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陳與義避亂詩的書寫特征

李露露

陳與義（1090—1138），字去非，號陳與義，河南洛陽人，有《陳與義詩集》《陳與義詩外集》《無住詞》傳世。作為南北宋之交最杰出的詩人，陳與義的詩歌成就歷來為人矚目。張嵲《陳公資政墓志銘》曾評曰：“公尤邃于詩，體物寓興，清邃超特，紆余閎肆，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p>

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陳與義因坐王黼累，被謫監陳留酒稅。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人犯京師，大量士民被迫卷入了逃難的洪流。是時陳與義復丁外艱去陳留酒監一職，因陳留離汴京才五十里，所以前去，其間流寓豫鄂，輾轉湖湘，“五湖七澤經行遍”（《雨中》），最終于紹興元年（1131）夏受詔抵達會稽行在，結束了長達五年的流亡。

這期間陳與義曾創作大量避亂詩，以靖康元年（1126）正月為起始，至建炎四年（1130）秋為止，共計200余首，數量頗為可觀。其避亂詩的藝術成就正如四庫館臣所言：“至于湖南流落之余，汴京板蕩以后，感時撫事，慷慨激越，寄托遙深，乃往往突過古人?！保ā端膸焯嵋罚┍疚臄M由此入手，分析陳與義避亂詩中的多種書寫特征。

一、詩史：記錄與證補

靖康元年（1126）正月避亂伊始，陳與義在流亡的路上首先寫下了這首《發商水道中》：

商水西門語，東風動柳枝。

年華入危涕，世事本前期。

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詩。

山川馬前闊，不敢計歸時。

此詩首句言明地理方位“商水西門”，可知陳與義當時自陳留出奔，從商水取道。錢鍾書曾評價“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詩”二句，認為這“可以說是他后期詩歌的開宗明義”，“在流離顛沛之中，才深切體會出杜甫詩里所寫安史之亂的境界，起了國破家亡、天涯淪落的同感，先前只以為杜甫‘風雅可師，這時候更認識他是個患難中的知心伴侶”（《宋詩選注》）。此時的陳與義逐漸開始與同樣經歷了戰亂的杜甫產生了心靈上的共鳴，并取法杜甫。這種取法首先表現在流亡道路上，其避亂詩展現出了和杜詩類似的“詩史”特征。

這種“詩史”特征在個人層面上，表現為陳與義用詩歌忠實記錄下了自己的避亂經歷，這種記錄又可以分作兩部分考察。其一，詩題對詩人所處的地理方位有所表述。例如，靖康元年（1126），陳與義作《發商水道中》《次舞陽》《次南陽》《鄧州城樓》《將次葉城道中》《至葉城》《曉發葉城》《題崇山》《舉季申信道自光化復入鄧書事四首》等詩，可與其當年實際遷徙路線一一對應，十分翔實。其二，詩歌內容對詩人生活經歷進一步補充。例如，寫時序情況的，有“客子寒亦行，正月固多陰”（《次舞陽》），“獨沖七月暑，行此無盡陂”（《北征》）等；寫時間與空間的前后對照的，有“去年夢陳留，今年夢鄧州”（《登城樓》），“忽破巴丘夢，還尋邵陽路”（《留別天寧永慶乾明金鑾四老》）等。

除了對陳與義個人經歷的記錄，詩中的某些記事還可以和史料中的事件互為參照，存在“證史”之用。例如，按李綱《靖康傳信錄》所載：“（正月）至十七八日間，統制官馬忠以西京募兵至，遇金人于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眾。于是金人始懼，游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師城以南，民始獲奠居矣?！笨芍饲熬┏且粠г芙鸨悟T之擾。與之相對應的是陳與義作于靖康元年（1126）的《次舞陽》一詩，先云“客子寒亦行，正月固多陰”，又云“大道不敢驅，山徑費推尋”，敘述自己正月時逃難不敢從大道經過，只得尋山間小路旁繞的經歷。蓋因舞陽縣亦屬受禍地帶，陳與義因畏懼金兵選擇繞行，乃符合情境之語，也印證了《靖康傳信錄》與《避暑錄話》所載屬實，互為參照。

“證史”之外，陳與義的避亂詩也偶有拾遺補闕、“補史”之功。例如，按《系年要錄》所引，馮檝《時議錄》有建炎四年《代袁埴與李允文書》云：“巴陵先于去年春間延燒殆盡，至夏，又遭貴仲正殘破?！北M管史載大火具體時間不明，僅以“春間”帶過，但陳與義作于建炎三年（1129）正月的《火后問舍至城南有感》曾對這場大火進行了時、事、地頗為詳盡的描述：“魂傷瓦礫舊曾游，尚想奔煙萬馬遒。遂替胡兒作正月，絕知回祿相巴丘?！币涝娭小罢隆敝Z，可知此火應是建炎三年正月之事，此乃“補史”一例。再如，建炎三年貴仲正破岳州一事，《宋史》語焉不詳，《三朝北盟會編》《中興小紀》等書亦對此失載，無法考證岳州之破的具體時間。但依據陳與義同年所作《五月二日避貴寇入洞庭湖絕句》及之后所作《二十二日自北沙移舟作是日聞賊革面》二詩，可以推斷此事當在建炎三年（1129）五月二日至五月二十二日之間，填補了史志的疏漏之處。

二、樓上舟中：兩種典型空間的建構與解讀

登高作賦是中國古代文人的傳統。早在《漢書·藝文志》中便有言，“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可見對文人登高作賦的才能多有重視。陳與義的詩集中存在著諸多登覽之作，即使在避難時期也不例外，如《登城樓》《鄧州城樓》《游南嶂同孫信道》《游東巖》《登岳陽樓二首》《再登岳陽樓感慨賦詩》《又登岳陽樓》《曉登燕公樓》等。這些登覽詩里，要數登岳陽樓的詩作數量最多，最為著名，最能體現他取法杜詩之路徑，故取其《登岳陽樓二首》其一為例：

洞庭之東江水西，簾旌不動夕陽遲。

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

萬里來游還望遠，三年多難更憑危。

白頭吊古風霜里，老木滄波無限悲。

此詩是陳與義于建炎二年（1128）秋所作，此時詩人已流離三年之久，悲痛地經歷了家國之變，百感交集之間登樓賦詩。此詩在首句即點明岳陽樓的地理方位，再用“簾旌”之近景與靜景來對照“夕陽”之遠景與動景，于遠近交錯、動靜參照之間架構出以岳陽樓為中心的空間景觀。頷聯則以昔日“吳蜀”代入今古之感，與今夕“欲暮時”再次形成時間上的對照，融入歷史的厚重與滄桑。胡應麟《詩藪》曾評此二句：“雄麗冠裳，得杜調者也?！鳖i聯承托上文，將視角從登樓之景切換到自身，“萬里”與“三年”對舉，空間、時間縱橫交錯，使人頓生蒼茫悲壯之感。

除了以登樓為中心建構空間，陳與義也經常圍繞舟船展開對相關時空的描摹。舟船作為一種交通工具古已有之。隋唐以來，開運通渠，水陸交通日益發達。至兩宋時期，乘船出行已成為行旅的普遍方式之一。陳與義南渡期間就曾多次選擇水上出行。

以行舟為中心的空間建構與前文所述的登樓既有相似，又有不同。相似之處在于“舟船”作為特定的點，與“樓”一同被視作小空間，與之相對，樓前之景和江上之景即“大空間”，故而登樓遠眺這一行為和舟中四瞰的觀景方式同樣具有從小空間向大空間延伸的意味，是“由小及大”。不同之處在于，一方面登樓講求的是登高述懷，視線由上而下，很容易產生今古蒼茫之感。而舟船所依托的江水并不能讓詩人于高處俯瞰，與登樓的縱深相比，更多地作為一種平面結構存在。另一方面，“行”強調的是動態的出行過程，隨著行程推進，舟中的詩人視野中的景象在不斷變化，這和登樓所賦予的固定場景又有所區分。在此舉陳與義避亂期間所作的最早的一首行船詩《均陽舟中夜賦》為例加以說明：

游子不能寐，船頭語輕波。

開窗望兩津，煙樹何其多。

晴江涵萬象，夜半光蕩摩。

客愁彌世路，秋氣入天河。

汝洛塵未銷，幾人不負戈。

長吟宇宙內，激烈悲蹉跎。

此詩開篇即通過“不能寐”點出時間已是夜半，表明詩人所處的地理位置在“船頭”，此乃夜中舟行。緊接著用“開窗”這一動作引入舟中所見之景，進行空間上的轉換，由小空間向大空間延伸，“望”字道出了視野之開闊?！叭f象”與“蕩摩”則是一靜一動，在擴寬空間廣度的同時，抓住了光線在河面蕩漾跳躍的動態進行動靜參照，加強了由舟船這一中心建構的空間所具有的動態感。隨后詩人從眼前的江景聯想到此時尚在戰亂中的汝、洛二地，使此處的秀美與彼地的狼藉構成遠近空間參照，最終吟發出“激烈悲蹉跎”之語。

三、節序、鄉人與雨中：故鄉他鄉

陳與義五年間曾先后寄居鄧州、房州、岳州及邵陽多地，往往稍加安整就因亂再次遷徙，“今年奔房州，鐵馬背后馳”（《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虜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其流離失所之狀可以想見。這種漂泊的生活狀態投射到詩歌創作里，使得他的詩中“客”這一自我定位貫穿始終。據統計，“客”字在陳與義詩詞中共出現112次，其中尤以輾轉流離時期（1126—1130）為最高，共71次（參見吳佳妮《陳與義洛陽詩詞與南渡前后的洛陽士人群研究》），可謂客思已臻極致。

與茫?？统钏鶎氖顷惻c義對故鄉的回憶書寫。在這些詩作中，對故鄉的懷戀使得故鄉常以想象與回憶的形式出現，并與現實中的身處他鄉形成時間和空間兩重層面上的虛實對照。茲舉陳與義作于建炎四年（1130）的《正月十二日至邵州十三日夜暴雨滂沱》一詩為例：

邵州正月風氣殊，鶉尾之南更山塢。

昨日已見三月花，今夜還聞五更雨。

箋與天公一破顏，走避北狄趨南蠻。

夢到龍門聽澗水，覺來檐溜正潺潺。

此詩前四句點明時間與地理位置，言邵州天氣變化之無常，有夜雨。是時長沙已有金人之圍，陳與義自湖南避禍奔至邵州，故有“走避北狄趨南蠻”之語。按胡稚所注，“龍門在西京河南縣，《地志》曰‘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陳與義曾在宣和四年（1122）春末歸洛，其間曾作《龍門》一詩，而今已過八載。詩的末尾詩人“夢到龍門”，即夢境中的故鄉，對應現實中詩人所處的邵州，以回憶中的澗水之聲對照此時的邵州夜雨之聲，又用“聽澗水”這一想象中的行為對應詩人轉醒后只能聽“檐溜正潺潺”，重重虛實交錯，令人極生悲懷。

至于觸發了陳與義無窮客愁與鄉思的因素，可大致列舉出節序、鄉人與雨中三種。

節序作為農耕為主的古代時間觀念中的重要分界點，“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劉勰《文心雕龍》），其變化常常引發個人對時間飛逝的感慨。陳與義的詩中屢有節序之作，此時也往往最易觸動他的為客之嘆，其中又可細分為特定時令和傳統節日。例如，寫特定時令的，有“花盡春猶冷，羈心只自驚”（《春雨》），“南陽半年客，此夜滿懷情”（《夏夜》）等；寫傳統節日的，有“去歲重陽已百憂，今年依舊嘆羈游”（《重陽》），“寒食清明驚客意，暖風遲日醉梨花”（《清明》），“萬里江湖憔悴身，鼕鼕街鼓不饒人”（《除夜二首》其一）等。

在節序之外，與鄉人的交游也時常使陳與義流露客思，其中以鄉人席益的唱酬詩為數量之最。席益，字大光，洛人也。避亂期間，陳、席二人的首次交往發生在建炎元年秋，是時詩曰“十月高風客子悲，故人書到暫開眉”（《得席大光書因以詩迓之》），可見洛中故人的出現是和客思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建炎三年（1129）春，陳與義再作《春夜感懷寄席大光郢州》，其中寫道：“倚杖東南觀北變，傷心云霧隔三川?！贝颂帯叭ā彼刚锹尻?。是年除夕，又有詩《除夜不寐飲酒一杯明日示大光》云：“萬里鄉山路不通，年年佳節百憂中。催成客睡須春酒，老卻梅花是曉風?！痹谕瑸槁迦说年?、席二人的書寫里，故鄉始終占據著重要話題的一隅。

此外，陳與義善寫自然氣候，詩作中多陰晴變化。作為特定場景，雨中所特有的凄清寂寞的氛圍在陳與義的筆下也時常和異鄉羈旅相關聯，如“地偏寒浩蕩，春半客竛竮”（《雨》），“五湖七澤經行遍，終憶吾鄉八節灘”（《雨中》），“容易江邊欺客袂，分明沙際濕年華”（《立春日雨》），借由“雨”這一物象將客愁與鄉思緊密結合，抒發他鄉之慨嘆。

綜上，家國破碎使得陳與義的詩歌在南渡后展現了與之前閑淡為主的風格所迥然的面貌，轉向了慷慨悲壯、深沉迂闊的基調。這種轉向體現在他的避亂詩中，以個人與歷史兩個層面的“詩史”特征表現出來。陳與義通過登樓與行舟建構了兩種相似而不同的文本空間，無論是在藝術手法，抑或思想感情方面都可圈可點。此外，詩中頻頻出現的為客之嘆由節序、鄉人和雨三種因素觸發，并和陳與義對洛中故土的回憶書寫一道構成了時空里的虛實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