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家軍為何不受朝廷待見？

讀宋史，我們經常會想，假如宋高宗不是個慫蛋、昏君，而成了明主，比如能力、氣量、見識都堪比李世民那種，那能不能逆轉兩宋之間的頹勢，不讓宋朝敗得那么窩囊，甚至直搗黃龍呢？

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很有可能的。因為讀宋史我們都隱約有一種感覺，好像兩宋之間的局勢并沒有那么差，岳飛、韓世忠這樣的大將確實是很能打的，淪陷區更有數百萬遺民父老等待光復，民氣可用，而且對手金國腐敗得相當之迅速，完顏兀術之后基本就沒什么能打的名將了。如果不是趙構、秦檜這樣的昏君奸臣組合拖后腿，宋朝憑什么不可能翻盤呢？

但這只是我們在讀《說岳全傳》這樣的小說，或初讀歷史時的那種直觀感覺。如果你肯看得再深一層，理解中國古代帝制王朝的某些深層邏輯，你就會知道，兩宋之間的那種潰敗，其實有一些必然性。

中國古代帝制歷史上，存在一個難解的大BUG——東亞相對封閉的地緣環境，導致了我們的國家只要還停留在農業社會階段，可耕種的土地，其實也就是歷代大一統王朝控制的那一部分，換而言之經濟蛋糕一共就那么大。

而我們的祖先又選擇了秦式帝制這樣一種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每個王朝發展到后期，不受限制的皇權以及依附于其上的宗室、官僚、貴族一定會利用權力在蛋糕上切走越來越大的部分。這個進程注定是無法依靠一兩個明君或清官阻止的。

可受地緣限制，基于農業的經濟蛋糕又有限，于是二者之間的矛盾遲早會達到一個燃爆點，最終顛覆整個王朝，而在經歷亂世之后，每個新王朝重新獲得穩定、迎來“治世”的秘訣其實又高度單一——殺人，也就是用殺人的方式來對既有財產占據者完成“暴力清零”。對百姓來講，這叫“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對貴族精英來說，則是“天街踏盡公卿骨”。

等人死得差不多了，舊體系就被打破了，作為農業生產最重要資源的土地就可以順暢地進行再分配，老百姓又可以通過“授田”等制度得到足夠糊口的田地了。等待新朝的權貴們重新開始滾雪球，直到再次突破那個臨界點。

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幾乎是古代中國特有的“治亂循環”現象的真相。

但這個規律中，有兩個朝代（特別倒霉地）成為了例外，那就是兩晉和兩宋。

晉朝和宋朝的共同特點，用傳統史學的話來說，就是其君主“得國不正”，司馬炎受禪登基，趙匡胤陳橋兵變，與其他王朝大多是君主帶著功臣們在疆場上一刀一槍把江山打下來的不同。晉和宋兩代的朝代更迭，其實都是一個統治集團內部通過宮廷陰謀完成的一種權力調整。如果按照古希臘對權力體系的區分方法，它們都屬于最典型的“僭主政治”。

而僭主政治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僭主本人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需要在統治階層內部進行“贖買”。說白了就是給好處，讓說得上話的人都念你的好，這樣才不會有人總去想你受禪登基或陳橋兵變的事兒。所以晉代寵溺士族，宋代厚養士大夫，這兩個決策的原因其實是一樣的。

晉、宋這兩個朝代無法像其他朝代一樣在自己的統治集團內部做減法，逼迫精英們吐出嘴里的財產勻給百姓，相反，還要想方設法給精英們“喂飯”，好堵住天下的悠悠之口。

可這樣一來，社會矛盾就會變得非常尖銳了。

所以我們看到，與一般大一統王朝不同，晉、宋這兩個朝代并不存在一個亂世之后的矛盾緩和平穩期，失地農民、內遷胡人等社會底層，幾乎在王朝建立之初，就一直處于一點就炸的邊緣狀態。因為這兩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土地分配狀態就類似于其他王朝終末期的水平。

西晉從八王之亂到五胡亂華的事兒，咱就不提了，就說宋朝吧，北宋和南宋加一起一共只有319年，可你知道期間的農民起義到底爆發了多少次嗎？

答案是，僅見于史料的就有434次！

是的，434次，平均每年發生1.4次，且分布得還相對均勻?？梢哉f，整個宋王朝，就是與內部的農民起義相始終的。

相比于邊境上的遼人、金人、蒙古人，《水滸傳》里宋江那樣的“好漢”才始終是趙宋官家們最頭疼的心腹大患。

可是你是否又會覺得非常奇怪？宋代鬧了那么多次農民起義，可最終卻沒有亡于農民起義。

恰恰相反，北宋和南宋滅亡的兩個時期，反而是宋代農民起義爆發最為稀少的時期，好像“好漢們”和大宋官軍真的有一種默契，一旦少數民族政權打上門，咱內部就不打了。

那這個怪現象究竟該作何解釋呢？

其實答案就藏在《水滸傳》這樣的小說里。

在小說《水滸傳》中，宋江這伙人從扯桿子造反打家劫舍，到受招安成為官軍，轉而為朝廷賣命，這個過程其實是非常絲滑的。沒有人真的提出什么太大的異議，李逵等人所謂的“招甚鳥安”頂多也就是替大哥在朝廷面前傲嬌一下，裝個高冷，提高一下要價。

而像央視版電視劇《水滸傳》改編中，林沖在受招安時就被氣死了，其實這個劇情小說里壓根沒有。在小說里，宋江在受招安時說得很明白，“愿去者自去，并不強留”，可是百單八將最后全留下來了，山寨里的小嘍啰也就走了個零頭而已。

這里面的隱含意思，就是大伙其實都愿意接受招安，甚至本來扯旗子造反，就是沖著“受招安”去的。

讀過真實歷史后你會發現，這個現象，絕對不是小說作者為了“忠義”而進行的洗白虛構，而是高度符合宋代的歷史史實——甚至可以說，《水滸傳》中其他可能都是演義、戲說，但就這一點是真的。

宋代的農民起義，真像方臘那樣認認真真地造反，最后搞得自己要當皇帝的，真的屬于極個別的個案。大多數“農民起義”都搞得極不認真。

他們都跟小說中寫的宋江這伙人一樣，從起事之初，“就存了個報效朝廷的心思”。當社會上的失地農民、閑散無賴、落魄精英積聚到一定數量，他們就會攢起伙來嘯聚為盜。

而這些當時被稱為“賊寇”后來被稱為“起義”的武裝力量，共同的最終目標往往就是被朝廷所招安。所以，宋代有個很奇特的特點，那就是“義軍領袖”往往不會像其他朝代的一樣，自稱什么“皇帝”“天師”“天下都知兵馬大元帥”之類的嚇人名號——那樣將來跟朝廷談判就沒余地了。

好比說，你起事時先把牛吹出去了，說自己是什么“齊天大圣”，然后朝廷招安詔書下來一看，就封你當了個弼馬溫……那你就算不是猴，你面子上也掛不住，對不對？

宋代的義軍領袖，多跟歷史上的宋江一樣，自稱個什么“保義郎”之類的。保義郎是什么？其實就是宋軍中一級武官的稱號而已。

也就是說，宋江這個樣的宋代土匪鬧事兒，那是跟朝廷明碼標價的——你滿足了我的這個編制需求，我就接受招安！很高效吧？

也是因為這個道理，就像《水滸傳》小說中多次暗示的，除去真正跟山寨結仇的情況，宋代義軍跟朝廷打的，多半也都是“樣子仗”，一伙人打到州縣門口，鼓噪一下，把縣太爺嚇唬一番，讓他趕緊寫奏章，告知朝廷轄區有這么一伙兒“心存報效”的“好漢爺”，也就完了。

就算真的遇上官軍要打，他們也多半會選擇其實在真實戰爭中并不常見的武將單挑，為的就是將雙方傷亡降低到最小的限度，以便日后成了同事，不傷和氣。

是的，宋代的“農民起義”其實大多是一種走投無路的底層民眾向朝廷討要“活命本”的手段，而宋朝也樂于通過招安、贖買，將起義軍變為“體制內”官軍的方式，消弭這種矛盾。

所以為什么宋代“冗兵冗官”的問題始終無法解決？原因就在這里。冗官，是因為宋代的“得國不正”讓“趙宋官家”必須通過厚養士大夫的方式贖買他們這些地主精英的政治同意。而縱容地主的超限度擴張，制造的大量失地破產農民，又迫使朝廷必須不斷招安大量的“賊寇”，內化到自己的軍事體制中，于是又有了冗兵的問題。

那么養這些人的錢從哪兒來呢？回答是商業。從商鞅時代開始，古代皇權一直以其出奇的敏銳將商業資本視為帝國的最大敵人，并進行嚴厲制約。但宋代因為其空前的財政壓力，不得不執行“放水養魚”的政策，通過許可商人經商收稅的方式，維持其財政。

這樣，宋代將傳統農業的蛋糕分給政治精英士大夫，換取他們的支持，通過放開商業許可，換取商人們的供養，再用商業的獲利招安、供養被排擠出來的失業、破產農民，以維持穩定。整個宋朝的國家系統，就這么轉起來了。兩宋三百年，在穩定度上看比兩晉要好很多，原因就在于它的這套系統整體上還是成功的、可以為繼的。

但這也留下了一個嚴重的隱患——宋朝的軍隊系統，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保衛這個王朝的武裝力量，而是它花錢贖買并內化進入體制內的不穩定因素。

盜匪們接受招安、失地農民們被迫參軍，歸根結底只是為了尋求一個活路而已。

所以宋代的軍隊雖然名為雇傭兵，但與中世紀歐洲雇傭兵往往是高素質、高戰力的代名詞不同，宋軍的士氣在很多歷史場景下低下得令人咋舌。

哪怕是在最精銳、常年參與對西夏作戰的西軍之中，弩手們臨戰每射一箭還要趕緊現發賞銀才能維持士氣。每遇大戰，如果軍隊不能及時拿到封賞，輕則士氣低下，重則直接嘩變，這樣的事情從宋初開始一直鬧到宋末，數不清出了多少次。

而士大夫們也相應地非?？床黄鹞淙?，認為他們都“無德”甚至是“丘八”，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從本質上說，宋代的軍隊，并不是朝廷的依仗，而是被朝廷內化的敵人，是被養起來不作亂的“亂民”。

而用這種眼光，你再去看兩宋之交趙構為首的南宋小朝廷的很多選擇，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逃亡過程中，歷史上真實的趙構相比于怕金兵，其實更怕的是護衛他的那些宋軍。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發生的苗劉兵變已經把趙構嚇破膽了，在此以后，趙構和他的軍隊之間根本無法建立基本的信任。

比如，他剛登基那幾年，東京開封城其實還在宋朝的手中，東京留守、主戰派的宗澤上表跟他說東京現在有“百萬可用之兵”，只要陛下肯回鸞，臣立馬帶著大軍過河擊破女真云云。

但趙構聽到這個消息的反應，是“悚然”。

很多學者認為趙構這里是在忌憚宗澤的兵多，我覺得恰恰不是的。宗澤是個文臣，宋朝皇帝是不怕文臣掌兵的。

趙構想到的是，宗澤說的那一百萬大軍，并不是誓死忠于他的軍隊，而是一百萬需要被朝廷招撫、等著填飽肚子的嘴。

靖康之變后，中原糜爛，大量老百姓在走投無路之下只能揭竿而起，由于不堪忍受金人欺凌，他們當然會打出抗金的宋軍旗號，于是才有了宗澤所言的那么大的聲勢。

可是如果皇上真的來了，又不能按照宋朝的慣例給這些“勤王軍”“義軍”以封賞、供養，那會發生什么？這些士兵調轉槍頭，就會成為脅迫甚至殺死他的“亂軍”。

所以兩宋之交的中國北方，實際上發生的是一場金人入侵掩蓋下的農民大起義。金國決策層在這一點上是非常精明的，他們抓著“二圣”一北狩，“中原失主”，全國一下子冒出了成百上千個宋江。

面對百萬帶著大宋旗號、等待朝廷出錢招安的“宋頭領”們，趙構意識到自己沒有資本再像其祖輩們一樣對這支隊伍完成“并購”了。

因為宋朝這家“公司”在當時已經破產了，他的朝廷來不及重建財政，用其所熟悉的那套方式贖買這么多軍隊的效忠。

資產不足，于是趙老板做的只能是進行“業務收縮”，躲到江南去重建自己的系統。

當然，這個過程中，也有人想過另搞一套。

比如名將、民族大英雄岳飛。

岳飛的岳家軍的確堪稱亂世中的一股清流。這支軍隊不是靠朝廷的封賞和劫掠驅動的，岳家軍被要求“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岳飛則告訴自己和同僚，只要“文官不愛財，武將不惜死”，國家就還有救。

我看過有考證認為，岳飛組建這支岳家軍，應該是受了遼國末年郭藥師組建的“怨軍”的啟發。

岳家軍激勵其士兵的主要動力，并不是靠金錢，而是號召他們打回故鄉去，為受辱的妻兒老小報仇雪恨。對金人的國仇家恨和保衛妻兒老小的共識，是這支軍隊奮戰的主要動力。

從這方面講，岳家軍的體系，不是宋朝所熟悉的那種以金錢為驅動的“雇傭軍”系統，反而接近古羅馬早期或民族主義興起之后那種以共同信念、志向感召士兵戰死沙場的“公民兵”體系，所以其戰斗力在冷兵器時代是超強的。

但也正因如此，岳飛和他的岳家軍才會為宋高宗所無法容忍，因為“公民兵”這種體系天然含有反皇權的屬性。

對岳家軍的士兵們來講，如果他們的岳大帥能夠實踐自己的諾言，光復河山甚至直搗黃龍，那么還要坐在臨安城里的那位皇上有什么用呢？

站在趙構的角度，他顯然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岳飛成為中國版的凱撒大帝。

相似的問題，東晉時的祖逖北伐、桓溫北伐、南北朝的陳慶之北伐都出現過——偏安的南方王朝不是沒有出現過有志收復故土的猛人，可是出了這樣的人，對王朝的威脅其實更大。

而當這個問題在南宋再次出現時，敏銳的宋高宗立刻就把這個他的皇權體系中無法容納的冗余清除掉了。

趙構確實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否則他也不可能籠住兩宋之間那樣的亂局——你看相似的情況，南明不就沒籠住么。

而史載，在岳飛剛被殺的時候，朝堂上的士大夫其實沒人給他喊冤——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帝制系統必須作出的操作。

是的，復盤歷史你會發現，兩宋之交宋高宗趙構的那些選擇，看似是出于他作為一個“膽小鬼”的自由意志，但實則是一種歷史邏輯經過百年、千年的發展走到最后的必然。

歷史上真實的趙構，面臨的是這樣一個窘境——宗澤所說的“百萬大軍”，他沒有足夠的賞銀收買，而岳飛的岳家軍，他的賞銀又使不上。他的列祖列宗給他留下的這套“祖宗之法”體系，其內部根本就無法兼容一個戰斗力足夠與金人抗衡的強軍。

想要抗金，他就必須推翻這一整套體系，但他能做到么？真做到了，宋朝還是宋朝，古代中國帝制還是帝制么？

趙構不是華盛頓，他也不想做華盛頓，如果他想做的是華盛頓，那么當初擁戴他的人，就不會讓他當皇上了。于是他能做的只能是跑，跑到一個他所繼承的這套系統依然能兜得住的地方，“臨安”起來。

這，應該才是歷史的真實。

（摘自微信公眾號“海邊的西塞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