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逸《楚辭章句》

付雨欣

相較于與《離騷》時代相近的班固、賈逵、淮南王劉安等人的注解，王逸之注是精審之至，他對于《離騷》之文句的注解是建立在深入體會屈原的偉大愛國主義詩人品格的基礎上的。其“大義粲然”，人們對于屈原的高尚氣節有所領會。其后又有班固等人為之注解，班氏對于屈原的高尚情操并不理解，甚至飽含批判態度，盡管其所注《離騷經章句》今已不存，但可想而知，他的注解大抵是不太可靠的。王逸在《離騷敘》中對其所見各家之注做了“義多乖異，事不要括”的概括。此外，在王逸之前，注家僅注解《離騷》一篇，而屈原其他作品則無人問津，因此王逸“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不僅對整部《楚辭》之文字作了校正，還為《楚辭》各篇皆作了注。在這一層面，王逸之注有首創之功。

值得注意的是，王逸注的價值不僅僅停留在文獻的層面，他的注解是在深入把握屈原的情感與經歷的基礎上對《離騷》的闡釋，王逸本身為楚地人，對于楚方言的把握較一般的注家更準確，這些因素皆使得王逸注足以流傳千古。除去以上客觀因素，還有一個使得王逸與屈原產生情感共鳴的因素不可忽視。周興陸先生對此有過論述，王逸所處的安帝一朝天災人禍接連不斷，“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于征發”，“朝綱不振，佞幸弄權，激起一批忠誠于漢室、剛正不阿的大臣不斷地上疏直諫，甚至有人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而王逸正是這批忠貞之臣中的一員。在王逸之前的注家，對于屈原產生的情感共鳴未曾有過如此高的程度，“淮南王劉安因兩世蒙冤，司馬遷由于個人的悲慘遭遇，都對屈原的不幸寄寓深切的同情，引為同調，給予崇高的稱許”。然由于歷經戰國至秦漢之際社會思想變動的洗禮，在儒家思想尚未確立穩固統治地位的西漢早期，劉安、司馬遷們尚未能體悟到屈原與孔子極度相似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境界以及其忠貞不移的愛國情懷，他們對于《離騷》的共鳴僅停留在狹隘的因個人遭遇不幸而生發感時傷世之嘆的層面?？梢哉f，沒有王逸，后世就難以看到一個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屈原，王逸的注解完善了屈原的形象。

洪興祖的《楚辭補注》能夠做到較為精準的原因，亦與王逸的情況相類。南宋高宗時期，權臣當道，然洪興祖不畏直諫，怒斥奸佞，因而遭到放逐，“洪興祖之所以能把屈原品評提升到這樣一個高度，乃是源于他本人同屈原一樣的憂國憂君之心，源于他本人類似于屈原的政治文化關注，源于他對宋朝的一種情結”。由是觀之，屈原深沉的愛國情懷，唯有與其產生高度情感共鳴并且深入了解其人生經歷者方能領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