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對問”“設論”文體的分立

郭小紅

蕭統《文選》將對問與設論分立兩體，既摻雜著樹立寫作范式的實用考量，更取決于二者的文體差異。設論對于問答形式的完全虛化及所蘊含的文人多重心理情感，是它區別對問體的文體特質，也使之成為中國古代失意知識分子自慰自表的精神依托。

蕭統《文選》在對問體之下選宋玉《對楚王問》一篇，其后立設論一體，下選《答客難》《解嘲》《答賓戲》三篇佳作。但劉勰《文心雕龍》將二者混而為一，只將設論視作對問體之下的衍生與發展。這一差別論述，表面上看似乎僅在于劉勰因為“原始以表末”而將其與對問體并而論之，但是從更深層次來說，這實際表明二者對設論與對問是否應該分立，更甚至對于設論是否具有獨立的文體地位等問題產生了分歧，故范文瀾云：“文選標目多可議，此亦其一也?！保ā段男牡颀堊ⅰ罚?/p>

若溯源文體生成路徑，設論體實際脫胎于對問體式，二者共同延續先秦言語問答傳統，并同時吸收騷體抒情傳統與鋪陳手法、莊列的寓言品格，故而與對問體具備不少相似特征，歸于母體似乎理所當然，但后世常常于此產生爭議。例如，明人吳訥表面上看似乎步武劉勰之后，將設論歸屬于對問體之下：“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段倪x》所錄宋玉之于楚王，相如之于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保ā段恼卤骟w序說》）但是，“或”“至若”的有意區分其實表明他已經看到設論與對問體式特征的本質差異之處，即區分君主“實際問答”與文人“假設問答”兩種情況，只是統歸于“問對”體名下，顯然吳訥的“問對”體比之蕭統與劉勰的“對問”體范圍有所擴大，本質上還是將對問與設論區別看待，其實更近于蕭統將二者分而立之的文體觀。因此，本文試就對問與設論文體分立之必要性進行探討。

一、分立之歷史淵源

設論成為獨立文體早有淵源。早在劉勰、蕭統之前，摯虞《文章流別論》就已將設論文章分為一類：“若《解嘲》之弘緩優大，《應賓》之淵懿溫雅，《達旨》之壯厲忼慷?！稇g》之綢繆契闊，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者矣?！彪m然由于文章的散佚，后世一直不曾明確摯虞對該類文章到底如何命名、如何分體，或是此段中是否脫漏與宋玉《對楚王問》的相關記述，但至少表明摯虞已經看到了《解嘲》《應間》這類文章具有共通之處。再者，根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設論集》二卷劉楷撰。梁有《設論集》三卷，東晉人撰，《客難集》二十卷，亡”，又有陸緬注云“梁有《設論連珠》十卷，謝靈運撰”，都表明“設論”或者“客難”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經近似于成為一類文章寫作的規范體式，因而以之為名。傅剛先生曾在《〈昭明文選〉研究》中指出文體辨析實際上是應對當時文人墨客學習寫作的歷史要求而產生的，蕭統《文選》在承繼前人獨立設體的同時，將《答客難》《解嘲》等作為垂訓后世的寫作范式，正摻雜著這種實用性的考量。

二、設論之文體特質

對問與設論的文體分立，其根本是在于設論具有區別于對問體的文體特質，這決定了設論體具備獨立存在的文體價值。

（一）表層形式：問答的完全虛化

在問答主體上，對問實有其人，是“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而設論是虛設客問，“設客難以著其意者”（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八斡駥Τ鯁枴币皇乱娪凇缎滦颉肪硪弧峨s事》中?！缎滦颉肥俏鳚h劉向所編撰的歷史故事匯編，里面所記載的事件其實介于虛實之間，如《對楚王問》中云“楚襄王問于宋玉”，而《新序》則記載為“楚威王問于宋玉”，這暗示著故事存在虛構的可能性；但是賓主人物在歷史上都確有其人，并非憑空捏造，因此言語問答是實實在在的行為方式。這其實近于《尚書》《左傳》中的君主問對，現實性較強。

但是在設論體之中，東方朔首開其先，將攻擊和刁難自己的社會輿論，以及世俗眼光具象化，作者通過虛設賓客朝自己發難、嘲諷、戲說，來引出自己才高位卑的矛盾，又通過主人辯答來抒憤述志，排解心中牢騷之情，表達修身自潔的志向。其中，設問的賓客則往往成為符號化、象征性的泛指性人物，實際上并無其人。這其實更近于莊子《南華經》中的人物問對，只不過莊子只表現在對人物的部分虛構，言語問答仍然是實際確切的行為方式；而東方朔則沿著莊周的道路繼續開拓前進，他不僅將問對人物虛化，還將問答形式改造成自問自答，實際的問答行為儼然已經被虛化成表現心理活動的形式或手法。因此，設論體中的賓主問對不若看作是作者腦海中的自問自答或是心理搏斗。雖然二者都可以上溯至先秦的言語問答傳統，但是二者在具體的文本形態中還是呈現出了不一樣的表現形式。設論體這種對問答主體及形式的虛化可謂是對對問體全新的開創，這也正是設論與對問在表層形式上所表現出的本質性差別。

除了對問答模式的新開創之外，設論體在其他方面的表層形式上亦有區別于對問體之處，在此一并論而述之。在結構形態上，相比于《對楚王問》的一問一答、篇幅短小精悍，設論體則出現二問二答，這種回環往復的詰難與辯駁不僅拉長了文章篇幅，增加了文章氣勢，更使得文章內部呈現出多維、遞進的結構層次。例如，在《解嘲》中，揚雄立足于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去看待個人的命運遭際，一問一答間談及個人命運受到時局事勢的影響，表達自我生不逢時的無奈，二問二答間表述對自己著書以成名的認識，傾吐對君主無能不察的悲憤，極大豐富了文章內涵。同時，設論體漸漸出現序言性背景介紹，如《解嘲》《答賓戲》《達旨》都增加了作者自序，點明寫作原因與主旨，為讀者閱讀文章、理解作者情志提供了幫助，這也彰顯著文章具有向世俗自我辯白的色彩。此外，在表現手法上，設論往往會增加歷史性的對比審視。他們往往上溯至個體價值張揚、唯才是用的戰國時期乃至立功立事的唐虞時代，通過歌頌“彼時”能夠時勢造英雄、“士”的地位愈加顯赫，來抒發對“此時”君主失察造成自我進身艱難的牢騷與怨憤，鋪陳排敘、駢散結合的語式則造就了其汪洋澎湃的文脈氣勢，以及深沉厚重的歷史底蘊。與之相比，對問體“鳳鳥”與“蕃籬之鷃”，“鯤”與“尺澤之鯢”的對比，恐怕只能算得上清新自然、想象豐富。設論體的這一突出形式顯然與其文人懷才不遇的主題內容及設論體“迭相祖述”的創作特征息息相關。

（二）情感內涵：自傲自憐與自慰自表的多重心理

“古代文體也折射著人類文化與心理的發展和進化”（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設論體的另一特殊之處，則在于它蘊含著因其“士不遇”的主題內容和自我辯白的特殊形式而產生的多重心理結構及情感內涵。如果說《對楚王問》是因問見志，那么設論體則完全是一種主動自發的，面向社會大眾與自我內心的，進行自我宣泄、自我辯白、自我寬慰、自我陳情的自白書。

不同于宋玉在《對楚王問》中所表現的孤高自賞側重于品性與操守，設論體所表現的自傲情緒主要來源于士人的滿腹經綸與超世之才，但是他們引以為傲的高才絕學并未給他們帶來施展野心與抱負的空間，他們沉淪下僚、地位卑賤，這種才高位卑的強烈對比，使得他們在文章之中不由自主地傾注了顧影自惜、自憐自哀的意味，如“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圣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于竹帛……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圣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東方朔《答客難》），“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余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才給事黃門”（揚雄《解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班固《答賓戲》）。須知，賓客之問即作者設問，是世俗眼光的具象，也是作者自身困惑的表露，他們一方面為自己勤學苦修、才高于眾感到光榮與顯耀，想要大展身手、施展抱負，一方面又為自己仕途不順、進身艱難感到傷感與愁苦，始終難以被君主重用，這種士大夫立功立言的理想與現實慘淡處境的矛盾，令他們的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既自傲又自傷的深沉情緒。但是須注意的是，同樣是抒發懷才不遇的怨憤，設論體這種自憐自傷的情感顯然與宋玉在《對楚王問》中所塑造出清高自許的形象相背離。這或許與他們所處的時代有關：宋玉身處戰國末期，楚王昏庸不察，致使讒邪小人當權，排除異己、妒賢嫉能，宋玉只能獨善其身，因此借助楚王之問表達自己不同流俗的高貴品格；而兩漢時期國力強盛，東方朔、揚雄、班固等人在文中還曾有過對當朝盛世的夸耀，他們感到與有榮焉，試圖建功立業而不得，因此生發出牢騷與憤怨之情?？梢钥闯?，在治亂之世里，“士不遇”雖然是歷代文人恒定的書寫主題，催生出的情感卻可能背道而馳。

此外，縱觀東方朔、揚雄、班固、崔骃、張衡、蔡邕等設論體作者，不難發現在他們的傳記或者序言中都有過對作文原因的闡釋。例如，《漢書·東方朔傳》記載：“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庇秩?，《漢書·揚雄傳》記載：“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虺靶垡孕邪?，而雄解之，號曰《解嘲》?！憋@然，造成作者們進身艱難的主要原因還是統治者的不用或失察，他們或是如漢武帝隨意抑揚人才，或是如哀帝昏庸無能，不能唯才是用，而并非作者們自身能力存在缺陷，因此作者們主要試圖通過“解”“答”“應”等方式，回應賓客發難，試圖為自己的現實挫敗進行辯白。設論體更常采用歷史性的對比審視，通過追溯彼時人才普遍得到重視，亂世造就英雄的盛況，從而表達對當時人才埋沒、立功無門的失望與哀嘆。正是因為時運不濟，所以才出現這種人才失路，無施展抱負空間的現象，這種對社會歷史的審視及對統治者的怨懟，既是世俗壓力下的解釋辯白，也是對內心郁結的寬解與撫慰。

可以說，對問與設論體都是古代文人在面對理想與現實對峙或政治邊緣化之時抒發情志的重要載體。有所區別的是，設論不僅飽含著中國古代失意知識分子的情感失落，更蘊藏著文人士大夫堅守正道、修身自潔的價值判斷與精神期許。面臨人才無路、進身受阻的困境，既然立功難得，“治國平天下”的最高理想難以實現，那么文人士大夫們只好通過修身自潔，來立德立言，一方面將其作為立功立業的晉身之階，另一方面則是退而求其次尋求心靈上的慰藉。例如，東方朔的《答客難》寫道：“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茍能修身，何患不榮！”揚雄的《解嘲》寫道：“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泵鎸巡挪挥龅睦Ь?、現實與自我期許之間的落差，士大夫們試圖紓解心中的孤憤與焦慮，立德修身以持節，靜默立言以守志，這種自我表達正是儒家積極入世思想的體現，這無疑為此類設論體文章賦予了更高的精神格調，使之并不流俗于一般“士不遇”書寫中的滿紙牢騷。

正如徐師曾在《文體明辨序說》“問對”體下所言：“按問對者，文人假說之詞也……乃設詞以見志，于是有問對之文，而反復縱橫，直可以舒憤郁而通意慮，蓋文之不可闕者也?！毙鞄熢鋵嵧瑓窃G一樣，擴大了“問對”體的外延，他所謂的“文人假說之詞”“設詞以見志”顯然側重指向虛設問答的設論一體。他指出設論可以“舒憤郁”，即設辭以自慰，寬慰心中怨憤郁結之情；可以“通意慮”，即以立論自解，以立德修身來紓解心中立功立業之愁，因而正是“文之不可闕者”，這正指出了設論文體對中國古代失意知識分子來說具有特別的精神價值?？梢哉f，設論體身上所承載的文化內涵與思想史意義，同樣也是促使其文體獨立的重要特質。

對問與設論兩種文體具有諸多異同之處，但設論的文體特質及對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意義使之具備了文體獨立的存在意義。但是，作為歷來備受忽視的小文體，不僅常常被視作游戲之文或是被列為雜文，在后世流變中更是走向了式微，不僅文人創作趨少，難見佳篇，更在“以簡馭繁”的文體分類實踐中走向大文體的從屬地位，雖然后世文章總集中偶爾仍為對問或是設論單設文類，但它們實際上已經名同實異、名存實亡，不僅恢宏磅礴的賦體風格再難一見，內容主題的進一步泛化更使之不再是中國古代失意知識分子尋求思想寄托的載體，從而失去了其豐富深刻的文化內涵與思想意義，這不得不說是一種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