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在生命”

趙翔天

對生命本真的闡釋及反思始終是藝術的母題之一。在癡迷對疾病進行書寫的作家筆下，總是隱含著其對人類生命終極價值的追尋，對人類原始生命本真的挖掘及探尋。因此，在這些作家的文本中，必然會灌注著自身獨一無二的生命體驗，形成自己獨特的生命書寫范式。沈從文的創作總是嘗試去發掘人類生命的深層意義，其對原始生命力及“愛”與“美”的頌揚，為讀者展示了人類生命根本意義的終極指歸。

一、沈從文生命書寫的生成背景

心理學家認為，作家的生命體驗、個人經歷及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的影子總會映照在其創作之中。因此，沈從文創作中的生命書寫，是其所處時代環境及其人生經歷，尤其是早期經歷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歷史上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人類對上帝及諸神的崇拜是他們得以生存延續的根基。但隨著文藝復興等巨大變革的接續發生，生物學、進化論等學科的迅速發展，人類逐漸走向歷史舞臺的中心，主體地位逐漸得到了確立，這恰恰是現代文明形成的主要標志之一。進而在現代文明轉型發展進程中，人類如何進行生命的延續成為重中之重?；璋祲櫬涞默F實環境，促使人類需要生成新的道德標準及價值觀念。創作初期的沈從文，恰逢中國向現代文明的轉型期，面臨著自身及社會的雙重轉型的各種問題，他必然會感同身受。

伴隨著“五四”啟蒙運動轟轟烈烈的爆發與發展，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受時代思潮的鼓舞，紛紛懷抱著建功立業的抱負遠赴他鄉來到城市，沈從文正是其中的一員。但是，陌生的城市環境遠非知識分子想象般美好。在現實環境的壓迫下，沈從文的美好愿望逐漸落空了，基本生存都無以為繼，更何況其躊躇滿志的抱負。在此情境下，沈從文開始思索自己的人生及創作道路，發現故土恰恰是治愈其精神危機的良藥，是其創作的不斷源泉。于是，他開始在文本中塑造記憶中的故鄉，向世人展示湘西淳樸、健康、原始的健康人性，構造了一座湘西的“希臘小廟”。與此同時，“啟蒙”與“救亡”的時代大潮也必然在沈從文作品中留下烙印。

除了外部社會環境的影響外，作家的個人經歷對其創作也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沈從文的作品總是有著童年經歷的影子，有些作品甚至可以看作是對其童年記憶的復刻。

沈從文的故鄉—西南邊陲的鳳凰小鎮，沅水流域遍布其中，地勢復雜多樣，自然風景優美。小學時期的沈從文總在大自然中感受風霜雨露的滋養，聆聽蟲鳴鳥叫。這種與大自然合二為一的經歷給予了他極其敏感細致的心靈與感受力，“我的心總得為一種新鮮聲音、新鮮顏色、新鮮氣味而跳”，“我的智慧應當從直接生活上得來，卻不需從一本好書一句好話上學來”，“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與感情的基礎”（《從文自傳·我讀一本小書同時又讀一本大書》）。對沈從文來說，自然、社會人生這本“書”才是其創作的源源不斷的源泉。

大自然的陶冶，盡管賦予了沈從文作品以濃厚的牧歌情調，但在平和與靜謐的背后，隱含著沈從文沉重的人文關懷與隱憂。歸根溯源，是因為沈從文在童年目睹了太多的湘西的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境況與血腥暴力。辛亥革命波及湘西時，沈從文親歷了種種流血事件，他對種種暴力行徑下的人性百思難解，“看到這些東西我實在稀奇，我不明白為什么要殺那么多人。我不明白這些人因什么事就被把頭割下”（《從文自傳·辛亥革命的一課》）。小學肄業后，沈從文開始了他的軍旅流亡生涯，到處都充斥著地方掌權者的無視王法、濫殺無辜的行徑。生命的廉價與無常，使沈從文產生了悲觀的宿命論意識，但他又企圖通過對湘西世界愛與美的描繪來超越這種宿命，這使其作品中總是籠罩著一股憂郁的氣息。

二、自然主義死亡觀映照下的生命書寫

沈從文曾說過，自己“是一個對一切無信仰的人，卻只信仰‘生命”（《沈從文全集》）。沈從文的大多數作品中執著于對生命原始健康美的塑造與頌揚，對生命的書寫，必然會涉及與生相伴相生的死亡書寫，在《邊城》《知識》等作品中，作者借人物之口訴說了自己的自然主義的死亡觀，即追求沖淡平和、恬靜平淡的敘述風格。但也有部分作品中的死亡書寫充滿了血腥暴力，《黔小景》中那挑著血淋淋人頭的桑木扁擔，《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山洞里的女尸，其他如《節日》《黃昏》《菜園》《我的教育》等作品，都對讀者產生巨大的審美沖擊力。

在《月下小景》中，為了追求至純至善的愛情，小寨主與女孩子選擇一起服毒自殺，“寨主的獨生子，把身上所佩的小刀取出，在鑲了寶石的空心刀把上，從那小穴里取出如梧桐子大小的毒藥，含放到口里去，讓藥融化了，就度送了一半到女孩子嘴里去。兩人快樂地咽下了那點同命的藥，微笑著，睡在業已枯萎了的野花鋪就的石床上，等候藥力發作”。這種為愛而死的結局背后蘊含著作者對個體生命價值的探索，作者消解了死亡固有的對社會意義的責任重擔，獲得了空前的精神解放和自由。死亡在其筆下，作為一種美德存在方式而值得被頌揚。中國傳統哲學講求天人合一的藝術境界，在這種審美追求影響下，沈從文將現實中殘酷的死亡付諸文學作品中，將其由無力改變的現實情境轉變為審美的藝術對象，用自然主義的死亡觀去書寫生命，在湘西美麗的自然風光中，賦予死亡以獨特的、全新的審美價值。

三、生命書寫的本質—“愛”與“美”

沈從文賦予了“生命”以全新的闡釋及界定。概括來說，沈從文筆下的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間，兩相對峙，糾紛隨來。情感可輕翥高飛，翱翔天外，肉體實呆滯沉重，不離泥土”（《潛淵》）。換句話來說，身處形而下層面的“生活”，是人類衣、食、住、行等低層次需求的集合。而身處形而上層面的“生命”，與人類崇高的精神需要相關聯，神圣不可侵犯。但隨著現代文明社會的建立及神的解體，“生命”與“神性”之間的內在聯結也受到影響，產生了分離。如何將“生命”與“生活”相統一，成為沈從文創作的終極追求。在此基礎上，沈從文向世人提出了“愛”與“美”的概念，他認為“我們實需要一種美與愛的新的宗教，來煽起更年輕一輩做人的熱誠，激發其生命的抽象搜尋，對人類明日未來向上合理的一切設計，都產生一種崇高莊嚴感情”（《愛與美》）。沈從文始終相信，只有通過“愛”與“美”才能造就“優美健康”的人生形態，才能拯救人類“生物學上的退化”。

生命本能所迸發出的性愛，彰顯出人類最原始、最本真的生命之愛，是生命得以延續的基礎?！睹慕稹け优c那羊》《月下小景》《神巫之愛》等作品中，皆彌漫著湘西人民強壯、健康的生命活力。湘西人民無所拘束地享受著性愛，遵循生命快樂原則，他們的身心都充滿著原始的生命活力。而偽善、墮落的現代都市人，他們呈現出一種“寺宦觀念”，即“閹寺性”，他們原始性愛能力的喪失，終將導致他們生命活力的匱乏甚至枯竭。對于“美”的認知，沈從文有許多獨到的見解，“一個人過于愛有生的一切時，必因為在一切有生中發現了‘美，亦即發現了‘神”（《美與愛》）?！吧谋举|，首先表現為擺脫金錢、權勢，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保栌睢稄倪叧亲呦蚴澜纭罚┥驈奈囊虼颂岢觥懊涝谏钡拿缹W命題。

“美”首先表現在吸收山川日月之精華而長成的湘西兒女的外在形體上。湘西的男兒們皆雄壯有力，如《龍朱》中的龍朱。沈從文認為龍朱是一個有血有肉、能伸能屈的硬漢，“美麗強壯像獅子，溫和謙順如小羊”?！哆叧恰分许橅樀膬蓚€兒子“皆結實如小公牛，能駕船，能泅水，能走長路”。二兒子儺送，諢名為“岳飛”，“不愛說話，眉眼間卻秀拔出群，一眼即知其為人聰明而又富有感情”。湘西的少女們美麗、開朗，她們有著湘西自然山水賦予的靈性，如十二歲便做了童養媳的蕭蕭，她“在抱抱丈夫、做做雜事中，像棵蓖麻一樣長大起來”，“婆婆雖然生來像一把剪子，把凡是給蕭蕭暴長的機會都剪去了，但鄉下的日頭空氣都幫助人長大，卻不是折磨可以阻擋得住”。

除了外在之美，內在的人性美更能將生命上升至更高的高度?！哆叧恰肥且磺硐肷捻灨?，“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恪盡職守、淳樸的老船夫，豪爽正直、不拘小節的船總順順，善良樂觀、純潔的翠翠，勇猛果敢、處事果斷的天保和儺送等，這些湘西人物皆是湘西兒女人性美的代表。正如批評家劉西渭所說：“這些可愛的人物，各自有一個厚道然而簡單的靈魂，生息在田野晨陽的空氣?！彼麄儭皩τ谏顩]有過分的奢望，他們的心力都用在別人身上：成人之美”（李健吾《邊城—沈從文先生作》）。

總之，沈從文對“愛”與“美”的詮釋，對湘西兒女原始生命形態下的人性美的挖掘，都是試圖運用湘西的古老健康生命力量，去重塑理想的民族品德、民族文化。

故鄉是生命的起始點。沈從文一方面排斥現實存在的故鄉，另一方面又不斷地去尋找精神故鄉，以此來對抗黑暗腐朽的社會現實。古樸的湘西世界賦予了沈從文生命書寫以理想主義的審美色彩。沈從文探索生命與死亡，尋求民族的延續及精神血脈的重塑，實質上都是出于對生命終極意義的探尋及終極關懷。沈從文的創作之豐富，生命書寫視域之寬廣，也必然會使相關的死亡、暴力敘事等研究催生出新的生長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