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小檔案——蓮鶴方壺

李想

名稱：蓮鶴方壺

尺寸：通高122厘米，重64千克

年代：春秋時期

材質：青銅

出土：河南省新鄭縣李家樓鄭公大墓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名稱：蓮鶴方壺

尺寸：通高117厘米，重64千克

年代：春秋時期

材質：青銅

出土：河南省新鄭縣李家樓鄭公大墓

現藏：河南博物院

橫空出世的“新鄭彝器”

1923年8月，太陽如火球一般炙烤著大地，河南新鄭數月未見滴水的土地漸漸龜裂，原本還綠油油的菜苗也因缺少澆灌而日漸枯萎，如果無法及時得到雨水的滋潤，農民今年將顆粒無收。在此情況下，新鄭李家樓的鄉紳李銳決定鑿井取水，以解燃眉之急。沒成想，這迫于無奈的決定竟然讓名不見經傳的小鄉村享譽全球，在燦爛的中華文明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來，李銳鑿井取水并非想想而已，當即他便在自家的菜園里找到一塊空地開始打井。這塊地土質堅硬，一直以來種什么都長得不好，李銳心想，如果能夠打井出水，那就算是變廢為寶了。然而，在此處鑿井的難度遠遠超出了他的想象，刨去表面兩米多深的松軟泥土后，下面的土硬得如同石塊一般，幾個雇工忙活了好一陣子，才鑿穿了這半米厚的堅硬土層。本以為接下來的工作會輕松些，但事與愿違，看似容易挖的紅土層好像經過了夯打一般，依然十分堅硬。有句話說得好，自己選的地，再硬也要挖下去。就這樣，雇工們一直挖到了地面以下近九米的地方，卻還是滴水未見?？粗钇ＡΡM的雇工，李銳都有些想打退堂鼓了。

突然，清脆的金屬碰擊聲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天色昏暗，在走馬燈的照射下，李銳發現了聲音的來源—一件高約50厘米、口徑約40厘米的青銅鼎。最終，雇工們挖出了四件青銅器。李銳將一件大鼎和兩件中型鼎賣給了許昌的文物商人，凈賺800塊大洋。此后李銳讓雇工繼續開挖，又挖出了幾十件大銅器和一小批玉器。

李家菜園挖出“寶貝”的消息不脛而走，四鄉八村的老百姓都跑來看熱鬧，一時間將李家圍了個水泄不通。剛巧，駐守在鄭州的北洋陸軍第14師師長靳云鶚巡防至新鄭縣，他聽說街頭巷尾都在議論李家樓掘出古物一事。雖為一介武夫，但靳云鶚一向重視傳統文化，認為“古物出土關系國粹，保管之責應歸國家”。他馬上派出官兵監護現場，隨后命令下屬在先前的基礎上繼續發掘，前后歷時40余天，在此處共出土100余件青銅器，同時還有一批玉器、陶器等。后經專家鑒定，此處為春秋時期鄭國國君的墓葬，遂稱其為“鄭公大墓”，又稱“李家樓大墓”，出土的器物則被稱為“新鄭彝器”。

新鄭彝器出土時正逢亂世，是不幸的，沒有經過科學的考古發掘，遺失了大量珍貴的歷史信息；但是相較于其他同時期出土的文物，新鄭彝器又是幸運的，它遇到了心懷家國天下、一身正氣的靳云鶚，如果不是他極力主張出土古物歸國家所有，力保這批器物萬無一失，不敢想象身處亂世中的它們將面臨怎樣漂泊坎坷的命運。

器物主人之謎

新鄭彝器數量眾多、造型精美、裝飾繁縟，從出土遺物的數量、器物組合、規格等信息來看，專家一致認定墓主人應為春秋時期的鄭國國君。那么，這座大墓的具體年代是什么時間？墓主人又是哪位鄭國國君呢？對此，學界存在著較大的爭議。通過對有銘青銅器、銅器的造型和紋飾進行綜合研究，專家認為鄭成公、鄭鰲公、鄭簡公三位國君皆有可能是大墓的主人。

青銅時代的絕唱

新鄭彝器出土后便廣受關注，除了因為這批器物數量眾多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們實在太精美了，美到任何華麗的辭藻在它們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其中，尤以一對蓮鶴方壺最為經典。這兩件方壺形制相同，紋飾相似，大小相當，重量相近。蓮鶴方壺頂部打破了以往的形制，呈怒放的蓮瓣狀，分上下兩層向外張揚，中間立一振翅欲飛的仙鶴，作引頸長鳴之狀。其設計奇絕、鑄造精巧，給人一種華麗富貴、浪漫飄逸、昂揚向上之感。

蓮鶴方壺的主體形制采用了西周后期較為流行的方壺造型，壺頂有由雙層鏤空蓮瓣紋組成的冠蓋，每層有10片蓮瓣，猶如一朵盛放的蓮花。冠蓋內有一平蓋，上立一只展翅欲飛的仙鶴。壺頸處有兩條巨大的鏤空雙龍，龍回首反顧，龍角豎起，軀干起伏，尾端上卷，生動靈趣又不失龍的威嚴。壺體四面以蟠龍紋為主體裝飾，腹前后上部各有一組相互纏繞的三獸。腹部的四角各鑄一條鏤空的飛龍，肩生雙翼，留有長尾，怒目圓睜，龍口微張，給人以呆萌的感覺。壺底有圈足，其上刻畫有低首蹲伏的小獸。圈足下踩著兩只卷尾獸，兩角豎起，頭偏向一側，吐出舌頭，似乎無法承受器物的重量一般。器物整體長頸、垂腹，線條柔和優美；器形由厚重變得輕靈，造型由威嚴變得奇巧，手法由神秘趨向寫實，裝飾紋樣也變得更接近于生活。

不得不佩服中國古代工匠高超的鑄造技藝，竟能將堅硬的青銅刻畫得如此活靈活現、栩栩如生，時隔2000余年，蓮鶴方壺依然能令人一眼陶醉。蓮鶴方壺誕生于春秋時期，這是我國青銅采冶鑄造技術發展的第二高峰期，此高峰一直持續到戰國中期。這一階段鑄造的青銅器，造型日益復雜，鑄造手段更為多元，加工工藝更顯精密，還出現了兩種新的鑄造工藝—失蠟法和焊接法，以前工匠想都不敢想的造型借此成為現實。

失蠟法又稱熔模法，一般用于鑄造造型復雜、紋飾繁復的器物：先用蠟做出器物造型，在造型表面涂上特殊的泥漿；然后敷上一層特別的耐火材料，陰干后進行烘烤；蠟質模型受熱后會流出，形成一個空腔，向其內部澆筑青銅溶液；冷卻后，便可得到一件和蠟模造型相同的青銅器。焊接法是從分鑄法發展而來：先將器物的各個部位分開鑄造，然后用熔化的低溫熔點金屬將主體和附件焊接在一起，效率得以大大提升。

蓮鶴方壺采用的鑄造方法就是焊接法：先在蓮鶴方壺器身上鑄造榫卯，然后將分鑄的立鶴、龍耳等構建插入榫卯內，最后倒入熔融的焊料形成一個整體?？梢哉f，蓮鶴方壺充分地發揮了焊接法的精髓，將極為復雜的細節展現得淋漓盡致。也正因如此，蓮鶴方壺被專家譽為“青銅時代的絕唱”，見證了一個時代的興起。

鄭公大墓共出土四件青銅方壺，兩兩成對。剛出土時，由于認知上的偏差，在1923年由靳云鶚等編著的《新鄭出土古器圖志》中，將它們命名為“大方尊”，此后很多學者沿用了這個名稱。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其不是方尊，而是方壺。直到1930年，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郭沫若先生才將其中兩件帶有立鶴、蓮瓣裝飾的方壺命名為“蓮鶴方壺”。一蓮一鶴，既朗朗上口，又鮮明地突出了器物的裝飾特點，實在巧妙。

多元交融的典范

春秋戰國時期，我國青銅器不僅在鑄造工藝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器物造型也日趨多元化。這一時期各諸侯國之間的交流日益密切，一些國力強盛的大國對周邊的小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在青銅器鑄造方面也有所體現。

細看蓮鶴方壺的紋飾和造型，會發現其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元素。

首先是中原文化的影響。粗壯、橢圓形的壺身和蓮瓣紋都是傳統的周文化元素，如中國國家博物館珍藏的西周頌壺，器形就是莊重的橢圓形；出土于陜西的“梁其方壺”，器蓋頂端有一圈立體的環帶紋，與之后的蓮瓣紋十分相似。

其次是晉文化元素的加入。栩栩如生的立鶴顯然是受到了晉國青銅器鳥形頂飾的影響—“以鳥為飾”似乎是晉國人的專享，如晉侯鳥尊、氣盉都以鳥為器形；天馬曲村墓地還出土了一件方形筒形器，器蓋之上也立有一只“鳥”。這樣的立鳥裝飾手法，在晉國以外的青銅器上確實比較少見。

除此之外，蓮鶴方壺上還有楚文化元素。鏤空的龍耳、吐著舌頭的小獸，與河南淅川下寺遺址出土的龍耳方壺、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的蓮瓣方壺如出一轍，很難說它們之間沒有聯系。猶如楚國的楚辭，楚國制造的青銅器也充滿著浪漫的色彩，張口吐舌的伏獸和束頸垂腹的器物造型，一改中原地區青銅器莊重大氣、神秘凝重的風格，體現出楚人追求浪漫和標新立異的個性。正因如此，郭沫若先生贊譽蓮鶴方壺“乃時代精神之象征”，標志著我國青銅器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蓮鶴方壺體現出如此多的文化風格，也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西周末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鄭武公、晉文公、秦武公帶兵護衛周平王東遷洛陽，史稱“東周”。因護送有功，鄭武公將都城從今陜西遷到今河南洛陽以東，為了和以前的鄭國區分而取名新鄭。新鄭地理位置特殊，成為春秋列國要沖之地。后來，楚國、晉國爭霸，生活在兩大諸侯國夾縫中的新鄭，處境異常艱難，為了能夠生存下去，只好一會兒投靠晉國，一會兒又依附楚國。這一期間，晉、楚兩國的文化都對新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此新鄭制作的青銅禮器也兼有兩國青銅器的影子。其實，春秋時期，像新鄭這樣的諸侯國并不是個例，很多國力衰微的小國，只有仰仗國力強盛的大國才能生存下去，久而久之就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楚國當時國力強盛，有“楚地半天下”之稱，故而其周邊很多小國制作的青銅器都明顯受到楚器的影響。

顛沛流離，終成“遺憾”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蓮與鶴都有著非常美好的寓意。蓮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被譽為“花中君子”，象征著純潔、高尚。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代表著長壽、吉祥。然而，蓮鶴方壺的命運并沒有蓮與鶴所蘊含的寓意那般美好，在特殊的歷史年代，蓮鶴方壺顛沛流離、命運多舛。

1923年，以蓮鶴方壺為代表的新鄭彝器出土后，各方就爭先恐后地想要收藏這批青銅器。1927年，由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馮玉祥批準，決定把這批出土文物移交給河南省第一圖書館保存，后來又專門成立古物保管所來保存。古物保管所是河南省博物館的前身，可以說，這批文物的出土奠定了河南省博物館事業發展的基礎。正因如此，時至今日，仍然有人說“先有鄭公大墓，后有河南省博”。

如果故事就到這里，那結局就太完美了。然而，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日戰爭爆發，珍藏在河南的這批新鄭彝器也面臨著嚴重的威脅。為了保護這批珍貴的國寶，河南省博物館決定將這批器物轉移至當時較為安全的武漢。經過緊張的打包裝箱，68箱珍貴文物從開封出發，經鄭州運抵武漢，暫存在當時的法租界；后來，又精選出38箱存入美國花旗銀行。不久，日本侵略者將戰火燃至我國長江流域，眼看武漢就要陷入危機，這批器物連同其他一起在武漢“避難”的國寶又被陸續運往重慶，安全存入當時中央大學在重慶磁器口的校舍之中。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敗退臺灣的國民黨決定把存在重慶的珍貴文物一并帶走，河南省存放的文物被國民黨政府運往臺灣38箱，其中青銅器11箱，新鄭出土的部分銅器亦在其中。所幸的是，第二架運載文物的飛機還未起飛，就被解放重慶的人民解放軍攔截下來，這些珍貴文物才得以保存在祖國大陸。

1950年，顛沛流離數十載的新鄭彝器踏上返鄉之路。后來，中央文化部從鄭公大墓、輝縣出土的青銅器中挑選了51件青銅器調往北京，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和中國國家歷史博物館。相隨相伴2000余年的蓮鶴方壺“姊妹”，一個被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一個被收藏在鄭州河南博物院。1996年，為支持深圳博物館建設，3件鄭公大墓出土的文物又走進深博。自此，鄭公大墓這批文物被分藏在海峽兩岸的四地五館。盡管這批一起深埋地下2000余年、漂泊十余年的文物最終沒有團聚，但是相較于在積貧積弱的年代被破壞、被倒賣出國、再也無法回到祖國的文化遺產來說，新鄭彝器還是幸運的，它們依然珍藏在中國的土地上。

希望有朝一日，新鄭彝器能團圓再聚首，一起向觀眾展示“青銅時代的絕唱”“時代精神之象征”的千古魅力。

【責任編輯】王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