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爾頓《文學事件》中“非純粹性”價值的探索與掘進

楊鈞雁

2017年，伊格爾頓所著的《文學事件》被引入中國后，引起了理論界的一定關注，但研究成果頗微，在批評對象的廣度與深度上尚有進一步探索的空間。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中指出文學活動由作品、世界、作家、讀者四者共同構成，此“四要素說”范式仍對現階段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研究具有重要影響。目前，以《文學事件》為主要研究內容的論文在研究成果上大致可分為三個方面：對比《文學理論導論》研究伊格爾頓的文學本質觀流變，研究文學語言的虛構層面，研究讀者的閱讀策略，即作者、文本、讀者三方面。換言之，在對《文學事件》的當前研究中缺乏對“四要素說”范式中“世界”要素的關注?；诖?，本文將從伊格爾頓《文學事件》的核心觀點“策略說”入手，以缺失的“世界”要素為聯結點梳理《文學事件》的核心觀點，并進一步探索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等流派不同程度建構“純粹性”思想的背景下，《文學事件》超越二元論的“非純粹性”立場。本文意聚焦于文學事件研究的核心范疇“獨異性”，演示在“無利害審美”與“意識形態產物”的虛假兩難處境中，《文學事件》對處理審美的形式與內容、文本與世界等問題的獨特價值。

一、《文學事件》“策略說”梳理

（一）處理作者與世界關系的策略

“文學作品的悖論之一在于，在不可改變性與自我完成方面，它是‘結構，然而它必須在永恒運動中進行自我完成，并且只能在閱讀行動中實現自己，就此而言它又是‘事件?！保ㄒ粮駹栴D《文學事件》）

伊格爾頓認為的“策略”是文學成為“事件”的關鍵，即作者突破固有模式的結構化過程，以文學帶有“自我指涉性”的特有方式對內容進行編排。在傳統文學與現實二元論成為探討文學問題的無意識前提的環境中，“策略”理論的顛覆性意義得以凸顯。唯物主義哲學觀的影響形成了強調“文學是現實反映”的傳統二元論，這樣一個文學創作與研究的天然邏輯起點易導致創作無法脫離現實邏輯，研究無法脫離現實可見性等問題。伊格爾頓則用“文學性”巧妙離開二元論場域，規避了此類局限性。伊格爾頓借用了詹姆遜的“潛文本”概念，打破了文學與現實的簡單對應關系而代之以復雜的態度處理文學的自我建構。也就是說，文學“不再被視為外部歷史的反映，而是作為一種策略性的勞作……由此挫敗了一切內部與外部二元論的僵化認知”（伊格爾頓《文學事件》）。在此意義上講，“策略說”中的世界之于作者，既是文學產生的因素，更是文學解構的對象。相比于說作者忠誠于世界創作文本，更契合“策略說”的應為作者忠誠于文本中編織的語境世界，現實的外部世界不過是文本形式的指涉對象。

（二）處理文本與世界關系的策略

伊格爾頓認為，文學具有人類按照自我意義編織和重組現實的意義建構價值，獲得了獨立于物理世界律令外的自我指涉性。而文本策略的關鍵在于形式對內容的編排，如何在穩定文本自我指涉性的結構的同時，實現對動態問題語境的回應，或者說如何在文本不可分解的形式與內容之間尋求和解與平衡。比如，伊格爾頓在書中以《失樂園》中審美形式與意識形態的對立，表達出作者人文立場的曖昧為例，說明“和許多文學文本一樣，《失樂園》拋出它試圖解決的種種問題，有時候在此過程當中還會創造出更多的問題”（伊格爾頓《文學事件》），即文本的復雜性不在于物理世界而在于形式與內容的持續性互動。

在處理文本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上，伊格爾頓否定了只偏重結構外殼的“絕對形式主義”靜止文本觀，也對巴迪歐、戴維森等已有的“事件”哲學頗有隔膜。在伊格爾頓看來，文學自我指涉性的完成不是單純的語言學問題，他贊同費什“文本的特性是人們以某種方式給予關注的產物”（伊格爾頓《文學事件》）的觀點，以“基于依據目標功能實時進行自我統合”闡述自我指涉性。依靠于形式與內容動態化的統一整合，伊格爾頓的文本具有了轉換為事件的生成性與開放性，文本策略的世界觀在文本實踐中得到表征。

（三）處理讀者與世界關系的策略

文本無論是作為具有開放性與生成性的結構化過程，還是對其包含語境的想象性回應，都具有讀者介入的必要性。伊格爾頓借用伊瑟爾的觀點闡述閱讀策略：“我們在閱讀時或多或少會在建立幻象和打破幻想之間來回擺動。在試錯的過程當中，我們對文本提供的資料加以組織或重組?！保ㄒ粮駹栴D《文學事件》）

這里強調了讀者的閱讀不是對靜態結構的介入與解讀，而是“積極介入一組策略以便解讀另一組策略”（伊格爾頓《文學事件》）的動態化過程。文本在其構造的開放性語境中拋出假設并給出想象性回應的過程是作者“策略”性的書寫，讀者的閱讀一方面是以自身策略多元解讀作者策略以實現文本的結構化過程，另一方面也產生了作者與世界關系對讀者與世界關系的生成性影響。生成性影響促使文學完成“事件”意義，也在動態化互動中為讀者呈現物理世界中懸而未決的問題，其意義在于呈現而不在解決。伊格爾頓認為文學“不會就自己提出的問題給出教科書式的解決方案”（伊格爾頓《文學事件》），也沒有必要過度強調目標導向，文學存在于逃離標準范式的顛覆與沉默之間，從這一點來說文學與世界的關系就不能僅以政治意識形態主導的說法囊括。

文學的獨特價值在于非確定、非唯一的生成性，但這也并不意味著需抽象地剝離世界與文本的實用化聯系，“策略”在作者、文本、讀者與世界之間謀求到了一個可靠的關聯點。正如伊格爾頓所言：“文學作品反映了詞語和現實之間的烏托邦式的統一?！泵撾x現實追求單純的審美意義只會使文本成為孤立的純粹性存在，形式與意義的共生使文學之為文學。

二、文學的“獨異性”與“非純粹性”問題

（一）文學事件的“獨異性”

將文學視為“事件”并非伊格爾頓所首創，最早的學理出處也在《文學事件》的注釋中有所提及：

將文學視為事件，參見Derek Attridge，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London and New York，2004），pp.58—62.

伊格爾頓同時期的德里克·阿特里奇在《文學的獨特性》中對文學事件作出了正面論述，其論述從語言層面開始將核心聚焦于文學事件的“獨異性”。阿特里奇所說的作為事件的語言，首先指的是語言對規范的偏離與革新，這類似于什克羅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論，通過對傳統規則的挑戰和重鑄來挖掘語言的分歧與張力。這實質上是阿特里奇對“文學工具性”的反思，但阿特里奇沒有止步于此，他進一步指出：“并非每一次需要對原有規范進行重塑的語言革新就是文學創新……只有當這種重塑事件被讀者作為一個事件而體驗，并且這個事件開啟了意義和情感的新可能性的時候，或者更確切地說，這種開啟具有事件性的時候，我們才能夠解釋文學?！币簿褪钦f，并非每一次“語言的偏離”都是一次語言的革新，只有當它促使文學本體成為潛在的可讀對象，并開啟讀者新的情感與意義可能性的時候，才可以被認為是一次“作為事件的語言”的完成。阿特里奇從動態生成性的語言出發，將其構建的文學同樣置于不穩定、開放性的事件過程中，提出了獨異性的創新概念，“并不產生于不可還原的物質性核心，或者我們使用的文化框架不能滲入的純粹偶然性之脈，而是產生于一般特性的排列，在構造一個實體時那些特性會超越由一種文化規范所預先編制的可能性”（阿特里奇《文學的獨特性》）。這段文字很明顯地區分了獨異性與特殊性、偶然性等概念的不同，受到獨異性構詞的影響，其含義常被人所誤解。

語言實踐中的獨異性問題是引發阿特里奇思考的起點，他試圖通過分析文學文本與其他類型文本內在語言機制的運作差異，尋求文學語言的獨異性，但在諸種嘗試中表明此類從創作者視角切入文學事件研究獨異性的方式并不可取，也就是說文學事件獨異性的完成主體實然是讀者。文學不同于靜態的文本，其獨異性體現在差異的生成，使閱讀成為動態的、開放的“事件”。閱讀是“事件”而非對象的標志就在于“體驗”，當讀者談及文學作品時所論述的不是統一標準的百科全書式范式，而是涉及私人化情感體驗的閱讀感受和回憶想象。

除了上述動態的生成性外，獨異性作為“對規范與習慣的一種調整過程”，也有區別于唯一性、相異性、偶然性的特殊意義。首先，獨異性不是一種性質，而是一個事件，它作為特殊的文化事件在調整規范的過程中連接過去與現在。其次，獨異性的要義在于創造與生成的過程，而非尋求相異性的結果以得到不可復制的優越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于，獨異性的本質是非純粹的，這準確地擊中了現代思想轉型的要義。下面本文將單獨圍繞“非純粹性”的內涵與價值進行探索與補充。

（二）“非純粹性”問題

針對獨異性的要義“非純粹性”，阿特里奇有這樣一段論述：“它本質上不純潔，總是容易受到污染、嫁接、事故化、重新解釋與再文本化。它也不是無與倫比的；相反，它是顯著地可加模仿的，并可能引發大量模仿?！保ò⑻乩锲妗段膶W的獨特性》）

阿特里奇對“非純粹性”的關注集中在論述獨異性區別于唯一性具有可復制性與再文本化，即事件與重復的關系。但“純粹性”的內涵在發展中得到不斷擴充與豐富，與之相對“非純粹性”的研究也不應局限于對獨異性與唯一性的區分，而應探索其在文學事件及思考文學與“世界”關系領域，更具現代意義的獨特價值。

18世紀末19世紀初興起的浪漫主義思潮，追求消除束縛與對立的絕對自由，詩化情感下，對陌生化表達的追求與天然情感的釋放，使文學創作與研究指向“純粹化”的終極導向。浪漫主義早期主張“純粹性”不同于現實世界的完美烏托邦，至本雅明將“純粹性”推至形式層面對純粹語言的追求。19世紀中期康德與席勒藝術的純粹性思想發展，在法國出現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傾向，“純粹性”概念得到基本的確認與發展。20世紀后，后印象派、達達主義等帶有解構性質的現代藝術流派，急于在對傳統藝術的反叛中尋找藝術的純粹真實，“純粹性”含義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但康德的無功利思想作為基本要義從未得到顛覆。海德格爾闡述的純粹“上手”狀態、“此在”本真狀態等均建立在康德的無功利思想基礎上，康德也被公認為雖未直接談及純粹性，卻為純粹性的確立與發展提供了思想根據?？档绿岢觥昂夏康亩鵁o目的”說，其純粹性思想是建立在理性主體的認識能力之上“對理性的純粹性使用”。

海德格爾雖支持純粹性以無功利思想為基礎，但他并不認同無功利等同于純粹性。尼采提出對康德意義上的純粹性的批判，他認為康德用無功利概念將藝術導向無生命的世界，而真正的藝術不應是無功利的。俄國形式主義過分強調文學內部與外在形式的二元對立，易出現局限性強的狹義文學創作與研究，懸置隔離文學與“世界”聯系的政治價值和倫理意義。常有研究者對《文學事件》將“策略”與政治意識形態捆綁的論述進行批判，但意識形態本身是組成歷史真實不可剝離的部分，創作與閱讀作為不摻雜利害的審美過程無法割裂對潛文本的生產與接受。

但也需承認的是伊格爾頓對意識形態堅持存在片面之處。伊格爾頓指出藝術可以在形式方面自由延展，但在框架中需完全隸屬于意識形態。文學創作與批判如果完全傾向對無利害的形式美追求，會將抽象審美懸置于內容之上，樸素意義的泯滅是文學大眾趣味的權利性剝奪，文學大眾化的審美意義在對審美意義的“純粹化”追求中反被壓制。伊格爾頓在《文學事件》中試圖回撥，對形式主義缺失的政治和倫理維度進行了一定補充。

綜合來講，《文學事件》雖在一定程度上受伊格爾頓長期堅持的政治批評立場影響，在部分觀點上展現出政治主導色彩，但是瑕不掩瑜。文學事件的獨異性對康德在理性認知上的“純粹性”觀點具有突破性意義，在超越二元論的“非純粹性”立場上融合包容。它揭露了在被提純和美化的表象背后更為復雜的“世界”，在美的概念意義中尋找到了丑的價值?！安呗浴崩碚摰奶岢鲆蚤_放性的姿態展現世界遠超乎想象的未知性和嚴峻性，為審視文學與現實、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獨特視野和現代思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