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紅軍 童 晗
(貴州大學,貴州 貴陽 550025)
“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1]16是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重要任務,而“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1]18,也就是“第二個結合”,是黨的二十大報告所指明的馬克思主義在新時代的發展方向?!暗诙€結合”具有三個重要向度,即現實向度、理論向度與價值向度,深刻認識、精準把握這三重向度才能譜寫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征程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恢宏歷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何以可能、何以可為、何以可行,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1]17正是其內在密匙。將“第二個結合”從“第一個結合”中派生、升華出來,具有四個方面的現實向度。
“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2]664,“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論應用于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2]574,這些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始終強調的重要原則。諸如此類的經典論述,在二位偉人的著作中不勝枚舉,既賦予了馬克思主義發展性、時代性與開放性,又決定了在中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走中國化時代化的康莊大道。
俄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在傳播、運用的歷程中,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應有之舉。因此,必須堅持將馬克思主義與厚重而深沉的歷史文化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說“中國話”“地方話”。為此,毛澤東秉持“歷史總是要重視的”[3]78的科學態度,力求將馬克思主義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4],“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3]83、民族形式、民族特質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在《實踐論》中,以“失敗者成功之母”[5]284“吃一塹長一智”[5]284“不入虎穴,焉得虎子”[5]288等獨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色的語言為載體,將馬克思主義關于實踐和認識的辯證關系稱為“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5]297,呈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表達范式與解釋形態;在《矛盾論》中,以孫子所說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5]313、魏征所言的“兼聽則明,偏信則暗”[5]313等話語表達,《山海經》的夸父追日、《淮南子》的羿射九日、《西游記》的孫悟空七十二變[5]330-331等神話故事,《漢書》的相反相成[5]333等思維方式,生動形象地詮釋了唯物辯證法,使馬克思主義更易于理解、使用與傳播,進而開啟了推進“第二個結合”的偉大進程。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以《禮記》為借鑒,用“小康”[6]社會闡釋中國發展的階段性目標,汲取《周易》智慧,提出“一國兩制”[7],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在此基礎上,江澤民將“學習歷史”[8]作為重要任務,堅定不移地做堅持“第二個結合”的積極踐行者,將馬克思主義同“大同”世界銜接,強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任重而道遠,以“君子和而不同”[9]522“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9]523“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9]370,倡導世界各國在政治上互相尊重、在經濟上互相促進、在文化上互相借鑒[9]524。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寶貴經驗為現實參照,以社會和諧為深切向往,胡錦濤傳承創新了“和為貴”“兼相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0]279等優秀傳統文化,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課題,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拓展為涵蓋社會建設的“四位一體”;將共產主義與古已有之的“天人合一”“以民為本”相融合,提出科學發展觀,為形成囊括生態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提供重要思路,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前所未有的歷史自信與文化自信得以展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中的地位、價值的認識愈發深刻。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從歷史、現實、未來的彼此貫通中大力推進文化繁榮,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基礎性、本原性、先在性熟稔于心,要求“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11]。由此,“第二個結合”被提升至應有高度,與“第一個結合”連鑣并駕。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引領我們在實踐探索中深刻改變中國,正是由于將其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因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正是中國人通曉、領略、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點,堅持“第二個結合”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內在要求。
立足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深入回答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黨治國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時代課題”[1]16-17成為當務之急。既然要在理論與實踐兩個維度“深入”回答,就必須進行理論探索、完成理論創新,用新的偉大理論指引新的偉大實踐,實現二者齊頭并進,堅持“第二個結合”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出發,習近平總書記著眼全局,以堅持“第一個結合”為前提,明確提出堅持“第二個結合”。之所以如此,在于中國具體實際既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呈現出立體性、多樣性、層次性與連貫性,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觀念上層建筑,既根源于中國具體實際,又是對中國具體實際的反映與表達,并因能動的反作用成為影響中國具體實際的文化基因與精神要素,進而深刻闡明任何一個具體的、現實的事物既攜帶過去,又孕育未來。因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作為中國具體實際重要構成的同時,也體現著馬克思主義的民族風格。 這表明“第二個結合”已然具有獨立、獨特、獨到的價值,成為黨的理論創新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成為新時代黨和人民歷史自覺與文化自覺的產物,標識著“第二個結合”是“第一個結合”的題中應有之義。
此外,“第二個結合”的新觀點新論斷新命題,體現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內在統一。從歷史唯物主義語境出發,“第一個結合”指向社會存在之維,“第二個結合”指向社會意識之維。以“第一個結合”為前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更能落地落實,促進經濟發展、政治進步與社會和諧,進而為汲取傳統文化思想精華、推動傳統文化創新發展提供現實保證,助推“第二個結合”縱深發展。由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將持續煥發勃勃生機,既提供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現實問題、回應時代關切的理路,推進現實社會高質量發展,又賦予馬克思主義新意蘊、新內涵、新形式,構建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互成就的生動圖示。如此一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于理論創新、實踐創新的重要意義溢于言表,成為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內在要求、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元素、從文化與文明層面破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必然選擇。這再次證成了“兩個結合”之整體性,深刻闡明做好“第二個結合”這篇大文章對于在新時代譜寫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的非凡意義。
正是由于“兩個結合”,馬克思主義方能成為中國共產黨“堅定信仰信念、把握歷史主動”[1]16之行動指南。與之相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華大地樹大根深且碩果累累的深厚土壤。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有著悠久歷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持久的影響力、強大的感召力傳承至今,但它畢竟是古代社會生產方式的產物,難免受制于當時的歷史條件、認識水平和社會制度。因此,當奔騰不息的歷史洪流涌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時代,站在新的歷史節點,擔負新的歷史重任,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必須弄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否適應現代社會、回答現實問題、回應時代訴求,能在多大程度上“適應”“回答”“回應”,怎樣使其在“適應”“回答”“回應”時盡善盡美,而這必須訴諸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其中的根本工作正是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凇暗诙€結合”的重要命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主體性”,表明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必須守好馬克思主義之“正”,站在馬克思主義真理制高點。因此,要從更廣的歷史格局、更深的理論層次、更寬的解讀視域出發,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賦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時代性特質、創新性內涵與現代性表達,實現不忘歷史與開辟未來同步并行、善于繼承與勇于創新同頻共振、把握方向與引領時代同向發力。就此,在馬克思主義的“激活”之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將煥發新光彩、展現新生機、獲得新活力,構建起以文化人、以文載道、以文鑄魂的文化繁榮局面。
中國共產黨在矢志不渝地探索中成功帶領中國人民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并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21的戰略任務。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國家、民族、人民的根脈,而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根本指導思想。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1]22的重要特征向堅持“第二個結合”提出要求,以期“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1]43。
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特征旨在“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1]23,從拓展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心任務與戰略地位再次引出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統一關系。這既要求厚植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夯實人民美好生活的物質條件,又要求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夯實人民精神支撐,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筑牢現實基石、建造思想大廈。就此,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既是對“自由人聯合體”的中國式表達、中國式運用,又是對“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12]的時代性繼承與創新性發展,并演進成為“第二個結合”的光輝典范,映現出中國式現代化“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1]22。以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式現代化中的靈活運用、具體體現為指向,馬克思主義以理論的科學性、實踐的指引性、價值的應然性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撐,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取之不盡的思想養料。因此,堅持“第二個結合”既能賦予馬克思主義獨具中國運思品格、文化稟賦、精神特質的話語表達、理論形態與實踐范式,又能引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凝聚價值共識、匯聚群眾智慧、提升思想道德的可內化、可升華的精神文明符號嬗變為可視化、可物化的物質文明符號,為實現中國夢注入生生不息、綿綿不斷的強大精神力量,讓中國夢愈益深入人心、牽動人心。
“第二個結合”的必要性在某種程度上歸因于理論向度的契合性。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1]18。從理論向度觀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宇宙觀中的相通性,在天下觀中的契合性,在社會觀中的融通性,在道德觀中的相侔性使二者獲得了相互結合的理論根基。
自古以來,人們都在思索“世界是什么,世界從哪里來,世界和人具有何種關系”。馬克思主義強調物質是本原,世界統一于物質,要求用辯證的方法認識世界、把握世界,并從唯物論出發,完成了對精神活動相較于物質活動具有本原性、先在性與決定性的徹底否定,揭示了宇宙萬物生成的奧秘。以世界的物質性為基始,馬克思主義洞見了人類對客觀世界合主體性與合目的性的改造,強調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人類自身的交叉重疊,既發現了“自在自然”的存在,深刻闡明自然界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載體與本原,具有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扮演著“人類母親”角色,又通過人類推動自然界由“自在自然”轉化為“人化自然”的能力表明人類“自然之子”身份,詮釋了人類與自然界的一體性。沿襲于此,馬克思與恩格斯深刻意識到人的受動性,注重人與自然物質交換的合規律性,期冀于人與自然和解。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有機整體出發,將宇宙萬物視為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的關系,這無疑同唯物辯證法相通?!兑捉洝穼⑷f事萬物看作由陰陽二氣構成,“一陰一陽之謂道”[13]340重在闡明“道”是陰陽二氣動態結合的過程,陰氣、陽氣相感相應則化育萬物,并在革故鼎新中達致“生生之謂易”[13]340。老子把“道”作為天地萬物之本源,認為“道生萬物”,并以“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14]22詮釋萬物都有陰陽二氣,兩氣相交便產生中和之氣。莊子亦是從宇宙生成論路徑闡釋“道”,認為無“道”則不成其為物。秉持“道”的特性,董仲舒將包含天與地在內的混沌存在稱為“天”,將其視為萬物之根源。張載提出“太虛即氣”[15]254與“一物兩體”[15]254,認為一切物體都是“氣”的積聚和消散,而“氣”是包含陰陽對立的統一體,正是由于陰與陽的相互作用才使“氣”處于運動變化中而生成萬物。程顥與程頤以“理”詮釋天地化育,將其稱為“生生之理”[15]261。朱熹認為,“理”構成萬物之性,“氣”構成萬物之形,二者共同生成天地萬物。伊始于“道”“氣”“天”“理”的宇宙本源命題,承繼天地之氣、參與世間萬物的人得到重視,進而以“三才之道”提出“天人關系”。對此,老子主張“道法自然”[14]5,認為天、地憑借“道”而存在、運行,人通過對天、地、“道”的認識,按照“道”的規律效法自然,抵達“自然而然”,最終通達“天人合一”。孟子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6]56出發,既展現天、地、人的辯證關系,又蘊含尊重自然的思想。荀子以“天行有?!盵17]265與“制天命而用之”[17]274既強調自然規律的客觀性,又鼓勵人們充分而合理地利用、改造自然。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彰顯了我國從物質性范疇解釋世界生成變化與“天人關系”的努力,雖帶有直觀、感性的形式,但已成為中國人日用而不覺的精神財富,并為我們黨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提供了文化滋養,繼而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大力推進美麗中國建設。
通達“自由人聯合體”,終結充斥階級對立、民族斗爭、國家對抗的“人類史前文明”,是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畢生追求。其之所以如此,在于馬克思與恩格斯既看到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工人持續被異化,遭受著普遍的不公正,又洞見在世界歷史范圍內,同“15世紀末各種大發現”[18]296接踵而至的是“歐洲各國以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商業戰爭”[18]296,將整個世界卷入剝削、征服與掠奪之中。為此,馬克思與恩格斯致力于以全世界無產者的聯合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引領人類實現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擘畫出世界各國人民和睦共處的共產主義壯美畫卷。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大同”為追求的“天下觀”,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孜孜以求的宏偉目標?!渡袝返摹皡f和萬邦”[19]3與《周易》的“萬國咸寧”[13]7皆蘊含天下太平之意?!抖Y記》以“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20]251主張天下是眾人的天下,描述出“是謂大同”[20]251的秩序藍圖。老子以“道”為尊崇,想要消滅戰亂糾紛,建造小國寡民、無為而治的理想社會??鬃訛閷崿F“大同”而周游列國,主張打造“四海之內,皆兄弟也”[21]264般的理想社會。孟子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16]203彰顯出心懷天下的格局。墨子以“兼相愛”[22]93為宗旨,主張打造天下之人皆相愛的社會。張載提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23],認為天下本是一家,眾人與世間萬物皆是我血脈相連的同胞兄弟與至交好友。
“大同”理想與共產主義藍圖呈現出高度契合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質樸的共產主義基因契合了科學社會主義要求,科學社會主義彌補了“大同”理想缺乏理論科學性與實踐現實性之缺憾,使其一經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便呈現出“燎原”之勢,指引我們黨始終站在人間正道一邊,堅持“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1]21,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為共建美好世界開辟新道路、作出新探索。
馬克思與恩格斯超越前人之關鍵在于從現實的人生發出的人民立場。二人所指稱的人民乃是真正的人民,徹底打破了作為統治階級代言人而粉墨登場、囿于少數人的“人民”論調,賦予人民前所未有的主體性、能動性與創造性,使人民的地位發生根本性變化與徹底性變革,開辟了以真正的人民為主體、實現人民自身解放的理論先河。馬克思與恩格斯窮其一生都在為人民謀自由、謀解放,以民為本的社會觀實則浸潤于共產主義遠大理想。
對民眾的關切、重視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亦有所體現?!渡袝芬浴懊裎┌畋?本固邦寧”[19]64闡明百姓作為國家根本而對國家安寧具有決定作用,繼而以“敬德保民”“敬德安民”體現愛民重民原則,彰顯了中國古代對人民主體價值的初步肯定?!蹲髠鳌芬浴疤焐穸鴺渲?以利之也”[24]表達了人民樹立君主、君主為人民謀利益的主張,將“視民如子”[25]作為對愛民原則的踐履。在《道德經》中,老子以“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14]203號召國君培本固基??鬃訉ⅰ皭廴恕币暈椤叭省?以“為政以德”[21]21強調愛民、惠民,并將民生問題作為為政之本,主張藏富于民。孟子經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6]221詮釋人民的首要地位,主張民眾才是真正的“天子”。墨子將“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22]182作為“三表法”之一提出,認為判斷認識正確與否,其中一條標準就是看實際運用是否符合人民利益。荀子以“天之立君,以為民也”[17]453重申了君主為民服務、為民做事、為民謀利的職責,并以船和水為喻,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17]499-500,表明民心向背之于國家興盛與否的決定性。
社會觀的融通性共同鑄就了中國共產黨鮮明的人民底色與人民品格。我們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既讓“為人民服務”成為黨的根本宗旨,又讓“為民造?!盵1]46成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1]46,更讓“我將無我,不負人民”[26]144成為黨的價值追求,以期打造惠民生、暖民心、解民憂、紓民困、聽民聲、知民情、聚民力的工作格局,努力將民生愿景轉化為幸福實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馬克思主義是“改變世界”、富有實踐性的理論?!案淖兪澜纭钡睦硐霝轳R克思主義打開新視角、提供新動力,實現了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的統一。因此,應當在實踐中尋求一種道德理想與社會理想的契合,搭建起由“實然”通達“應然”的橋梁。為此,馬克思主義認為,道德是特殊的社會意識,是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自身的特殊方式,并賦予道德指導行為、形成正確行為方式,立足現實而追求理想、以理想改造現實的實踐精神,要求推動外在于主體的道德規范轉化為內在的道德品格,實現“他律”向“自律”的嬗變,促進社會道德文明發展,為經濟、政治發展提供強大價值引領。就此,實踐精神在自我完善中的釋放將以提升了的思想修養、精神境界與自我品格升華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力,豐富改造客觀世界的方式,推動社會走向良序善治。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倫理型文化,雖然未明確提出“實踐”概念,但強調道德知識與道德踐履的“知行”思想貫穿其中??鬃又亍叭省? 其內涵之一在于“克己復禮”[21]261,要求以禮修身,節制行為,協調人際關系,進而轉向內在的道德建立,主張“為仁由己”[21]261,認為道德是顯示人的自我主宰、自我克制的行為,是對自己的命令,絕非聽任“他律”的制約與驅使,呈現出道德主體性與道德自律性?!吨杏埂穼ⅰ罢\”視為君子最寶貴的品質,強調人的自我實現,并將“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27]作為求“誠”以通達善性的方式,觸及了“知”與“行”的順序。孟子認為,作為道德主體的人因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與是非之心,理應為自己下命令,因而主張“由仁義行”[16]125,強調這是內在的道德命令與人的道德自由,顯示出道德“自律”更為深遠的重要性。荀子指出,道德是經過思慮積累、反復運用而在后天形成的行為規范,并以“注錯習俗”[17]109強調行動、習慣的積累對人的影響,進而以“學至于行之而止矣”[17]109突出“行”的目的性。王陽明首倡“知行合一”,成為“知行合一”觀的集大成者,認為在道德實踐中,“知”與“行”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總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28]10,以期達致“致良知”[28]300。
作為實踐精神的道德與“知行合一”的道德顯示出深刻的相侔性。我們黨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既要求廣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制度化,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推出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優秀作品,以便在大德、公德、私德的融貫中提高社會文明程度、促進社會開放包容、驅動社會創新創造,又要求學精悟透用好馬克思主義,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實現“學思用貫通”[1]65與“知信行統一”[1]65,力求做到鞏固主陣地,弘揚正能量,唱響主旋律。
為了引領和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巍巍巨輪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如一地推進“第二個結合”。這有利于馬克思主義在中華大地不斷發展,促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持續迸發強大精神力量,依托文化自信筑牢“四個自信”,助推人類文明新形態發展,在價值向度上呈現出廣泛性與深遠性。
倘若說“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創新”[29],那么馬克思主義斷然不可能在民族國家時代脫離民族形式、民族色彩與民族底蘊而抽象發展。當前,以巍然之姿屹立于世界東方的中國,在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時,必須把握歷史發展大勢,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瞄準中國發展道路與發展前景,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進新征程、展現新作為的思想基礎,這便要求“以更加積極的歷史擔當和創造精神”[1]19完成對馬克思主義的“合中國化”改造與“合時代化”發展,推動馬克思主義隨著實踐、社會的發展而深化,切實做到中國的問題由中國人自己解答。
為此,堅持“第二個結合”有助于深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汲取其中深邃而豐厚的思想養料,以及砥礪前行的精神動力,以具有生命力的表達方式、具有民族特色的敘事手法賦予馬克思主義更“接”地氣,更“接”現實,更“接”時代的形式、風格與稟性,讓馬克思主義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而愈益成為人民所喜愛、所需要、所運用的理論,持續綻放“認識世界”的智慧之花,持續迸發“改變世界”的偉大力量,成長為“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30]的科學論斷的現實注腳,在理論向度上更具解釋力,在文化向度上更具吸引力,在實踐向度上更具指導力。質言之,“第二個結合”極大拓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內涵、新空間、新路徑,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化中不斷發展,在時代化中永葆生機,在大眾化中凝聚人心,在民族化中傲然挺立,夯實其歷史基礎、文化基礎與群眾基礎,在廣闊的文化空間中長成參天大樹,在獨具中國智慧的前進道路中昂首闊步,更好指引中國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取得新突破,切實做到用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之“矢”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的”。
置身于挑戰與希望并存的世界歷史情境,文化軟實力是國家競爭的關鍵一環,集聚充裕民族智慧、貯藏寶貴思想財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理所當然成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之關鍵。然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畢竟產生于比較落后的生產方式與具有歷史局限性的社會制度,在立足當代中國實際、呼應時代需求時難免出現解釋困境,因而亟需以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時偕行。當然,這是一個長期探索過程,決不能將其簡單等同為“尊孔讀經”抑或是“文化復古”。因此,“第二個結合”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將“守正”與“創新”完美融合,為以對待科學的態度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賦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時俱進、推陳出新的意蘊指明正確方向,切實做到用開天辟地、改天換地、翻天覆地、驚天動地的中國實踐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化適應、與現代社會協調、與時代精神匹配,為其注入強勁的生命力、創造力與戰斗力,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持續閃爍智慧光芒,在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更好展示中國風范、中國氣派、中國形象,更好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進程中引領“軟實力”轉化為“硬支撐”。
此外,“第二個結合”重在強調傳統文化之“優秀”二字,這無不表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能動性”,確證了“第二個結合”乃是相互支持、彼此成就、攜手共贏的深刻化學反應。這不僅要求深入挖掘、系統梳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演進脈絡與基本路向,全面呈現、精準解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與獨特創造,并以揚棄性繼承、鑒別式發展賦予其嶄新意義與當代價值,更要求鼓勵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抓住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時代機遇、同馬克思主義結合的重大機遇,以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在把握新趨勢、結合新特征、開辟新境界的進程中充分發揮“強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26]311的重要作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既堅持問題導向,增強問題意識,又堅持以立為本、破立并舉,為解答、解決中國面臨的重大問題與突出問題提供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如此一來,在“第二個結合”視野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將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最大增量”,使人民擁有文化歸屬感與獲得感,激勵全國各族人民踔厲奮發、勇毅前行,在彰顯文化自信、強化歷史自覺、賡續民族血脈的同時構建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和敘事體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文化自信被提高到新的高度,成為“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26]311,成為事關國運興衰、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獨立性的重大問題。由此,堅定文化自信、強化文化自覺、增進文化認同對于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
“四個自信”是一個相互貫通的有機整體。從文化自信的基礎性與廣泛性出發,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歸根到底就是堅持文化自信,這正是14億中國人民形成強大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思想保證。質言之,文化自信不僅浸潤于前三者,而且浸潤于人的一切生活與生產的活動,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在一定意義上來看,沒有繁榮興盛的文化與高度的文化自信,便難以形成堅定的民族精神與遠大的理想信念,難以以奮發有為的面貌持續推進、拓展中國式現代化,更遑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鑒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內在力量,書寫著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文化記憶,兼具中華文明之重要構成、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之源頭活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深層積淀之多重身份,因而理應在強化文化自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便要求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融通,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開辟亙古通今之道路,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文化滋養、夯實文化自信。而夯實了的文化自信,可以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潤物無聲、耳濡目染的方式賦予馬克思主義因時而進、因勢而新、因事而化的時代意蘊、實踐范式與價值旨趣,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以更為系統的科學理論、更為堅定的理論自信與更為強大的理論自覺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實踐。就此,夯實了作為根基的文化自信,人民對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認同能力與意志力就會提升;夯實了作為指引的理論自信,人民對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認知能力得以深化。在此意義上,“四個自信”已然具有牢固地基和豐富材料,這既能夯實制度自信這一“四個自信”的具體體現,又能夯實道路自信這一“四個自信”的現實基礎,讓“四個自信”獲得更加深遠的空間橫闊與歷史縱深,持續強化人民的政治認同、思想認同、理論認同與情感認同。
站在人類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的十字路口,堅持“第二個結合”對于以中國式現代化為載體,拓展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重要意義。之所以作如是說,究其根本在于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為實現全人類解放提供了科學指南,為解決人類文明發展與社會進步面臨的諸多問題提供了重要思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所以能成為人類文明史上從未中斷并發展至今的唯一文明,原因之一乃是由于其理論邏輯所蘊含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度與超越時空、跨越國度的格局,對解決人類之問、世界之問具有重要價值與非凡意義。正是由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養分,我們黨才能始終站在人類文明進步一邊,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以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由西方資本邏輯主導與壟斷的現代化話語權,沖破了兩極分化、殖民擴張、物質主義膨脹、利己主義高揚的西方現代化樊籬,提供了擺脫由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激化而導致的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世界沖突不斷困境的可選方案,深刻改變了現代化的世界版圖,實現了“人的現代化”與“各領域的現代化”統籌推進,形成了獨具特色、優勢鮮明的“疊加式”“并聯式”“復合式”現代化方案,不斷以中國智慧、中國經驗為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注入新動能、帶來新愿景。
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歷史潮流,以中國式現代化為現實載體,人類文明新形態理應成為團結全人類的新旗幟、實現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新標識、豐富全人類精神世界的新苗圃、增進全人類福祉的新指南,成為構建世界文化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思想富礦。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世界發展趨勢和格局產生的深刻影響為出發點,中國承載著助推人類文明新形態發展的莊嚴使命。因此,必須胸懷天下、放眼世界,高度關注人類前途命運,占據馬克思主義真理和道義高地,扎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柢,高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依靠人民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中以新的文化生命體為全球注入穩定性與確定性。就此,在社會主義現代化背景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成為共產主義文明指引下的“實然”圖景,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形態,成為世界文明的嶄新樣式,在映現歷史、連通未來、融貫中西的格局中回答好中國向何處去、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人類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推動歷史車輪朝著光明的未來前進,引領中國以世界和平的維護者、人類文明的貢獻者身份進一步助推人類文明新形態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