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文化遺產及其反思

虞云國

嚴復曾說過：“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比绻啃挠谒未臍v史和文化，在筆者看來，主要應該聚焦于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這兩個層面。宋朝的政治文化遺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制度設計，二是統治思想。

寶貴的政治文化遺產

政治制度設計。宋朝確立了文官體制，抑制武將勢力，為了維護君權，防范相權獨大，宋朝把軍權從最高行政機構里分割出去，劃歸于樞密院；而在中書門下，增設了參知政事，又分割了相權；這樣樞密院長官、參知政事與宰相并稱為宰執，形成一個集體領導班子，防止相權獨斷。另外，再把財權分出去，成立三司來總理財政。這樣一來，就能夠成功地維護君權獨尊，穩固中央集權的統治。在這種政治體制下，對地方行政也作了全盤的政治設計。由皇帝直接任命州縣長官，又設立通判，掣肘知州。在路一級層面，設立了漕司、憲司、倉司和帥司四大機構，各司專職，相互督察，監督州縣。漕司主要負責財政，憲司主要負責刑法，倉司負責救濟，而安撫使司則負責軍事。這樣看上去疊床架屋的權力結構，就能夠起到互相制約的作用，不可能再出現尾大不掉的割據禍患?？梢钥吹?，從中央到地方政治制度的高明設計，成功地防范了宋代以后的元、明、清三朝再次出現地方割據和中央混亂的局面，大一統的政權一直維持到帝制的滅亡。

軍事制度優勢。宋朝在軍事制度上創設了樞密院、三衙的新體制。在這個體制下，三衙是三衙鼎立，互相牽制，三衙的主帥只有統兵權，沒有發兵權；樞密院一般由文臣擔任，只有發兵權，沒有統兵權。這樣一來，每到臨戰的時候，皇帝臨時命將，能很好地對武將勢力進行制約。宋朝的軍事思想，實行強干弱枝、內外相制的方針。所謂強干弱枝，就是無論數量還是質量上看，京師的禁軍都比地方禁軍要來得雄厚，這樣就能夠很好地起到拱衛京師的作用。如果某地發生叛亂，也能迅速平息突發的事變。所謂的內外相制，是指在禁軍布防上一半駐守京城，一半分駐外地，合京城禁軍足以對付外地一處的禁軍叛變，集結其他地方的軍隊也完全可以對付京師的動亂。這樣，就能有效地防范軍權過大，防止以前出現的武將割據的局面。

統治思想集中。前面提到的政治制度的頂層設計，是有高明的統治思想作為指導方針?？梢钥吹?，宋朝人都有一種普遍的認識，那就是：“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大公始立?！痹谶@種“天下大公”的積極思想的主導下，宋朝最高統治者宋太祖立了誓碑“不殺士大夫和言事官”，也在相當程度上保障了官僚士大夫的言論自由。在宋代，尤其對臺諫監察制度有高度維護，所謂“崇獎臺諫”“不罪言者”，“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宋代從太祖、太宗以來，基本上都能保護官僚士大夫相對的言論自由權，養成他們敢于說話、敢于論政的剛勁之氣。因此，宋朝人有這么一種總結：“上之所以待士者愈厚，故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輕，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彼麄儾诺靡韵鄬Τ浞值刈h政論政，實現其政治抱負。

豐富的精神文化遺產

宋朝的精神文化遺產，作為讀書人關注的是：代表性的文學品牌是宋詞。宋朝出現的市民文化的新代表——話本和南戲，《清明上河圖》和文人畫。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的尚意書法，以及以宋瓷為極致的工藝美術，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上乘之品。

在筆者看來，宋代文化留給我們最寶貴的遺產，是對中華民族具有決定力的核心價值觀念。在唐宋之際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經過幾代思想家的創造性轉換，宋學作為新儒學流派紛呈，大師迭出，成為中國歷史上繼先秦諸子學之后又一座新的思想高峰。宋學涵蓋世界觀、認識論、人性論、方法論等層面，作為宋朝文化的精神內核，對當時及其后的思想、倫理、教育、歷史、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的發展路徑，都起著廣泛而深刻的作用。宋朝最值得我們重視的精神文化遺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公平競爭。有人把宋朝稱為科舉社會，宋朝的士大夫官僚都是通過科舉考試的道路，走上仕途。而在宋朝士大夫官僚中間，有這么一種普遍的理念：盡管職位有高低，但都是“比肩事主”，在行政事務上，大家都是相對平等的。而從宋朝的地主階級結構來看，已經沒有前代所謂士族門閥地主的存在，而是士庶不分；宋代的土地流轉是以經濟方式實施的；這種平等的契約關系，已經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這種情況下，宋朝的士大夫思想家，提出了“民胞物與”的理想。在宋朝社會中，士、農、工、商平等的觀念已經深入到普通百姓中間。這種平等思想，在宋朝下層民眾中間，也有深刻的反映。在宋朝三大農民起義過程中，王小波提出的“均貧富”，方臘的“法平等”，鐘相的“等貴賤”，都是這種平等意識的反應。當然，宋朝的平等意識與現代的平等意識還不在同一層面上，我們還要區別對待。

兼容精神。兼容主要表現在宋學的多元開放、兼收并蓄上。宋學流派紛呈，盡管各派的思想主張、政治主張未必完全一致，但是在它的上升期能夠互相賞識，互相寬容，這樣就促成了宋學的創造性貢獻。在宋朝的宗教層面，儒學、佛教和道教三教融通，并行不悖。宋朝統治者提出了這樣的思想：“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在宋朝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儒、佛、道三種思想也是同時在生活日常中各有體現的。在宋朝文化的發展進程中，雅俗文化的共融共存。傳統的詩文和長短句、小說、話本、戲曲等各種文學樣式百花齊放。在藝術領域里，畫院畫、文人畫和民間畫齊頭并進。雅化的禪宗和俗化的凈土宗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共同地被加以接受。

經世理念。這個理念對于中華民族的影響尤其明顯。我們看到，宋代的士大夫官僚以范仲淹為代表，提出了“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子情懷；文彥博在和宋神宗的對話中提出了“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訴求。而理學“內圣外王”的理想追求，實際也是主要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來達到治國平天下的士大夫理想。宋代的士大夫官僚以經世致用作為自己的行動實踐。在這方面，南宋的浙東事功學派就是以“經世致用”作為自己政治行動的方針。至于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及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更是宋代經世理念的經典表述。

名節操守。宋學有一個核心價值觀念，就是名節操守。到北宋中期，一般士大夫已經對晚唐五代以來那種隨波逐流的行為嚴加批判，“知以名節為高”，“不枉道以求進”。他們認為，“刑賞為一時之榮辱，而其權在時君”，君主可以實行你的刑和賞；但是“名義為萬世之榮辱，而其權在清議”，后世人對你的評價，將是萬世的聲名所在。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可以看到，宋朝傳給我們的名節操守有這三個方面的表現：一是面對權位名利的非分誘逼而維護自身獨立自尊的層面；二是面對新主舊朝的易代鼎革而恪盡原有君臣名分的層面；三是面對外國異族的武裝入侵而堅持民族大義氣節的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在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活動中，表現出了很多的亮點；而第二、第三層面，在宋朝歷史中也可以看到他們盡忠報國、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已經成為當時上至將相、下到黎民百姓共同尊崇的價值觀念。從楊家將的抗遼、岳飛的抗金，文天祥的抗蒙氣節等，都可以看到這種價值觀念在宋代的具體體現。

宋朝遺產的歷史反思

宋朝的遺產也具有消極的影響。在政治遺產上，除了前面所肯定的積極因素以外，也可以看到，它的總方針是“事為之防、曲為之制”。這樣，宋朝在軍事上是各自為政、動輒掣肘、缺乏協調、難以統籌，嚴重地削弱了軍隊的戰斗力。因此，在外敵入侵時，就會出現難以應對的局面。行政上盡管有互相制約、維護君權的優點。但是，政出多門、官員冗濫、因循茍且、效率低下，造成政治上缺少活力和短于應對。

在精神遺產上，隨著南宋中后期理學官學化的進展，精神遺產也付出了負面的代價。進一步說，就是“外王”之道逐漸淡出，而“內圣”之學充分凸顯。宋學創立期的兼容精神在南宋后期也日漸泯滅，而個別教條也開始“理學殺人”：“二十四孝”“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經過后代專制主義的扶植和發酵，成為專制帝國控制官僚、馴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應該防止某些對宋朝文化和宋朝歷史的誤讀。在筆者看來，誤讀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一是對宋代社會經濟的誤讀。有的書籍里提出，宋朝是“農民自由快樂地生活”的時代。隨著宋朝經濟的發展和統治的相對完善，農民生活質量比前一代有所提高，但是在很多宋詞里，也可以看到宋朝的下層民眾生活艱難困苦。因此，宋朝絕對不是廣大民眾的所謂黃金時代。

二是對宋代言論環境的誤讀。雖然宋代言論環境相對寬松，但是并不是沒有思想禁區的，也不是沒有文字獄的時代。從鄧小南教授的研究里可以知道，南宋紹興時期，由于高宗的默許，秦檜興起大量的文字獄，到了南宋中期，韓侂胄掀起慶元黨禁，樹立在桂林的元祐黨籍碑就是對異見思想加以禁止的標志。所以說宋朝沒有思想禁區，沒有文字獄，那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誤讀。

三是對宋朝士風名節的誤讀。宋朝對士大夫的言論有所寬容，但是隨著宋朝政治生態的變化而變化。筆者認為，士風從來是隨著政治風氣的變動而變動的。在政治生態良好的仁宗慶歷、嘉祐年間，出現了像范仲淹、包拯那樣具有高風亮節的士大夫典范，但是隨著南宋政治的內向，也可以看到，從秦檜到史彌遠、到賈似道等等，在他們專政的時期，整個政治是相當污濁的，整個士風也相當腐敗。從秦檜到史彌遠、到賈似道也都是士大夫，追隨他們的也都是士人，這時候的士風名節就不能和北宋上升期的士風名節相提并論。因此，我們也要全面地、分時段、分具體人物來對宋朝的士風名節做出正確的解讀。

作者系宋史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