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批評是一項富有難度的工作

程繼龍：張教授，您是資深批評家，從事新詩批評這一工作已有二十年之久了吧？您曾參與、發起過很多新詩話題，也拿過“啄木鳥杯”“《星星》年度批評家”等一些重要的獎項。我很想問您，新詩批評最主要的任務是什么？

張德明：你這個問題提得很好，既有豐厚的學術含量和詩學價值，又不乏突出的現實針對性。在我看來，新詩批評的任務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發掘當代詩歌中的優秀之作，既為新詩的經典化做基礎性的工作，也以此來引導當代詩人的詩歌創作。其次是勘察當下詩歌潮流中存在的弊病、問題，及時指正和糾偏，從而將詩歌創作引向更為健康和正確的軌道。最后就是通過對當代詩歌乃至百年新詩的觀察和分析，提出一些帶有普遍性和整體性的詩學問題，從而為中國現代詩學的理論建構做出一定的貢獻。

程繼龍：我覺得詩歌批評首要的任務就是準確說出對當下詩歌的鮮活感受。詩歌批評家應該有敏銳的詩歌感悟力，最好是詩人、藝術家，能把自己對文本、詩人、當下詩歌現象的第一感受及時、生動地說出來；能第一時間把詩歌拉入文化、話語言說的場域中，使它們成為被關注、被言說的對象。批評家的言說比一般讀者專業，因為批評家有良好的藝術修養、理論訓練；比一般學者有生氣，因為批評家不是從理論、觀念出發。為解讀一首詩，批評家可能需要經年累月地翻覽期刊、網絡上的海量作品，還要勇敢地排除各種私心雜務的干擾，以便露出銳利的直覺、明澈的公心。其他方面，像您說的對問題的勘察、理論的建構固然重要，但都要以此為基礎。

張德明：你的陳述也很有道理，只是跟我所站的角度不同而已。詩評家對當下詩歌現場的鮮活感受確乎很重要，它是將專業性的詩性言說與普通評論者的讀后感表達和一般學者的學術八股區分出來的重要標準，也是判斷一個專業詩歌評論家是否夠格、是否有自己的藝術主見的基本尺度。當然，鮮活感受是一種很珍稀的詩性覺悟，它是閃光的、有靈性的，有時甚至是充滿神秘色彩的，要想將其準確地言說出來，將其與富于學理性的話語有效地接洽在一起，其實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似乎可以說，將對當下詩歌的鮮活感受加以恰當言說所能達到的準確程度，一定意義上就決定著一個詩歌批評家所能具有的詩學地位和理論高度。

程繼龍：對的，有道理。當下新詩批評處境尷尬，新詩批評受到內外各方面的質疑，以至于批評家本身也常常反躬自問“批評是不是真的無意義”；詩人也討厭批評家說長道短，只有出了新詩集時才想到找批評家做廣告；有的編輯也輕率對待批評，常隨便找個人寫幾句填補刊物、欄目的空白；搞所謂嚴肅學術的學者也輕視批評家。新詩批評是不是真的出問題了？

張德明：近些年來，當代新詩批評的確受到了多方面的質疑，這是客觀存在的。你所指出的當下詩歌批評存在的多種尷尬情態，也確實稀松可見。但在我看來，這并不意味著新詩批評真的出了問題，而只是說明了兩點：一是，當代新詩批評還不成熟、不完善，還遠沒有發揮出自身應有的功能和作用；二是，當代詩人和詩歌讀者還對新詩批評存在著一定的誤解與偏見，他們往往將詩歌批評當作了詩歌創作的附著物和衍生物，沒有認識到批評的獨立性作用和建設性意義，這也無形之中為新詩批評的生存和發展制造了障礙。

你所指出的那種所謂嚴肅學術的學者輕視詩歌批評的問題也是當下的一種實情，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比較復雜，既有學術體制的原因，也有學者自身的原因。從學術體制的角度說，高校和科研院所對學者的學術考評往往是以科研項目、核心期刊論文、社科獎項為依據的，一般來說，詩歌批評的文字很難登上重要的學術核心期刊，自然也無法獲得各級各類的社科獎項，以此為依據去申報社科項目，其獲準立項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這意味著，要想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獲得更大的學術回報，比如評職稱、獲獎勵，學人們就必須有意識地抑制自己從事詩歌批評的沖動，轉而去寫那些適合核心期刊發表的論文。當代學術的體制化程度是在不斷深化的，這就決定了詩歌批評的生存空間也許會繼續被壓縮。

從學者自身的角度來看，詩歌批評是一種并不輕松的工作，它需要從業者有更多的藝術靈性和審美感受力，由此也對從業者的才氣、膽識、歷史洞察力和美學判斷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客觀地說，很多學者都無法勝任詩歌批評這項工作。我一向尊重那些從事所謂嚴肅學術的學者，并認為他們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上付出了辛苦的勞動，也獲得了豐碩的成果，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就贊同詩歌批評比學術味濃重的詩學研究要缺乏價值和意義的觀點。

程繼龍：造成新詩批評問題的原因太多了。外部因素我們不能抗拒，比如新詩在整個文化體系中被邊緣化，相應的，新詩批評就成了邊緣化的二次方，這些都是我們無可奈何的。使我沉思并且痛心的是，一些新詩批評家自身的脆弱乃至潰敗。學術是非常體制化的，學術評價就是行政評價，理想意義上的學術評價實際上離我們非常遙遠。有些新詩批評家做幾年批評，一有機會就搖身變為所謂的學者，課題、獎項加身?？v使沒有機會華麗轉身，也努力地要把批評文章弄得高大上，不厭其煩地引用?？?、德里達、朗西埃等人的話語，注釋比正文還長。詩歌批評家的主體隱身了，看不到對詩人詩作細微的體貼、深切的洞見，更不能拿出可與杰出的文學作品媲美的批評文字，也談不上對新詩批評方法、理論的建設……給我的感覺是，當下的新詩批評家抱負越來越小，越來越瞧不上自個兒手頭所從事的工作，甚至只要誰張羅個什么會議、給幾個出場費，就可以呼啦一下叫上一堆所謂的批評家，這太悲哀了。

張德明：當下從事詩歌批評所遭遇的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都無法令人滿意，因此在詩歌批評界出現了不少“怪現狀”是可想而知的。你剛才指出了詩評家的自律問題，這的確是很有見地的。其實從事新詩批評的人，比如我，也常常處于矛盾的心理狀況之中：一方面，要時刻面對自己的詩學良知，由此告誡自己必須以最虔誠和最真摯的態度來對待自己的研究對象；另一方面，又要面對社會上的各種誘惑，比如做評委，寫序言，參加詩人的作品研討會，為一些詩歌愛好者站臺，畢竟這背后或多或少會有一些經濟上的補償?？陀^上說，要想完全擺脫所有誘惑，始終保持一種純粹的研究者身份，對于一個生活于俗世的人來說，恐怕是無法做到的。但詩評家還是要努力抵御一些誘惑，盡可能讓自己的批評言說更加純粹和嚴謹一些，無論對于當代詩歌創作而言，還是對于詩評家本人來說，這都是富有價值和意義的。

程繼龍：我自己也面臨著這些糾葛，確實挺不容易的。如何做到既不改變對詩的初心，又一定意義上照顧到人情，確實是一件難事。當下新詩創作有什么問題？作為批評家，你覺得該如何應對？

張德明：當下新詩創作是較為活躍和繁榮的，從事詩歌創作的人之多，詩歌作品的生產量之高，都是令人矚目的。不過，在表面的繁榮背后，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其存在的問題，只有如此，新詩的發展和前行才會變得更為輕快和順利。

在我看來，當下新詩創作存在的問題不少，主要體現在這樣三個方面：其一，先鋒探索精神的迷失。相比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當下詩歌創作的先鋒性是在不斷弱化的，很多詩人沉迷于對日常生活的述說和對自然風物的簡單描畫之中，沒有在探索新詩新的話語方式、新的形式建構、新的意象和語言組合等方面做文章，不客氣地說，先鋒詩歌在當下語境中幾乎走向了終結。其二，歷史感的消解。多數詩人不愿在詩歌中觸及嚴峻而錐心的現實問題，也不擅長在更高的精神和文化層面來處理當代人的生存窘境和心靈矛盾，其詩歌創作往往停留在對外在物象的粗淺捕捉和自然風景的單純描畫上，沒有與當下社會政治、當代現實人生展開及時而深入的對話，刺探現實、叩問當代的歷史深度是遠遠不夠的，武斷地講，當下新詩作品多數都是沒有歷史感的游戲之作，很難有更為長久的藝術生命。其三，以獲獎作為評判詩人高下的某種標準，將詩歌創作引向了一條并不健康的路向上。在當下中國，大大小小的詩歌獎項估計有千種以上，很多詩人從事詩歌創作的目的（甚至終極目標）就是獲得某類獎項。我了解不少的一線詩人，他們心里都有一個驅之不去的“魯獎”夢，以致平時的詩歌創作，常常會按照“魯獎”的標準去實施，出版詩集時，會盡可能將集子中的一些異類的作品剔除掉，努力保持文本的純粹性和安全性，以便符合“魯獎”的基本要求。我還了解到一些普通的詩人，他們頻頻參加各種詩歌大獎賽，為了獲獎，他們會認真研讀大獎賽的參評要求，極力去迎合主辦方的口味，由此催生出的“征文體”詩歌文本，客觀地說，大都是一些缺乏藝術水準和美學質量的詩歌。

針對目前詩歌創作中出現的問題，我覺得可以在這些方面入手加以解決。首先，重提詩歌創作的難度意識，倡導當代詩的先鋒性和實驗性，為新詩創作的前沿性探索創造更為寬松和有利的條件。其次，極力規范各類詩歌獎項，盡可能優化當代詩歌生存的現實環境和秩序，以便將那些真正有實力、有水平、有深刻歷史感知和不俗美學獨創性的詩歌作品挖掘出來。

程繼龍：其實得不得獎都是詩歌以外的事情，真正的詩人不為獲獎而寫作。即使真在乎獎，對大部分詩人而言，左右不了評獎的標準，那就只好聽之任之了。評獎的合理性問題就交給社會發展去解決吧。我認為詩人應該將精力更多地放在詩的創作上面，這是一句廢話，但有必要強調。這些年詩歌創作呈現的問題很多，您提到的先鋒性的弱化、歷史感的缺失，都是我們私下經常談及、爭論的。比如鄉土詩，誰都可以提筆掄幾下，炊煙、老屋、父母、芳草、斜陽，好像這些東西天然地就具有詩意，但是多少正視一下現實的人都知道，鄉土社會已經消亡了，留下的也完全工業化、城鎮化了，這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大勢?，F代性雖然呈現出各種各樣的病癥，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倫理道德、新的詩意想象只能在現代性這一大趨勢中再生出來。即使仍然要寫鄉土詩，我覺得也要在一個恢廓的歷史時空里重新審視鄉土，甚至以未來人的眼光重新看待我們過去的生活與愛恨。詩不就是重新審視和想象我們的生活嗎？這審視與想象不能僅僅是懷舊式的，更不能閉上眼睛說瞎話?，F代都市詩大多是那種帶一點小資情調的抒發與涂抹，什么手握咖啡，聽到了花開的聲音呀，觸摸時光的褶皺呀，更有甚者，完全沉入自我的小天地，把感傷或發昏時的自語、囈語一股腦兒分行排列出來，造成一種悲兮兮又華麗麗的所謂“新感覺”文字。自然寫作也越來越不具備現實針對性和博大的哲學思考，走哪寫哪，成為旅游觀光的流水賬或花花草草的閑散記錄，說嚴重一點，是回避甚至遮蔽社會問題，無關利害，不痛不癢。其本質上是我們的詩人弱化了對“詩歌為何”“詩歌何為”這些根本問題的關心、叩問，對詩在當下的文化境遇里能做什么、該做什么缺乏重新想象、重新設定的能力、勇氣和抱負，造成了詩的大幅度疲軟，審美的疲勞，閱讀的厭倦?，F在我們對詩的認識太保守了，詩就是圈子里現在設想、呈現出的那種軟塌塌的樣子嗎？

張德明：還是那句話，生活在物質世界里的人，事實上都無法真正免俗。把寫詩和拿獎聯系起來，其實也并不完全矛盾。只是我覺得詩人不應該把獲獎作為詩歌寫作的最高目標，而只能將其視為對自己創作的某種鼓勵和鞭策。對于當下詩歌創作來說，我們要面對的困難很多，要解決的問題也不少，但我仍然堅信，當下中國新詩是不乏活力的，新詩的未來也是值得期待的。

程繼龍：這次我們聊了好些有意思的話題，您也提出了不少富有真知灼見的看法，我覺得會給真正關心當代新詩的朋友帶來啟發。謝謝您接受我的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