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生活：網絡空間生產對現實世界的復雜影響

內容提要 網絡空間是人類創造的全新的生活空間，它既有存在論意義上的物質性、客觀性，也有認識論意義上的建構性、主體間性。社會世界是人類直觀感受到的、現實生活的世界，是人類對經驗的、感知的世界的理解和解釋，是主體間不斷進行的建構和再建構的過程和結果。網絡空間可以被認為是社會世界的一個載體或容器，網絡社會世界是在網絡空間內展開的數字生活。在數字技術、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社會世界不僅包含現實社會世界、網絡社會世界，還包含現實社會世界與網絡社會世界的融合。首先從“空間研究”的思想史出發，梳理康德、列斐伏爾、索亞等人的空間研究成果，然后在此基礎上對網絡空間的生產和結構進行闡釋。其次，從數字技術、人工智能對傳播環境和社會關系的改造出發，研究當前社會世界結構的復雜化，提醒公眾注意智能機器在社會世界中不斷強化的主體性。

關鍵詞 先驗感知 人工智能 網絡空間 社會世界 智能機器主體性

駱正林，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我國青少年網絡輿情的大數據預警體系與引導機制研究（20&ZD012）”的階段性成果。

空間是表征物質存在的一個維度，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主要坐標，是人類生活得以展現的載體或容器。從某種程度上看，人類的歷史就是對空間資源的利用史，是對空間的社會意義進行建構的過程。在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時代，人類創造出一個全新的網絡空間，相應地，人類生活的社會世界也逐漸數字化，并且加速向數字空間轉移。算法技術不斷加速人類的生存節奏，我們“不斷為時間壓縮、位置壓縮、資源壓縮而加速競爭，以爭朝夕”[1]。人工智能更是觸發了機器思維使之覺醒，社會世界不再是單純的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物、物與物的關系不斷出現并強化。人在社會世界中的生活變得更加復雜化，人類發展的不確定性也在快速增加。

一、從社會空間到數字空間：索亞的地理學想象對網絡空間生產的啟示

歷史上很多哲學家都探討過空間問題，但他們主要在意識層面談論空間，將空間放逐到社會生活的邊緣，而懸置或忽視了空間內豐富多彩的人類生活。20世紀以后，隨著工業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空間逐漸從“形而上”滑落到“形而下”的位置，開始被看成社會生產的要素、城市規劃的載體。20世紀60年代，以列斐伏爾、?？碌葹榇淼乃枷爰覀?，從身體空間、城市空間和全球空間等角度展開空間探討，掀起了一場名為“空間轉向”的社會科學范式革命。索亞繼承了空間轉向的成果并發展出“第三空間理論”，而第三空間為我們理解網絡空間帶來新的想象力。

1.空間生產與列斐伏爾的空間三元組合

列斐伏爾從物理、精神、社會三個維度來劃分空間，我們可以把列斐伏爾所理解的空間劃分為三種：物理空間、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列斐伏爾沒有直白地表達他的觀點，而是用一個辯證的三元組合演繹了三個空間之間的關系。這個三元組合是空間實踐（感知的空間）、空間的再現（構想的空間）和再現的空間（實際的空間）。感知的空間是人們直接感知的物理空間，它是可以被準確測量和描繪的空間。感知空間是為空間實踐預設的空間，它是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的前提，也是社會空間生產的物質基礎。構想的空間是使用語言符號建構的精神空間，是控制性、條理性話語實現統治的空間，它是感知的空間在人類思維中的再現。構想的空間與特定的生產關系相關，生產關系賦予構想的空間設計或秩序，因此，構想的空間是權力監督和意識形態控制的再現。

物理空間和精神空間的劃分，或者說感知的空間和構想的空間的劃分，這對普通人來說并沒有理解的難度。列斐伏爾的貢獻是在感知的、構想的空間之外，提出了再現的空間（或實際空間、社會空間）的概念。在列斐伏爾看來，再現的空間是人們居住和使用的空間，是權力展示其功能的空間，也是邊緣群體反抗統治秩序的空間。再現的空間既包含感知的空間、構想的空間，也與感知的空間、構想的空間具有明顯的差別，是一種“被建構的、被生產的、被規劃的”[1]空間。我們可以從物理空間、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的劃分中，對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作一個簡化的理解：物理空間是物質存在論基礎上的空間，但它必須通過人的感知才能進入意識系統（所以稱為感知的空間）；物理空間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是資本主義空間實踐的載體。精神空間是人們在意識領域構想的空間，它是社會關系、權力關系在空間的再現，是知識和權力對空間的設計與統治。社會空間是馬克思主義實踐論基礎上的空間，是各種社會關系、政治關系再現的空間，是人們實際居住和使用的空間。社會空間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結果，也是資本主義再生產的資源。

2.索亞對第一空間、第二空間的重新闡釋

索亞受到列斐伏爾的三維辯證法的啟發，提出了富有后現代色彩的第三空間概念。索亞的空間旅行有兩個背景：一是他繼承了列斐伏爾的空間旅行路線，二是他洞察到后現代生活世界的開放性。在索亞看來，20世紀70至90年代的生活世界是“徹底開放的”且“開放徹底的”世界；以政治為中心的生活世界無所不包，它超越了所有的學科領域，但人們永遠不能徹底認識生活世界；然而生活世界的知識對人類又具有強大的誘惑力，它能夠引導我們在奴役中尋求變革、解放和自由。因此索亞指出，第三空間就是生活世界的無限構成，是持續演化、無法穩定的結構形態。索亞還在第三空間理論的基礎上，“深刻揭示了都市重建和轉型過程與資本積累危機重構的深層關聯”[2]。

索亞在列斐伏爾的基礎上，對三個空間的劃分作了進一步的解釋。第一空間是一種物質的和物質化的物理空間，是能夠根據其“外部形態”直接把握的空間?？梢酝ㄟ^觀察、實驗等經驗手段直接感知第一空間。第一空間偏重客觀性和物質性，它力求建立關于空間的形式科學。在第一空間內我們可以考察物質和運動的位置、地點和環境；可以考察空間內的物質化現象，如形態、圖案和變化等；還可以考察社會世界的圖像化地理，如家庭、建筑、村莊、城市、民族、國家、世界等。受到現實幻象和科學假定的影響，最初“第一空間認識論開始專注于空間事物的物質形式，而把人的空間性主要看作是結果或產物”[1]。隨著人們對第一空間認識的不斷深化，實證地理學逐漸向行為地理學、批判地理學轉變?！暗谝豢臻g的社會生產被看作是歷史的展開，是不斷變化著的地理的演化序列，是人與其建筑物包括自然環境的能動關系的產物?！盵2]

第二空間認識論是對占據主流位置的第一空間認識論的挑戰，是對第一空間闡釋的強制客觀性和過度封閉性的反駁。索亞的第二空間對應列斐伏爾的構想的空間，或者我們可以直接稱其為精神空間。第二空間是藝術家、建筑師、城市管理者等精英們構想的空間。第二空間認識論認為，“空間知識的生產主要是通過話語建構式的空間再現，通過精神性的空間活動來完成的，最純粹的第二空間形式是全然觀念性的，它從構想的或想象的地理獲得觀念，并將這些觀念投射到經驗世界中去”[3]。第二空間是通過話語建構的符號空間、觀念空間，它是理想化的、拔高過的空間認識論，也是現代主義的認識論。第二空間認識論并非不承認物質現實，而是認為“關于物質現實的知識”本質上必須要通過思維獲得，因此第二空間是精英們占統治地位的空間，是精英們通過文字或圖像表現出來的他們對世界的主觀想象。

3.具有豐富地理學想象的第三空間認識論

索亞第三空間的結構比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更加清晰，第三空間可以表述為包含和超越“真實-想象”的空間。具體來說，第三空間包含真實的、物理的空間，也包含想象的、精神的空間，同時還包含真實與想象的復合，以及對“真實與想象”復合的超越。在索亞看來，第三空間具有以下特點：首先，第三空間是由差異構成的空間，是邊緣群體開展反抗與進行改革的社會。第三空間是激進主體創造的聚集地，是他們突破“中心-邊緣”關系的“真實-想象”的空間；邊緣群體通過站在邊緣立場，獲得了一種戰略性的站位，粉碎和超越了固有的“中心-邊緣”關系。其次，第三空間總是保持激進的開放的姿態，隨時接納和保存抵抗性力量和創造性成就的都市記憶。索亞以女權主義和后殖民話語為例說明第三空間的開放性。20世紀70年代后期興起的女權主義者，批判城市空間生產中的男性中心主義，批判父權在城市人造環境中留下的種種印記。在真實與想象融合的、徹底開放的都市空間內，后現代女權主義解構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對立，他們超越性別差異進行思考，在城市邊緣地帶、在社會文化層面打破了男性中心主義。第三空間是兼容差異、批判和抵抗的空間，在第三空間內城市一次又一次被制造成身體的擬像，而身體被城市化、都市化為大都市的身體，在權力的生產和再生產中身體成為關鍵的要素?！吧眢w”是個人和政治的隱秘點，是一個個情感小宇宙，人們重新燃起對“身體”的濃厚興趣，身體的空間性、情感性在都市生活中開始占據中心位置。

索亞認為第一空間是前現代認識論，第二空間是現代性認識論，而第三空間則是后現代認識論。索亞的第三空間充滿了人文地理學的色彩，他強調人、身體在空間內的重要性，人和身體是空間建構的主體也是空間建構的素材。第三空間是一個面向未來、無限開放和不斷被創造的空間，是在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中，不斷地被建構與再建構的空間。因此，索亞認為他的第三空間不是一個穩定的、靜止的空間，甚至“第三空間”這個名詞也不是固定的詞匯，他鼓勵人們發明一個更好的詞匯來取代“第三空間”?！霸钪婢W絡空間是基于大數據、智能算法、區塊鏈技術的新空間體系?！盵1]索亞的第三空間觸發了我們的想象力，沿著索亞的空間旅行的路線，我們可以觀看到網絡空間內的無限風景。

二、網絡空間的二元構造：機器算法、人工智能對社會世界的影響

都市空間是資本主義大規模生產的結果，也是西方公共權力尋求身體控制的地方，更是城市居民創新生活世界的載體。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以數字技術為中心的互聯網快速崛起，在網絡空間內“傳播不再是以人類為中心的活動，機器也能夠作為傳播主體，人際傳播與人類傳播等同地成為人類基礎的傳播活動”[2]?；ヂ摼W創造的網絡空間（或數字空間）非常類似于第三空間，但它并不等同于第三空間。沿著索亞等人的空間旅行的路徑，我們能夠更深切地理解網絡空間，并對網絡空間的內部結構進行有意義的詮釋。

1.從“第三空間”的視角理解網絡空間的內涵

索亞提出的第三空間可以有兩種理解路徑。從構成要素上看，第三空間包括物理空間、精神空間、真實和想象的復合，以及對“真實和想象復合”的超越。從社會性質上看，第三空間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結果，是城市化、都市化的伴生物。第三空間是凸顯主體性的空間，是徹底開放的空間，它可以容納一切邊緣的、抵抗的和創造的要素，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主客體互構的空間。從直觀感受來看，網絡空間非常類似于第三空間，第三空間的很多理論資源都能夠用來詮釋網絡空間。

網絡空間和第三空間的相似之處在于：首先，索亞認為第三空間是一個徹底開放的社會空間，是包含真實、想象、真實與想象，以及“超越真實與想象”的復雜的生活空間。誕生之初，網絡空間被人們廣泛地稱為“虛擬空間”，然而，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網絡空間已經遠遠超出虛擬空間的內涵。它將人類的社會關系、生產關系、利益關系等卷入其中，成為一個與自然空間深度聯系，但又超越“真實與想象”的空間。其次，第三空間是資本主義生產的過程和結果，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建構與再建構，是對人類現有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的再造和超越。因此，索亞認為“空間是社會創造的一種結構，是一種社會產品而不是社會的環境內容和容器”[3]。網絡空間不僅打破了地理空間的界限，將地理空間打碎后重新組合，還創造性地生產出獨特的數字空間。在數字空間內，人類的社會關系、生產關系被大面積地解構和重組，數字國家、智慧城市正在創造新型的城市空間和生產關系，各種形式的網絡空間再造了人類的生活世界、社會世界。再次，索亞認為第三空間是包含差異和反抗的空間，他從批判性人文地理學角度主張空間正義，呼吁尊重都市個體的尊嚴和權益。第三空間理論寄托著索亞的烏托邦幻想，他期望通過廣泛的社會運動實現空間正義。自誕生之日起，網絡空間就被賦予了理想主義色彩，其被認為是超越身份和等級的平等的交往場所，是邊緣群體、弱勢群體自由表達的天堂。顯然，網絡空間最終沒有沿著大眾美好的愿望發展，權力和資本很快進入網絡空間，并且對身體和話語實現了更強大的規訓和控制。

索亞的第三空間是一種社會性建構，是思維和經驗空間化的結果；第三空間突出了人在空間中的主體性，是抵制與反抗現有社會秩序的一把利劍。將第三空間的相關理論用于網絡空間，可以加深我們對網絡空間的理解和反思，如網絡空間的后現代性、建構性、反抗性、復雜性等。然而，網絡空間除了認識論和社會性意義，還具有存在論和結構論的色彩，這似乎超出了第三空間所圈定的范圍。第三空間理論加深了我們對網絡空間的理解，網絡空間又使第三空間的特征更加清晰，因此第三空間和網絡空間是兩個相近的、相互關聯的概念，但網絡空間的內涵比第三空間更加豐富。

2.網絡物理空間與網絡社會空間的功能分化

通常人們將媒介看成信息傳播的工具，媒介通過傳播過程建構社會世界的意義，但是庫爾德利等注意到媒介還具有物質性，媒介可以通過物質化建構社會世界的基礎環境。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庫爾德利等提出了二元媒介觀，“作為技術（包括基礎設施）的媒介和作為意義生產過程的媒介”[1]。為了更好地闡釋網絡空間的生產和結構，我們可以將二元媒介觀發展成三元媒介觀，即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媒介：作為基礎設施的媒介、作為傳播技術的媒介和作為傳播過程的媒介。這里之所以將“作為技術（包括基礎設施）的媒介”拆分成“作為基礎設施的媒介”和“作為傳播技術的媒介”，是因為我們給不同層次的媒介安排了三種不同的功能：作為基礎設施的媒介建構的是網絡物理空間，作為傳播技術的媒介建構的是網絡社會空間，作為傳播過程的媒介建構的是社會世界的價值和意義。

如果從空間生產的視角來看，作為基礎設施的媒介和作為傳播技術的媒介，在空間生產中的作用是不同的。網絡物理空間也可稱為網絡原始空間，它為社會世界的建構準備了基礎條件，也為行動者準備了行動的空間。數字媒介的基礎設施是網絡物理空間的必要條件，這些基礎設施包括硬件系統、軟件系統和通信協議。硬件系統包括計算機、路由器、通信設備、有線或無線聯結，軟件系統包括網絡通信系統（如TCP/IP協議）、網絡操作系統（如Windows、Linux等）和網絡應用系統。網絡物理空間是硬件和軟件共同創造的數字土地，是權力、資本和技術協同生產的結果，是等待人類開辟和耕耘的電子新大陸。隨著國際互聯網的發展，各國形成了包括主干網、地區網和本地網的三層網絡結構。理想中的互聯網可以實現全球互聯互通，但因為各國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不同，不同國家在國際互聯網中的地位也懸殊。掌握著根服務器和主干網絡的國家，毫無疑問在網絡空間內居于霸權或主導地位。

網絡物理空間具有公共性、開放性和創造性，其一經生產就對所有人開放，理論上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能夠圈定和耕耘屬于自己的數字土地。網絡社會空間也稱網絡功能空間，它是人類在數字土地上建構的家園和社區，是人類占有和規劃網絡空間的結果。在前文歸納的三元媒介觀的第二個層次，媒介可以被看成“作為傳播技術的媒介”。這里的傳播技術與基礎設施有著明顯的區別，它主要指各種應用性軟件，這些軟件將網絡物理空間規劃成各種社區。在各種應用軟件構造的虛擬社區中，家家戶戶都成為田園般的“電子小屋”，人們在遠程工作和生活中享受到更大的自主權和靈活度。網絡物理空間主要是由國家政策主導的生產空間，網絡社會空間則是由國家和社會共同建設的結果，國家的政策引導是主導，民間的建設力量是主力。網絡社區是人們生活在網絡空間內的結果，它是智慧城市、數字國家的初級社會組織，也是網絡社會空間的主要表現。網絡社區的存在需要有專門的力量來維護，維護網絡社區的力量主要有三種：話語、資本和權力。

三元媒介觀的第三個層次是“作為傳播過程的媒介”，這個層次的媒介主要建構的是社會世界的價值和意義。雖然第三層次的媒介的主要功能是“社會世界的建構”，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三種層次的媒介和媒介的三種功能不是孤立對應的，它們在建構社會世界的過程中總是相互作用、相互關聯的，這個過程是不斷建構與再建構的過程。網絡社會空間搭建的是人類數字生活的城市、家園和社區，它期望在數字地理學的范疇內重建地理和國家概念。網絡社會世界是在網絡社會空間建構的周遭世界、共同世界，它包括網絡空間內的基礎設施和數字環境、人在網絡空間內的數字日常生活、網絡空間內的各種社會關系（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的關系）、網絡空間內社會秩序的構造等。傳統社會世界是在自然空間內展開的，現代人賴以生存的社會世界包括自然空間內的社會世界、數字空間內的社會世界，以及自然社會世界與數字社會世界相互作用的關系和內容（如圖1所示）。正是因為有了數字社會世界，人類整體的社會世界出現了結構性變化。

3.媒介的中介化建構及機器對社會世界的影響

社會世界（social word）深受生活世界（life world）概念的影響，生活世界理論是胡塞爾晚年的重要研究成果。生活世界就是我們生活于其中的那個世界，是普通人直接感知的周遭世界（Umwelt）。20世紀60年代，舒茨等人將現象學引入社會學，創立了有別于傳統社會學的“現象學社會學”。舒茨吸收了胡塞爾的生活世界的思想，并在胡塞爾基礎上前進了一步，提出了“社會世界”的概念。生活世界一般指個體感知到的周遭世界，社會世界則是我們共享的共同世界（Mitwelt）。社會世界最初是由人建構的，但社會世界卻具有客觀實在性。在我們出生之前社會世界就已經存在，在我們死之后社會世界依然存在。當我們生活在社會世界之中時，我們在與他人（如父母、朋友等）的互動中感知社會世界，并從社會世界獲取文化、道德、規則等社會資源，同時我們的行動也會改變他人、改變社會世界。因此，社會世界是一個主體間性的世界，是我們共同參與建構和再建構的人際溝通的世界，也是“我”和“他人”共享的世界。

庫爾德利等將社會世界概念引入傳播學，認為社會世界是“行動者能夠解釋和理解的東西”，某種意義上社會世界就是“通過這些解釋和理解建立起來的一種構造”[1]。庫爾德利等歸納出社會世界的三個特征：其一，社會世界具有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e）；其二，日常生活是社會世界的基礎；其三，社會世界內部分化成多個領域。根據對社會世界的日常體驗，我們可以深化對社會世界的理解：首先，社會世界以自然環境、日常生活為基礎，自然環境不僅包括天地山川，還包括人創造的物質世界；其次，我們通過日常生活建立起各種社會關系，這種關系既包括“人與人”的關系，也包括人與環境（或人與物）的關系；再次，社會世界是在我們與他人、我們與物打交道的過程中感覺到的世界，是一個不斷被建構和再建構的主體間性的世界；最后，社會世界是由持續的交流、解釋、理解所建構的意義世界，所以傳媒是社會世界建構的中介性力量。伴隨數字時代的來臨，數字媒體給我們創造了一個全新的生活空間，人類的社會世界快速向網絡空間延伸。與之相適應，現代社會世界建構比傳統社會世界建構更加復雜，新生的機器智能不斷強化其對社會世界的影響甚至控制（如圖2所示）。

現代數字媒介不再是單純的傳播中介，它還是網絡空間生產的物質基礎，或者說數字媒介已經轉化為數字生活的環境和背景。人在傳統社會世界中需要和“物”發生各種關系，自然環境、物質世界各自有其發展規律，人需要協調好人與自然環境、物質世界的關系，例如，我們要保護天空與大地免受人類活動的污染?？傮w來看自然環境是沒有意志的，“人”在社會世界的意義建構中占據主導地位。但在網絡空間內，網絡物理空間是由硬件和軟件構成的，系統軟件為網絡物理空間設定了程序和規則，網絡物理空間不再是一個純粹的無意識的環境。人類要在網絡物理空間內建設功能社區，必須遵循網絡物理空間的基礎程序。如電腦網絡有Web1.0、Web2.0和Web3.0的差異，手機網絡有4G、5G和6G的不同，人類在不同物理基礎上搭建的功能社區，必然受到該系統的基礎軟件的限制。在網絡社會空間，各種社會關系的建構同樣不是自發的、協商的。在各種數字社區中人類表面上自由交流，實際上卻受到各種應用軟件的規訓?！叭缃?，大量的社交媒體用戶被證實并非真正的人類，而是被自動化程序操縱的社交機器人。社交機器人可以在算法驅動下自動化地生成賬號和設定個人信息，模擬人類關注其他用戶和發布消息?！盵1]在社會世界的關系中，既有人與人、人與物的關系，還有物與物的關系。隨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發展，物的意識逐漸覺醒，社會世界不再單純是人理解的世界，而成為人與機器共同解釋和理解的世界。

三、人工智能改造數字生活：網絡空間內社會世界的復雜化

人工智能通常被劃分為弱人工智能與強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也被稱為應用型人工智能，它只能解決特定領域的專項任務，可以部分取代人腦的工作，沒有人的思維和意志。如AlphaGo雖然可能戰勝人類的頂尖棋手，但它的能力只局限于圍棋，本質上還是人類使用的智能工具。強人工智能也被稱為通用人工智能，它的目標是全面復制人的智慧，最終能夠勝任人類所有的工作，即機器具有獨立思考能力，能夠獨立解決問題，甚至具有類似于人的情感和意志。無論弱人工智能還是強人工智能，機器都以某種“意志”影響社會世界的建構。弱人工智能的“意志”更多體現的是“少數精英的意志”，強人工智能可能體現的是“精英和機器博弈后的意志”。隨著大模型在自然語言方面的突破，人工智能正在強化對社會世界的干預，社會世界的結構和秩序正在發生劇變。

1.數字技術改造了日常生活場景，現代社會關系更加復雜化

庫爾德利認為社會世界的變化不是“占主導地位的媒介”單獨作用的結果，而是特定時空環境下“傳播媒介總體”影響的結果；傳播媒介總體是相互作用的媒介集群或媒介域，如當代的媒介域包括報紙、廣播、電視、網絡、手機等，正是媒介域的變化影響社會世界的變化。庫爾德利的媒介發展史觀摒棄了簡單迭代論，他更加注重媒介環境對社會世界的影響。媒介環境的變化與媒介技術的某些高潮或浪潮有關，媒介技術的變化推動了社會世界的媒介化浪潮。庫爾德利根據近600年來媒介環境的變化，將媒介化浪潮劃分為四個階段，即機械化浪潮、電氣化浪潮、數字化浪潮，以及正在向我們走來的數據化浪潮。每次媒介化浪潮都是媒介環境的本質變化，但這種變化并不是在所有國家、地區同樣地發生，在不同的國家、地區媒介化浪潮催生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和社會。媒介化浪潮的作用特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技術革命促使媒介根本性創新的出現（即浪潮的波峰），另一方面媒介創新會產生長期的社會影響（即波峰的漣漪效應）。

數字化、智能化的媒介化浪潮，徹底改變了日常生活的背景，如全球生活的同步化、經濟活動的全球化、媒介組織的強大、信息傳播的共同敘事等宏觀環境的變化，脫域交往、跨時空傳輸、同步體驗、數字社區、數字抗爭等微觀環境的變化。數字媒體的聯結和運行制造了全新的網絡空間，“虛擬世界已經覆蓋了現實社會的所有個體，人們被持續地趕入數字世界”[1]。社會世界的場景轉向媒介平臺和互動站點，日常生活可以跨越遙遠的距離，可以征服不連續的時間。傳統社會世界“面對面”交流的特征被沖淡和改寫，“此時此地”的“面對面”交流變成“此時彼地”“彼時彼地”的在線接觸。社會關系不再錨定固定的時段和地點，身體缺場成為社會交往的典型情境。信息傳播和數據處理改變著人們的空間體驗、人們對城市和家園的感知，也改變著對地點、方位和疆域的原有定義。行動者在網絡空間繼承和創新社會行動，數字行動的意義經理解后又被鑲嵌進行動語境中，成為社會世界下一次建構的社會資源。

數字生活場景的變化豐富了網絡空間的社會關系，在“人與人”的關系發生革命性變革的同時，“人與物”“物與物”的關系也在發生重大變化。隨著物聯網的發展、人工智能的進步，自然空間的“物”漸次蘇醒，它們以“極大的不確定性”進入數字社會世界。當道路、建筑、路燈、汽車、冰箱、電視、空調、廚具、手表、眼鏡、服裝、配飾等都能聯網時，自然空間和數字空間會高度地融為一體。在自然和數字融合的全新的社會世界，人們會看到更多由算法生成的“客觀存在”“客觀事實”，這些存在和事實都是建構各種關系的資源。在復雜的社會關系背后，系統軟件和隱性權力實現了對社會世界的操縱，訪問權限和進入密碼決定著個體的社會身份和空間權力。

2.數字世界加速取代真實世界，物質身體正在被改造成技術身體

在數字化、數據化時代，“作為基礎設施的媒介”建構了網絡空間，在網絡空間人類感知世界的方式發生了變化。網絡空間的社會交往更加豐富多彩，我們可以以隱身狀態注視千里之外的對象；可以分離表情與異地的人交流；可以和完全陌生的人探討公共或私人話題。當網絡社會關系深度鑲嵌進“人與物”的關系之中，網絡社會世界便出現了很多重大變化，如網絡空間越來越成為社會活動的主要空間，社會生活越來越依賴智慧城市和數字家園，通信、轉賬等電子功能重新構造了家庭的概念，數字空間內的社會關系變得更加功利化、主題化。

傳統社會世界的主體是人，“人與人”的關系是社會的主導，人的社會化是在人與環境的調適中實現的?，F代社會數據像流水一樣無孔不入，媒介生成的數字世界正加速取代真實世界。在“人與人”“人與機器”的復雜社會關系中，人與人的身體也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在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時代，人際的交流出現了“離身”現象，媒體傳播內容也表現出概況性和去空間化等特色。隨著社交媒體尤其是基于AI、VR等技術的社交媒體的出現，“具身性”重新回到社交場域。在網絡空間內，“身體不再是冷冰冰的肉體，個人的欲望與感知得以凸顯”[2]。在AI、VR構造的全方位、全媒體的網絡空間內，五官（聽覺、視覺、觸覺、嗅覺、味覺）的功能被充分發掘，“視覺”不再是進入網絡空間的唯一通道。視感媒體正在向身感媒體、多感媒體轉變。生活在數字社會世界的我們，已經回不到前媒體時代的本真狀態，我們的身體和行為都被極大地改造，人類的身體正在由物質身體、文化身體轉化為技術身體、數字身體。

3.機器智慧逐漸被喚醒，機器在社會世界中的主體性增強

人類的進化過程就是一個不斷突破能力限制的過程，人類對自身能力的突破是靠進化工具來實現的。工業革命將人的體力外包給機器大力士，人的生物體能被超越；信息革命將人的腦力外包給“靈長類機器”，人的自然腦力正在不斷被取代。人工智能就是利用機器模擬人類的智慧，它從人腦中提取智慧并將其編輯成機器程序，然后將程序植入機器，驅使機器幫助人類計算和思考。弱人工智能認為，計算機是由人設計制造的，它只會按照人定的程序去工作，永遠不會具備人的問題意識和推理能力。強人工智能認為，計算機不會始終是人類使用的輔助工具，只要開發出適當的運行程序，計算機照樣可以具有甚至超越人類的智慧。強人工智能主要有兩個演化路徑：一是計算機通過全面模擬人類的智慧和情感，逐漸獲得人類所擁有的獨立判斷和邏輯推理能力；二是計算機逐漸和人類智慧分道揚鑣，產生一種完全不同于人類的知覺和意識。人類在自然空間內的漫長演化史，使我們產生了強烈的“人類中心主義”。絕大多數人更認同弱人工智能的觀點，認為人類制造的機器始終不會超越它的制造者，人工智能永遠會處在人的掌控和監督之下。然而，OpenAI推出了ChatGPT，整個世界看到了人工智能的關鍵突破，強人工智能開始顯露它的崢嶸。人類的偉大之處就在于能夠用自然語言交流，交流讓人類走出原始蒙昧的狀態，也讓人類創造出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ChatGPT、文心一言等大語言模型極大地震撼了世界，人們震撼的不是它們能夠寫作、畫畫，而是它們數字交往的底層邏輯發生了變化。就像人類經歷過原始的童年階段一樣，目前機器人生成的內容還比較粗糙，但只要機器與機器、機器與人能夠自然交流，那么強人工智能的未來將是可怕的。

人工智能技術正在不斷賦予機器智慧，機器智慧的覺醒強化了機器的社會主體性，帶來了社會世界關系和秩序的變化。自從人類進入數字化時代，社會世界中的關系和秩序已今非昔比。在智慧城市和數字國家的建設中，公眾必須和各種各樣的“電子人”打交道。需要通過“數字公務員”辦理各種公務，依賴數字平臺獲取生活服務，需要“電子警察”“電子哨兵”維護社會治安……這些“電子人”全天候工作，“他”們按照設定的程序和人類交流，只會公事公辦、秉公執法，從不理會人的情感，很少進行交往互動。人工智能會改善“人-機”交流的情感性和互動性，但它絲毫不會降低機器在交流中的霸權。人工智能的霸權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機器智慧出現自我進化，或者機器程序出現差錯，偏離人類控制的軌道，進而形成對人類的霸權；二是機器被人類惡意操縱，成為控制人類或犯罪的工具，社會世界中的少數人獲取絕對霸權，他們對多數人實施精準、殘酷的身份控制和經濟剝削。機器之間的交往是誠實的，它們之間沒有欺詐和壓迫。目前，機器霸權并非社會世界的主要問題，人們最擔心的是野心家利用機器實施絕對的人類霸權。當社會世界受到越來越多的監控和跟蹤，車站、超市和候機廳等生活空間陸續被改造，社會空間的安全性和確定性不斷在降低。

四、結語

在數字技術、人工智能快速成熟的背景下，社會世界不僅包含自然社會世界、網絡社會世界，還包含自然社會世界與網絡社會世界的融合。網絡空間是人類數字生活的容器或載體，數字社會世界是在網絡空間內布展的數字生活和交往世界。自然空間的社會世界包含各種社會關系，“人與人”的關系在社會世界始終占據主導地位。但在數字社會世界智能機器的主體性不斷強化，“人與物”“物與物”的關系逐漸凸顯，有人甚至擔心未來會出現智能機器對碳基生命的操縱。從漫長的生命演化史來看，人類是在一次次的生存挑戰中進化到今天的。人工智能帶來的困惑是“人造的麻煩”，我們沒有必要將這種麻煩過于放大，只要理智、謹慎地處理人工智能，相信人類生活的社會世界將會變得更加豐富而美好。

〔責任編輯：玉水〕

[1]王淑華：《加速世界的數字時間體驗及觀看文化》，《現代傳播》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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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克亮：《元宇宙“數字共同體”：去中心化還是建構中心化》，《閱江學刊》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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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尼克·庫爾德利、安德烈亞斯·赫普：《現實的中介化建構》，劉泱育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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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師文、陳昌鳳：《社交機器人在新聞擴散中的角色和行為模式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年第5期。

[1]徐冠群、朱珊：《媒介技術的抵抗：青年“數字極簡主義者”的生活實踐》，《傳媒觀察》202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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