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單幫：商業、人口流動和戰爭時代松動的社會關系

朱天嘯

“跑單幫”一詞，指單人隨身少量貨物至異地販賣的商業活動。在交通欠發達的年代，不同地區之間的物價有差異，正是為了賺取這中間的價格差而產生了跑單幫。該詞首先出現在上海一帶，并在20 世紀40 年代成為熱門話題。在近年的民國史研究中偶有涉及。有研究認為，跑單幫是淪陷區普通民眾因生活物資匱乏不得已而從事的走私活動。在抗戰后期，上海的戶口米制度無法向市民提供足夠的生活所需，使得黑市米糧成為必要的補充。而黑市米糧正是單幫商民所提供。①當時的報紙認為在抗戰末期，跑單幫的現象極其興盛，對上海的食物供應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又如一些學者研究抗戰時期的浙江經濟，發現跑單幫帶動了戰時新的商業路線。②商販將上海、杭州貨物帶到浙江省富陽縣場口鎮進行交易，其中大量貨物輸往后方。③跑單幫被這些學者視為一種經濟現象。

筆者想要探討的話題是戰爭時代社會關系的松動，以及其對人口流動的影響。戰爭時代人口流動增加，不僅僅是因為當兵參軍，或者逃避戰火。跑單幫代表了一種特殊的人口流動方式。從事跑單幫的人并不從一地遷移到另一地，但他們在兩地之間來往十分活躍，這是一種不太受到關注的人口流動現象。關于戰時的人口流動，學界多關注抗戰時期人口西遷④，及其對我國西部地區的影響。⑤不過，“遷移”與“流動”并不完全相同。我們提供的是一種歷史性的思考，將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作為一個連續的時段。這一時段內的社會環境持續動蕩，因而跑單幫在20 世紀40 年代的中國社會中保持了相當大的熱度。

一、爭取糧食的斗爭

跑單幫在抗戰期間興起時，社會輿論多認為這是一項危險的活動。上海地方史研究者認為，“跑單幫大都以個人經營為主，但為了預防沿途遭人搶劫，這些個人商販又多人結幫同行，到目的地后再分散活動，故被叫作跑單幫”⑥。商販需要穿過日軍封鎖線并躲避檢查，本身是社會治理的違禁行為，因此在上海的社會輿論中，跑單幫類似一種都市傳說。一位生活在上海租界區的居民回憶，自己在抗戰時期年紀尚小，因此對戰爭的苦難沒有切身的體會，但他有兩項記憶深刻的戰爭回憶：一是“有時聽說誰誰誰跑單幫背米，被日本赤佬用刺刀捅死了”，二是聽說從虹口過來的居民憤憤不平，因為在外白渡橋要向日軍鞠躬行禮。⑦二者均為聽說而非親見，但是跑單幫的傳說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見這是戰時出現的一種奇觀。

跑單幫在興起之初具有明顯的階級性，親歷者多處于社會下層。他們面臨許多困難，諸如工作條件的不穩定、失業、收入減少，以及糧食來源銳減等。這些都是戰爭對生活秩序的沖擊，是社會關系松動的主要表現。因為缺少穩定的收入，上海的工薪階層開始跑單幫。申新一廠的工人耿阿紅回憶：1937 年10 月，申新一廠被日軍轟炸而停工。耿阿紅帶領一家六口人逃回江陰老家。1938 年交通恢復，耿阿紅返回上海，在安達紗廠工作，工資六角一天，不夠全家人的日常開銷。這一時期物價開始上漲，但工資水平保持不變，耿阿紅決定放棄工廠的工作，轉而販賣蔬菜。不久他開始跑單幫販米，直至抗戰結束。在他的印象里，跑單幫販米的都是失業工人。⑧

鄉間農民受到戰亂影響，也會選擇跑單幫來維持收入。1945 年的上?！峨s志》月刊曾刊載張金壽的《北行雜記》一文。張金壽從蘇州乘火車沿津浦線北上前往北京。在車上他與一個跑單幫的山東農民交談得知，這個農民從濟南乘火車到天津去買面粉，然后帶回濟南銷售。該農民自家有耕地，但是可能受到戰亂的影響而無法耕種，而且即便耕種有一點收成，他也會面臨苛捐雜稅。因此他索性將田地閑置，靠跑單幫賺錢謀生。⑨

也有居民回憶，跑單幫不是為了牟利，而是為家庭增加食物來源。月份牌畫師唐銘生抗戰時期在五洲大藥房畫廣告，工作不穩定，收入很低。日軍占領上海后，所有居民排隊購買劣質的戶口米。而唐家小孩多，戶口米不夠全家人所需。唐銘生之子唐榮智回憶，孩童時期的自己曾與母親一起到青浦縣朱家角跑單幫買米，以增加全家人的口糧。在回上海的船上，唐榮智坐在米袋上以躲避日軍檢查，他的母親則在夾層背心里藏有另一些大米；在途中，他曾目睹日軍在檢查時搶走別的乘客的米。⑩母子二人一同行動，大概是為了彼此掩護躲過檢查。在耿阿紅與唐榮智的例子中，跑單幫是一種個人應對困難生活的策略。

通過跑單幫來補貼家用在其他地區也開始出現。北京跑單幫的商販早期多乘火車往來于北京、張家口之間。最先從事此種營生的人，多居住在北京前門火車站一帶，是鐵路職工的家屬或街坊。北京在1942 年之后實行糧食配給，糧店供應質量低劣的“混合面”。張家口的糧食供應較北京充足，但工業品較為短缺。他們在北京購買一些紙煙、土布一類物資，到當時的察哈爾首府張家口脫手，再購買糧食、肉類回到北京。但是后來日軍檢查變得越來越嚴格，平綏線火車在南口站、康莊站停留時間變長，很難躲開檢查。跑單幫于是轉移到其他檢查不嚴的路線上，例如石家莊和奉天等。?日軍的檢查使得跑單幫的活動需要不時更換路線，跑單幫的商販因此擴大了他們的活動區域。

二、特殊的商業模式

交通運輸路線被戰爭破壞后，城鄉之間的物資交流受阻，但仍然需要以一種替代性的方式進行，跑單幫因而承擔了城鄉之間的物資交流。上海作為工業中心，為全國生產銷售大量的輕工業產品?？箲痖_始后，日軍在淪陷區設置層層封鎖線，力圖切斷上海與后方特別是重慶的經濟聯系。這樣一來，大宗商品批發無法進行?！渡虾Ｉ虡I史》認為，跑單幫是戰時一種特殊的批發運銷方式，跑單幫的商販在上海購買少量日用百貨，然后冒險穿越層層封鎖線到達后方，一人獨立完成運銷全過程。糧食等農產品從郊區流入上海同樣要經過這種“化整為零”的運輸過程。跑單幫不僅是一種生活策略，更是一種特殊的商業模式。?

跑單幫所販賣的商品種類很多，并且根據市場需求而出現各種變化?？箲鸨l后，上海租界內的絲織廠原料較為緊張。浙江海寧出產生絲，又臨近上海，雖然地處游擊區，仍有農民小規模地收購生絲，然后帶上火車去上海販賣。販賣生絲的人增多，就被敵偽注意而受到阻攔。跑單幫的商販因此將少量生絲纏在身上或藏在衣服里面，帶到上海。除生絲外，海寧所產的小湖羊皮在1940 年后一度頗為暢銷，據稱香港市場的需求量很大，采購者到上海的租界來收購。跑單幫的商販轉而經營此種羊皮，但是1941 年12 月香港淪陷之后，羊皮無法在香港轉口國外，銷路中斷。?

抗戰期間的長江沿線，各種勢力盤根錯節，既有日軍、汪偽政權和土匪，也有各個派系的抗日武裝。這些政治軍事勢力的共存，使得交通運輸系統更為復雜而且危險。跑單幫的存在是對這種戰時社會狀況的適應，因此日軍和偽政權都無法完全禁止，但是跑單幫的過程驚險不斷。據耿阿紅回憶，日軍沿“清鄉區”筑有一道竹籬笆，并規定任何人不得進入距離竹籬二里的范圍內，一旦被發現，日軍則會向穿越者開槍。販米者為穿越禁區而產生分工：一種人將米從竹籬里面拿出，獲利最多；第二種人在外面拿到米再帶到上海租界外圍地區；第三種人將米拿到租界內叫賣。后兩種人只有微薄的利潤，但相對安全，第一種人獲利較多，但是穿越禁區非常危險。耿阿紅回憶，“禁戒線內，被日軍槍殺的人極多，有的被縛在籬笆上，活活戳死”?，販米所冒的風險極大。有一次是深夜在井亭頭，販米者有上千人，販米者向偽軍行賄后，趁日軍調崗期間穿越竹籬。但是如此大規模的活動引起日軍注意并開槍，人群四散，三人死亡。與耿阿紅同行販米的鄰居顧洪友，頸下中彈，兩人爬過三條河浜，最終幸免。?暴力發生的地點往往是遠離城市中心的偏遠地區，封鎖線成為跑單幫過程中的難關。即使如此，商販仍然想盡辦法，試圖穿越封鎖線。

跑單幫不可避免地要躲過種種檢查，行賄成為常見的手段之一，這也是戰時社會特別是淪陷區社會風氣敗壞的一種表現。行賄并不能消除跑單幫所面臨的風險，商販張泰在抗戰期間的經歷，就是一個很真實的例子。張泰在南京購買西藥（奎寧與針劑），然后往江北的“匪區”販運。他在下關火車站經受檢查，在居住證下塞鈔票，向車站的警察行賄，然后才得以通過。不料在下關車站通往江邊的路上，他又遇到檢查，因此再次行賄而且不斷哀求，才得以放行，但少量貨物被扣下。到達江邊后，他需要找到愿意合作的船主幫忙渡江，因此又需要花錢。為躲避檢查，渡江在下半夜進行?？拷卑逗?，船主避開碼頭，不靠岸。跑單幫的商販們在江灘內就下船，只身淌過冬天的江水上岸，之后繼續行夜路，天明時在一家小店里歇息。他在店里聽人議論，昨夜在江北某地一群商販被人告密并被抓。張泰最終到達六合縣城外的“匪區”，完成一次買賣。?單幫客除了多次花錢行賄來通過檢查，也要承受可能被抓捕的精神壓力。

抗日武裝如新四軍在蘇中一帶活動，也需要通過跑單幫來獲得物資，其運輸過程同樣經過類似的步驟。1942 年9 月間，新四軍采購一批醫療儀器和衛生玻璃器材，因為難以小規模帶出上海，新四軍的采購人員在海門縣青龍港一帶尋求幫助。當地一位單幫領頭人褚四姐，經常幫助新四軍運輸物資，她建議事先買通碼頭管理處處長和稽查處處長。打點完畢，新四軍的采購人員得以隨船通關。褚四姐日后被揭發而被日軍逮捕受刑，但她沒有出賣新四軍的情報，最終被營救。但是海門縣青龍港也因此備受懷疑，新四軍不得不另找其他的運輸路線。?跑單幫需要多次實地試驗某一路線的可行性，在戰爭期間，任何路線都不可能萬無一失。

跑單幫也會遇到交通事故和傷亡。錢財與傷亡極大地刺激了地方社會的各種流言蜚語?！度f象》雜志在1944 年曾刊文分析跑單幫的興起，該文認為1940 年3 月發生在寧波鎮?？诘木吧唭A覆事件，使跑單幫這一現象進入大眾視野。景升輪搭載大批旅客，他們大多在上海與寧波之間活動。由于當時乘客過多，景升輪發生傾覆，導致許多旅客喪生。事故發生后，有傳言稱，搜救者在落水行李中發現各種隱藏的錢財。景升輪上的許多乘客其實是在跑單幫，他們隱匿錢財的方法由于事故而意外泄漏。在這一事故之后，各地日益嚴格檢查旅客的行李。災難事故背后的隱情，使得社會大眾知曉了跑單幫的存在。?

又如1944 年在無錫附近的官瀆里與正儀車站之間曾發生列車相撞事故，傷亡者很多也是跑單幫的商販，他們活躍在滬寧鐵路一線。無錫本地文人曾寫詩描述單幫的活躍：“大包小裹負累累，粉米魚肉隨意挈……上車下車涌如潮，滿坑滿谷路阻塞?！绷熊囅嘧埠?，“貨物浸淫血漬中，拋殘金飾無人拾”。詩人同情死者，點評單幫客之死，稱“君等若為國家死，雄鬼聲名應赫赫。奈何駢死荒山道，不過鴻毛同一擲”?。無錫同樣是跑單幫活躍的地區，商販競相逐利而落的可悲結局，在社會中引發復雜的觀感。社會輿論一方面認為這是戰時畸形社會的一種表現，商販多為生活所迫而操此業；另一方面，輿論批評跑單幫的活動擾亂了經濟秩序，沒有為國家作出什么貢獻。

除了交通路線的紊亂，傳統的銀行匯兌業務也被戰爭干擾。國統區、淪陷區、抗日根據地都有各自的貨幣，商販為了跨越這幾個區域，就需要想方法攜帶現金而不被發現。當時各種紙幣受通貨膨脹的影響，都在貶值，職業商販因而青睞黃金來保值，他們為了攜帶黃金而想出各種方法。例如，1942 年上海的文具商人湯蒂因去重慶跑單幫，賣完貨后返回上海時，她化裝成難民步行穿越湖北一帶的封鎖線。為了攜帶現金而不被察覺，湯蒂因煞費苦心。她先將2000 元美鈔卷緊塞進空牙膏筒中，又將法幣換成30 兩黃金，打成細長條，塞進油紙雨傘的傘柄中。這些黃金也用來支付旅店和船票之類的花銷，黃金是在不同區域之間通用的貨幣。?又如，原商務印書館編輯趙克毅回憶，他在抗戰后期（1944 年）隨家人旅行途中曾遇到一群跑單幫的商販。趙家人在湖南省桃源縣住店，打聽如何穿越封鎖線，其中一個商販答應帶趙家人穿越封鎖線。該商販私下里說，他所攜帶的木盆、肥皂等貨物只是為了掩人耳目，木盆上的厚實鐵箍其實是黃金所制，但外表涂有黑漆加以掩飾。該商販其實是在穿越封鎖線，倒賣黃金。?黃金在各地價值也有差異，商販可以從中賺取差價。黃金作為貨幣開始悄悄流通，也是淪陷區人心動蕩的一種表現。

三、作為“第二職業”的跑單幫

抗日戰爭結束后，市面曾一度平靜。但隨著國共內戰的擴大，跑單幫再次進入一個新高潮，并發展出一些新形式。這一時期沒有日軍的封鎖線，商販在各地穿梭往來較為安全。但是交通工具的承載量有限，使得旅行活動較為艱難。陶希圣在回憶錄中寫到，1948 年末“南京與上海之間，跑單幫的小商人、搬家避難的軍公人員把車站擁擠得水泄不通，火車擁擠得上下無門，旅客們只有跳窗戶”?。在這一時期跑單幫的人多是來自各個社會階層的失業者，種種原因使他們生活困難，他們操持舊業已難以維生。跑單幫因而成為他們的“第二職業”，商業行為和糊口謀生之間的區別逐漸變得模糊。

這一時期，往返于大陸與港臺之間的跑單幫者最受人矚目，甚至被人稱為跑單幫中的高級形式。20 世紀40 年代后期，上海與香港、臺灣之間的交通得到恢復。隨著戰事演變，上海的有產階級逐漸向香港靠近，資本和工廠不斷從上海遷往香港。初到香港，這些上海人一時找不到工作，于是在上海和香港之間跑單幫。商販們將香港市面上容易攜帶的奢侈品如金筆、名表、化妝品之類的商品帶到上海銷售。與上文提到的販賣糧食、日用品不同，這些人所販賣的商品表明他們來自一個更優越的社會階層。他們頗具資本，舉止闊綽，經常占據飛機、輪船上的高級座位，并非一般失業階層或窮苦百姓。到了戰爭末期，上海海關盤查甚嚴，并且打擊奢侈品消費。一些往返于上海、香港之間的商販因而改變線路，轉走臺灣。40 年代后期的臺灣，制造業尚未發展，因而此類奢侈品暢銷一時，售價甚至高出上海。乘飛機往來于大陸和港臺之間的商販，被認為是跑單幫的人當中獲利最多的，社會輿論為之側目。?

臺灣在1945 年光復之后，與大陸的經濟聯系逐漸增多?！段鞣饺請蟆酚浾咴?947 年登上一艘前往臺灣的輪船，發現統艙與甲板上睡滿了跑單幫的生意人。其中一人向記者說，臺灣幾乎缺少一切工業品，特別是紡織品。該商人說紡織品在臺灣可賣出較高的價錢，但是前往臺灣的海輪班次較少，一票難求。赴臺一次的開銷可以花掉一半的利潤，而且渡海的旅途顛簸，十分辛苦。一個月跑兩次臺灣所賺的錢，可以在上海買三擔米，一家三口，僅夠吃住而已。?臺灣經濟在日本殖民時期，以生產大米、蔗糖等農產品為主，制造業不發達。日本在戰敗之后，一片蕭條，無法顧及臺灣，所以上海與臺灣之間的貿易興起，上海的輕工業品不斷輸往臺灣。

解放戰爭期間已經沒有日軍的封鎖線和檢查，但是伴隨國統區、解放區界線的演變，有一些跑單幫的農民來往于國統區、解放區之間，使平靜的鄉間發生一些變化。靜海車站是津浦鐵路上的三等小站，昔日乘客稀少，但是隨著滄縣在1947 年被解放軍攻克，津浦線鐵路被切斷，靜海站成為天津以南的終點站。有記者發現，靜海站擠滿了跑單幫的人，他們多是從青縣、滄縣一帶過來的難民，從鄉下攜帶少許農產品，乘火車到天津城里販賣，再在天津帶些雜貨回到鄉下。他們已經放棄耕作自己的薄田，靠跑單幫謀生。在返回家鄉時，他們可能也會遇到盤查，跑單幫的行為會被認為是走私，所以這種營生并不安穩。這些難民對自己的營生毫無好感，痛恨戰爭打亂了他們的生活。?

在解放戰爭后期，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跑單幫，在國統區儼然成為一景。其中跑單幫的軍人十分引人注意，他們多是抗戰勝利后退伍的，因為退伍后無業而開始跑單幫，當時的報紙社會版常見此類人的身影?！短K州明報》載，湖南籍軍官李春華，曾在某通信班擔任班長。李春華于1947 年9 月間負傷退伍，與他同時退伍的還有家住蘇州的另外一名通信班成員。退伍后，兩人共同在京滬線（今滬寧線）、津浦線跑單幫，據說收入尚可，李春華把家眷也接到蘇州，租房居住。?蘇州一帶是跑單幫的活躍地帶，李春華跑單幫的想法或許是受到蘇州同僚的啟發，兩人可能在退伍時就做好了一同跑單幫的打算。跑單幫的軍人在火車上常常身著全套制服，以表明自己的身份。他們常常依仗自己的身份不買票，并拒絕補票。鐵路部門對此類人十分頭痛。?直至解放戰爭后期，國統區出臺對策，禁止身穿軍隊制服者跑單幫，認為這種行為有辱軍人榮譽。淞滬警備司令部在1948 年12 月11 日發布命令，禁止退役軍人穿著軍裝跑單幫?，F役軍人身著軍裝跑單幫者，自12 月17 日起，一經發現，“一律將其軍服剝下”，24 日以后再有發現者，還將沒收其貨物。?該命令并未完全禁止退役軍人跑單幫，這可能表現了官方默許的態度。

隨著國民黨軍隊的潰敗，在火車上跑單幫的退伍軍人越來越多，戰事從北方擴大到南方，跑單幫的退伍軍人也隨之從北向南流動?！独险掌冯s志曾刊載一位原國民黨軍官王宗賢所寫的個人歷史，其中涉及到他跑單幫的經歷。1948 年濟南解放，王宗賢離開濟南到徐州，他在徐州看到很多人跑單幫，于是加入其中，他先是在徐州與南京之間活動，從徐州帶糧食、肉類去南京販賣，后來徐州戰事緊張，他改到南京、上海一線活動。南京解放，他又在上海與衡陽之間活動，生意越做越差。衡陽解放后生意變得更加困難，最終不得不返回山東原籍。?國統區的規模不斷縮小，王宗賢跑單幫的范圍也隨之南移，一直到無法繼續為止。

時局動蕩，撤退的不只軍隊，還有國統區的公務員。1949 年淮海戰役后，江北地區的地方政府相繼遣散了其工作人員。他們多數聚集在南京一帶，依靠政府發放的一點遣散費度日。南京的《每日晚報》報道，為了生活，這些失業公務員不得不在市場上做各式小生意，養活一家老小。本錢少的人在南京的新街口、大行宮、建康路一帶倒賣銀圓，而本錢較為豐厚者，則在上海、蕪湖一帶跑單幫。據說他們販賣所得也能抵上基層公務員的薪水，但做小商販讓他們感到難堪。?戰爭尚未結束，沒有人能過上穩定的生活，跑單幫雖然能彌補一些收入，但是面對自己社會階層的下降，公務員的心情十分復雜，備感焦慮。

戰爭同樣使得學生流離失所，出現了流亡學生群體，也導致部分失去生活來源的學生以跑單幫維生。解放戰爭時期學潮頻發，學生群體時常借助媒體發表意見?！缎侣勌斓亍冯s志在1949 年登載一名跑單幫學生的自述，向讀者傾訴苦衷。該文稱，社會上很多人對流亡學生跑單幫的行為予以批評，但是他們確實有困難之處。這名學生來自鄭州，鄭州解放后，他們的學校南遷至江西吉安的青原山。因為生活經費不足，這些學生湊集一點本錢，推舉幾人外出做些小生意，希望以此來添補衣食。他們在浙江衢州、江西樟樹一帶收集雞蛋、鴨蛋、竹筍一類農產，乘火車或汽車帶到杭州、上海出售。為節省開支，他們往往不愿購買車票，選擇坐在長途公交車的車頂；在乘火車時，他們不愿繳納運貨費，被鐵路乘警發現后，又與乘警訴苦，最終不得不添補一些運費。該文作者稱，跑單幫十分辛苦且收入微薄，交通費用會抵消他們的販賣所得，所以才經常逃票。他們過去都是富家子弟、閨閣小姐，像逃票這種并不光彩的行為，實在是因為萬不得已。當時全國學生都在抗議物價上漲，他們不可能等到任何政府的救濟，只能通過跑單幫來自救。該文希望社會能了解他們的困難，讓他們在苦難中生存下去。?

四、跑單幫的婦女：生活壓力下的性別關系

戰爭時期許多婦女走出家門，外出謀生。婦女加入跑單幫的行列，引發了社會關注，成為戰時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許多婦女往往負責家庭內的飲食，如上文所述，婦女為了籌集糧食可能會加入到跑單幫的行列中，她們與男性一樣活躍在各種交通工具上?！度f象》雜志曾刊文認為單幫客中約30%是女性，而且戰時乘交通工具出行的婦女人數較戰前大大增加。?當時的大眾媒體對這些婦女十分好奇，有些人注意到跑單幫的婦女經驗豐富，靈活老練，與大眾想象中艱苦謀生的形象并不完全一致。1948 年，《茶話》雜志某作者在京滬線（即滬寧線）列車上遇到一位年輕姑娘帶了一籃蝦到上海。這位姑娘家里開魚行，她經常乘火車往上海帶貨，把蝦交給上海的魚行，當日去當日回，有時一趟能賺二三百萬（解放后幣值改革，一萬等于一元），有時則賠錢。由于經常乘車，她似乎很熟悉車上的其他人。車上有年輕男性與她調情玩鬧，她反唇相譏，不以為意。在一個男性主導的公共空間里，這位姑娘靈活周旋，業務熟練，給該文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些婦女也有自己的優勢，那就是她們的社會關系。很多人認識鐵路警察或者茶房（搬運工），這給她們提供了諸多方便?！恫柙挕冯s志的一位作者在火車上聽到一位跑單幫的少婦阿四妹在與相識的乘警閑聊：乘警說阿四妹現在（1948 年）應該不如之前抗戰期間販米賺得多；阿四妹回應著說，過去眾人還在第一道檢查臺排隊等待時，她已經出了車站；乘警則說，阿四妹交情好。言下之意，阿四妹可能認識車站的工作人員，可以躲開檢查，因此比眾人獨得先機，跑單幫的成果豐碩。阿四妹顯得與眾人十分熟絡，她在列車快要到站時，將車門打開，探出半個身子，迎風微笑。站臺上候車的人群中發出一陣歡呼，阿四妹則對人群致意，儼然是該站的一位名人。?想必她也曾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給其他人提供過方便，因此得到如此愛戴。跑單幫的群眾相互熟識，自發地形成了一個小型的社會團體。社會關系網發達的婦女跑單幫很有優勢，在自己的社會階層中左右逢源，并且相當享受這種奇特的自由感。

婦女在公共空間的活躍也意味著戰時家庭關系的某種變化。婦女外出跑單幫，說明夫妻關系有可能出現了裂痕，比如妻子不能得到丈夫在經濟上的供養，需要自謀生路，因而跑單幫。例如1946 年蘇州的一起離婚案，勾畫了跑單幫的婦女所處的家庭關系。本案中夫妻均為蘇州本地人，男方是醫師，抗戰開始后，男方前往大后方行醫，對留在蘇州的妻子不聞不問，男方更在大后方行醫時與另一護士結婚。女方因此依靠跑單幫生活，并于跑單幫的過程中結識其他男性并同居?？箲鸾Y束后，男方返回蘇州，發現婚姻實際已經破裂，故向法院申請離婚。?類似這樣的例子并非個案。學者倪萬英在上海的司法檔案中也發現了類似的案件。例如，1946 年一位木匠控訴妻子及其情夫“妨害婚姻”。該木匠的妻子早于1941 年就因夫妻感情不睦而逃走。逃走后與跑單幫時認識的情夫同居并另有子女。她逃走的原因是：跑單幫時自己的貨物被沒收了，回到家之后夫妻二人因此爭吵，丈夫不讓妻子吃飯，并揚言讓她去改嫁。最終丈夫撤訴，二人正式離婚。?在這兩個例子中，女方都是因為男方不提供經濟上的供養而外出謀生。當然也有男方跑單幫時出軌，以及妻子趁丈夫外出跑單幫時出軌的案例。?在地方小報和法律檔案中的婚外情事件里，跑單幫時常成為婚外情發生一個要素。這意味著戰時的經濟壓力對家庭生活有巨大的影響，也是社會關系松動的一種表現。

五、小結

跑單幫的盛行，反映了長期的戰爭對我國國內貿易和社會經濟的影響。跑單幫的商販增多，說明正常的貿易受到了阻礙。在戰爭環境下，商業活動的規模被迫收縮，以一種個體化的方式繼續進行。貨物、資金和運輸都依賴個人只身完成，一個人等同于一個商號。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物資交流，因此能夠以隱蔽的方式得以存續。這是跑單幫興起的社會背景。在這種背景下，商業活動不再僅由專業人士完成，任何受生計所迫，懂得門路的個人都可以嘗試。當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善于此道，從中牟利，這當中風險很大。資本主義商業提供了一種“自由”，使得個人不再依附于原有的社會關系當中，而進入一種風險與機會共存的處境。史學界多強調20 世紀40 年代官僚資本主義在社會上層的擴張。筆者認為，跑單幫是社會中下層人民創造出的市場交易活動，是戰爭刺激出的投機行為。

從中我們也能看出一些戰時人口流動的特點。在以往研究中，由政府機構牽頭實施的人口遷移受到較多的關注，例如遷都重慶，高校和企業內遷等。這些活動與軍隊的轉移密切相關。跑單幫則是自社會底層興起的現象，并以秘密的方式穿越淪陷區、國統區的界限。它并不是人口從一地流動到另一地的單次行動，而更多的是在兩地之間反復進行。這也提示我們，淪陷區與國統區之間存在許多不易覺察到的聯系。從某種角度說，跑單幫的人最終并未離開故鄉，但是他們頻繁旅行，他們的活動與戰爭有著微妙的聯系。

社會關系的松動是跑單幫興起的重要原因。中國社會在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經歷了持續的戰爭。戰爭造成的社會壓力，使得社會中舊有的社會關系無法維持下去。淪陷區、國統區的社會秩序，確實在戰爭的壓力下不斷松動甚至崩壞?？梢哉f，戰爭造就了大量原子化的個人，他們試圖重新組織社會關系以自救。跑單幫的個人背景各異，但是很多從事此業者并非職業的商販。他們可以是失業的公務員、退伍軍人、流亡學生、家庭主婦等等。他們跑單幫是因為受戰爭的影響，舊日的社會關系已經不能夠再支持他們的生活。跑單幫并不只是橫向、平行的人口流動，戰爭使得許多人失去了原有的生計，導致他們的社會階層下滑。這意味著更多人進入社會下層，盡管可能是暫時的。社會階層下滑使得他們帶有各種焦慮、憤怒或是嘲諷的感情。跑單幫是一種臨時的生存策略，應對戰爭期間特殊的現實，并且象征了一種對時局的不滿和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