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里的阿爾及爾女人》中的女性話語建構

朱 嬌 黃 暉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 湖北武漢 430079）

阿西婭·吉巴爾的作品大都關注社會政治問題，以女性的眼光及他者的語言為穆斯林女性發聲，反抗殖民主義，反抗性別壓迫，以此重建本民族女性的身份認同。本文結合后殖民女性主義與女性主義敘事學，以短篇小說集中的女性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作者是如何利用敘事形式發出后殖民女性的聲音，建立后殖民女性的話語權威。作者通過書寫“沉默”的女性形象表現后殖民主義和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同時又從反傳統女性形象塑造和敘事聲音著手，幫助被壓抑的女性發聲。從中可以看出作者為后殖民女性爭取話語權，建構后殖民女性的主體身份，樹立女性的敘事權威在形式層面所作出的努力。

一、沉默表象：困境與枷鎖

“崇尚沉默是阿拉伯社會最強大的威力之一”[1](P223)，《房間里的阿爾及爾女人》中，女性被困在房間里，只能被動地承受著別人的窺視，她們的話語權被剝奪，從而造成了其“沉默”的表象。小說集正文分為《今天》《昨天》兩部分，后于2001 年加入《法蒂瑪述說之夜》。吉巴爾在這些短篇小說中描繪了形形色色的婦女形象，她們最大的共同點就是沉默。她們是“城市的耳朵和低語”[1](P153)，終身的責任就是為回家的丈夫脫鞋。阿爾及利亞社會試圖剝奪女性的話語權，無論是過去和今天，這種壓迫都存在。

《法蒂瑪述說之夜》主要講述了法蒂瑪的母親、法蒂瑪和法蒂瑪的兒媳阿妮薩三代人的故事。從祖母到兒媳三代母子關系的割裂反映了阿爾及利亞家庭關系中母親的“失語”現象，她們的生活寄托在孩子身上，然而面對親子關系她們卻沒有話語權。法蒂瑪的外婆瑪格杜答年幼時與父親和繼母生活在一起，需要獨自打理整個牛棚。不久后她結了婚，但10多年后守寡，瑪格杜答始終沉默，從不敢大聲說話。父親、丈夫、兒子的權威貫穿她的一生，生育孩子、做家務成為她終身的任務與使命，法蒂瑪娓娓道來，向讀者展現了一位喪失自由與話語權的普通女性的一生。法蒂瑪的母親阿比亞與父親圖米一見鐘情，在兩個哥哥否決這門婚事的情況下，阿比亞與圖米決定私奔，哥哥們在得知此事后多年不與妹妹往來，并且拒絕母親與妹妹見面。父親將法蒂瑪送去法國人開設的學校讀書，而在法蒂瑪問道“為什么你只帶我們去阿拉伯人的家里”[1](P32)后，父親第二年就把她嫁給了自己器重的朋友。父親此時發現女兒的思想不受自己的控制，多了質疑反問的勇氣，因此在覺察到這種跡象后，索性斬斷了女兒未來發展的可能。小說中的另一個人物，澡堂里的打水老婦人在13歲時被父親為了兩瓶啤酒賣到了一個遙遠的駐軍城市。在具有血緣關系的父親眼里，女兒是被明碼標價的物品，這深刻反映了阿爾及爾社會女性被物化的現狀。在父權社會的統治之下，母親和女兒面對男性時都處于一種“失語”狀態，他們“通過強力和直接的壓迫，將我們置于他的統轄之下”[2](P79)，因而形成了“沉默”的狀態。當父權社會的成員在感覺到自己的權威受到威脅時，就會采取手段試圖壓抑女性。

《死人說話》中，阿伊莎結婚僅8 天，丈夫冷笑著朝她吐口水，她只能保持沉默，爬起來擦干凈臉然后穿上衣服。她年輕時愛慕表弟阿桑，而直到她婚后又守寡，再與表弟重逢時，她依然和當年一樣，對著表弟開口說出一個“你”字之后就再也沒有下文。阿伊莎名字的意思是開放的花朵，然而在戰后成了“破碎的花瓣，凋謝了”[1](P142)，阿伊莎將被丈夫離棄的創傷內化，也將戰爭烙上的苦澀印記封存?！哆^去》中的最后一個故事《思鄉》中的祖母，12歲就被父親嫁給了丈夫，清晨就起來做活，因為忘記收裝餅的盤子差點被丈夫打瞎，婆婆勸她撒謊告訴父親是他送給自己的小牛踢的，父親得知后勃然大怒，提出要把牛送去屠宰場。而法蒂瑪只能輕輕地哭泣，好讓丈夫安靜睡覺。社會的枷鎖禁錮了面紗之下女性說話的權利，甚至連哭泣的權利也被剝奪。

在同名短篇小說《房間里的阿爾及爾女人》中，薩拉曾因參加了戰爭而被法國人囚禁過一段時間，其他人稱她為“啞巴囚犯”。她沉默地內化了自己的創傷，這種沉默一方面來自母親，母親非常安靜，害怕被人拒絕，也許是因為她沒有生育一個兒子。薩拉對母親最深刻的記憶是，母親每天都會用銅盆沉默地給丈夫洗腳，對接受新思想的薩拉來說，這是母親“屈從的標志”。在明顯的男權家庭環境的影響下，薩拉像母親一樣學會了屈從。薩拉沉默的表象還包括她對戰后的酷刑經歷避而不談，掩藏自己的傷疤，將痛苦內化。阿爾及利亞的女性作為戰斗者參與了戰爭，但是她們在戰爭中受到的傷害和折磨并不被阿爾及利亞社會所承認。另外，失去話語權使她們無法講述自己的經歷，只能選擇將痛苦內化。父權制社會與殖民戰爭帶來的傷害使薩拉在心理上感到恐懼，因此她選擇了沉默。因而在小說中薩拉很少說話，作者只是將她的所想所感以意識流的方式呈現出來，沒有幫助當時的母親使得薩拉此后一直活在悔恨當中。正如后記里作者所言：“在這個巨大監獄里深陷雙重牢籠，女人只能把自己縮小到一滴水那么不起眼?！盵1](P225)一方面，殖民主義使阿爾及爾女性身受重傷，另一方面，父權制使得她們無法發聲，從而只能內化這些傷痛進而強化了沉默的行為。

斯皮瓦克在《屬下能說話嗎？》中認為，第三世界的女性是“屬下的屬下”[3](P101)。而阿爾及爾女性作為第三世界的女性陷入“雙重掩蓋”的困境，從而難于自我表達。如果發聲說話出現問題，對作家而言有兩種選擇，“努力使自己的語言成為代表，表現普遍的危機，傳遞交流活動本身的不穩定和脆弱；或者選擇自殺性的修辭——沉默?！盵4](P60)阿西婭·吉巴爾身為阿爾及利亞裔的法語作家，從跨文化女性主義的視角，用法語書寫阿爾及爾婦女的生活，在擠進中心話語圈分享話語權時，又努力尋找歷史記憶中的沉默話語。以上女性的經歷讓我們看到了阿爾及爾女性所遭受的困境與社會枷鎖，同時這也是后殖民女性群體的遭遇。作者并不僅僅停留于此，而是試圖利用寫作策略反抗這種雙重壓迫。

二、形象逆寫：撕裂與解構

在傳統的男權中心主義敘事中，女性是柔弱的、無能的。在西方中心主義敘事中，第三世界女性又是貧窮的、愚鈍的?！霸诟笝嘀坪偷蹏髁x、主體構建和客體形成之間，女性形象消失了，她并沒有消失進入一個樸素的無，而是消失進入一個激烈的來回變換之中?！盵5](P315)在阿西婭·吉巴爾的筆下，女性在雙重困境中掙扎，但是她們并不只是被動接受，而是試圖以各自的方式積極反抗。她通過塑造一些背離傳統的女性形象對男權中心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敘事進行解構，從而作出了顛覆性的嘗試。

《哭泣的女人》中，女人每晚和沒有感情的丈夫躺在一起，仿佛一尊“死者臥象”。在一次被丈夫家暴之后，她選擇了離家出走?！八酒饋?，將過去踩在腳下?！盵1](P116)她穿著“兩件套”泳衣，喊出“我走了”[1](P116)。后來在海灘邊偶遇陌生男子的時候，她和男人之間發生了第一次愛撫。在男人撫摸到她的乳房時，她起身離開。這是一種反抗行為，在男權中心主義敘事中，女性的身體常常是被書寫的對象，身體被凝視，成為男性欲望投射的客體，而女人的行為表現了她的主體性覺醒。后來突然出現了幾個持槍的士兵，女人告訴男人，他們可以站起來像情侶一樣的走開，但是男人朝士兵走去，向士兵說了些什么然后離開了。也許男人是向士兵澄清自己和這位素不相識的女人的關系。男人當時伸出雙手，“像從前他的手腕上戴著鐐銬時一樣”[1](P121)，筆者認為這里的士兵象征阿爾及爾社會的規訓。有夫之婦與陌生男子在室外交談并不被允許，但是女人不僅與他交談，還揭下了掩蓋的面紗，從中可以看出吉巴爾對父權制的強烈反諷意味。

《無所謂放逐》中，女主人公“我”25歲，經歷了孩子夭亡、離婚、逃亡、戰爭，而“我”仍坐在鏡子前自我欣賞，沖自己微笑，像一個年輕姑娘。在阿爾及爾社會中，離異的女性會被社會所不齒，“我”卻仍保有自我欣賞的心態。而“我”的妹妹阿伊莎在丈夫坐牢后自學法語，認為除了家務之外還能干很多事情，像個男人，“堅強又勤奮”[1](P135)?！斗块g里的阿爾及爾女人》中，誦經人的三個女兒都與傳統中的女兒形象相差較大。大女兒從幼時起就開始練習柔道，在著裝上只穿長褲。二女兒在大學主修自然科學，而父親一直對她的興趣持懷疑態度，認為學習自然科學應該是男人的事。三女兒熱愛田徑運動，并立志要成為一名體育教師。女性在吉巴爾的筆下具有了男性氣質，形成了一種“雙性同體”的形象，將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平衡無疑是對男權中心主義敘事的一種反抗。

女性形象常常是私人敘事的描寫對象，在宏大敘事中往往出現的是男性。而在《死人說話》中，吉巴爾塑造了一個民族歷史中的大寫女性——阿達。阿達出身于貴族家庭，在經歷第一任丈夫被槍殺，第二任丈夫出軌與其離婚后選擇獨居。她樂善好施，將自己種植的農產品分給周圍的村民，在她死后很多人懷念祭奠她。小說中反復出現獻給阿達的歌詞：

“阿達，你教我心痛，你是全體母親的榜樣！”[1](P155)

“阿達，凱旋者身上流著你的血，就像從前你的親屬帶領著騎兵！”[1](P156)

阿達在面對法國殖民者的入侵時依然傲慢，把所有的羊群圍在中間。吉巴爾用薩伊德這一男性形象代表了村子里的全體男性，在他眼中，阿達是勇敢、堅強的女性形象，她的力量并沒有因為衰老而減弱。她是母親，也是“城市的高貴象征”[1](P174)。老阿達被埋葬，但是薩伊德認為，在泥土之下保存著她的憂傷、高貴以及一絲不茍的嚴厲。女性以主人的身份進入了阿爾及爾民族的歷史，被世人銘記。作者以阿達這一人物形象試圖顛覆男性主導的歷史，女性不再是油畫《房間里的阿爾及爾女人》中緘默的穆斯林女性，而是像畢加索畫筆下的女性一樣掙脫傳統的束縛，正在成為具有主體性的獨立女性。

波伏娃認為女性這一“他者”形象是被建構出來的，本質是為了凸顯男性的主體地位。女性若要建構自己的主體性，就需要跨越這種性別二元對立的刻板印象。吉巴爾試圖塑造與以往不同的性別角色想象，以此來推翻這種他性規約。在《房間里的阿爾及爾女人》中，薩拉與萊拉是小時候的玩伴，又是成年時的摯友。她們共同參與了戰爭，戰爭結束之后，身體和精神上的創傷并沒有消失。萊拉是一個失去生育能力的女性，實質上這是作者吉巴爾對女性淪為生育機器的一種反諷。萊拉從監獄釋放之后，薩拉與她交流傾訴。萊拉認為薩拉不應該保持沉默，周圍的人并不了解她們所遭受的痛苦。薩拉想要表達卻無法使用語言，于是揭開衣服，露出乳房上一直延伸到腹部的青色疤痕。她抱住萊拉，撫摸她的身體，突然薩拉感到一股莫名的沖動，“她像聾啞人那樣尋找愛情的詞匯”[1](P106)，此刻兩個女人的緊緊相擁讓她掉入了溫柔的漩渦。當她穿上衣服時，作者用“一切都在她身上噴發”[1](P106)形容薩拉此刻感到的愛情。二人的相擁構成了小說的性張力，這是吉巴爾采用的同性情欲書寫策略。萊拉身上具有“雙性同體”的氣質，作為女性，她瘦弱。但是她說話時咄咄逼人，逼迫薩拉看清自己內心的痛苦。面對父權社會與殖民者的壓迫時，她提出要拿起手榴彈，炸飛帝國主義，炸飛男權社會，這是一種強有力的“男性氣質”。雖然作者只用了幾段文字賦予了萊拉和薩拉“戀人”的角色，但這是解構傳統異性戀性取向框架的嘗試。社會使得女性必須壓抑痛苦沉默寡言，但她們能夠在女性專屬的空間內互相給予慰藉和支持。當薩拉給萊拉看她的傷疤時，社會所不承認的、掩蓋她們的苦痛，在這里互相得到了肯定。薩拉和萊拉情不自禁地擁抱在一起，這種肢體語言肯定了女性作為主體的能動性，在這里薩拉不再是沉默的，從父權制的壓迫中重新使用了她的身體語言，并用它來肯定阿爾及利亞婦女的共同經歷。在這次與萊拉的交談之后，薩拉開始思考母親往日沉默的表現，社會對婦女的禁錮……她的轉變也從深層次上表現了女性同盟對女性確立主體意識的重要性。

三、話語建構：突圍與掙脫

（一）個人型敘事聲音。個人型敘事聲音是指“有意講述自己故事的敘述者”[6](P20)，敘述者面對讀者直接袒露自己的經歷和所思所想。在《法蒂瑪述說之夜》中，法蒂瑪在對兒媳阿伊莎講述母親的故事之后開始鼓起勇氣言說自己的故事。講述意味著還要去回憶當初所遭受的傷痛苦難，但是法蒂瑪講述的行為實際上是以自己的主體性為基礎的?！澳馨l出自己的‘聲音’表明其擁有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歷史意識?！盵7](P59)法蒂瑪的兒媳阿伊莎在傾聽婆婆講述完自己的故事后將要對讀者講述自己的故事，但她發出了疑問：“故事的線條會不會將我箍緊，將我纏繞，將我囚禁？”[1](P42)作為年輕一代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阿伊莎深知上一代女性所面臨的困境，因此她不想重蹈上一輩的覆轍，受到父權觀念的束縛。阿伊莎在婚后一年發現丈夫頻繁晚歸，與他爆發了爭吵。她指出丈夫就像一個家里過客，自己一天幾乎見不上他一面。而反觀上一輩的女性，她們從不敢言說自己的需求，她們所要做的是等待丈夫回家后沉默地為他們脫鞋、洗腳。阿伊莎這一代的女性擁有了敢于言說的勇氣，這無疑是對以往的壓迫所進行的反叛。阿伊莎在生下孩子之后為了繼續完成大學學業，將女兒梅里姆交給了遠在異地的婆婆法蒂瑪撫養。丈夫的冷漠和對女兒的思念使她做出了大膽的決定：獨自帶著女兒去法國尋找自己的母親桃絲。自己的婆婆法蒂瑪年輕時為了滿足母親未完成的愿望——擁有一個兒子，而把自己的兒子送給母親撫養。將自己的孩子交給上一代女性撫養，即作為母親的權力被剝奪這件事似乎又要在自己身上重演的時候，阿伊莎做出了不一樣的舉動，她拒絕將自己的母親身份轉移給婆婆，“祖母逐漸取代生母，自己當起了母親。而我反倒應該感謝她？”[1](P48)。于是阿伊莎帶著女兒逃離了丈夫和婆婆，意味著逃離了以往束縛女性的傳統?！犊奁呐恕分?，經歷丈夫家暴的女人在被痛打之后突然覺醒，“我重新有了嘴、嘴唇”[1](P120)，“嘴”象征著言說，以往女人恪守著阿拉伯女人沉默的傳統，但在經歷痛苦之后她明白了創傷的治愈需要講述，于是她的嘴仿佛經歷了一次新生。她離家出走，離開了這個無形的監獄，向陌生男子、向被囚禁的家之外的世界大聲傾訴自己的經歷、自己的痛苦?！斗块g里的阿爾及爾女人》中，誦經人學習自然科學的二女兒體會到了男性在社會上所擁有的特權，她抱怨自己的最后一個染色體是X而不是Y，并高聲告訴媽媽和姐妹們“只需要改一個字母，那么一切，真的，我們的一切都會不同?！盵1](P80)曾參加戰爭的薩拉受到朋友萊拉的影響開始思考女人該如何推動變革，推翻父權制：“找流淌著的、在歌唱的、消逝的水”[1](P89)，要找到這些大聲言說的女人，正在消逝的聲音，并慢慢地集結起來。而薩拉向安娜吐露出內心對于母親的愧疚后終于驚醒：“說話，不停地說昨天和今天的一切……用女人的目光和女人的聲音?！盵1](P112)小說最后，在機場看到其他摘下面紗的女性后，安娜取消了離開家鄉的計劃，選擇留下與薩拉一起參與變革，“有一天，我們要一起坐船！”[1](P114)。她們曾在陰暗中嘆息，但是她們最終從以往經歷的痛苦中重新站起，試圖去打開一個全新的世界。

（二）集體型敘事聲音。集體型敘事聲音表達“群體的共同聲音，或者表達了各種聲音的集合”[6](P23)，蘭瑟將其分為“單言”“共言”“輪言”三種形式。在短篇小說集《房間里的阿爾及爾女人》中，作者主要運用第一人稱單言形式的“我”和共言形式的“我們”來建構起女性的集體型敘事聲音，回顧了阿拉伯女性在殖民主義與男權主義雙重壓迫下的血淚史?！稛o所謂放逐》中，一家人因為戰爭而被迫離開故鄉阿爾及爾，3年來，每次母親出門采購生活用品之前都會重復同一句話：“要不是我們被趕出自己的國家，我也不會被迫要像男人那樣上街買東西去?！盵1](P125)母親在客人來到自己家里時總是會像從前在故鄉的家里一樣準備豐盛的甜點，這表明母親對過往歲月的懷念，但是一方面，戰爭帶來的傷痛也時時在她的腦海浮現，無法抹去。母親與朋友日常談論的話題總是圍繞著各自的逃亡經歷，由于戰火紛飛，她們不得不離開家園，而流亡的悲苦因為思鄉愈加濃重。對于殖民地的人民來說，有的可以選擇忘卻戰爭帶來的創傷，有的選擇將痛苦埋藏心底，而有的選擇不斷回憶，強化自己內心的創傷。吉巴爾通過流亡者的口吻向我們展示了戰爭給第三世界邊緣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而創傷還可以經由一代傳遞給下一代，失去孩子被丈夫離棄的“我”在不久之后被家里人安排相親，“我”思考著流亡之后灰暗的日子，回憶著第一次訂婚的美好時光。而“我”認為現在的自己靈魂是灰色的、黯淡無光的。在母親將要同意婚事的時候，“我”大喊著不要結婚?！拔铱匆娢磥碓谖已矍耙黄诎??！盵1](P140)在遠離故鄉的地方還要假裝一切從未發生，對于“我”來說是無意義的。作者并沒有提到小說中“我”這個人的姓名，意在隱喻“我”代表了所有阿爾及爾被戰爭“放逐”的女人，她們都是“流亡者”?！洱S戒日》中，女人們在齋月也抑制不住內心的傷痛，自己的女兒被殖民者掠奪走，她們不得不繼續過著正常的生活，但是她們還會反問：“我們還有心思喝咖啡！”[1](P197)，一位老婦人甚至說道：“要是能夠消滅記憶就好了”[1](P197)，只有如此，她們才能找回從前的安寧，內心的平靜。吉巴爾在對這些婦女日常生活細節的細膩描寫中展現她們的創傷，表現了對殖民者的強烈控訴，而她們從沉默到言說的舉動，也表現了自我意識的覺醒。

（三）作者型敘事聲音。蘭瑟認為作者型敘事聲音表示一種“異故事的”、集體的并具潛在自我指稱意義的敘事狀態[6](P17),即第三人稱敘事,作者在敘述中處于故事之外,受述者也往往是處于故事之外的讀者大眾。吉巴爾將自己的聲音直接表述為女性聲音，對殖民主義和男權主義進行批判，將女性的聲音文本化的同時也進行了放大，表達了其對阿爾及利亞婦女的深切關懷?！斗块g里的阿爾及爾女人》中，吉巴爾通過對公共浴室的書寫，構建了一個傳統與現代交織的女性話語空間。在阿爾及利亞文化中，公共浴室是父權制下允許婦女交際的唯一公開場所。而伊斯蘭習俗規定婦女每周只允許在晚上洗一次澡，同一個地區的婦女會在公共浴室里聚集，形成一個孤立的群體。她們避開男性的目光，婦女們最終可以在沒有面紗的情況下彼此交談。那些隱秘的女性特征在這里彼此袒露，在沒有男性窺視著的空間內，女性獲得了身體的支配權。在浴室里女人們互相交流、按摩、澆水，通過在這個女性專屬空間中實現女性化的交流，吉巴爾讓這些阿爾及利亞婦女重新適應了自己的身體。身體的解放是婦女獲得主體性的重要舉措，通過展示自己的女性身體、和其他人進行交流和接觸，她們獲得了表達的自由。薩拉在公共浴室中露出了她的傷疤，這是她在殖民者監獄遭受酷刑的印證，在浴室里女人們可以閱讀薩拉身上的傷痕，而這是一種她作為“啞巴囚犯”證實自己參與戰爭的手段。吉巴爾通過這種身體語言的書寫重新賦予薩拉主體性，進而從沉默中解放薩拉，發出了女性的聲音。解放后的阿爾及爾仍然阻斷女性發聲的渠道，吉巴爾通過在作品中融合音樂回憶起過去阿爾及利亞女性的聲音。如薩拉聆聽“時光流逝的女性之歌”、特萊姆森的阿姆菲、拉古瓦特的葬禮之歌、猶太女歌手的歌曲、安達盧西亞歌曲等等，過去女性的聲音在音樂中被記錄下來，這是少數的能夠平等地被不同人傾聽的女性的聲音。

結語

作為阿爾及利亞的重要作家，阿西婭·吉巴爾從女性的獨特經驗與視角出發，描寫在性別壓迫與殖民主義的雙重壓迫之下女性的經歷?！斗块g里的阿爾及爾女人》將過去的和現代的故事交織在一起，既相互映照又相互關聯，構成了一部阿爾及爾女性的成長史。她通過書寫身體、欲望、聲音塑造不同于以往新的女性形象，同時又通過女性發出的聲音構建女性的話語權威。對于在雙重困境中掙扎的女性來說，敘述本身就是對男權統治的社會的反抗。然而這并不再是以往的“無聲反抗”，而是要讓所有人聽到的女性話語。吉巴爾通過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表達了她對于過去阿爾及利亞女性歷史的評價和對未來的展望：“我只希望在明媚的陽光下敞開的門里……女人能在日常生活中獲得真正的解放?！盵1](P231)揭去面紗就是揭去父權制與殖民主義的壓迫，要在無遮蔽無鎮壓的室外，自由地言說與交流，真正建構后殖民女性主體的話語，使她們重獲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