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約問題”與清末廣東礦權的挽回

莫婉娟

(中山大學 歷史學系,廣東 廣州 510220)

晚清條約制度構成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內容之一。甲午戰后,廣東開礦權是英法攘奪在華利權、競爭中國西南勢力范圍的一個焦點。1895年,法國通過中法《續議商務專條附章》(以下簡稱“法約”)取得在廣東開礦的優先權,但隨后演變為兩廣總督岑春煊文中的“法約問題”:“自我與法訂有兩廣、云南開礦,可先向法國礦師、廠商商辦之約,頗招各國疑心。在法則以為訂有條約,兩廣、云南開礦權利,已入其勢力范圍。是以今年遇有開礦之事,往往援據專條,阻止各國承辦,在各國則以獨許法國專利,于最優待之例未合,不肯承認……法約問題,一日不能解決,則兩廣礦務,一日不能放手開辦,亟須妥籌抵制之法,庶免坐失利權?！?1)《容良請辦大嶺山煤礦雖與附近田園廬墓無礙惟一經給照開采不特輿情不洽抑且流弊滋多如能飭將該礦由官設法籌辦更為妥善由》(1904年6月26日),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本文所引中文檔案均為此館所藏,下文不再注館藏地),檔號:01-11-021-01-006。由此可見,甲午戰后,法國通過條約取得云南與兩廣的開礦優先權后,意圖“獨?！?其他列強要求利益“均沾”。這一沖突成為“法約問題”的基本問題。

已有研究關注到法國攫取云南與兩廣開礦優先權的過程,但對礦權條款的具體執行,以及條約執行中英、法等圍繞三省開礦權的競爭與矛盾則語焉不詳。(2)參見胡濱:《十九世紀末葉帝國主義爭奪中國權益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88—95頁;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丁名楠等:《帝國主義侵華史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9、88—89頁;高鴻志:《近代中英關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274頁;方志欽、蔣祖緣主編:《廣東通史》(近代下冊),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5頁;葛夫平:《法國與晚清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132—139頁。值得注意的是,丁身尊指出晚清帝國主義對廣東的資本輸出比其他省份少,尤其20世紀初廣東尚未發現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為外資兼并,相反卻出現贖回外資企業的事例。因此,他強調這是研究20世紀初廣東社會經濟時值得注意的現象。(3)丁身尊主編:《廣東民國史》(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頁。如何認識清末廣東地方挽回礦權的實踐,關系彼時清政府利權收回運動的客觀評價,對深化近代中國西南邊疆史與對外關系史研究,亦不無裨助。本文以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清末廣東省礦務檔案為基本史料,探討甲午戰后法國通過條約竊取廣東開礦優先權的過程、英法圍繞條約簽訂對中國西南地區利權的競爭,及法約執行中清政府經營廣東礦務、利用英法矛盾等盡力挽回和保全廣東礦權的具體實踐。

一、簽約交鋒:法國竊取廣東開礦優先權的過程

“法約問題”出現的時代背景是近代列強侵華與中外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兩次鴉片戰爭后,列強的軍艦、商船大批行駛于中國沿海通商口岸。隨著輪船對燃料(主要是煤炭)的需求不斷增加,列強頻繁向清政府提出開采中國煤礦的請求,但直至甲午戰前,一直未得到清政府許可。甲午戰后,列強以《馬關條約》的簽訂為契機,以掠奪開礦權、筑路權、強劃租界為中心,爭奪在華勢力范圍,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由于列強不滿足于與中國合辦礦業,而是企圖通過獨占開礦權壟斷中國的采礦業,因此必然出現列強分贓不均與中國政府維護國家利益的問題。

法國對廣東礦產資源的覬覦由來已久。早在中法戰爭后,法國已多次與中方交涉廣東開礦權問題,意圖將其作為經營中國西南勢力范圍的基礎,均被總理衙門拒絕。(4)[法]施阿蘭著,袁傳璋、鄭永慧譯:《使華記》,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64、112、73頁。1895年,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讓法國有了可乘之機。法國充當瓜分狂潮的急先鋒,利用三國干涉還遼的有利時機,伙同俄國,逼迫清政府簽訂中法《續議商務專條附章》和《續議界務專條附章》。議約之時,中方盡力修改條約以維護自主權利、避免受列強牽制,“其第五條,該使臣原議,中國云南等處開礦,則向法國礦師商辦,臣等以該國欲獨專其利,恐他國不免違言,因與往返力爭,改為中國將來開礦,可先向法國礦師商辦。如此,則進退我可自主?！?5)《總署奏中法續議界約商約專條請旨派員畫押折 附商務條款界務條款及照會三件》(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王彥威、王亮輯編,李育民等點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5》卷114,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260頁。通過這兩個條約,法國享有云南與兩廣礦山的優先開采權。(6)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621—625、577—578頁。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A.Gérard)對此曾這樣評價,“及時締結的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日條約,在法、俄影響在北京牢固地樹立時得到了批準,這真正地開辟了我們殖民政策史的一個新紀元,正如在亞洲同西方間的一般關系史上也開辟了一個新紀元一樣?！?7)[法]施阿蘭著,袁傳璋、鄭永慧譯:《使華記》,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64、112、73頁。由此可見,相關條約的締結強化了法國在中國西南的經濟勢力,也成為法國要求將云南與兩廣納入其勢力范圍的依據。

法國進一步攫取廣東開礦優先權,是在與英國的競爭中逐步實現的。清末英法在中國西南呈競爭態勢。1895年中法條約簽訂后,立即遭到英國的強勢干涉。英國向總理衙門強烈抗議,譴責中方違反《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第五條規定“中國必不將孟連與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讓與別國”(8)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621—625、577—578頁。,并索取利益補償。面對英國的抗議與清政府可能的妥協,施阿蘭以借款綁架中法條約的簽訂與執行:“假設中國政府目前尚不立即履行它對我們應盡的義務,那么法國政府就不能同意履行借款協定所規定的為贖回領土而貸予中國的四億法郎?！?9)[法]施阿蘭著,袁傳璋、鄭永慧譯:《使華記》,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64、112、73頁。當然,通過這一插曲,法國也認識到取得競爭對手英國的認可,對相關條約的執行尤為重要。

為協調在中國西南的利益爭端,英法于1896年1月15日簽署《倫敦協定》。該協定規定“在云南和四川兩省,中國已經讓與或將來可能讓與英國或法國的所有商業和其他特權及利益,都將為兩國及國民和附屬國人民所共同享有”。(10)轉引自葛夫平:《法國與晚清中國》,第138頁。由此可見,法國以犧牲中國云南和四川的利益與英國達成妥協,換取英國對法國兩廣開礦優先權的承認。但《倫敦協定》并不能解決英法矛盾。彼時,交趾支那總督部將英法兩國互相競爭的情況報告其本國政府,稱“英法兩國在中國南方之關系前曾大迫于危機,其后因兩國訂結緩和之條約僅得免于反目,然兩國互相沖突之禍機則依然潛伏于無形之中,將來必有破裂之一日。此乃不得已之勢也?！?11)《譯報:英法兩國在中國西南邊界之競爭(譯大版每日新聞)》,《中華報》1906年第497期,第12頁。其后兩國的競爭也充分說明,“此次協定,似能調整英法兩國在中國之勢力。但實際上,后來并未能減少英法利益之沖突,亦未能阻止英法之企圖個別的向中國發展?！?12)徐先麟:《中越劃界及通商之交涉(1885—1900)》,葛兆光選編:《學術薪火——三十年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科畢業生論文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頁。

自從英國占據緬甸并與法國簽訂《倫敦協定》后,英法在中國西南的勢力擴張受到彼此牽制,逐漸轉向間接競爭。兩國轉而向中方索取利益補償,以謀求均勢。(13)盛敘功:《三百年來之中英外交(三)》,《晨報副刊》第1228期,1925年7月19日,第90頁。英國雖在《倫敦協定》中承認法約,卻以其有違1894年3月1日中緬條約為由堅持向中方申訴,索取利益補償。(14)[法]施阿蘭:《使華記》,第145、146頁。迫于壓力,中英雙方于1897年2月4日簽訂中英《續議緬甸條約附款》。由此,英國在兩廣的勢力得到增強,與法國在西南的競爭逐漸形成頡頏之勢。隨后,清政府對英國的利益補償,又成為法國索取新利益的借口。雖然中英《續議緬甸條約附款》并未觸犯法國任何的主要利益,但法國立即要求與中方修約。(15)[法]施阿蘭:《使華記》,第145、146頁。施阿蘭立即向中國政府聲明,要求獲得相應補償,擴大1895年6月20日條約給予法國的在商務、企業、邊界方面的權利。最終雙方以互相照會的方式,加蓋總理衙門和法國使館關防作為憑證,并將其視為1895年6月20日條約的附件。附件中,總理衙門被迫同意“按照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商務專條附章第五條,現即議定在廣東廣西云南南邊三省界內礦務,中國國家開采之時,即延用法國礦師廠商商辦?！?16)《中法議定興筑桂越滇越鐵路粵桂滇三省礦務延用法廠法礦師開辦暨疏修云南水陸運道事》(1897年6月12日),檔號:01-11-022-02-001。法國由此新增多項利權,其中包括明確獲得云南與兩廣開礦優先權。(17)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第721—722頁。值得注意的是,條約附款將原規定“先向法國廠商及礦師人員商辦”改為“即延用法國礦師廠商商辦”。由此,中方在議約時爭取到的相對自主之權,又被法國變相剝奪。修改后的條約使法國進一步竊取云南與兩廣的開礦權,成為日后法國“獨?！睆V東開礦權的依據。

如上所述,法國利用中國甲午戰敗的有利時機逼迫中方簽訂法約,掀起瓜分中國路礦利權的大潮。議約之時,中方有意修改條約避免受到列強牽制。但隨著英法沖突加劇,法國通過犧牲中國云南與四川的利益與英國簽訂《倫敦協定》達成妥協,又以英國獲得補償利益為借口,逼迫中方修改原約并最終同意出讓中國西南三省的開礦優先權。

二、隱杜覬覦:官商合辦廣東礦業的嘗試

法約簽訂后,中法矛盾一觸即發。法國對廣東礦權的覬覦與掠奪引起廣東地方的密切關注與強烈抵制,刺激了官商開辦廣東礦業、保護礦權的籌謀與作為。

明確獲得廣東開礦優先權的條約依據后,法國繼續將勢力伸入廣東,并嘗試執行開礦條款。1898年,法國以租借停船放煤為由強租廣州灣,并將法國軍艦開到冠頭嶺海面,覬覦開采廣東廉州石頭埠煤礦。為此,兩廣總督譚鐘麟等上奏稱“法艦窺伺北海,覬覦礦產”,并飭令“廉州府知府劉齊潯試行開辦合浦縣屬石頭埠煤礦,派營彈壓,隱相抵拒”。(18)章開沅主編:《清通鑒·同治朝 光緒朝 宣統朝(4)》,岳麓書社2000年版,第795頁。1897年3月,時任新加坡兼轄海門等處總領事的張振勛,注意到法國對海南島礦產資源的覬覦。隨即,張振勛上奏總署,請辦瓊州金礦。他認為瓊州“密邇越南,輪船往來,朝發夕至”,“聞洋人時往窺探,并著人入山私挖,彼則在外購買,得金頗多,又聞國家已準泰西各國至中國開礦,難保洋人不乘間覬覦”,提議官府“及早招商,自行開采,深恐強鄰生心,轉貽地方意外之患”?？偸饘Υ耸终J可,認為以官商聯合共同防范法國可補官力之不足,因“瓊州孤峙南海,密邇七洲洋,為兩粵外洋之屏蔽,即越南東道之咽喉……法人眈眈逐逐,覬覦良深,將欲先事而折其機牙,恐非官力之所能控御”,而“似非用商會之法,無以為保守之方”,決定采納張振勛的提議,招集公司前往開采,“以為思患預防之計”。(19)《署新嘉坡領事張振勛稟請開瓊州金礦可否奏飭準辦由》(1897年3月28日),檔號:01-11-021-02-004。

幾經籌謀,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后,立即任命張振勛為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周歷外埠,招徠外洋華商。因廣東與福建兩省華僑資本較為發達,商部認為“振興商務,先從閩廣入手,即令選擇要地,將筑路開礦墾種工藝,一并趕速開辦”,遂于1904年在廣州成立閩廣農工路礦總公司,派張振勛為督辦,“一面招集明白公正殷實紳商,互相勸導,一俟議有頭緒,隨時咨請商部奏明立案。需款浩繁,擬暫由張振勛設法籌墊,以資辦公”。(20)《奏派張振勛從閩廣辦理商務并設立農工路礦總公司各折片抄稿咨呈由》(1904年11月19日),檔號:01-11-020-01-002。1907年2月7日《申報》載張振勛與南洋華商楊某協商試辦廣州府增城縣金礦,由楊籌集資本60萬。(21)《試辦金礦之計劃》,《申報》1907年2月7日,第3版。1907年日本駐廣東領事報告,亦提及兩廣總督盡力挽回德國禮和洋行與清商永興公司在曲江縣鐵礦利權一事(22)支那鉱山関系雑件/広東省ノ部/広東省(1-7-5-2_7_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1093400、Ref.B04011093500。,及張振勛管理閩廣農工路礦總公司的相關情況。如號召廣東商人陳鴻錫出資6萬兩為調查開發廣東礦山做準備。(23)支那鉱山関系雑件/広東省ノ部/広東省(1-7-5-2_7_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1093400、Ref.B04011093500。值得一提的是,1904年,德商捷成洋行申請開采廣東海南島錫礦。(24)《德商捷成洋行擬在海南采開錫礦希轉粵督遵辦由》(1904年4月29日),檔號:01-11-021-02-006。岑春煊以該處錫礦已于1902年由官開采為由婉拒。(25)《儋州烏槍嶺等處錫礦事屬官辦未便率準別商承開請轉復德使由》(1904年6月21日),檔號:01-11-021-02-008。由此可見,官商開發礦業對外資辦礦有一定的抵制作用。

因涉及籌邊大計,關系重大,海南島礦產資源成為廣東礦務經營的重點。1907年,農工商部又籌劃開發瓊崖(海南)礦產資源,派僑商胡國廉為督辦,呈請外務部將瓊崖全島各礦歸該公司勘采,“或由該公司轉招他商承辦,惟不得暗入洋股,私售外人,限制既嚴,覬覦斯絕”。為體恤商艱,農工商部對其予以政策優待,“所有該公司照費,年租,出井稅等款,均可按之給照年限,一律豁免,以資鼓勵?！?26)《具奏籌議華商創興瓊崖地利事宜酌擬辦法折又請以胡國廉督辦瓊崖墾礦事宜片錄旨刷奏知照由附原奏》(1908年8月21日),檔號:01-11-021-01-017。1908年,農工商部又電催南洋僑商胡子春回國統籌辦理瓊崖墾礦事務。(27)《僑興公司股東會議(廣東)》,《申報》1908年11月12日,第11版。胡子春回國后親自前往瓊崖查勘礦苗,招集股本成立僑興采礦公司。(28)《電催胡子春回粵辦礦(廣東)》,《申報》1907年12月4日,第12版。

1907年5月后,廣東依照清廷改定官制,裁撤農工商局,改設勸業道管理全省礦務。勸業道歸兩廣總督統屬,長官稱為道員,負責管理全省農工商礦等實業,直到清王朝被推翻時方被廢除。(29)黃勛拔主編:《廣東省志·政治紀要》,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頁。1908年5月,兩廣總督張人駿奏請農工商部弛禁開采廣東花縣煤礦,稱花縣各山煤礦蘊藏豐富、運輸便利,“當此輪路四達,工藝迭興,需煤之多十倍往昔,既有可開之礦,亟應由官先行擇地開辦,以保權利而杜覬覦?！?30)《奏請開辦花縣煤礦(廣東)》,《申報》1908年5月22日,第11版。1908年10月,張人駿責成勸業道切實籌辦廣東礦務,“聞所定辦法系另行設立礦務總局,并由局設一礦務大公司,先招官商股本一千萬,將已經查明之開建、番禺等處五金、銻、煤確有把握之礦首先開采,自行設廠,購用新機,提煉砂質。俟辦有成效,再擴充股本,遍及全省?！?31)《責成勸業道辦理全省礦務(廣東)》,《申報》1908年10月14日,第12版。

清末最后兩年,廣東在銻礦的經營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廣東銻礦藏量豐富,“惟因不諳化煉,仍仰外人制造,利權外溢,不知凡幾”。(32)《研究镕煉銻礦(廣東)》,《申報》1908年12月31日,第12版。1902年以前,廣東生銻主要運至廣州賣給德國禮和洋行,利權損失很大。為此,廣東善后局先后在獺老頂銻礦區、大石鼓山銻礦區、省城銻礦區及儋州金錫礦區設局專辦。由于缺乏資金與采礦技術,辦理效果其實并不理想。1910年,美國礦學畢業生王寵佑、梁煥彝從湖南來到廣東,計劃在廣東推廣設廠并用西法采礦。兩廣總督袁樹勛立即奏請官商合辦寶昌銻礦公司,“仿照湖南華昌公司成案,準在廣東境內專辦十年,無論中外官商不得再設純銻煉廠”,并請求酌減稅項,獲清政府批準。公司由梁煥彝總理,招集官商股本共20萬元(官、商各10萬元),并將原有銻礦區接收承辦。(33)《署粵督袁樹勛奏官商合辦銻礦公司請明定專利年限折》,《申報》1910年9月22日,第18版。

由上可知,甲午戰后列強對廣東開礦權的覬覦和掠奪,刺激了近代廣東礦業的起步與發展。由于法約未明確開礦的具體地點,法國以暗中窺伺為主,意在選取合適的礦區。此間,在岑春煊、張振勛及袁樹勛等人的運作下,清政府內部上下聯動,先后在廣東成立閩廣農工路礦總公司、籌劃海南開發事宜、設置勸業道等,在經營廣東礦業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維護了部分利權。與此同時,開發地方之舉暫時化解了“法約問題”引發的礦權危機,有效地防范了列強覬覦。

三、以夷制夷:對英法矛盾的利用

“法約問題”的關鍵是英法矛盾。其具體表現為:法國企圖通過條約“獨?！痹颇吓c兩廣開礦權,阻止英國勢力進入;英國通過《倫敦協定》承認法國既得利益,換取與法國共享云南、四川權益后,仍向中方要求“均沾”兩廣開礦權。

如上所述,甲午戰后法約的簽訂,引起英法對云南、兩廣及四川等地開礦權的競爭。由于法國先下手為強,《倫敦協定》的締結使法國在兩廣開礦權上取得先機和優勢。施阿蘭將法國逐步取得優勢的前提,歸結為《倫敦協定》提出的:以一個協調一致的政策,代替分裂的、勾心斗角的競爭。甲午戰前,法國一直希望從越南打通進入中國西南的通道,把英國影響下的以香港、廣州為中心的中國西南數省的商業,都吸引到越南北圻?！秱惗貐f定》簽訂后,英法雖同意各自擴大從中國(包括云南與四川)獲得的權益,但兩國仍在力爭先發制人,以取得更多優勢。(34)[法]施阿蘭:《使華記》,第150頁。

20世紀初,隨著劃界、筑路等利權相繼瓜分完畢,英法競爭的焦點逐漸轉向掠奪三省礦產資源。因《倫敦協定》承諾共享云南利益,云南開礦權隨之遭到英法合謀瓜分。英法于1901年成立隆興公司,強行索取云南七府的開礦權。在兩廣地區,法國依然具有經英國于《倫敦協定》中承認的開礦優先權。英國雖不甘,卻只能轉向中方要求利益“均沾”。英法在兩廣開礦權上“均沾”與“獨?！钡臎_突,成為“法約問題”的直接誘因。1902年,法國以法約為據,企圖在兩廣開礦權上“獨?！?阻攔英國。法國領事依據條約中兩廣開礦應用法國礦師等條款照會兩廣總督,強行將該條約飭令各屬遵照,導致三岔口礦商迫于壓力,辭掉了英國礦師(35)《英領事以三岔口用英礦師法領事抗議援引中法專條意在兩廣等處開礦專利請與法使詳細訂議以免借口由》(1903年6月18),檔號:01-11-022-01-021。,遂引起英國抗議。

作為法國的競爭對手,英國不甘讓步。除長江流域,英國一直有意將廣東劃為勢力范圍?！赌暇l約》要求割讓香港之時,英國便謀劃將勢力伸入廣東;隨后又以增拓香港界址為名,割去九龍半島一部分,正式確立在華南的商務根基,成為華南唯一能與法國抗衡的國家。因此,法國在兩廣開礦權的“獨?！笔紫仁艿接母缮?。但面對法國的“獨?！?英國索取利益“均沾”是“理虧”的。受1896年《倫敦協定》牽制,英國只能轉向中方要求抵制。1903年3月17日,英國公使照會外務部,申明兩廣礦務先盡法國承辦斷難承認,并稱1898年曾面晤總署王大臣,已商妥“以此應許法國者,與托英國礦師承辦之處,毫無妨礙云云?！?36)《粵督曾聲明兩廣境內開礦盡先托法礦師承辦本國斷難首肯由》(1903年3月17日),檔號:01-11-022-01-019。1903年3月19日,英國駐廣州總領事以三岔口英國礦師被辭一案訴諸兩廣總督,以法約給予法國“獨?！睓嗬?與最優待之理未合,再次要求與法國利益“均沾”。

面對英國的申訴,兩廣總督德壽認為“中國礦產饒富,外人垂涎已久,和議告成,勢必紛至沓來,爭先謀辦。而廣東廣西云南三省礦務,前與法國訂定先向法國廠商及礦師人員商辦,官商俱為束縛。欲將此款廢除,恐難做到?！?37)《英領事以三岔口用英礦師法領事抗議援引中法專條意在兩廣等處開礦專利請與法使詳細訂議以免借口由》(1903年6月18),檔號:01-11-022-01-021。因此,德壽提議與法國進一步明晰法約,以避免英國以此為借口索取利益“均沾”。由此可見,清政府既無力與法國抗衡廢除法約,亦不甘愿與列強達成和議任其瓜分。如何處理這一爭議,是清政府面臨的一場外交考驗。

針對如何進一步與法國明晰法約的問題,兩廣總督向外務部提議將三省礦務由國家辦理的部分,按照法約規定先向法國廠商及礦師人員商辦,由商民承辦的則由其自行決定。迫于法國的壓力,外務部同意“三省礦務由國家辦理,仍照前議先向法國商辦,其商民集股本延礦師置機器,應聽自便”,認為廣東礦務不允許法國“獨?！崩麢酂o需再與法國訂明,因對防止法國“獨?！币皇略缬谢I劃:議約之時“法使原約法國廠商上,系則向二字,總理衙門以不能給法國獨專利,迭次爭辯,法使改為先向二字,復經再三磋磨,于先向加一可字,以參活筆,……約內雖未分析,亦足以備辯論?！?38)《中法專約并無應允法國專利之文僅允將來開礦可先向法商商辦由》(1903年6月22日),檔號:01-11-022-01-022。隨后,外務部向英國申明兩廣礦務并未給予法國“獨?！睓嗬?稱英使所言“與來照所稱各節,語氣稍有未符”(39)《兩廣礦務并未應允法國專利與來照不符由》(1903年3月26日),檔號:01-11-022-01-020。,既緩和了英國的爭議,又防止激化與法國的矛盾。由于英國受到《倫敦協定》牽制,外務部對英國的駁拒巧妙地實現了避免英法和局、利用法國牽制英國的效果。

由上可知,兩廣總督對甲午戰后英法競爭廣東開礦權、角逐勢力范圍的競爭與矛盾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在法約無法廢除與英法已簽訂《倫敦協定》達成妥協的背景下,清政府利用英法矛盾,無形中以《倫敦協定》牽制英國,一定程度上避免陷入英法和局后列強紛至沓來、瓜分礦權的危局。受此影響,英國在廣東的開礦活動確實較少。對英法矛盾的有效因應,也使清政府獲得應對各國礦案糾紛的行事主動權。

四、挽回礦權:對外資辦礦的盡力抵制

開礦申請引發的中法矛盾、葡法矛盾是“法約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其具體表現為:法商意圖以法約為據申請開礦,阻攔中方礦務章程,引起中法交涉;葡商意圖越過礦務章程申請開礦,潛藏葡法沖突,引起中葡交涉。

為維護國家礦業主權,防范列強通過開礦建立勢力范圍,清政府不斷修訂礦務章程,對外資辦礦加以規范。1898年,《礦務鐵路公共章程》第九條規定“集款以多得華股為主”。章程頒行后,立即招致列強的不滿和干涉。迫于壓力,1902年頒行的《籌辦礦務章程》給予洋商與華商同等的地位。其第五條規定“遞稟開辦者,或華人自辦,或洋人承辦,或華、洋人合辦,均無不可”,使外商取得獨資辦礦的權利。直到1904年《礦務暫行章程》頒行,其第十六條規定“集股開礦,總宜以華股占多為主;倘華股不敷,必須附搭洋股,則以不逾華股之數為限。具稟時須聲明洋股實數若干,無得含混,并不準于附搭洋股外,另借洋款。倘有矇準開辦者,查實即將執照注銷,礦地充公”,才重新確立了華商的主導地位。(40)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參考資料叢刊》第2種《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 1895—1914》第2輯上,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6頁。

另一方面,礦務章程在實踐層面也遭遇諸多困難,如不平等條約給予列強的開礦特權?！胺s問題”便是列強以條約特權干涉中國礦政的典型案例。雖然法約明確規定廣東的開礦事宜“仍遵中國本土礦政章程辦理”(41)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第623頁。,但實際交涉中法商往往以本國政府的支持為后盾,以條約特權為據,不肯承認中方礦務章程。雙方各執條約特權與礦務章程一端,使礦案糾紛最終演變為政治交涉。弱國外交下,對外資違章辦礦的抵制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中方的交涉能力。

1901年,法商李三依仗專條,私下與土人訂立合同承領開采廣州府增城縣礦區,被兩廣總督陶模照章駁斥。法領事則以駐京法國欽差大臣未批準礦路章程相駁。具體而言,陶模從兩方面據理力爭:其一,與法約不符。法約規定法國在廣東開礦的優先權,僅限于中國國家在廣東開礦的情況。其二,與礦章不符。辦礦應遵照北京鐵路礦務總局1898年《奏定鐵路礦務章程》“各省開辦礦務章程,需由土人報明地方官逐細查驗明確,咨報北京總局酌核批示,方能作定”,而此案“并未據土人報明地方官照章辦理,尚不知是否民業,抑系官產,遽由法商與許文炳等私立合同,核與條約及奏定章程均不相符,所請準令承領開辦之處,礙難照允”。(42)《法商李三稟廣東增城縣開辦礦務已照復不允由》(1901年7月19日),檔號:01-11-021-01-014。隨后,法領事以駐京法國欽差大臣未批準1898年《礦務鐵路公共章程》相駁。對此,陶模轉以駁斥合辦的華商并未遵照礦務章程辦理謀得轉圜。(43)《法領要求將來準辦礦時法對增城金礦有優先權已照約拒駁由》(1901年7月29日),檔號:01-11-021-01-015。面對法領事對中方礦務章程的干涉,最終外務部以“一切礦路章程,是否仍前照行,抑須重加厘定,尚未議及,相應咨復貴督照會該領事。俟定議,再行商辦可也”照復,采取拖延策略間接抵制。(44)《法商請辦增城縣礦應俟路礦章程定議再行商辦由》(1901年8月2日),檔號:01-11-021-01-016。

直至1907年,法國仍圖謀開采廣東煤礦。法使質問外務部,以有消息稱廣東省官方或商民將開辦廣東省南方及廉州、欽州各屬礦山,提醒中方遵守法約。外務部以“粵省官商是否有開辦該省南方及廉欽一帶礦山之意,未據該省咨報到部”復照,深閉固守以杜覬覦。(45)《粵省廉欽等處礦務備文提憶一節已咨行粵督備核由》(1907年2月25日),檔號:01-11-021-02-003。同年10月18日,法國又覬覦粵東礦產。農工商部咨行外務部,稱法商與廣利公司華商余維壎合辦番禺石馬鄉卜參崗煤礦。(46)《法商圣碧爾與華商合辦卜參崗礦務與原案部章未符希飭罷議由》(1907年12月26日),檔號:01-11-021-02-012?；浂綇埲蓑E立即函復法國領事,請其阻止法商與華商訂立合同,并一面飭令知縣立即傳訊余維壎,一面稟請外務部駁拒。(47)《抄呈粵督電開法商辛貝羅與華商合辦番禺煤礦事倘法使向部嘵舌請堅持駁復由附洋文》(1907年11月23日),檔號:01-11-021-02-010。11月22日,外務部照會法使,以“華商請辦礦務,如未經稟明本部,逕與洋商議定合同,以礦地抵借洋款,或開辦后,將該礦工密售他國人民,一經察覺,將原稟領照人,從嚴懲罰,礦照撤銷,礦工入官”為由駁回。(48)《法商圣碧爾與華商合辦卜參崗礦務與原案部章未符希飭罷議由》(1907年12月26日),檔號:01-11-021-02-012。此后,法使多次辯駁,認為中方不能以國內章程敗廢條約。(49)《粵督阻禁卜參崗煤礦華商擬借法商圣碧爾款項事是否與光緒二十一年中法所訂條款相符請見復由附洋文》(1908年2月11日),檔號:01-11-021-02-013。因該礦曾由余維壎出具甘結聲明不招洋股,張人駿以余維壎所供與1904年《礦務暫行章程》不符,再次請求外務部堅決駁拒,謀得轉圜。(50)《番禺卜參崗事不招洋股并無違約仍乞堅持駁拒由》(1908年2月19日),檔號:01-11-021-02-015。

為防范“法約問題”,中方對葡國的交涉亦以礦務章程堅決駁拒。1902年,商人容良以廣東省香山縣人身份申請開采南?？h大嶺山煤礦,因當地鄉民以有礙風水控訴受阻。隨后,容良意圖冒入葡籍,訴諸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為其辦理,以跨越地方民情問題的阻攔,不料卷入“法約問題”,使葡法構成潛在矛盾。岑春煊以“法約問題”呈報外務部,建議外務部以礦章駁斥,將該礦飭令官辦,同時籌謀保全兩廣礦區利權,最終成功抵制葡國。(51)《容良請辦大嶺山煤礦雖與附近田園廬墓無礙惟一經給照開采不特輿情不洽抑且流弊滋多如能飭將該礦由官設法籌辦更為妥善由》(1904年6月26日),檔號:01-11-021-01-006。至此,各國開采廣東礦產的企圖均未得逞。

如上所述,為防范各國通過開礦申請攘奪利權、競爭勢力范圍,兩廣總督與外務部在依章駁拒的基礎上綜合施策,盡力抵制法、葡等國的開礦申請,成功地化解了“法約問題”的危機,最終挽回和保全廣東礦權。

結 語

甲午戰后,列強對廣東開礦權的爭奪加深了中國被瓜分的總危機。近代廣東礦業在“法約問題”中艱難起步,是中國早期礦業發展系統性困局的一個縮影,體現了半殖民地的經濟特征。受列強以開礦權為中心競爭勢力范圍影響,法約在簽訂與執行中,逐漸演化為法國“獨?！迸c其他列強“均沾”相沖突的“法約問題”,引起中方的抵制與中、法、英、葡、德等國之間的反復交涉。在這一過程中,“法約問題”主要包括中法矛盾、英法矛盾與潛藏的德法、葡法矛盾等。其中,英法矛盾是“法約問題”的關鍵。由法國竊取廣東開礦優先權的過程可知,“法約問題”并非單純的礦業競爭,而是甲午戰后列強掀起的瓜分中國勢力范圍的一個組成部分,源于甲午戰后英法在中國西南勢力范圍的競爭與分贓不均,是英法競爭中國西南勢力范圍的延續。

約瑟夫(P.Joseph)曾指出,甲午戰后,列強由謀求通商利益轉向對華政治與經濟霸權的爭奪。與此同時,“中華帝國解體的可能,是始終存在于政治領域中的”。此間,“瓜分不止一次地迫在眉睫。如果說瓜分被避免了的話,那并不是由于主持中國外交機構的人具有任何杰出的政治才干,也不是由于中國國家在組織上具有任何特性。更正確地說,使幾個主要強國對瓜分中國未能取得協議的原因,是它們相互間的競爭、猜忌和利益上的沖突?！?52)[英]菲利浦·約瑟夫著、胡濱譯:《列強對華外交(1894—1900)——對華政治經濟關系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3—4頁。值得肯定的是,約瑟夫關注到中國未被瓜分的外部因素,即列強的競爭與矛盾。遺憾的是,其觀點陷于西方中心觀,過于絕對地夸大了西方在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否定了中國官員與外交機構的應對能力,更忽略了清政府在交涉中的主體能動性、中國近代民族礦業的興起等中國自身內部因素,在抵御瓜分中所起的作用。

已有學者指出,“實際上,甲午戰爭的慘敗不僅促使民間人士愛國救亡熱情急劇高漲,而且也給清朝統治者帶來了較大的刺激,迫使其不得不思有所振作,尋求變革?！?53)朱英:《晚清收回利權運動新論》,《史學集刊》2013年第3期,第46頁。結合本文的研究亦可知,甲午戰后清政府在廣東積極推行新政、經營礦務的系列舉措,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列強的瓜分狂潮。在法約已經明確的情況下,清政府借助商力發展廣東礦業、利用英法矛盾盡力挽回和保全廣東礦權,抵制了列強通過礦山開采將勢力伸入廣東的企圖,展示出條約制度困境下列強矛盾對立留給中方的轉圜空間,以及近代中國捍衛國家利益的艱難曲折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