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生成路徑與提升策略
——基于48 個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

王子成，周明星，劉慧婷

（1.湖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學院，湖南長沙 410128；2.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北武漢 430074）

0 引言

隨著新技術的不斷涌現和大數據時代的來臨，數字技術的應用場景逐漸從城市向農村擴張，數字鄉村建設成為世界各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新浪潮［1-2］。為充分釋放數字技術對鄉村高質量發展的供給推動優勢，2018 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首次提出實施數字鄉村戰略，后續也陸續出臺一攬子政策計劃，包括2019 年《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2020 年數字鄉村發展工作要點》及2022年《數字農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等，詳細描繪了數字鄉村建設的發展藍圖。從實踐響應來看，增強鄉村數字化發展能力，以數字鄉村建設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已經成為地方政府在鄉村改革實踐中的基本做法。具體而言，浙江等22 個省份相繼出臺數字鄉村發展政策文件，為省域數字鄉村建設提供因地制宜的標準指引。其中，浙江、福建、安徽等多省份在國家遴選并確立117個數字鄉村試點地區的基礎上，對應開展省級數字鄉村試點計劃以此來彰顯數字鄉村建設的戰略定位，積極通過政策引導、扶持以及項目資金投入等形式加強資源優化整合和夯實數字鄉村建設底座，在不斷縮小城鄉“數字鴻溝”過程中推動城鄉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在頂層設計與實踐響應的雙向互動下，我國縣域數字鄉村建設也涌現出一批具有示范性的發展模式，比如浙江德清全域數字治理試驗區、重慶榮昌生豬活體網市和江蘇豐縣“城市大腦”等，有力推動了當地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的數字化轉型。然而，由于要素稟賦、政策設計與環境需求的異同，我國縣域數字鄉村建設依然存在顯著的結構性問題，其中，區域差異大是縣域數字鄉村發展面臨的五大挑戰之一［3］。因此，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數字中國戰略的新發展階段，如何利用有效資源和策略性措施的協同配置來促進縣域數字鄉村高質量發展依舊是擺在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道亟待破解的難題。

從理論研究來看，部分研究者圍繞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影響因素作出系列探索。譬如，Pade等［4］學者從技術賦能視角探討了通信技術、數字化轉型等因素對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影響效應。付堉琪［5］在結構理論框架下關注了地方政府的政策認知和策略構建在數字鄉村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此外，方堃等［6］學者以整體性治理為理論基點提出跨地域、跨部門、跨功能整合三維并進的數字鄉村公共服務建設路徑?？偟膩砜?，相關研究已經充分關注到技術、組織和環境等因素對推動縣域數字鄉村建設的積極功能，但大多數研究依然聚集于采用理論演繹的方式探討某類要素對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單效應，而并未有效闡釋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生成路徑，難以系統揭示多要素互動的復雜運行機理和因地制宜提出數字鄉村建設的科學發展方向。

據此，本研究立足縣域數字鄉村建設的實踐背景，借助組態視角、引入TOE 框架，通過運用fsQCA 定性比較分析方法實證探討技術、組織和環境3 方面因素對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影響，從而識別出高水平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生成路徑。具體來說，本文旨在解決3 個議題：（1）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條件組態是什么？（2）哪些條件在其中發揮了更為重要的核心作用？（3）條件變量之間存在什么樣的組合關系或替代關系？本研究試圖通過對以上問題的解答加深對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驅動路徑和作用機理的理解，進而為優化數字鄉村建設實踐提供理論參考。

1 文獻回顧與研究框架

1.1 理論進展

一些學者圍繞數字鄉村建設及其影響因素等議題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探索，可以概括為以下4 個方面：

第一，內涵價值視角主要回應數字鄉村建設“是什么”。沈費偉等［7］的研究認為數字鄉村建設是建立在以人為本、整體協同治理理念基礎上，以數字技術為工具對鄉村生產、生活、生態等進行數字化重塑的建設模式，對高質量實現鄉村振興目標和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具有重要價值。事實上，數字鄉村建設是數字化技術與鄉村結構場域的互動融合，也創造了新的時空內涵和空間生產關系。因此，吳宗友等［8］學者在空間社會學理論視閾下認為數字鄉村建設是流動空間全面嵌入地方性空間而使得鄉村成為新型二元社會的過程，這一過程在國家制度空間情景和信息技術推動下實現了對鄉村社會結構和關系的系統重構。此外，數字鄉村建設的一個重要目標在于利用技術創新提升鄉村公共服務供給效能，所以其也被理解為是一種基于數字的鄉村管理服務形式，即居民通過使用有效的信息工具，集成連接到鄉村統一的應用程序之中，最大限度實現公共服務可及性和鄉村可持續發展目標［9］。另外，沈費偉等［10］、呂普生［11］分別從自主治理理論和數字鴻溝視角對其概念內涵進行了擴展型討論。

第二，技術賦能視角主要回應數字鄉村建設的技術托底功能。沈費偉等［12］提出，盡管數字鄉村建設在不同類型鄉村具有不同的任務和目標，但均需要無線通信網絡、數字服務平臺等信息化基礎設施和信息分析、互聯互通管理體制的聯動支持作用。Ydersbond 等［13］研究認為數字服務水平是數字鄉村建設的活力基礎，主要包括數字教育、電子健康、電子通勤和數字培訓等多種類型。王亞華等［14］通過構建鄉村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實證研究發現，移動互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和區塊鏈以及狹義數字經濟層的數據要素、網絡平臺等技術有效降低了數據信息的搜尋、復制、傳輸、追蹤和驗證成本，有力重塑了數字鄉村治理內在結構。武小龍［15］研究指出數字技術硬件底座和軟件平臺的同步建設和運行是保證數字鄉村建設有效落地的治理基礎。此外，陳潭等［16］、楊嶸均等［17］和江維國等［18］一些學者也從逆向角度討論了鄉村信息基礎設施零碎化、數字技術應用場景的稀少化和異化對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負面影響。

第三，組織結構視角主要面向數字鄉村建設的組織管理和制度規則。數字技術采納和應用既取決于組織對任務、人員、組織結構的安排規劃，也受到普遍存在的官僚政治、規范準則、文化信仰等多重制度性因素的影響［19-20］。換言之，數字鄉村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其建設質量的提升牽涉到多主體之間的責任劃分、管理決策與制度設計，是數字技術、治理制度互相建構的結果［7］。一項針對印度尼西亞數字鄉村建設的研究指出，以村民委員會主任為代表的行政力量是實現數字鄉村建設成就的核心任務［21］。因此，有必要通過建立村莊行政機構和提高人力資源準備能力來數字鄉村的可持續性。Salemink 等［22］研究發現政府自上而下的監管措施和財政補貼是消弭城鄉“數字鴻溝”的最常見工具，能夠有效改善鄉村社區的數字鏈接和提高數字流通性、包容性。在整體性治理的研究視野下，方堃等［6］認為充分發揮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整合作用來重構并健全農村公共服務體系是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以及提升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關鍵舉措。楊佳鋒等［23］和劉天元等［24］部分學者也指出政策設計缺位與政府財政資金投入不足，以及條塊分割管理體制等制度困局嚴重制約了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提升。

第四，環境需求視角主要聚焦數字鄉村建設的農民需求和要素匹配。數字鄉村建設是以需求為導向的、惠及民生以及助力實現鄉村振興的集體性行動，其目標在于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25］。換言之，農村居民的現實需求對數字鄉村建設質量具有重要牽引作用。吳瑩等［26］研究發現，村民的主體性和需求始終是數字鄉村建設中的關注焦點，構成了公共治理事務的重要節點。劉少杰等［27］指出，數字鄉村建設的關鍵就在于滿足農民最緊迫的需求，激發他們的參與熱情并成為數字鄉村建設的主要行動主體。此外，在我國集權型政治體制下，為贏取政治錦標賽和橫向競爭之間績效考核優勢，部分地方政府也會在府際經競爭壓力驅動下加大對數字化技術的采納應用，并寄希望于在短時間內通過斥巨資的形式迅速優化當地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而提高數字鄉村建設效果。這說明，橫向政府間的競爭壓力也是推動數字鄉村建設的重要力量。此外，有學者也討論了社會經濟發展對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影響作用。例如Song 等［28］認為，城市住宅收入、總入學率和農村住宅收入等社會經濟問題是數字鄉村信息傳播和通信技術建設的主要決定因素。Reddick 等［29］利用美國的數據實證分析也發現，社會經濟因素在數字鄉村寬帶接入和可負擔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既有研究已經廣泛討論并證實技術條件、組織結構與環境需求對縣域數字鄉村建設及其質量的影響，為豐富和加深對數字鄉村建設的理解提供了理論起點，但也存在兩個明顯的研究不足：第一，現有研究多是從宏觀層面采用理論推演、描述性分析等規范性研究方法來識別和歸納數字鄉村建設的影響因素和政策建議，尤其缺乏利用經驗素材和統計數據來進行微觀實證分析，難以從量化的角度直觀展示不同條件變量與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內部關系，影響了研究結論的精準性；第二，作為一項復雜系統工程，數字鄉村建設并不由某一條件變量的線性效應單獨所決定，而是受到多主體、多要素協同組合影響。在已有的實證研究中，研究者們主要探討了諸多潛在要素的單一價值，如黃小勇等［30］基于統計回歸來檢驗單一要素的邊際凈效應，尚未從集合論視角探討技術條件、組織過程和環境需求對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驅動機制，缺乏對多重條件之間協同效應的系統挖掘。鑒于此，為彌補理論研究不足、有效指導數字鄉村建設實踐，亟待進一步挖掘其影響因素和實踐機制。

1.2 分析框架

本文將TOE 理論作為分析框架建構的理論基礎。該理論由Tornatizky 等［31］在1990 年提出，是目前國內外用于解釋技術采納、應用以及技術整合等議題最為廣泛的理論模型。該模型強調多層次情景要素對技術應用效果的綜合性影響［32］。具體來說，TOE 框架將影響技術應用的要素歸結為三大類型，包括技術、組織和環境條件。其中，技術條件涵蓋技術能力和技術資源等自身特征要素，其格外關注技術與組織結構和能力的匹配程度及是否能夠產生后續收益［33］；組織條件是由組織規模、組織資源、運行機制等組織特征要素構成，主要強調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和參與性價值［34］；環境條件指的是組織外部環境的影響，包括外部壓力性、支持性、需求性環境要素以及競爭環境等，重點關注技術應用的生態營建［35］。當前，TOE 框架已經在可持續智能城市治理、電子政務以及電子商務價值創造等多領域廣泛應用［36-38］，其理論內涵和邊界也得到進一步拓延，為本文將其引入到探索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影響因素的研究中提供了可能。但實踐背景和議題選擇的迥異也啟示我們需要對理論模型進行本土化改造，如Song 等［28］、范旭等［39］學者指出TOE框架存在“水土不服”以及尚未充分關照多重技術應用場景之間的關系組合問題。

對此，基于地方政府的制度情景和縣域數字建設實踐，在TOE 框架的基礎上引入組態思想進行調試拓展，最終形成包含技術、組織和環境3 個層面7 個要素的整合性分析框架（見圖1）。具體來說，第一，技術條件。包括信息基礎設施和數字化水平兩個二級條件。既有研究已經廣泛證實，完備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是穩步推進縣域數字鄉村高質量發展的物質支撐和戰略保障。在數字化轉型中，基礎設施不完善和數字資源的稀缺化是導致城鄉“數字鴻溝”的主要誘因，其直接關系到數字技術與鄉村現實情景的耦合程度和使用效率，并直接影響數字鄉村建設質量和可持續性［40］。另外，持續高效的數字化水平是縣域數字鄉村快速發展的助推器。一方面，數字技術在鄉村場景應用中的連接化、擴散化和精準化能夠塑造鄉村數字生產、數字生活、數字生態和數字文化的立體式發展格局，這為縣域數字鄉村建設整體效能的提升創造了機會［41］。另一方面，鄉村數字化創新所帶來的溢出效應能夠有效吸引返鄉創業主體的涌入以及暢通城鄉信息流、物流、技術流等自由流動渠道，進而拓寬數字鄉村建設主體域和實現城鄉資源共享，為縣域數字鄉村建設的主體多元化和資源充足化提供前提條件。

圖1 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組態分析的理論框架

第二，組織條件。具體包括政府對數字鄉村建設的注意力分配和財政投入兩個二級條件。政府是推動縣域數字鄉村建設的最重要主體之一。根據有限理性假設，政府決策缺少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即注意力驅動決定政府決策［42］。在中國公共治理場域中，政府的重視和支持是影響政策落地和項目實施的重要因素，對于政府注意力分配較為集中的領域，往往能夠產生更高的任務績效和組織效能［43］。因此，政府對數字鄉村建設議題所分配的注意力強弱是決定其是否能夠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變量。另外，在縣域數字鄉村建設過程中，無論是數字技術的應用和推廣、專業技術人才聘用抑或是配套性基礎設施的建立均需要充足的政府財政撥款支撐，即政府財政支出數額對數字鄉村建設同樣存在潛在影響。

第三，環境條件。具體包括用戶需求、府際競爭壓力和經濟發展水平3 個二級條件。首先，數字鄉村建設是以需求為導向，讓民生保障、社會保障、教育等領域數字化服務廣泛向鄉村延伸的系統性工程，旨在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Hollifield等［44］的研究證實用戶需求是影響農村信息技術采納、推廣和應用效果的關鍵要素，城鄉用戶需求之間的巨大差異是導致城鄉“數字鴻溝”的重要誘因。這也充分表明，用戶需求量大小也將直接影響數字鄉村建設情況。其次，府際競爭壓力是影響縣域數字鄉村建設的又一重要環境變量。創新擴散理論指出，基于地理鄰近的同級政府競爭是影響本地政府行為的重要因素［45］。隨著國家數字鄉村試點政策的出臺，縣域數字鄉村建設旋即兼具政治任務和民生工程的雙重特質，其建設效果也與地方政府績效考核相掛鉤。在相對績效考核的中央政府人事任命和晉升錦標賽體制下，同級競爭對手的優異表現會給本級政府帶來額外的壓力傳遞，并推動本地政府提高對應任務工作績效。最后，從實踐進展來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對縣域數字鄉村建設也存在潛在影響。一般而言，較高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能夠為數字鄉村發展夯實基礎，包括信息技術設施和應用場景的多元化、產業結構的高級化以及用戶需求的集聚化等，這些積極因素的存在均對數字鄉村建設發揮著積極作用。

2 研究方法與變量設計

2.1 分析策略

本研究采取能夠識別條件組態與結果間復雜因果關系的定性比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來進行分析。QCA 是一種立足于布爾代數的集合論組態分析方法［46］，最初是由社會學家拉金（Ragin）創立并使用。與傳統回歸方法特別關注單變量的凈效應不同，QCA 以識別綜合效應為根本目標。換言之，QCA 方法始終承認條件變量之間具有相互依賴性，且可以通過不同的組合形式對結果變量發揮影響，以及回答多個不同條件的組合如何導致相同結果的產生，從而為探尋社會現象發生的主要原因以及各因素交互對結果的影響機理提供了分析工具［47］。根據變量的賦值類型，fsQCA允許條件和結果變量取“0”到“1”之間的任何數值，能判斷條件和結果在集合中的隸屬度，最大程度保留數據信息，是目前學者應用較多的QCA 方法。就本研究而言，旨在挖掘技術、組織和環境層面的不同因素如何對我國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發揮影響，3 個層面的前因條件具有多重并發性，適合采用fsQCA 方法進行分析。

2.2 樣本選擇

本研究遵循fsQCA 對案例數量、典型性和多樣性等原則，首先，以2022 年北京大學新農村發展研究院聯合阿里研究院發布的《縣域數字鄉村指數報告（2020）》（以下簡稱《報告（2020 年）》）為案例數據庫，挑選2020 年縣域數字鄉村建設指數排名前24 名作為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案例進入研究案例庫，滿足案例典型性的要求；其次，依據縣域所在的不同省際分布，在數據可獲得且質量保證的基礎上，本文分別選取了涉及26 個省份的縣城案例，較好滿足了案例代表性要求1）；最后，QCA 方法要求案例間具有可比性，案例選擇應當追求案例間的最大異質性［48］，本研究也選取了2020 年縣域數字鄉村建設指數未進入前100 的24 個縣域案例作為相對較低水平的縣域數字鄉村建設案例進入研究案例庫。因此，本研究共選取了48 個案例樣本作為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研究案例庫（見表1）。

表1 縣域數字鄉村建設案例

表2 變量內涵及數據來源

2.3 變量設定與賦值

由于技術、組織和環境因素已被廣泛證實是影響縣域數字鄉村建設的過程條件，通過借鑒TOE 框架，從技術、組織和環境層面提煉7 個前因條件。

2.3.1 條件變量

（1）信息基礎設施?！秷蟾妫?020 年）》對2020 年我國縣域數字鄉村的信息基礎設施情況進行了評估。本文選用48 個縣級政府的信息基礎設施指數為變量賦值。

（2）數字化水平。鄉村治理數字化效果是縣域數字化水平的重要衡量標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縣域數字化水平。對此，本研究選取《報告（2020 年）》中的“鄉村治理數字化指數”作為縣域數字化水平的指代變量。。

（3）注意力分配。參照陳世香等［49］已有研究經驗，采用3 個指標來測算縣級政府對數字鄉村建設的注意力分配強度。第一，是否成立數字鄉村建設領導小組或工作專班？第二，是否由縣委書記、縣長或副縣長等副縣級及以上領導擔任領導小組或工作專班的領導者？第三，是否出臺數字鄉村建設的發展規劃以及其他支持政策？根據訪問各縣級政府及組成部門的官方網站與部分新聞的觀察結果來賦值，3 項指標均滿足的縣級政府為3 分，滿足2 項的為2 分，滿足1 項的記1 分，均不滿足的則記0 分。

（4）財政投入。本研究使用各縣人均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金額為該變量賦值，數據來源于各縣（區）《2020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5）用戶需求。移動電話用戶數體現了縣域潛在的、對數字鄉村建設有需求的人口數量，當用戶數量越多時，對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要求就更高。本文選取各縣2020 年發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移動電話用戶數為變量賦值。

（6）府際競爭壓力。府際競爭對地方政府公共服務水平的影響呈現地理相關性，即政府公共服務提供水平受到毗鄰省份的影響?；谝延醒芯拷涷?，采用臨邊法，通過計算各縣毗鄰縣域的數字鄉村指數的平均值作為測量指標。如果毗鄰縣域擁有較高的數字鄉村發展指數，表明該省份面臨較高的府際競爭壓力。

（7）經濟發展水平。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重要變量，而地區人均GDP 水平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聯系。本文選取人均地區生產總值（GDP）為前因變量，數據來源于各縣《2020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2.3.2 結果變量

本研究以《縣域數字鄉村指數報告（2020）》中的數字鄉村指數為結果變量。該報告從多維度評估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基本上能夠反映我國縣域數字鄉村建設的真實情況。

2.4 變量校準

本文采用直接校準法進行變量校準，即分別選擇樣本的95%、50%和5%分位數作為完全隸屬、交叉點和完全不隸屬的錨點，將變量數據標準化轉換至0-1，校準后各變量如表3 所示。

表3 變量校準結果

3 數據分析與實證結果

3.1 必要條件分析

首先對條件變量的必要性進行檢驗，結果如表4 所示。當某一條件的一致性在0.9 以上時，就可以被視為必要條件。如表4 所示，所有條件變量的一致性均低于0.9 的閾值，說明技術、組織和環境條件的聯動匹配共同影響其發展質量。

表4 必要條件分析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數字化水平、府際競爭壓力對縣域數字鄉村高水平發展的一致性超過了0.8，表明縣域數字化水平、毗鄰縣的縣域數字鄉村發展水平是影響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發展質量的關鍵要素，但具體影響需要在條件組態分析中進一步識別。

3.2 條件組態分析

本研究使用fsQCA3.0 軟件構建真值表，對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發展質量生成的條件組態進行分析，結果如表5 所示，共得出8 種條件組態，說明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發展質量的生成具有多重并發性。一方面，所有條件組態的一致性均在0.9 以上，表明每種條件組態均對結果具有良好的解釋力度。另一方面，所有條件組態總體一致性為0.972 1，這意味著所有滿足8 種條件組態的縣域數字鄉村建設案例，有97.2%的縣域數字鄉村建設案例呈現高水平；總體覆蓋度為0.662 0，意味著8 種條件組態共覆蓋了66.2%的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建設案例?？偟膩碚f，解的一致性和覆蓋度均高于臨界閾值，可以認為實證分析符合要求?；? 種條件組態，可以通過合并同類項的方式進一步識別技術、組織和環境在推動縣域數字鄉村建設中的差異化適配關系。

表5 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條件組態分析結果

3.3 組態路徑的整合性分析

按照核心條件相同的合并規則，可以將8 條組態概括為3 條驅動路徑，分別是競爭拉動型（“技術+環境”主導）、推拉合力型（“技術+組織+環境”協同發展）和供給推動型（“技術+組織”主導）。

3.3.1 競爭拉動型——“技術+環境”主導

表5 中的組態1、2 和3 表明，當縣級政府擁有較好的數字化水平，以及面臨較大的府際競爭壓力情況下可以打造出高水平的數字鄉村建設質量。具體而言，在組態1、2 的路徑中，財政投入、經濟發展水平均為邊緣條件缺失。在組態3 中，經濟發展水平、用戶需求以及注意力分配作為邊緣條件缺失。競爭拉動型組態說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和財政供給能力較弱或用戶需求和注意力分配較低的縣級政府，也能夠在毗鄰縣域數字鄉村建設壓力的拉動下，巧妙利用本縣原有的數字化技術優勢實現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快速提升并躋身全國前列。組態1、2 和3 路徑分別能夠解釋約28%、29%和21%（四舍五入處理所得）的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建設案例。從實踐樣本來看，競爭拉動型對應的高水平案例有蒼南縣、平陽縣等。以蒼南縣為例，該縣將數字化改革列為全縣“十大攻堅看落實”行動之一，組建專班矩陣和聚焦數字社會整體智治建設等關鍵議題，通過建設“互聯網+黨建”、“互聯網+政務”、“互聯網+村務”三位一體的治理體系，始終堅持末端治理和數字賦能理念，創造性建設以數字門牌（安裝二維碼門牌44.8 萬個）為基礎、海量數據為依托的數字化網格系統（門牌管理“一碼清”、村社治理“一碼知”等）和五大功能應用場景，利用末端感知、末端執行、末端評價，以社會“小單元”推進基層“大治理”［50］。鄉村治理數字化的精密智治優勢為蒼南縣數字鄉村建設高質量發展夯實了內在技術基礎和提供內在動力，而外在府際競爭壓力的集聚也為蒼南縣數字鄉村建設給予了充分的推力。在績效考核體制中，鄰近地區之間容易產生政策模仿行為［51］，且與鄰省地區官員的政績比較是影響能否晉升的重要因素［15］。蒼南縣在地理位置上與泰順縣、福鼎市、平陽縣和文成縣接壤，其府際競爭壓力較大。在外在府際競爭壓力強勢推動下，蒼南縣結合自身鄉村治理數字化優勢，將數字化、智慧化技術深度嵌入到農業產業化、鄉村治理和彌合城鄉鴻溝等問題之中，充分釋放數字化創新對農村高質量發展的賦能效用。由此，蒼南縣也分別獲評“年全國縣域數字農業農村發展先進縣”“省級數字鄉村建設試點縣”“全國縣域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先進縣”等榮譽稱號，縣域數字鄉村整體性建設質量也在全國名列前茅。

3.3.2 推拉合力型——“技術+組織+環境”協同發展

如表5 所示，組態4、5、6 和7 在核心條件上具有互通性，均表明當縣域政府同時擁有較好的技術、組織和環境條件時，其能夠打造高水平數字鄉村建設質量。從分組態看，組態4 強調了數字化治理技術與組織條件和環境條件的共融；組態5 指出擁有高府際競爭壓力、高經濟發展水平、高技術條件和高組織條件的組態能夠產生高水平的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組態6 強調高注意力分配、高技術條件和高環境條件的耦合能夠產生高水平數字鄉村建設案例；組態7 指出高府際競爭壓力、高注意力分配以及高技術條件能夠產生高水平數字鄉村建設案例。從組態關系來看，4 條組態均強調了技術、組織和環境的三重協同驅動對縣域數字鄉村建設的重要作用，因此，可以將這4 種組態歸整命名為推拉合力型。從既有研究的主流觀點來看，推拉合力型的縣域數字鄉村建設模式是一種符合理論預期且較為科學的發展模式。Li 等［52］的研究指出，數字鄉村治理的落地實施需要在軟硬件建設、組織整合和人才培育等方面持續發力。其可以深刻凸顯以人為本、成效導向、統籌集約和協同創新的優勢特點［7］。推拉合力型充分彰顯縣域政府在積極響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礎上，通過不斷加大組織投入力度和充分運用已有的技術優勢聚焦于打造數字鄉村建設新格局，以內在結構功能的最優化實現縣域數字鄉村的高水平發展。

從現實案例來看，推拉合力型對應的典型案例有桐鄉市、德清縣等。以桐鄉市為例，作為世界互聯網大會永久舉辦地，桐鄉市長期擁有較為優勢的數字化基礎。據《報告（2020）》，桐鄉市鄉村治理數字化指數和信息基礎設施指數均位居全國前列。同時，來自周邊地理環境的府際競爭壓力和本地公民需求的日益增長，數字鄉村建設也逐漸上升為政府輸出政務服務績效和體現公共價值的“一把手工程”而得到桐鄉市政府的高度關注。近年來，為將數字優勢轉化為鄉村轉型發展和推進共同富裕進程的基礎型資源，桐鄉以省級數字鄉村試點建設為抓手，成立數字鄉村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并在全省率先成立市級智慧農業發展中心，架起組織體系“四梁八柱”，全面統籌和規劃數字鄉村建設［53］。在注意力分配高度集中和數字化基礎先發優勢的共同作用下，桐鄉市政府將數字化技術與農業產業鏈深度融合，大力推進全域未來鄉村建設，創建7 個省級未來鄉村。最后，通過推動數字網與治理網的雙網融合，在全省率先打造推動率先打造“四治融合”基層治理平臺，實現網格化管理和“四治融合”有機結合。

3.3.3 供給推動型——“技術+組織”主導

組態8 表明，高信息技術基礎、高數字化水平和高注意力分配為核心條件的組合能夠產生高水平的數字鄉村建設案例。這一路徑表明，當縣域政府高度重視數字鄉村建設并將其作為“一把手”工程加以強勢推行時，往往會結合自身稟賦條件和數字化發展優勢來加速實現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高水平。就核心條件而言，技術條件和組織條件的雙重驅動可以被命名為供給推動型，即政府注意力傾斜性分配下的數字化技術應用場景的再深化。此條路徑能夠解釋21.3%的高水平建設案例，其中，約1.9%的高水平案例僅能被這條組態所解釋。這一組態意味著，無論環境要素的需求程度如何，只要縣域具備了完備的技術要素，并引發了政府注意力的傾斜性分配，就能夠通過技術與組織的協同互動促進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高水平。謝文帥等［54］的研究表明，數字技術和央地政府的戰略規劃與組織支持借由協同共生與適應性耦合的作用機制對推動數字鄉村建設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當技術基礎設施和制度支持體系離心發展，則會降低兩者的乘數效應，使得數字鄉村建設淪為無源之水［55］。從現實案例來看，供給推動型對應慈溪市和閩侯縣。以慈溪市為例，據《報告（2020）》指出，慈溪市鄉村治理數字化指數和信息基礎設施指數均位居全國前15 名，在數字化發展水平上具有明顯的領先優勢。2020 年，慈溪市入選首批國家數字鄉村試點地區，為充分發揮數字鄉村試點地區的政策創新和示范引領作用，慈溪市先后成立數字慈溪（“城市大腦”）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和數字鄉村建設工作專班，并研制和發布全國首個《數字鄉村標準體系建設指南》，為各地數字鄉村技術標準制定和工作協調統籌提供了引導性支撐。慈溪市圍繞數字鄉村建設任務打造“鄉村大腦+產業大腦+未來農場”組合式改革，通過建設“1”個數字鄉村數據平臺，繪制“1”張農業農村地圖，搭建“1”個數字鄉村駕駛艙，圍繞生產管理、流通營銷、行業監管、公共服務、鄉村治理“5 大”核心業務領域，開發“N”個特色創新應用場景等舉措，全面實現數字鄉村建設提檔增速與為鄉村發展添“智”增“質”的政策目標。據《報告（2020）》顯示，慈溪市數字鄉村建設質量位列全國第8 位。此外，慈溪市也先后獲評全國縣域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先進縣、浙江省數字鄉村“金翼獎”十佳縣等榮譽。

3.3.4 潛在替代關系分析

通過組態對比發現，技術、組織以及環境條件之間存在潛在的替代關系。首先，通過組態3 與組態4 對比發現，就數字化水平較高的縣域而言，在共同面臨較強的府際競爭壓力時，注意力分配（組織）、財政投入（組織）、用戶需求（環境）和經濟發展水平（環境）的條件組合可以和信息基礎設施（技術）相互替代，如圖2 所示。其次，對組態3 和8 進行對比發現，對于共同擁有較高數字化水平和信息基礎設施的縣域而言，府際競爭壓力（環境）和注意力分配（組織）相互替代，如圖3 所示。組態1、2 與組態8 對比發現，對于擁有較高數字化治理水平的縣域而言，信息基礎設施（技術）和注意力分配（組織）的條件組合可以和府際競爭壓力（環境）相互替代，如圖4 所示。

圖2 技術與“組織+環境”間的替代關系

圖3 組織與環境間的替代關系

圖4 環境與“技術+組織”間的替代關系

潛在替代關系表明，在特定條件下，3 類條件的要素組合能夠通過殊途同歸的方式形成高水平的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也再次印證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達成過程的繁復性。此外，3 類條件的替代關系也隱喻著信息基礎設施和府際競爭壓力兩個條件的重要作用。這是因為，在特定的客觀稟賦條件下，信息基礎設施和府際競爭壓力均能發揮出其他相關組合出現時才有的效果（見圖2和圖4）。另外，圖3 所揭示的注意力分配和府際競爭壓力的替代關系則凸顯了府際競爭壓力在打造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中的關鍵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有兩方面的解釋：一方面，我國高水平的縣域數字鄉村建設案例大多集中于浙江省，地理位置的近距離性和數字鄉村建設的高水平性引致縣域之間面臨的府際競爭壓力長期處于高位?？h域政府在府際競爭壓力的強激勵下充分利用現有技術資源優勢和不斷提升該事項在政府議程中的優先性，以此來有效達成績效考核目標和獲取縣域競爭優勢；另一方面，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建設案例之間在技術條件層面的差距較小，以信息基礎設施為代表的客觀稟賦條件難以在短時間內主動快速改變現狀，而是需要借助催化劑的作用方能發揮技術賦能效應，促進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快速提升。

最后，本研究也對非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組態路徑進行檢驗。研究發現生成非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路徑組態共有6 條，但上述6 條組態并不是產生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對立面。這也意味著，驅動縣域數字鄉村建設高水平和非高水平的實現機制具有非對稱性。

3.3.5 穩健性檢驗

采用更改結果變量的賦值方式和調整一致性門檻值兩種方式進行穩健型檢驗。首先，將一致性門檻值由0.80 調整為0.85 后，實證產生的組態結果與原組態相比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在總體性一致性指數和覆蓋度兩個指標上僅有略微變化。其次，將“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校準方式由九五分位調整為四分位，檢驗結果與原結論基本一致。單變量必要性分析結果顯示，并無變量的一致性指數超過0.9；組態分析結果得出與上述結果相同的8 條路徑，且總覆蓋度為0.672，能解釋67.2%的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建設案例，與此前相比反而有所提高，一致性指數達到95.7%，略微有所下降。因此，以上兩種方法的檢驗結果均可表明本研究所得結論是穩健的。

4 結論與建議

縣域數字鄉村建設是實現城鄉平衡發展不可或缺的經濟要素，更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迫在眉睫的政治任務。然而，已有研究并未對縣域數字鄉村建設的影響因素尤其是它們之間的復雜互動機制進行深入探索?；诖?，本文以我國48 個縣域數字鄉村建設案例為研究樣本，在TOE 框架下，使用fsQCA 來進行條件組態分析，試圖檢驗技術、組織、環境條件影響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驅動路徑。研究發現：（1）技術、組織、環境條件無法單獨構成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必要條件，即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是由技術、組織、環境條件在不同情景條件協同組合匹配后的產物，主要包括3 條組態，分別是競爭拉動型（“技術+環境”主導）、推拉合力型（“技術+組織+環境”協同發展）和供給推動型（“技術+組織”主導）。其中，技術條件中的數字化水平變量在3條驅動組態中始終存在，這意味著數字化水平在產生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中發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2）在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驅動路徑中，技術、組織和環境條件存在潛在的替代關系，其中，信息基礎設施和府際競爭壓力可以通過殊途同歸的方式提升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3）就核心條件而言，數字化水平和府際競爭壓力是能快速提升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條件變量，具有更為重要的價值意義；（4）產生非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組態有6 條，但其與產生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組態并非是對立面，呈現明顯的非對稱關系。

本研究結論也具有實踐啟示意義：首先，因地制宜推進縣域鄉村信息化和數字化建設，加快提升縣域鄉村數字接入水平。由于資源稟賦、發展定位以及生產要素結構的不同，數字鄉村建設與城市數字化發展存在顯著差別，因此，城市數字化發展中的部分舉措并不能完全照搬到縣域數字鄉村建設之中。此外，不同縣域之間的數字化基礎設施、技術和準備水平也參差不齊，這也決定縣域數字鄉村建設的模式和路徑不能千篇一律。對此，各地政府在數字鄉村建設過程中要因地制宜加大對鄉村數字化建設的投入，注重發揮社會組織、企業等社會力量的積極作用，有效推動農村地區5G、通信設備、物聯網、千兆光網及云計算中心等數字技術生態體系建設。同時，對于現有條件無法支撐大力發展5G 技術以及建設數字化設施的鄉鎮而言，可考慮通過電信補貼等惠民措施來提升農戶的數字接入水平，進而推動數字鄉村建設的整體性發展。其次，正確將數字鄉村建設中的外部壓力轉化為內在動能，穩步推進數字鄉村建設高質量發展。在晉升激勵和績效考核的作用下，數字鄉村建設的正外部性可能引致地方政府間惡性競爭，并呈現出操之過急、盲目跟風和過分投入等偏差行為而影響其建設質量。對此，地方政府理應科學回應來自不同層級政府間的競爭壓力，通過利用當地的數字基礎、經濟發展水平、公民需求等稟賦條件，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因地制宜制定數字鄉村建設方案和總體性政策，以差異化的行動過程尋找到適宜于本地的數字鄉村建設突破口。最后，適度提升數字鄉村建設在縣域工作中的優先級，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技術、組織、環境條件的潛在替代關系意味著，政府注意力的傾斜性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抑制資源不足產生的消極效應。因此，縣級政府在結合當地優勢推動數字鄉村建設過程中，可以通過建立工作專班或出臺專項政策的形式增強注意力配置，以高位推動的形式破解數字鄉村建設中的結構性困境。此外，政府組織內部也應積極培育數字化領導力和做好政務信息公開、政府數據開放等，充分滿足村民數據需求以推動全域數字鄉村建設。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性：第一，受限于資料的可獲取性，本文僅采用鄉村治理數字化指數來指代縣域數字化水平，變量選取較為單一，未來理應選取多項指標共同測量而得出；第二，囿于數據獲取的限制，本研究僅對使用了1 年的截面數據進行分析，并未建立囊括多年份的面板數據，這削弱了研究結論在歷時維度上的解釋力度；第三，本文雖然通過構建TOE 框架闡釋了高水平縣域數字鄉村建設質量的驅動機制，但對于TOE 框架中的部分關鍵因素依然無法進行有效測量，比如組織氛圍等，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研究結論的信度。

注釋：

1）《報告（2020）》中并未涉及北京、上海和天津3 個直轄市以及香港、澳門2 個特別行政區以及臺灣地區的縣城數據。此外，由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的縣域數字鄉村建設數據缺失較多，無法滿足模型計算要求，因此未被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