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省傳統村落可達性特征及影響因素的空間分異

夏伊凡 黃曉燕 康晨晨 徐旭

摘要 傳統村落是推進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載體。以陜西省182個國家級傳統村落為研究對象，分析其空間分布特征，并運用ArcGIS網絡分析和地理加權回歸模型，深入剖析縣級和鎮級尺度下傳統村落可達性特征及影響因素的空間分異。研究結果表明：① 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呈集聚型空間分布，在空間上形成了4個主要集聚區。② 傳統村落可達性整體水平較低，呈現以關中為中心的階梯狀遞減特征。③ 不同空間尺度下的傳統村落可達性與影響因素存在著較強的空間不穩定性?？h級尺度下，高程與傳統村落可達性基本呈正相關關系，但在鎮級尺度下，兩者正負向關系并存，且呈現以榆林西北部和渭南中部為中心向外圍圈層逐漸增強的特點?？h級尺度下，近水體最短距離與傳統村落可達性水平呈負相關關系，但在鎮級尺度下，其對可達性水平的影響呈現出從陜南和陜北向中部逐步遞減的趨勢。④高程、坡度和近水體最短距離是影響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可達性的主要因素，且在不同地區具有不同的影響效應。傳統村落可達性特征和影響因素的研究可以為不同地區傳統村落可達性的改進和傳統村落保護利用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學依據。

關鍵詞 傳統村落;可達性;GWR模型;不同尺度;陜西省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accessibi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haanxi Province

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182 national-level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haanxi Province were analyzed as research objects. Using ArcGIS network analysis and GWR model，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accessibi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t the county and town scales were analyzed in depth.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① The national-level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haanxi Province are characterized by agglomer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forming four main agglomeration area in space. ② The overall level of accessibility is low， showing a stepwise decline centered on Guanzhong. ③ There is strong spatial instability in the accessibil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accessibility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At the county level， the elevation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ccessibil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However， at the town level，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lationships coexist， and are characterized by a gradual increase from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Yulin and the central part of Weinan to the peripheral circles. At the county level， the distance to neighboring river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 of accessibil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However， at the town level， its impact on accessibility shows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southern and northern Shaanxi to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country. ④ Elevation， slope， and the distance to neighboring rivers are the main factors in the accessibility of national-level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have different influencing effects in different areas. Research on the accessibil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can help reveal the ways to improve the accessibil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futur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strategies for traditional villages.

Key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accessibility;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 different scales; Shaanxi Province

傳統村落是指形成較早，擁有較豐富的傳統資源，具有一定歷史、文化、科學、藝術、社會和經濟價值，應予以保護的村落［1］。傳統村落作為傳統文化景觀的重要載體［2］，是推進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建設極為重要的資源。長期以來，我國高度重視傳統村落的保護與傳承。自2012年起，全國開展了6次傳統村落摸底調查，截至2022年底，共認定傳統村落8 171個。然而，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沖擊下，當前傳統村落保護和利用仍面臨著空心化、過度商業化、民族傳統文化遺失、非物質文化景觀衰落和生態環境惡化等一系列問題，傳統村落的保護和利用迫切需要相關研究的支撐。

我國傳統村落研究起步相對較晚，但成果豐富。學者從建筑學、地理學、生態學、管理學等不同學科視角，對傳統村落開展了大量研究。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傳統村落空間格局及形態特征［2-5］、價值評價［6-10］、保護與利用策略［11-14］、旅游發展及影響因素［15-18］和景觀基因［19-20］等方面?？傮w而言，現有研究側重于對傳統村落的空間分布、價值解讀和開發策略的討論，對傳統村落空間可達性的深層次分析相對不足。

便攜的交通是地區發展的前提條件。傳統村落大多分布在位置偏遠、交通基礎設施相對較差的地區，傳統村落的保護利用高度依賴于交通條件和可進入性。傳統村落的可達性水平反映了其進入的交通便利程度，會對傳統村落的社會經濟發展與文化保護傳承產生重要影響。準確把握傳統村落可達性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素是對傳統村落進行高效保護利用的前提。當前的可達性研究主要關注區域尺度的可達性測度、格局變化及其對經濟、人口或產業的影響［21-23］，或在城市內部分析公共服務設施可達性差異及其效應［24-25］。關于傳統村落交通條件和可達性的研究相對有限，且已有研究多側重于采用緩沖區或空間句法分析，探討傳統村落可達性空間分布特征。如張忠訓等［26］運用空間句法模型分析得出貴州少數民族聚居區市域內傳統村落全局可達性與傳統村落分布成正比，局部可達性高的傳統村落普遍具有極為便利的高等級公路通達性。胡金龍等［27］運用空間句法及GIS空間分析方法研究了桂林市傳統村落可達性特征，發現自然環境復雜、社會發展滯后區域的傳統村落可達性相對更低。竇銀娣等［28］采用時間成本分析法研究發現湖南省傳統村落的整體可達性較好，市域尺度的傳統村落可達性差異較大。在傳統村落可達性的影響因素方面，現有研究主要采用相關性分析或線性回歸模型，認為傳統村落可達性受海拔、坡度、離水距離、道路等級、社會經濟發展及民族屬性等因素的共同影響［27，29-30］。然而，在傳統村落研究中，缺乏對可達性空間分布特征影響因素的深入挖掘，對影響因素的空間異質性更是缺乏討論。

鑒于此，本文以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為研究對象，運用地理加權回歸（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模型，探究傳統村落可達性的空間格局、影響因素及各影響因子的空間分異，揭示傳統村落可達性空間分布規律和影響因素在不同地理空間背景下的影響差異，以期為傳統村落的保護開發提供決策依據。

1 研究數據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網站公布的第一批至第六批中國國家級傳統村落名錄進行梳理，截止2022年，陜西省共有國家級傳統村落182個。傳統村落的經緯度借助百度地圖API拾取坐標系統獲取。研究中的中國海拔高度（DEM）空間分布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http：∥www.resdc.cn／），空間分辨率為1 km。坡度數據通過DEM進行提取。水系和路網數據源于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http：∥www.ngcc.cn／ngcc／）提供的最新矢量數據。主要數據的處理采用了ArcGIS 10.7軟件連接、疊合等空間處理工具。

1.2 研究方法

1.2.1 空間分布特征分析方法

1）最鄰近點指數。最鄰近距離是表示點狀要素的相互鄰近距離的地理指標，反映點狀要素在空間上的分布類型。計算公式為

2）核密度估計法。本文采用核密度估計法判定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在空間上聚集的區域。核密度估計法認為地理事件可以發生在任何空間位置上，但地理事件發生的概率隨空間位置的變化而變化，其中點要素越集聚的區域，地理事件發生的概率越高［32］。將陜西省182個傳統村落抽象成點狀要素，采用核密度分析法對其進行可視化表達，核密度越高意味著傳統村落在空間上分布越集聚。

式中：p為待估計傳統村落的位置；pi為落在以p為圓心、r為半徑的圓內的第i個傳統村落的位置;r表示步長，即以p為源點的曲面在空間上的延展的寬度。

1.2.2 可達性計算方法

可達性旨在對空間上某一要素實體（點、線或區域）的位置優劣程度進行度量。本文采用最短時間距離模型來測算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到研究范圍內不同層級行政中心（縣和鎮）的便利程度。為便于分析，對結果數值取倒數，數值越大，說明該傳統村落可達性越好。公式為

式中：Ai表示國家級傳統村落i的可達時間;n為不同尺度下的區域節點總數；dij在表示傳統村落i通過交通網絡到區域節點質心j的最短時間。Ai值越小，表征傳統村落i的可達性越好。反之則可達性水平相對較差。

本文在網絡數據集的基礎上對高速公路、國道、省道、縣道和鄉道等不同等級的道路設定不同的行駛速度。道路行駛速度結合陜西省道路通行情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路工程技術標準（JTGB—2006）》，按照高速公路120 km／h、國道100 km／h、省道80 km／h、縣道50 km／h、鄉道40 km／h進行設定。

1.2.3 GWR模型

GWR模型是在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基礎上的進一步拓展，其考慮了空間數據的異質性特征，能夠將模型的參數估計值反映在地圖上，有助于探索空間變異特征和規律［31］。GWR模型考慮了數據的空間地理變化，在回歸參數中納入對數據地理位置的考慮，使回歸參數變成空間可觀測，從而解釋因變量隨自變量空間位置的變化［32］。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yi為傳統村落i的因變量；xik為第i個傳統村落點上第k個變量的觀測值；（ui，vi）為第i個傳統村落的地理坐標；β0（ui，vi）是回歸方程的截距；βk（ui，vi）表示為第i個傳統村落的回歸參數；k為傳統村落數量；εi則為誤差項。

根據地理學第一定律，兩個地物之間存在空間相關性，一般來說，空間相關性與兩地物間距離正相關。因此，對樣本點進行加權處理，“加權”通過權重矩陣來完成，利用加權最小二乘法估計參數的數學表達式為

式中：dij為點（ui，yi）到點（uj，yj）的歐氏距離;b為帶寬（bandwidth），是用來控制權重隨距離dij之間衰減的程度的參數。選擇AIC信息準則（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最小化來確定最佳帶寬，公式為

式中：AAIC值表示模型的赤池信息值，根據AIC準則，AIC最小的值對應的帶寬即模型中的最優帶寬;n表示傳統村落點的數量;tr（S）表示GWR的S矩陣的跡，是帶寬的函數;σ表示誤差項估計的標準離差。

2 傳統村落空間分布及可達性特征

2.1 空間分布特征

通過計算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的最鄰近點指數，發現呈現集聚型空間分布特征。計算得出的理論鄰近距離rE=25.52 km，實際鄰近距離r1=16.50 km。最鄰近指數R約為0.65<1，表明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在空間分布上成集聚狀態。

選取帶寬150 km的核密度工具生成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空間分布的核密度熱點圖。如圖1所示，由于地區地理環境不同，陜西國家級傳統村落在空間分布上呈現出較強的不均衡性，形成了4個主要的空間集聚區，分別是陜北中東部傳統村落集聚區、關中東北部傳統村落集聚區、陜南中南部傳統村落集聚區以及陜南西北部傳統村落集聚區。

呈現該空間格局分布特征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對于關中平原地區，由于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具有良好交通和區位條件，傳統村落的保護利用水平相對較高;對于陜北黃土高原及陜南秦巴山地，地形條件導致對外交通聯系較少，傳統村落受外來影響小，眾多的傳統村落得以保留。

2.2 可達性空間特征

傳統村落的可達性可衡量外界進入村落的難易程度。 本文采用最短時間距離模型計算可達性， 分別測算182個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到研究范圍內107個縣城、 1 398個鄉鎮的可達性水平。

為分析傳統村落可達性的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差異，按照最短時間距離劃分可達時間等級，利用ArcGIS軟件對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的可達性進行可視化處理。通過測算得出縣級和鎮級尺度下各傳統村落的可達性均值為363.97 min和377.86 min，可達性空間格局基本相似，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的可達性等級總體上呈現以關中地區為中心的階梯狀向四周遞減的圈層式結構（見圖2）。具備較高可達性的區域主要分布在關中中部的西安市、咸陽市和渭南市，而陜北地區和陜南地區的可達性相對較差。這與自然地理條件、道路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

同時，高可達性的傳統村落與陜西省經濟地理空間格局具有明顯耦合性，這些傳統村落所在地區的地理區位、道路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水平具有明顯優勢，人口密度較高、經濟活動相對較為活躍。

3 傳統村落可達性的影響因素及空間分異

3.1 OLS回歸結果

陜西省各國家級傳統村落交通可達性為被解釋變量。參考已有研究［29-30］，選取傳統村落所在地高程、坡度、近水體最短距離、路網密度和河網密度等5項指標作為解釋變量。為避免指標出現多重共線性，引起模型擬合錯誤，首先，計算回歸模型參數的方差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結果表明，VIF最大值是1.28，遠小于7.5，變量未出現多重共線性問題，5項指標均可作為解釋變量。其次，建立OLS經典線性回歸模型初步測度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由表1可知，傳統村落縣級和鎮級可達性均受到高程和近水體最短距離的顯著影響，其中高程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此外，傳統村落縣級可達性還受到坡度的顯著影響。

本文使用Jarque-Bera檢驗方法考察樣本數據是否具有符合正態分布的偏度和峰度的擬合優度?？h級和鎮級尺度Jarque-Bera檢驗結果不顯著，可知縣級和鎮級尺度下的回歸方程均服從正態分布假設，可以進行下一步的GWR模型參數回歸。

3.2 GWR回歸結果

借助GWR模型進一步分析地理位置對傳統村落可達性水平的影響。運算得出縣級和鎮級尺度下傳統村落可達性水平的Morans I值分別為0.72和0.65，Z得分為16.32和14.68，p值均為0.00，可得知不同尺度下傳統村落的可達性水平存在顯著的空間集聚特征。

運用GWR 4軟件構建GWR模型，選擇Adptive bi-square為權重函數，帶寬確定準則選擇AICc，輸出得到回歸結果（見表2）?？h級尺度和鎮級尺度GWR模型的AICc值分別為575.854和575.332，遠小于一般OLS回歸產生的AICc值695.869和676.804?？h級和鎮級尺度的矯正模型優度（Adjusted R2）分別為0.603和0.549，均高于OLS回歸的總體擬合優度0.111和0.105。因此，本研究使用的GWR模型結果更優。

為探究各變量對傳統村落可達性的影響，對GWR模型分析結果進行整理，分別選取最小值、上四分位數、中位數、下四分位數、最大值和平均值6個統計項目繪制表3。GWR各變量的回歸系數的平均值反映了各因素對可達性的平均貢獻程度。變量的回歸系數有正有負，回歸系數為正說明該變量對傳統村落可達性產生正向影響，反之亦然。

GWR回歸結果表明， 縣級和鎮級尺度下， 高程、 坡度和近水體最短距離的回歸系數較大， 且回歸系數的波動較大， 表明3個變量對傳統村落可達性空間分布有較大影響。 同時高程、 坡度和近水體最短距離的回歸系數有正有負， 表明這3個變量對部分地區的傳統村落可達性有正向促進作用， 對部分地區的傳統村落可達性有負向牽制作用。

3.3 影響因素的空間異質性

采用ArcGIS軟件對GWR模型結果中各變量的回歸系數進行可視化分析， 得到各變量系數的空間分布圖， 進而研究各變量影響效應的空間差異。

3.3.1 高程

繪制山體高程與傳統村落的疊加圖〔見圖3（a）〕。運用柵格提取技術得到各個傳統村落的高程，最高地勢屬西安市周至縣厚畛子鄉老縣城村，高程達1 758 m。而渭南市華陰市岳廟街道雙泉村的高程只有344 m。得出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的高程極值差異較大。

縣級尺度下，高程的回歸系數有正有負，但高程與傳統村落可達性基本呈現正相關關系〔見圖3（b）〕。正值區集中分布在關中西部及關中渭南東北部、陜北延安市及榆林東部、陜南。負值區集中分布在關中渭南中西部、陜南安康西部、陜北榆林西部。正值區地形類型多樣，包括平原、高原及山地。

鎮級尺度下，高程對傳統村落可達性是正負向影響并存，且市際差異較大，形成以陜北榆林西北部和關中渭南中部為核心向外逐漸遞增的圈層結構〔見圖3（c）〕。高程回歸系數負值集中在關中渭南中西部、陜北榆林南部，表明上述兩個地區的絕大部分傳統村落可達性受到高程的阻礙。其原因可能是榆林南部地處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較高的周邊地勢影響了傳統村落可達性，而渭南受到華山山脈影響，致使部分傳統村落可達性的水平較低。

將傳統村落可達性數值進行對比可發現，村落的高程與傳統村落的可進入程度具有明顯耦合關系，即高程較高的傳統村落的可進入程度較差。高程對傳統村落可達性的影響程度較大，且影響程度與高程大小相關。

3.3.2 坡度

坡度對傳統村落可達性具有重要影響。將坡度與傳統村落空間數據在ArcGIS軟件中進行疊加，進一步分析坡度對傳統村落可達性的影響，如圖4（a）。

縣級尺度下，坡度對傳統村落可達性水平的影響呈現較為顯著的正向與負向空間分區特征〔見圖4（b）〕?；貧w系數呈現以陜南商洛為核心向外逐漸遞減的圈層結構，即陜南商洛受坡度的影響最強。陜南商洛的坡度最高為16.19°，較高的坡度降低了傳統村落可達性水平。由于高值區的坡度相對較高，坡度的降低對提高傳統村落的可進入性水平效果顯著?；貧w系數最高值每提升1個坡度水平，傳統村落交通可達時間數值將減少0.088 min，即降低坡度，傳統村落的可進入程度將會得到大幅度提升。

對比圖4（a）和4（b）可知，回歸系數高值區部分集中在坡度相對較高的地區?？傮w來說，分布在關中地區的傳統村落坡度與傳統村落可達性水平相耦合，即交通出行便利的關中地區傳統村落具有較高的可達性水平。

3.3.3 近水體最短距離

陜西省地跨黃河和長江兩大流域，全省境內河流眾多。利用ArcGIS 10.7軟件繪制各水體與傳統村落的疊加圖〔見圖5（a）〕。從圖中可觀察到陜西省傳統村落的空間分布存在明顯的依水系發展的特征，大多傳統村落分布在各水系兩側，已有研究也有類似發現［33］。陜北、關中的傳統村落分布在黃河支流附近，陜南傳統村落聚集在長江支流——漢江、嘉陵江周圍。陜西省傳統村落大多集中在河邊并沿河散布。沿河流分布的傳統村落，可獲得河流提供的水資源進行農業生產，因而獲得了更好的生產和發展機會。

縣級尺度下，近水體最短距離對傳統村落可達性水平的影響基本呈現負相關效應〔見圖5（b）〕。即河流的存在對傳統村落的可進入性具有限制作用。從回歸系數的空間分布來看，正向影響主要分布在關中中部，負向影響分布在關中東部、陜南漢中及安康、陜北，主要原因是河流能為村民生計發展提供充足水源，成為傳統村落選址的必要條件，但河流往往是高原和山地地區道路建設的阻礙。河流的阻隔加上所處的地形導致道路系統的修筑成本增加，進而影響可達性。因此，陜北和陜南大部分距河流較近的傳統村落可達性較差。

鎮級尺度下，近水體最短距離對傳統村落可達性影響的正負向效應并存〔見圖5（c）〕?；貧w系數基本呈現從陜南和陜北向中部逐步遞減的趨勢。關中中部及東部、陜北延安東南部、陜南漢中中部具有正相關效應。而關中寶雞、陜北榆林以及延安北部、陜南安康及商洛具有負相關效應。正向效應集中分布區的回歸系數絕對值較低，即隨著與水體最短距離的增加，該區域的可進入性水平對近水體最短距離的敏感性減弱。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傳統村落作為重要歷史文化遺產和文化旅游資源，分析其可達性及影響因素對于促進傳統村落所在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承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以182個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為研究對象，分析了傳統村落的空間分布和可達性特征，運用回歸模型分析了傳統村落可達性的影響因素，并基于GWR模型深入揭示了各影響因子的空間異質性。主要結論如下。

1）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呈集聚型空間分布特征，在空間上形成了4個主要的空間集聚區，分別是陜北中東部傳統村落集聚區、關中東北部傳統村落集聚區、陜南中南部傳統村落集聚區以及陜南西北部傳統村落集聚區。

2）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的可達性呈現出以關中為中心階梯狀遞減的趨勢。各國家級傳統村落的可達時間等級在空間上呈連續的圈層式分布，高可達時間等級的傳統村落主要分布在關中中部地區，而其他可達時間等級的傳統村落則依次分布于外圍地區。

3）不同空間尺度下，傳統村落可達性與影響因素間存在著較強的空間不穩定性?？h級尺度下，高程對傳統村落可達性基本呈現正相關關系;坡度對傳統村落可達性水平的影響呈現以陜南商洛為核心向外逐漸遞減的圈層結構;近水體最短距離對傳統村落可達性水平的影響基本呈現負相關效應。鎮級尺度下，高程對傳統村落可達性水平的影響呈現以榆林西北部和渭南中部為中心向外圍圈層逐漸增強的特點;近水體最短距離對傳統村落可達性水平的影響基本呈現從陜南和陜北向中部逐步遞減的趨勢。

4）高程、坡度和近水體最短距離是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可達性的主要影響因素，且在不同地區具有不同的影響效應。高程是影響關中傳統村落可達性的主要因素;影響陜北地區傳統村落可達性的因素較多，包括高程以及近水體最短距離;坡度是影響陜南傳統村落可達性的主要因素。

4.2 討論

生態文明建設和鄉村振興背景下，傳統村落的保護和利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交通作為地區發展的前提條件，是支撐傳統村落保護和利用的基礎。完善傳統村落交通基礎設施，提升可達性水平對于傳統村落的保護利用至關重要。結合本文發現，從可達性的影響因素入手，可探究不同傳統村落保護與振興的差異化路徑。

高程是影響關中傳統村落可達性的主要因素。對于高程較低、容易進入的傳統村落，可以采取優先發展策略。相關管理部門應積極整合各方資源，充分挖掘傳統村落的文化資源，形成有機整體，全力打造生態旅游、全域旅游。對高程較高的傳統村落，需要加強對其獨特優勢的深入挖掘與宣傳，同時通過旅游線路規劃設計，充分依托周邊景點的帶動輻射作用，與周邊區域景點連接成旅游產品共同推向市場。

影響陜北地區傳統村落可達性的因素較多，需制定有層次的發展策略來改善該地區傳統村落可達性。坡度是影響陜南傳統村落可達性的主要因素，建議依據坡度的高低，差異化構建傳統村落的重點保護系統，從而為有目標、有層級地改善傳統村落的可達性夯實基礎。

本文還存在以下不足。在探究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可達性時，將傳統村落抽象為點要素，忽視了傳統村落的內在價值和外在吸引力。未來研究可以對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的價值進行梳理，從不同價值層面對傳統村落可達性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

參考文獻

［1］ 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住房城鄉建設部文化部財政部關于公布第一批列入中國傳統村落名錄村落名單的通知［EB／OL］.（2012-12-20）［2015-06-19］.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212／t20121219-212340. html.

［2］ 陶偉， 陳紅葉， 林杰勇. 句法視角下廣州傳統村落空間形態及認知研究［J］. 地理學報， 2013， 68（2）： 209-218.

TAO W， CHEN H Y， LIN J Y. Spatial form and spatial 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in syntactical view： A case study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2）： 209-218.

［3］ 康璟瑤， 章錦河， 胡歡， 等. 中國傳統村落空間分布特征分析［J］. 地理科學進展， 2016， 35（7）： 839-850.

KANG J Y， ZHANG J H， HU H， et al. Analysi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6， 35（7）： 839-850.

［4］ 劉大均， 胡靜， 陳君子， 等. 中國傳統村落的空間分布格局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4， 24（4）： 157-162.

LIU D J， HU J， CHEN J Z， et al. The study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ina［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4（4）： 157-162.

［5］ 陳志文， 胡希軍， 葉向陽，等. 中國傳統村落有機體生長內在邏輯研究［J］. 經濟地理， 2020， 40（11）： 225-232.

CHEN Z W， HU X J， YE X Y， et al. Internal logic of organic growth in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11）： 225-232.

［6］ 楊麗婷， 曾禎. 古村落保護與開發綜合價值評價研究：以浙江省磐安縣為例［J］. 地域研究與開發， 2013， 32（4）： 112-116，122.

YANG L T， ZENG Z. Research on evalua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integrated value of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Panan County of Zhejiang Province ［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3， 32（4）： 112-116，122.

［7］ 汪清蓉， 李凡. 古村落綜合價值的定量評價方法及實證研究：以大旗頭古村為例［J］.旅游學刊， 2006， 21（1）： 19-24.

WANG Q R， LI F. On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 of ancient villages comprehensive value and demonstration study［J］. Tourism Tribune， 2006， 21（1）： 19-24.

［8］ 何艷冰， 張彤， 熊冬梅. 傳統村落文化價值評價及差異化振興路徑：以河南省焦作市為例［J］. 經濟地理， 2020， 40（10）： 230-239.

HE Y B， ZHANG T， XIONG D M. Evaluation on cultural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differenti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Jiaozuo City， Henan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10）： 230-239.

［9］ 康晨晨，黃曉燕，夏伊凡.傳統村落文化遺產價值分級分類評價體系構建及實證：以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為例［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3，51（2）：84-96.

KANG C C， HUANG X Y， XIA Y F.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evidence of graded and classified evaluati on system of tradition alvillage cultural herita gevalue： A case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haanxi Province［J］.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2023，51（2）：84-96.

［10］王云才，郭煥成，楊麗.北京市郊區傳統村落價值評價及可持續利用模式探討：以北京市門頭溝區傳統村落的調查研究為例［J］.地理科學， 2006， 26（6）： 735-742.

WANG Y C， GUO H C， YANG L. The discussion on evalu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western mountainous area of Beijing： A case stud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Mentougou District of Beijing［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6， 26（6）： 735-742.

［11］劉春臘，劉沛林.北京山區溝域經濟建設背景下的古村落保護與開發研究［J］.經濟地理， 2011， 31（11）： 1923-1929.

LIU C L， LIU P L. Probe into protecting and developing ancient villages while constructing valley economy in the mountain area of Beijing［J］.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31（11）： 1923-1929.

［12］祁嘉華，鄭曄梅.新農村建設語境中的古村落保護與發展：以陜西為例［J］.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 30（6）： 36-41.

QI J H， ZHENG Y M. 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villages in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aking Shaanxi as the example［J］.Journal of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1， 30（6）： 36-41.

［13］吳琳，余建忠.浙江傳統村落空間特征與保護利用探索［J］.城市發展研究， 2021， 28（3）： 32-39.

WU L， YU J Z. Exploration on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tection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1， 28（3）： 32-39.

［14］許建和，樂詠梅，毛洲，等.湖南省傳統村落空間格局影響因素與保護模式［J］.經濟地理， 2020， 40（10）： 147-153.

XU J H， LE Y M， MAO Z， et al.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tection mode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Hunan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10）： 147-153.

［15］邵秀英，劉亞玲，王向東，等.黃河流域傳統村落旅游響應度及影響因素研究［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 2021， 35（6）： 200-208.

SHAO X Y， LIU Y L， WANG X D， et al. Tourism responsivenes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J］.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1， 35（6）： 200-208.

［16］陳剛.發展人類學視角下西部民族地區傳統村落旅游開發［J］.旅游學刊， 2017， 32（2）： 11-12.

CHEN G. Spatial form and spatial 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in syntactical view： A case study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J］.Tourism Tribune， 2017， 32（2）： 11-12.

［17］李連璞.基于多維屬性整合的古村落旅游發展模式研究：以歷史文化名村為例［J］.人文地理， 2013， 28（4）： 155-160.

LI L P. 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based on multiattributes： A case study of national historical cultural village［J］. Human Geography， 2013， 28（4）： 155-160.

［18］黃卉潔，苗紅，王云.西北地區傳統村落旅游開發潛力評價研究［J］.地域研究與開發， 2021， 40（6）： 106-110，117.

HUANG H J， MIAO H， WANG Y. Research o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west China［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21， 40（6）： 106-110，117.

［19］楊立國，劉沛林，林琳.傳統村落景觀基因在地方認同建構中的作用效應：以侗族村寨為例［J］.地理科學， 2015， 35（5）： 593-598.

YANG L G， LIU P L， LIN L.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genes in construction place identity： Taking the Dong minority village as an exampl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5）： 593-598.

［20］李伯華，石凱霞.傳統村落景觀基因識別及其特征分析：以張谷英村為例［J］.衡陽師范學院學報， 2018， 39（3）： 1-7.

LI B H， SHI K X. Landscape gene identification and its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Zhangguiying Villages［J］. Journal of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2018， 39（3）： 1-7.

［21］陳娛，金鳳君，陸玉麒，等.京津冀地區陸路交通網絡發展過程及可達性演變特征［J］.地理學報， 2017， 72（12）： 2252-2264.

CHEN Y， JIN F J， LU Y Q， et al.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accessibility evolution of land transportation network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12）： 2252-2264.

［22］路海艷，趙鵬軍，董亞寧， 等.高鐵站可達性與城鄉居民收入差異空間分異研究［J］.地理科學進展， 2022， 41（1）： 131-142.

LU H Y， ZHAO P J， DONG Y N， et al. Accessibility of high-speed rail stations and spatial disparity of urban-rural income gap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1）： 131-142.

［23］陳潔， 陸鋒， 程昌秀. 可達性度量方法及應用研究進展評述［J］. 地理科學進展， 2007， 26（5）： 100-110.

CHEN J， LU F， CHENG C X. Advance in accessibility evaluation 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7， 26（5）： 100-110.

［24］翟石艷，何新新，孔云峰， 等.基于最優供需分配的公共設施空間可達性分析［J］.地理學報， 2022， 77（4）： 1028-1038.

ZHAI S Y， HE X X， KONG Y F， et al. Measuring the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services by optimal supply-demand allocatio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77（4）： 1028-1038.

［25］仝德，孫裔煜，謝苗苗.基于改進高斯兩步移動搜索法的深圳市公園綠地可達性評價［J］.地理科學進展， 2021， 40（7）： 1113-1126.

TONG D， SUN Y Y， XIE M M. Evaluation of green space accessibility based on improved Gaussian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City， Chin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7）： 1113-1126.

［26］張忠訓，楊慶媛，王立，等.少數民族地區傳統村落交通可達性分析——以貴州省銅仁市為例［J］.資源科學， 2018， 40（11）： 2296-2306.

ZHANG Z X， YANG Q Y， WANG L， et al. Traffic accessibility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minority areas： A case study of Tongren City， Guizhou Province［J］. Resources Science， 2018， 40（11）： 2296-2306.

［27］胡金龍，艾燁，鄭文俊，等.基于空間句法的桂林市傳統村落可達性研究［J］.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2， 41（1）： 38-46.

HU J L， AI Y， ZHENG W J， et al. A Research on the accessibil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uilin based on space syntax［J］. Journal of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41（1）： 38-46.

［28］竇銀娣，彭姍姍，李伯華，等.湖南省傳統村落空間可達性研究［J］.資源開發與市場， 2015， 31（5）： 554-558，583，641.

DOU Y D， PENG S S， LI B H， et al. Study on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 in Human Province［J］. 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015， 31（5）： 554-558，583，641.

［29］付強， 楊壯， 董鎖成， 等. 河南省國家級傳統村落空間可達性及影響因素研究［J］. 河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21， 49（6）： 82-90.

FU Q， YANG Z， DONG S C， et al. Research on spatial accessibil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Henan Province［J］.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1， 49（6）： 82-90.

［30］馬勇，黃智洵.基于GWR模型的長江中游城市群傳統村落空間格局及可達性探究［J］.人文地理， 2017， 32（4）：78-85.

MA Y， HUANG Z X. Research on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accessibility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ed on GWR model［J］. Human Geography， 2017， 32（4）： 78-85.

［31］FOTHERINGHAM A S，CHARLTON M E，BRUNSDON C.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A natural evolution of the expansion method for spatial data analysi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1998， 30（11）： 1905-1927.

［32］BRUNSDON C， FOTHERINGHAM A S， CHARLTON M 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A method for exploring spatial nonstationarity［J］.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96， 28（4）： 281-298.

［33］MCMILLEN D P.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The analysis of spatially varying relationship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4， 86（2）： 554-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