業參與其中，形成了產學研合作聯盟。然而，合作十余年以來，CERC 的合作成果主要以合著論文為主。在CERC 第二期，中方參與單位完成的專利絕大多數向中國申請，且沒有產生中美兩國共同申請的專利，中方產生的專利也沒有向美方的許可或者轉讓活動發生，跨國技術轉移尚未實現［18］。CERC 第二期參與機構的數量也有所減少，這一定程度反映了聯盟吸引力有所下降。

針對這一現象，知識產權專家分析認為，在產業化技術的合作方面，雙方互信不夠，包括擔心技術秘密泄露、權利義務難以界定等。此外，清潔能源跨國技術轉移具有較高的敏感性，所涉技術也可能列入兩國的出口管制清單［20］。根據2016 年美國政府問責辦公室發布報告顯示，在CERC 第一期的80個項目中，只有3 個項目背景知識產權得到分享。企業面臨平衡收益與風險的選擇，他們懷疑是否能產生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并通過在中國示范而獲得市場優勢。8 家受訪機構認為《技術管理計劃》是有幫助的；有企業反映，自己企業也有知識產權保護戰略；也有企業擔心中國企業是潛在競爭者，或擔心中國法律體系不會對他們的知識產權提供可靠的保護［24］。盡管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不斷強化，知識產權保護仍然是國外對華合作中的一個重點關切［25］。

3.3.3 研究動力依然存續

從CERC 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合作效果來看，一直不乏合作的研究動力。兩國的優勢機構通過十年磨合，已經合作得十分順暢。尤其在特朗普政府減少清潔能源支持力度的背景下，美國能源部下屬的國家實驗室對華合作的需求更加強烈。超過90%的中方受訪參與人員表示合作受益很大，如果沒有CERC 支持，將不會產生同樣的項目效果。2020年新冠疫情發生后，雙方的線下交流逐漸減少，但兩國科研人員已經建立起線上線下相結合的交流網絡。僅第二期各聯盟參與會議交流的人數超過6 000 人，其中約60%參與者來自中方，30%來自美方［18］。不少美國科研人員也曾表達希望繼續與中國伙伴開展合作的愿望，他們認為CERC 研究團隊的技術廣度和深度讓他們有機會探索無法自行實施的解決方案［18］。

3.3.4 寒蟬效應抵消社會動力

CERC 執行后期，美國司法部開始了中國行動計劃，對友華科學家進行調查和起訴，引發了對華交流合作的寒蟬效應。參與CERC 的美方伙伴有不少是華人科學家。由于CERC 是兩國政府授權的科技合作，且合作雙方簽署了《技術管理計劃》，美方參與者較少受到調查干擾。但是，在美國收緊對華交流合作，出臺各類審查和披露程序的趨勢下，華裔科學家、非華裔科學家所代表的對華合作社會動力正在下降，中國學生赴美交流學習受到影響。CERC 延續的社會基礎遭遇挑戰。

4 啟示與建議

跨國產學研合作動力模型是一種分析跨國產學研合作的框架，運用該框架可以分析跨國產學研合作的成敗。案例分析發現，當正向動力較大時，合作較易開展；當合作正向動力不足，阻力較大時，合作很難持續。當前，我國面臨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需求，進一步推動跨國產學研合作，可以參考四種動力因素提出解決方案?；谏鲜霭咐治?，對未來推進中美兩國乃至更廣泛的跨國產學研合作提出五點建議。

4.1 聚焦全球共同挑戰，為跨國產學研合作尋找新的動力

回顧中美關系的歷史，中美建交、中國加入WTO 等為兩國合作塑造了有利的戰略背景和政治動力。然而，當前兩國的戰略定位發生重大變化，兩國合作的政治空間和動力被極大壓縮。兩國合作的空間最有可能聚焦在全球共同挑戰的領域。2021年11 月10 日，中美兩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 上發布了《中美關于在21 世紀20 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承諾加強氣候合作，捍衛《巴黎協定》的成果?！缎浴返陌l布是一個好的開始，中美兩國作為世界溫室氣體排放最多的兩個國家，理應在氣候變化和清潔能源領域攜手領導全球減排議程。此外，在重大傳染病、新興技術治理等領域，中美兩國仍有合作動力，兩國政府應在共同挑戰的領域運用智慧化解分歧，探索合作新動力新機制。

4.2 推動制度性開放，更好利用比較優勢激發市場動力

市場動力是吸引美方企業加入CERC 的重要原因。實踐證明，將跨國產學研合作的成果轉化為產品，實現市場價值達到雙贏，是良好的合作愿景。這一愿景的實現并不容易，需要兩國政府、科研人員、企業等參與者的共同努力。CERC 并沒有解決持續的市場吸引力問題，我國龐大的消費市場和完整的工業門類依然是吸引國際合作的比較優勢，因此需要在發揮中國比較優勢，消除市場障礙，激發市場活力方面做出努力。例如通過制度性開放，對于我國高校、企業人員出國交流合作予以更多便利；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打消國外合作者的顧慮。

4.3 發揮非對稱優勢，為交流合作增加研究吸引力

美對華援助式的科技合作已成為歷史，推進中美科技合作，應該更多地從科技發展的規律來思考解決方案。資源條件、思想碰撞、數據場景等都有可能成為驅動中美科技合作新的動力。因此，中美科技合作可以圍繞這些需求來設計和推動，突出優勢互補、高水平合作的思路。例如，圍繞500 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全超導托卡馬克裝置（EAST）等全球領先的大科學裝置吸引全球科學家來華合作。針對中美兩國在數據管理、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差異，兩國政府部門、科技組織以及企業等可發揮作用，通過協商、探索、試點等方式創造性地提出解決方案。

4.4 擴大青年人員來華規模，強化人文交流紐帶

CERC 的實施背后有眾多友華科學家的努力。面對寒蟬效應可能長期存在的現實，如何在社會動力上下功夫，培植兩國新一代友好人士是長期課題，也是關乎中美關系發展的重要因素。統計顯示，較少有美國學生通過CERC 平臺來華交流合作，這可能是中美科技合作的一個長期現象。在兩國合作日益困難的背景下，若交流也持續下降，兩國發生“新冷戰”的概率會大大增加?！皣辉谟诿裣嘤H”，建議我國搭建平臺讓更多美國人民，尤其是美國青年科研人員來華交流。他們對中國加深了解，客觀認識中國的科技發展和社會狀況，對未來兩國的政策制定或許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4.5 政府與市場協作發力，讓CERC 經驗啟發未來合作

CERC 作為中美科技合作歷程中的高峰，其創新性和探索性對跨國產學研合作具有示范意義。雖然CERC 落幕，但推動CERC 過程中的經驗和收獲值得在未來我國的跨國產學研合作中加以運用。首先，跨國產學研合作是一項創舉，體現兩國政府的努力和智慧，將兩國的優勢科研機構集成到一個平臺，以聯盟的方式運行和管理，本身就是一項機制創新，為跨國產學研合作樹立了典范。其次，政府組織兩國知識產權團隊協商并形成《技術管理計劃》范本，這一知識產權管理制度為未來的跨國產學研合作提供了參考，有待后續的合作者繼續加以實踐和完善，發揮更大作用。再次，激發產學研合作中的市場力量是重要挑戰。產學研聯盟應考慮如何更好發揮企業、產業聯盟等主體的作用，改善重科研合作而輕技術合作的現象。最后，產學研聯盟參與者眾多，合作的動力不同，差異化合作和同質化合作交織，帶來管理的復雜性以及合作伙伴對風險的擔憂。當前中美兩國互信水平下降，跨國產學研聯盟的合作模式推動困難，可考慮回歸到“點對點”線性合作，降低交流合作的復雜程度。在合作動力充足的情況下，可自上而下推動合作，發揮產學研聯盟的規模效應；在合作動力不足的情況下，宜自下而上探索機制，發揮民間合作的積極性，努力保持交流合作，為構建長期穩定關系夯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