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崗補貼對企業員工配置效率的影響研究

陸建明 郭曉翔

基金項目：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穩崗補貼政策對企業員工配置效率的影響研究”，項目編號：2021YJSB356。

作者簡介：陸建明（1979—），男，天津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郭曉翔（1991—），男，河北經貿大學經濟學院教師，博士。

摘要：就業乃民生之本，穩崗補貼是中國政府穩就業的重要宏觀政策，但已有研究對穩崗補貼政策實施效果的實證檢驗證據較為缺乏。本文利用2013—2018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樣本，使用傾向得分匹配與雙重差分法實證考察了穩崗補貼對上市公司員工配置效率的影響。研究結論表明：（1）穩崗補貼能夠顯著提高上市公司的就業穩定性，并通過減少企業冗員顯著促進上市公司員工配置效率的提升。（2）穩崗補貼的政策效應當期便會體現，且具有較好的延續性。（3）穩崗補貼對員工配置效率提升的促進作用在非國有企業與高市場化水平地區更為明顯。研究結論為客觀評估穩崗補貼在員工配置效率方面的政策效應提供了一個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

關鍵詞：穩崗補貼；員工配置效率；員工冗余；員工短缺

中圖分類號：F832.51；F272.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24）０2－０032－13

一、引言

我國目前正處于人口結構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近年來，在持續內外部沖擊的影響下，我國就業環境日趨復雜。我國政府始終堅持就業優先戰略，將就業放在“六穩”“六?！惫ぷ髦?。穩崗補貼（又稱穩崗返還）是指中國在調整、優化產業結構過程中，對采取有效措施不裁員、少裁員、穩定就業崗位的企業，由失業保險基金給予的財政補貼，旨在更好地發揮失業保險預防失業、促進就業的作用，激勵企業承擔穩定就業的社會責任。自政策實施以來，穩崗補貼在穩定就業崗位、助力企業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補貼金額與其所惠及的企業數量總體上也呈現出逐年遞增態勢。

企業是解決就業問題的主力軍，全面保護和激發企業活力為推動國民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員工配置效率則是企業治理能力的體現，關乎企業的長期發展，員工配置低效率會導致企業經營難以為繼。雖然穩崗補貼有助于維持企業就業穩定，但其本質上也是一種市場干預行為，扭曲了市場資源配置，對企業而言也可能會成為一種“政策性負擔”，進而產生企業冗員增加、員工配置效率低下等副作用。因此，深入考察穩崗補貼對企業員工配置效率的影響，對于優化我國穩崗補貼政策、改進政策實施效果具有重要的意義。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利用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采用傾向得分匹配與雙重差分法，深入考察了穩崗補貼對企員工配置效率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

本文主要從企業員工配置效率的測算、影響企業員工配置效率的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3個方面梳理已有研究的進展。

（一）企業員工配置效率的測算

相關研究大多利用回歸估計所得殘差值來衡量企業的員工配置效率，但在具體的使用方法上存在不同。一部分學者利用殘差值原值衡量企業的“超常員工”或“超額雇員”，即相對于殘差值更小的企業，殘差值更大的企業存在更為嚴重的“超常員工”或“超額雇員”現象[1]，并將正值作為“冗余員工”的衡量指標，將負值的絕對值作為“員工短缺”的衡量指標。一部分學者利用殘差值的絕對值衡量企業的“員工配置效率”，認為無論是“冗余員工”還是“員工短缺”都是企業員工配置效率低下的表現[2]，再同樣地進一步分離“冗余員工”與“員工短缺”的取值。還有一部分學者根據殘差值是否大于0，判斷企業是否存在“冗余員工”現象，并構建虛擬變量進行分析[3]。此外，也有一些學者采用了非殘差值估計的其他方法來測算企業的員工配置效率[2，4，5]。

（二）影響企業員工配置效率的內部因素

與員工配置效率的后向研究相比，關于員工配置效率的前向研究與本文研究主題的關聯更加密切。一方面，國企的員工配置效率較低，這一結論在學術界已形成較為統一的共識。國有控股的比率越高，企業的冗員問題越嚴重[6]，且在高管具有政治關聯的國有控股企業中，冗余員工要明顯高于非政治關聯公司，但政治關聯與否對員工短缺沒有影響[7]。另一方面，非國有大股東的進入則有助于減少國企超常員工，且相對于國有大股東，非國有的大股東數量越多，持股比率越高，影響作用越明顯[8]。張偉華等利用2007—2017年滬深兩市國有上市公司數據，同樣證明了民營股東參股能夠有效地減少國企的超常員工[9]。另外，沈紅波等還考察了員工持股計劃對企業超常員工的影響，結果表明，與民營企業相比，員工持股計劃在國有企業中其實并未帶來明顯的超常員工下降[10]。

（三）影響企業員工配置效率的外部因素

政府行為一直被認為是影響企業微觀行為的重要因素[11-13]，所以政府行為對企業員工配置效率具有直接或是間接的影響作用。直接影響方面，柳學信和張宇霖利用政府直接補貼與稅費返還之和除以總資產來衡量政府補貼強度，發現政府補貼顯著增加了企業雇傭冗員的可能性[14]。李匯東等則采用市場化指數中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指標的相反數以及地方政府的財政盈余與國內生產總值比值的相反數衡量政府對企業的干預水平，并觀察到政府的干預行為提升了民營企業的員工冗余程度[15]。另一方面，一些國家宏觀政策的實施也可能會產生間接的影響。蔡偉賢等的研究發現，最低工資標準的上漲確實顯著降低了企業的員工配置效率，且主要體現在員工短缺程度的加深[2]。而張宏亮和王靖宇將2009年和2014年兩次國企高管薪酬管制視為政策沖擊點，使用雙重差分的方法，考察了“限薪令”對國有企業超常員工的影響，發現薪酬管制會使高管激勵來源轉移到晉升激勵之上，從而間接增加了國企的超常員工負擔[16]。陳麗霖、劉鎧豪和王雪芳則以稅收相關政策為切入點進行了討論，前者的研究結果表明增值稅轉型在總體上緩解了企業超常員工困境，后者認為減稅降費等宏觀經濟政策的落實有助于企業穩定勞動力需求，并實現員工配置效率的優化[17-18]。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主要從政治關聯、股權性質、政府行為等視角探討了這些要素對員工配置效率的影響。目前，國內分析穩崗補貼政策效應的文獻非常稀少，劉國良從偏離工資風險負擔原理等方面指出了現有穩崗補貼政策所存在的問題，并將其與德、美短工補貼制度進行了對比，認為其難以有效應對經濟不景氣下的經營危機[19]。孫守紀等則進一步指出，能夠獲取穩崗補貼的企業大多是國有企業等失業風險較低的企業，而失業風險較高的企業往往難以獲得補貼政策的支持，致使政策實施效果偏離預期[20]。但以上分析內容皆側重于總結性的評述，缺少實證檢驗結果的佐證，因此，很難真實反映穩崗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雖然陸建明和郭曉翔的研究實證考察了穩崗補貼政策對上市公司就業穩定性的影響，發現穩崗補貼顯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就業穩定性，且政策效應具有較強的可持續性[21]，但還未考慮到其對企業員工配置效率影響的問題，相關經驗證據較為缺乏。

鑒于此，本文可能的創新之處主要存在如下兩點：一方面，穩崗補貼是中國政府實現“穩就業”的重要宏觀政策，且仍在實施之中。但由于政策實施時間較短、數據不可得等原因，目前尚未有文獻為穩崗補貼能否提升企業員工配置效率提供足夠的經驗證據，而本文利用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樣本，實證檢驗了穩崗補貼對企業員工配置效率的影響作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現有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在政府大力推動科技創新、加快產業結構轉型的背景下，本文研究成果不僅有助于加強企業轉型升級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大政策宣傳力度的作用，同時也為政府進一步完善政策，擴大政策實施效果，實現更充分、更高質量就業提供了較為堅實的經驗支持。

三、模型與數據

（一）模型的設定

企業獲得穩崗補貼并非隨機事件，考慮到選擇性偏差問題以及不可觀測的時常因素皆有可能對估計結果造成不利影響。因此，為有效識別穩崗補貼的政策效果，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以下簡稱PSM）和雙重差分（Difference in Difference，以下簡稱DID）的方法進行實證分析。事實上，將兩種方法結合起來使用，確實可以實現更好的實證效果，不僅能夠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互補劣勢，也可使估計結果更為準確[22]。

先將接受過穩崗補貼的上市公司作為處理組，將從未接受過穩崗補貼的上市公司作為對照組，采用逐年匹配的方法，在每一年，為處理組尋找與其特征最為相近的對照組樣本，估計傾向得分所使用的計量模型如下所示：

P（treat=1|X）=Exp（βX）/[1+Exp（βX）]（1）

式（1）中β為常數，X為匹配變量，包含企業特征變量（企業員工規模、員工年齡、是否為國有企業、是否為產能過剩行業、是否位于東部、是否位于中部）、財務特征變量（總資產、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資產負債率、總資產凈利潤率、營業利潤增長率）以及其他可能影響到企業接受穩崗補貼的變量（環境保護，政府補助總額），所有匹配變量皆滯后一期。P（treat=1|X）的含義是在給定X的條件下，個體接受穩崗補貼的條件概率，即傾向得分。使用其作為距離函數進行匹配，盡量使處理組樣本的條件概率與對照組近似，減小甚至消除選擇性偏差對估計結果帶來的不利影響。在匹配方法的選擇上，采用核匹配方法進行基準回歸分析，并使用1∶4K近鄰匹配法與卡尺內1∶5K近鄰匹配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接下來，在PSM的基礎上結合DID進行實證分析，以消除不可觀測的時常因素的影響。具體來說，本文借鑒已有文獻的做法，構建多期雙重差分估計模型進行分析[23]，估計模型如下所示：

empeffit=β0+β1treati×timet+β2Xit+？啄i+？滓t+？茲j+？著it （2）

式（2）中i和t分別表示上市公司個體和時間，empeffit主要代表上市公司的員工配置效率①。本文在基準回歸中主要借鑒薛云奎和白云霞的方法計算殘差值，并利用其絕對值的負數來表示，值越大，表明員工配置效率越高，反之則說明員工配置效率越低[24]。treati表示是否接受過穩崗補貼，treati=1表示接受過穩崗補貼，屬于處理組。同樣，treati=0為經過匹配后的對照組。timet表示首次接受穩崗補貼的時期，接受穩崗補貼前timet=0，接受穩崗補貼當年及之后時期timet=1。Xit為控制變量，包含：（1）年齡：用公司上市年限來衡量；（2）是否為國有企業：根據上市公司股權性質判斷，若為國有上市公司，取值為1，反之為0；（3）總資產：以總資產的對數來計算；（4）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利用第一大股東持股數與公司總股本的比值來衡量；（5）資產負債率：用負債合計除以總資產來測度；（6）總資產凈利潤率：用凈利潤與總資產平均余額的比值來表示；（7）營業利潤增長率：用營業利潤本年本期金額與營業利潤上年同期金額之差除以營業利潤上年同期金額來測算；（8）環境保護：若上市公司通過了ISO14001認證，取值為1，反之為0；（9）政府補助：以上市公司本期接受的政府補助金額加1并取對數表示。同時，本文也控制了企業固定效應（？啄i）、時間固定效應（？滓t）以及行業固定效應（？茲j）。其中，系數β1是本文關注的核心解釋變量系數，若β1皆顯著為正，則說明穩崗補貼顯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員工配置效率。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二）數據的處理

本文旨在考察穩崗補貼能否提升上市公司的員工配置效率。實際上，上市公司獲得的政府補助種類繁多，形式各異，所涉及的領域也較為廣泛，所以最為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甄別“某項政府補助是否為穩崗補貼”。已有研究大多使用文本分析方法，結合具體的字段或關鍵詞篩選出符合研究需要的政府補助[25]。本文借鑒已有文獻的做法，并參考相關政府文件對穩崗補貼的文字描述，首先，在“政府補助項目”中進行字段搜索，若包含“穩崗”“穩定職工就業崗位”“穩定崗位”“崗穩”“崗位穩定”等關鍵詞，則認定該項政府補助為穩崗補貼。其次，若“政府補助項目”對補助的描述不夠詳細，則在“政府補助說明”中對關鍵詞進行重復檢索，進而判斷該項政府補助是否為穩崗補貼。最后，本文還對政府補助明細數據進行了更全面細致的排查，最終共得到5582個穩崗補貼樣本。

穩崗補貼政策從2015年起開始實施[26]。同時，考慮到近幾年國內就業受外部沖擊影響較大，為了更好地評估穩崗補貼對上市公司員工配置效率的影響，本文選取2013—2018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數據來源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并對數據作如下處理：（1）剔除金融行業、ST、ST*、PT的上市公司樣本；（2）剔除在樣本期間內進行過IPO或是發生過退市的樣本；（3）剔除關鍵變量存在缺失值的樣本；（4）為消除極端值的影響，對連續變量逐年按1%和99%的水平進行上下百分之一極端值處理（Winsorize），最終獲得2016家持續經營的上市公司樣本。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共同支撐假設檢驗與平衡性假設檢驗②

匹配質量往往決定了估計結果的可靠性，所以在進行PSM—DID之前需要進行共同支撐假設檢驗與平衡性假設檢驗[27]。前者檢測的是處理組與對照組的傾向得分取值范圍是否存在相同的部分，后者則考察了兩組間的特征差異是否被很好地平衡。

一方面，核匹配的共同支撐假設檢驗結果表明，大多數觀測值均在共同取值范圍內，所以共同支撐假設成立。另一方面，核匹配的整體平衡性檢驗結果見表2，匹配后，大部分模型的均值偏差降幅接近或大于80%，偽R2大幅度下降，且基本上都接近于零值，LR統計量在匹配前皆在1%的水平上顯著，匹配后皆不顯著，且p值接近于1。證明匹配后匹配變量對模型的詮釋能力降低，且處在較低水平上，匹配變量在處理組與匹配后的對照組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傾向得分匹配法較好地平衡了處理組與對照組之間的特征差異，緩解甚至消除了選擇性偏差對估計結果造成的不利影響。

（二）基準回歸結果

表3報告了基準回歸結果。本文首先從員工規模穩定性的角度切入，考察穩崗補貼政策對企業員工規模穩定性的影響③，如第（1）列所示，估計系數為-0.168，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穩崗補貼政策顯著降低了員工隊伍的波動，較好地實現了“穩就業”的政策效果。這也為企業在實現穩住就業崗位的基礎上提高員工配置效率提供了基本條件，但穩定的員工隊伍也未必能夠帶來員工配置效率的提升。接下來，本文考察了穩崗補貼政策對企業員工配置效率的影響，如第（2）列所示，估計系數為0.027，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證明穩崗補貼政策能夠有效促進企業員工配置效率的提升。

那么值得思考的是，員工配置效率的優化是通過何種路徑實現的呢？是冗余員工減少，還是員工短缺的減少，抑或是兩種力量共同作用下的結果。鑒于此，本文引入冗余員工、員工短缺兩個變量作進一步的分析[2]。一方面，觀察穩崗補貼對冗余員工的影響，如第（3）列所示，估計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另一方面，觀察穩崗補貼對員工短缺的影響，如第（4）列所示，估計系數雖然為負，但并不顯著。以上估計結果說明穩崗補貼對員工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主要通過減少企業冗員的路徑實現，即企業接受穩崗補貼后，利用補貼資金穩住現有就業水平的同時，通過加大培訓等方面的支出，積極地消化、整合內部冗員，提升了員工配置效率，促進了企業的可持續性發展。

（三）穩健性檢驗

前文的估計結果表明，穩崗補貼顯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員工配置效率。為了驗證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通過以下兩種途徑進行穩健性檢驗：第一，采用1∶4K近鄰匹配、卡尺內1∶5K近鄰匹配方法進行回歸估計，并參考陳強的做法，將匹配半徑設定為0.02[28]。第二，分別借鑒蔡偉賢等與劉慧龍等的方法對上市公司的員工配置效率重新進行測算，并代入至模型中進行分析[2，7]。具體結果見表4，其中第（1）列為采用1∶4K近鄰匹配法得到的估計結果，第（2）列為采用卡尺內1∶5K近鄰匹配法得到的估計結果，第（3）列為借鑒劉慧龍等的方法計算員工配置效率所得估計結果，第（4）列為借鑒蔡偉賢等的方法計算員工配置效率所得估計結果。結果表明：一方面，更換匹配方法后，交叉項系數并無太大變化，無論采用1∶4K近鄰匹配法，還是采用卡尺內1∶5K近鄰匹配法時，交叉項系數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另一方面，在更換員工配置效率的測算方法后，估計系數仍顯著為正，證明本文經驗研究結果是穩健的。

（四）平行趨勢及動態效應檢驗

一方面，共同趨勢假定是雙重差分模型適用的一個重要前提，即在沒有政策干預的情況下，被解釋變量在處理組與對照組的發展趨勢需要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政策實施后，既可能產生即期的影響，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滯后性，而表3僅報告了穩崗補貼的總體影響作用，未能體現這種動態變化。為此，本文借鑒Beck等、祝樹金和湯超的方法，采用事件研究法檢驗平行趨勢假定并進一步考察穩崗補貼對上市公司員工配置效率的動態影響[29-30]。同時，將基準多期DID模型（2）式中的timet替換為接受穩崗補貼前后各時期的虛擬變量periodt，以政策沖擊的前一年為基期[31]，并設立估計模型如下所示：

empeffit=β0+β1treati×period-5+β2treati×period-4+β3treati×period-3+

β4treati×period-2+β5treati×period0+β6treati×period1+

β7treati×period2+β8treati×period3+β9Xit+？啄i+？滓t+？茲j+？著it（3）

式（3）中periodt（t=-5，-4，-3，-2，0，1，2，3）為年度虛擬變量，當上市公司處于接受穩崗補貼前（后）第t年時，periodt取值為1，反之為0，其他變量的設置與上文一致。

如圖1所示，在政策發生前，企業的員工配置效率并未發生明顯的變動，滿足平行趨勢假定。政策實施后，當年便顯著提升了企業的員工配置效率，政策效應雖然較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策效應逐步釋放，整體上呈現出逐年遞增趨勢。估計系數分別為0.018（0.054）、0.032（0.021）、0.033（0.065）、0.065（0.016），括號內為估計系數的p值。因為生產要素的調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企業接受穩崗補貼后，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按照原定計劃，采取有效措施穩住現有就業水平，并在此基礎上針對企業發展需要，加大員工培訓力度，調整人力資源配置，進一步對調整中所存在的問題進行消化、吸收、再解決，并不斷探索最適宜的發展方向。因此，估計結果呈現出穩崗補貼對企業員工配置效率不僅存在著即期提升作用，且政策效應具有較好的持續性。

（五）異質性檢驗

穩崗補貼政策的員工配置效率提升效應可能會受企業微觀層面特征以及企業所在地區宏觀層面特征的異質性影響。為使本文分析更具針對性，異質性檢驗主要從兩方面展開：（1）企業所有制的視角：通過梳理已有文獻可知，“如何提升國有企業的員工配置效率”這一問題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9，32]，但目前尚未有文獻為穩崗補貼是否提升了國有企業員工配置效率提供相關的經驗證據。因此，本文根據上市公司的股權性質，將上市公司樣本劃分為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兩組，并采用分樣本回歸的方式進行異質性分析。（2）地區市場化水平的視角：我國各地區的地理位置和經濟發展水平有所不同，導致市場化水平存在差異，而良好的政策環境又是政策有效實施的重要條件。一方面，在高市場化水平地區，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更為透明，加之相關法律法規完備性的提升，信息不對稱水平降低，市場可以有力發揮調節資源配置的作用，政策效果也可能更為明顯。另一方面，市場化水平越高，市場競爭也更為激烈，企業通過改革來提升自身競爭力的訴求也就更強，此時企業在資金使用上的規范性與有效性實現提升，政策效果也可能更為顯著。因此，本文根據上市公司所處地區市場化水平的均值，將上市公司樣本劃分為高市場化水平地區與低市場化水平地區兩組，并采取分樣本回歸的方式進行異質性分析，其中市場化水平指數取自《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33]。

如表5所示，第（1）和（2）列分別為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估計結果，第（3）和（4）列分別為高市場化水平地區與低市場化水平地區的估計結果。通過觀察可以發現，一方面，在第（1）列中，估計系數雖然為正，但并不顯著，說明穩崗補貼并未對國有企業員工配置效率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而在第（2）列中，估計系數為正，且顯著，表明穩崗補貼的員工配置效率提升效應主要體現在非國有企業中。另一方面，在第（3）列中，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在高市場化水平地區，穩崗補貼顯著提升了企業的員工配置效率，而在第（4）列中，估計系數雖然為正，但并不顯著，表明在低市場化水平地區，穩崗補貼的政策效應還不夠明顯。以上研究結論說明穩崗補貼的員工配置效率提升效應在不同類型的上市公司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利用2013—2018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樣本，使用傾向得分匹配與雙重差分法實證考察了穩崗補貼對上市公司員工配置效率的影響，并得到如下主要研究結論：（1）穩崗補貼能夠顯著提高上市公司的就業穩定性，并通過減少企業冗員顯著促進上市公司員工配置效率的提升。（2）穩崗補貼的政策效應當期便會體現，且具有較好的延續性。（3）穩崗補貼對員工配置效率提升的促進作用在非國有企業與高市場化水平地區更為明顯。

本文的研究啟示如下：（1）積極推進穩崗補貼政策的實施，努力擴大政策的實施效果。政府應繼續加大穩崗補貼政策的實施力度，降低政策準入門檻，提高政策宣傳力度，使政策紅利惠及更多企業。同時，政府應進一步細化穩崗補貼發放的審核機制，鼓勵更多長期受“員工規模波動較大”“冗員過多”等問題困擾的企業努力申報穩崗補貼，并嚴格把關補貼資金的發放，鞏固現階段已經取得的政策成果。（2）持續追蹤政策落實情況，穩步提升政策效果的連續性。政府應持續跟進穩崗補貼資金在企業中的使用情況，在補貼資金發放前，協助企業制定更為有效的資金使用規劃與未來的發展計劃。在補貼資金發放后，可以通過定期發放企業調查問卷的方式，了解企業在補貼資金使用上的切實需要，幫助企業解決在補貼資金使用中存在的問題，進而更好地提升資金的使用效率。（3）提升政策實施的精準度，最大化發揮政策效應。政府應針對不同類型的企業制定有針對性的穩崗補貼政策，并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升穩崗補貼政策在國有企業中的有效性。在此基礎上，政府還需要進一步提升地區市場化水平，為政策的實施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從而充分發揮穩崗補貼政策提升員工配置效率作用。

注釋：

①在不偏離研究重點的基礎上，為了向讀者更好地展示本文研究成果，本文在基準回歸中還分別引入了員工規模穩定性、冗余員工、員工短缺3個變量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分析。

②本文所使用的匹配方法均通過了共同支撐假設檢驗與平衡性假設檢驗，由于篇幅限制，正文中只報告了主要檢驗結果，完整的檢驗結果備索。

③員工規模穩定性的計算方法為：（當期在職員工數－上期在職員工數）/上期在職員工數，并取絕對值，值越小，表示員工規模越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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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ost Stabilization Subsidy on

Employee Allocation Efficiency

LU Jianming， GUO Xiaoxiang

Abstract： Employ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post stabilization subsidy is an important macro policy for Chinese government to "stabilize employment".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lacks empirical examination evidence about the effect of post stabilization subsidy. Using the data from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during 2013-2018， the present study is based on PSM-DID method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post stabilization subsidy on the listed companies' employee allocation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t stabilization subsidy policy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employment stability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as well as the employee allocation efficiency through redundancy reduction. The policy effect is reflected in the current period， and it will continue to work.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post stabilization subsidy on employee allocation efficiency is more obvious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areas with high market-oriented level.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a micro-level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s to objectively assess the effect of post stabilization subsidy policy on employee allocation efficiency， but also provides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ect of post stabilization subsidy policy.

Key words： post stabilization subsidy; employee allocation efficiency; redundancy; understaffing

責任編輯：劉?? 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