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遠見卓識的任弼時

羅付金

任弼時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被葉劍英稱為“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他思維縝密，足智多謀，富有遠見卓識，面對中國革命遇到的重大問題，善于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參與黨的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制定和實施，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以高度政治敏銳性及時撥正中國革命航向

1934年10月，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的紅六軍團和賀龍、關向應率領的紅三軍在貴州印江縣木黃勝利會師。兩軍會師后，在戰略行動方向上與中革軍委發生分歧。任弼時仔細分析形勢，以遠大的政治眼光指出：兩軍集中行動，向敵人力量薄弱的湘西北尋求發展；分散行軍，削弱力量，于革命危害極大。后來的軍事勝利證明了任弼時的正確判斷和科學預見。

長征途中，張國燾從事反黨分裂活動，控制了中央與紅二、紅六軍團的聯絡密碼，切斷了他們的聯系，企圖利用紅二、紅六軍團達到自己的目的。任弼時分析了日軍不斷進逼、全國抗日浪潮高漲的形勢，考慮到整個民族的利益，毅然決定北上抗日。這與中央的意圖不謀而合。對于任弼時卓越的軍事才能，蕭克這樣評價：“他善于洞察戰略大勢，能夠駕馭戰爭發展變化的趨勢，正確地選擇戰略方向，確定戰略方針?！?/p>

1934年11月，任弼時領導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不久，根據地土地政策由于受“左”傾錯誤影響，提出了消滅富農經濟的口號，這使革命勢力被孤立、紅軍運動受挫折。湘鄂川黔省委和省革委頒布了《沒收和分配土地的條例》《分田工作大綱》，強調團結中農，保護中農利益，取消反對富農、消滅富農經濟的錯誤主張，給富農以出路。任弼時沉著分析指出，不應侵犯中農利益，要特別防止把富裕中農判作富農，不能把富農當作地主來打擊。這些糾正后的規定，與一年后中央改變富農政策的精神基本一致，顯示出了任弼時的判斷力和預見力。

解放戰爭時期，任弼時直接承擔土地改革的重任。當土改迅猛發展取得明顯成就的時候，又出現“左”的傾向，偏離了土改正確方向。1948年1月，經過充分調查研究，在西北人民解放軍前委擴大會議上，任弼時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講話，闡明了團結中農，正確對待工商業主、知識分子和開明紳士，反對亂打亂殺等問題。這篇講話對糾正土地改革中“左”的傾向，促使土地改革全面走上正軌起了重要作用。

提出“厲行節約，

建立家務，備戰備荒”建設方針

1940年，任弼時回到延安時，正逢國民黨頑固派對陜甘寧邊區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加之連年嚴重的自然災害，陜甘寧邊區財政出現極大困難。毛澤東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冬天沒有被蓋的地步！”面對這種局勢，任弼時及時提出了積極的解決辦法，即軍隊實行屯田政策、開荒六十萬畝、鹽的生產歸軍隊經營、整頓稅收。

隨即，黨中央帶領邊區黨政軍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親自動手開荒種菜，學習紡紗。在中直機關和中央警衛團組織的紡線比賽中，任弼時獲得第一名。在黨中央的積極倡導和廣大軍民的努力下，邊區經濟發展成就喜人。1943年運鹽60萬馱。到1944年，軍民開荒335萬多畝，生產余糧52萬石；植棉30萬畝，一年產棉花500萬斤，棉花再不要邊區境外供給；紙、肥皂、火柴、煤油、鐵等都實現了自給；百分之六七十的農村勞動力已經組織起來。邊區基本渡過了難關。

為加強邊區經濟建設中的計劃性和組織性，在與國民黨的經濟斗爭中保持勝利，任弼時進一步提出了“厲行節約，建立家務，備戰備荒”的建設方針。他強調要防止和克服“由于政策上的錯誤而產生的”浪費，要求在邊區建立和健全預決算制度、金庫制度、會計審計制度、供給標準制度以及部隊、機關、學校生產自給的收支報告審查制度。為了鼓勵節約，他還規定了節約完全歸公（如辦公用品）、節約按比例分成（如包裝回收）、節約完全歸己（如供給個人的消費品）的三種辦法，使節約之風在邊區蔚然成風，邊區逐漸發展成為全國重要的政治中心，為獲得戰爭勝利的有利形勢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任弼時獨立自主的經濟思想，有力保障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局部執政事業的成功。

在科學技術領域發表高瞻遠矚的精辟見解

延安時期，針對部分同志輕視技術的現象，1941年2月，在召開陜甘寧邊區各縣聯席會議時，任弼時強調一定要轉變看不起技術工作的錯誤思想。他在《時局的發展和邊區的任務》報告中指出：“建立工廠、醫院，比到外打游擊要細致和麻煩得多。但是在過去，我們黨內不少同志對經濟建設和技術工作往往不愿做，而且看它不起，這是很要不得的?！?943年7月2日，在延安機要人員會議上，他又明確提出，機要人員要具備四項品質，其中包括“改進技術，精益求精”。接著，在陜甘寧邊區高干會上，任弼時要求各根據地黨委要下決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夠掌握政策而黨性又好的干部，以“培養成為我們建國的專門人材”。

在中共七大作《努力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講話中，任弼時又明確地對技術干部的重要性作了說明。他指出：“有些同志甚至有輕視建設和經濟工作，對于經濟、文化方面的知識分子及原有干部不加重視和爭取的錯誤傾向?！比五鰰r深知科技對于經濟建設的重要性。1946年5月2日，他在解放區經濟問題座談會上富有遠見地指出：“要以優厚待遇吸引國統區技術人員到解放區來；提拔技術熟練的老工人，有計劃地訓練和培養經濟干部?！敝档靡惶岬氖?，他還特別指出“要有計劃地利用和爭取大批黨外經濟技術干部”，鼓勵他們積極參與解放區經濟建設。

任弼時還著力強調學好科技的重要性。1946年5月4日，他在延安紀念五四青年節大會上，要求各解放區青年“提高文化、學習技術、加緊生產、發展經濟建設，以影響全國人民和全國青年”。任弼時將發展科技提到了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的高度，體現出他的遠見卓識。

對新中國工業化之路的戰略思考

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任弼時就指出：“我們在政治上、軍事上取得獨立自主，這已經沒有問題，但是在經濟上取得獨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獨立自主?！彼€前瞻性地提出：“要有強大的機器制造業，還要有軍事制造業，能夠制造飛機、坦克、艦艇等。這才在國防上也獨立自主了?！?/p>

新中國究竟如何搞經濟建設？任弼時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的工作的中心和重點要進行轉變，要開始以城市為中心進行工業建設，走工業化道路。他特別就如何保證工業生產發展的資金來源進行了論述，即要靠工業利潤、農業增產、稅收、提倡節約等要素來籌劃和積累。

如何處理好工業化道路中的工農業關系，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任弼時認為，工業與農業之間是一種相互促進的關系。尤為重要的是，發展工業的資金積累最主要的還是靠農業，因為工業在國民經濟生活中的比重畢竟只有百分之十左右，而農業生產是大量的。因此，任弼時認為：“工作重心現在應該由農村移到城市，應該抽調一定力量來加強城市工作，但如果因此而丟掉鄉村，把鄉村工作力量都移到城市里來，那也是錯誤的?！?/p>

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毙轮袊闪⒅H，毛澤東又進一步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任弼時有關開始工業建設和處理工農業相互關系的思想和毛澤東的這些精辟論述是一致的。歷史證明，任弼時關于工農業相互促進的思想也是正確的。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工農業發展比例比較協調，國民經濟發展得比較順利，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迅速得到了改善。

任弼時曾這樣展望新中國的美好藍圖：“全國革命勝利后，我們仍需要有兩個到三個五年計劃，才可轉變到社會主義?！苯裉炜磥?，盡管任弼時對轉變的條件與時間的設想有些粗淺，但是他強調只有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新民主主義才能轉向社會主義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同時對今天我們進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也具有現實的借鑒作用。

“出師未捷身先死”，正當新中國工業建設起步伊始，任弼時卻因積勞成疾，于1950年10月病逝于北京。這使他未能親見自己的工業化思路充分付諸實踐、接受實踐的檢驗及從實踐中結出碩果，令人至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