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機關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研究述評與展望

李 祺,梁大偉

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遼寧大連 116024)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統一戰線工作,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強調統一戰線“是黨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也是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法寶”[1]。為了更好地發揮統一戰線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中,明確提出要“把統一戰線納入宣傳工作計劃”[2],加強統一戰線宣傳工作。事實上,黨自成立以來便高度重視對統一戰線的宣傳。盧溝橋事變后,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上升,亟需進行廣泛的政治動員以爭取民族革命的勝利。然而,當時國內政治動員“非常之不普遍”[3]。為動員全民族抗日,黨充分利用《新中華報》《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等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喉舌”功能,立體化、全方位闡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揮了輿論抗戰的關鍵作用。

近年來,學界較為全面、深刻地分析了中共中央機關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的相關問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也存在研究深度不足、史料陳舊、方法單一等欠缺之處。為進一步了解中共中央機關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的研究現狀,本文擬從“為何宣傳”“宣傳什么”“如何宣傳”“宣傳得怎么樣”等方面,對中共中央機關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研究做整體性梳理,并對未來研究趨勢提出四點展望,以便深化對相關問題的持續性探討,進而為新時代開展愛國統一戰線宣傳工作提供支持。

一、有關中共中央機關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緣起的研究

盧溝橋事變后,日本全面展開對華侵略,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災難。為挽救民族危機,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黨報理論的指導下,結合抗戰前夕黨報宣傳工作的實踐經驗,利用《新中華報》《新華日報》《解放日報》進行抗戰動員。對此,學者們從理論基礎、歷史背景與實踐基礎等維度,分析了中共中央機關報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第一,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及馬克思主義黨報理論是中共中央機關報開展統戰宣傳的理論遵循。從宏觀上看,馬克思、恩格斯將無產階級政黨機關報作為宣傳革命運動的有力武器,在革命探索中逐步形成了黨性、人民性、真實性有機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指導中共中央機關報開展統一戰線宣傳工作的理論源頭[4]。列寧在領導工人運動的實踐中,進一步豐富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他認為黨的報紙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喉舌”,“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5]。這一思想深刻影響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共產黨將中共中央機關報作為思想引導、政治鼓舞的輿論武器,組織民眾參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6]。從微觀上看,馬克思主義黨報理論為中共中央機關報開展抗戰宣傳工作提供了具體指導。其中,馬克思主義黨報理論的黨性原則為《解放日報》在宣傳動員中發展“黨報姓黨”原則提供了重要依據[7];群眾性原則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密切聯系群眾、廣泛動員群眾奠定了思想基礎[8];鼓動性、戰斗性、組織性原則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圍繞團結抗戰主題開展戰爭動員、回應各方輿論攻勢、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提供了基本遵循[9]。

第二,動員全民族抗日是中共中央機關報進行統戰宣傳的現實考量。盧溝橋事變后,日軍對華發動全面戰略進攻,在軍事上采取空戰、陸戰、細菌戰、毒氣戰相協同的作戰方式,持續擴大戰場規模,使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銳[10]。在思想文化領域,日本建立起以奴化教育為核心的殖民教育體系,利用廣播、傳單、報刊等大眾媒介操縱輿論,扭曲中國民眾對戰爭的理性認知。受日本欺騙宣傳的影響,尚未完全建立起現代民族主義意識的部分中國民眾對抗戰抱持消極態度,甚至出現了通敵現象,存有參與抗戰“心理卷入”程度較低的政治冷漠。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同時,全民族抗戰的呼聲日益高漲,迫切需要政黨進行有效的政治動員來消弭民眾的政治疏離感,推動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11]。然而,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后,國民政府開始逐步由片面抗戰轉向至消極抗戰,在新聞宣傳領域加強管控,施以極其嚴厲的新聞審查制度,限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輿論表達。在此歷史情勢下,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先后發行了《新中華報》《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等機關報,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黨爭取民族獨立的政治目標與價值觀念整合至媒介中,為動員全民族抗戰塑造了輿論空間[12]。

第三,全面抗戰前夕的黨報動員實踐為中共中央機關報開展統戰宣傳工作提供了歷史經驗。利用中共中央機關報進行社會動員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建黨之初和大革命時期,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通過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分析國內外形勢,推動了國共第一次合作,發揮了動員工人、農民、學生及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作用,其辦報實踐積累的歷史經驗,初步奠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開展革命動員的方法論基礎[13]。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旗周報》在“布爾塞維克群眾化”宣傳原則指導下,實現了爭取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領導群眾的有機統一,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依據馬克思主義黨報原則開展宣傳動員提供了寶貴經驗[14];《紅色中華》立足革命實際狀況,運用樸實的語言、貼近工農群眾的內容和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革命宣傳,深化了中國共產黨對黨報新聞宣傳規律、政治動員規律的把握,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運用媒介輿論工具推動全民族抗戰提供了行動范例和實踐經驗[15]。

二、有關中共中央機關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內容的研究

“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盵16]中國共產黨將中共中央機關報視為“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最銳利的武器”[17],進行全方位的政治宣傳。通過新聞報道的文本敘事,中共中央機關報再造了讀者的思想世界,進而動員了民眾投身革命。學者們在研究中尤為關注中共中央機關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的內容問題,分別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層面進行了討論。

第一,宣傳黨的政策方針的政治統戰宣傳。一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宏觀宣傳了黨的政治路線。如《新華日報》詳細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緣由,說明了在抗戰中應堅決反對分裂、加強國內團結,使讀者在媒介與個體的互構中了解了“為何統一戰線”“如何統一戰線”的問題[18]。二是中共中央機關報積極宣傳動員民眾參與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建設。如《解放日報》圍繞以人民普選為重要內容的民主政權建設進行媒介敘事,通過真實反映陜甘寧邊區基層政治秩序的權力重構狀況,以動員鄉民積極支持、擁護“三三制”民主[19]。三是中共中央機關報積極宣傳動員民眾參與民主憲政運動?！缎氯A日報》在其社論及相關報道中廣泛宣傳民主思想,反對國民黨專政,號召國統區民眾為爭取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權利而斗爭,為民眾樹立了嶄新的政治信仰,為促進讀者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塑造了有利的輿論環境[20]。學者們普遍認為,中共中央機關報是中國共產黨推動政治社會化的工具,通過媒介輿論宣傳,黨實現了政治路線的社會教化同受眾個體思想內化的統一。

第二,提倡自力更生的經濟統戰宣傳。經濟是戰爭的物質基礎。隨著抗戰的全面展開,邊區政府面臨財政經濟困難,中國共產黨因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土地政策、勞動政策、財政稅收政策。由此,中共中央機關報將動員全國人民積極參與生產、提供物資支持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在陜甘寧邊區,為擺脫因日軍經濟封鎖導致的生產困難,《新中華報》大力宣傳救國公糧運動,鼓勵邊區群眾踴躍配合政府征糧;闡釋有關合作社運動的政策、文件,呼吁民眾在生產中相互配合[21]?！督夥湃請蟆讽槕癖姼纳粕畹钠惹性V求,號召邊區軍民發展生產以實現經濟的自給自足,報道大生產運動,從輿論上積極地回應、支持了民主政府對邊區經濟體系的調控與重塑[22]。與此同時,《解放日報》在其社論、專論中詳細分析了實行“減租減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使讀者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制定的土地政策再造了社會經濟秩序,該政策能夠有效協調各抗日階層的利益,進而調動起全民族團結抗戰的積極性,實現了政治宣傳、經濟建設與抗戰動員的良性互動[23]。在國統區,《新華日報》向讀者發出了增加建國儲蓄、認購政府公債、捐贈錢款物資的號召,動員讀者為支持抗戰事業發展貢獻物質力量[24]。

第三,匯聚抗戰合力的文化統戰宣傳?！皼]有抗日文化戰線上的斗爭以與總的抗日斗爭相配合,抗日也是不能勝利的?！盵25]將宣傳話語轉化為讀者的革命自覺,是爭取抗戰勝利的重要條件。為此,中共中央機關報圍繞團結抗戰主題展開了革命意識形態的政治傳播。其中,《新中華報》通過專辟“新生”欄目探討文化問題,刊載毛澤東有關《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演講內容,向讀者闡釋了科學的、民族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內涵與外延,成為邊區文化運動的“中國化”與“大眾化”的推動者[26]?！督夥湃請蟆穲猿贮h性原則,通過理論教育、認同建構、政策宣傳“三位一體”的方式,增進了讀者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認識,向讀者有效傳播了科學的、大眾的政黨意識形態[27]。除此之外,《解放日報》還將“科學”與“啟蒙”同構,在其副刊《科學園地》刊發了90余篇有關“科學”主題的文章,通過宣傳科學文化來推動生產自救、培育民主文化、改變民眾生活,動員了讀者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28]。

第四,號召參軍支前的軍事統戰宣傳。軍事動員是中共中央機關報開展抗戰動員的重要任務?！缎轮腥A報》在根據地嚴厲地控訴了日軍暴行,在其副刊《青年呼聲》中號召邊區青年要站在民族解放運動的最前線,通過加緊軍事訓練、投身武裝的反日斗爭來發揮青年群體的模范先鋒作用[29]。與之相呼應,《新華日報》在國統區發展統一戰線工作,呼吁高校青年學生要積極參加軍事學習、努力掌握現代軍事技術、幫助政府建立現代化的機械化部隊,激發了青年群體參軍的抗戰熱情[30]?！督夥湃請蟆防谩皯鸬赝ㄓ崱薄叭宋锿ㄓ崱钡葯谀?報道了軍民團結抗日的英勇事跡,刊登《晉察冀子弟兵炸毀坦克二輛》等戰地新聞,激發讀者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提振了軍民抗戰必勝的信心[31]。盡管學者們分析中共中央機關報報軍事統戰宣傳的路徑不同,但他們均認為軍事動員是中共中央機關報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工作的主要方面,進而客觀呈現了中共中央機關報的輿論宣傳與民眾支持抗戰之間的密切關系。

三、有關中共中央機關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策略的研究

讀者將對媒介的文本感知轉化為現實的革命力量,得益于中共中央機關報在統一戰線宣傳的多元實踐中運用了一系列緊密銜接、相互協同的動員策略。對于該問題,學者們主要從宣傳方法、宣傳藝術、宣傳載體等層面進行研究。

第一,中共中央機關報采取了科學的宣傳方法。一是由于讀者構成層次復雜,為適應黨員干部、民主黨派人士、工農群眾等各類讀者的讀報需要,中共中央機關報針對不同受眾采取分眾式宣傳。其中,《解放日報》根據《新華日報》出版《青年生活》《工人園地》《婦女之路》欄目的動員經驗,專辟《青年之頁》《中國工人》《中國婦女》《科學園地》等副刊進行輿論宣傳[32]。二是為擴大媒介的宣傳動員效果,中共中央機關報高度重視報紙與讀者之間的聯系,開展同讀者的互動式宣傳。一方面,設置了“讀者信箱”“讀者來信”等欄目,以“讀者提出問題——報刊回應問題”的方式,為報紙與讀者雙方提供了了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媒介空間[33];另一方面,通過召開讀者會、成立讀報組,建構以中共中央機關報為中心的“讀—聽”系統,實現了讀報、生產與政治動員的有機結合[34]。三是為形成輿論宣傳合力,中共中央機關報與其他宣傳媒介之間相互策應,開展組合式宣傳。如《新華日報》通過出版“書業聯合廣告”專欄,刊登其他黨報及抗日進步報刊出版動態[35];《新中華報》將重要新聞稿供給地方黨報及延安廣播電臺,通過二次傳播來擴大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動員空間[36]。

第二,中共中央機關報運用了巧妙的宣傳藝術。一是精準擇取宣傳時機。1942年,河南遭遇天災,糧食欠收引發大規模饑荒,此時國民黨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督夥湃請蟆芳啊缎氯A日報》將救災宣傳作為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宣傳時機,在號召各方捐款捐物賑災的同時呼吁國民黨停止內戰[37]。除此之外,中共中央機關報還以“五四”“七七”等事件的周年紀念為契機,使輿論聚焦于宣傳黨的政治路線上,動員全民族抗戰[38]。二是生動表達宣傳話語。延安時期,《解放日報》不斷調適宣傳話語,將枯燥的新聞戰報改為生動的戰地通訊,使通俗易懂、貼近實際、生動有趣的群眾語言融入報刊的文本中,藝術性地以生活式話語“軟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表達,實現了報紙的群眾性與革命性的統一[39]。三是充分調動情感資源。中共中央機關報通過建構具有動員意義的視覺修辭,將憤怒、悲情等具有渲染力的情感資源融入進報刊的圖像敘事及文字敘事中,形象地刻畫了戰爭圖景,激發了民眾參與抗戰的澎湃動力[40]。

第三,中共中央機關報選擇了多樣的宣傳媒介形式。一是刊發社論進行宣傳。社論是集中反映政黨立場、觀點和主張的重要媒介載體?！缎氯A日報》在社論、代論中,將民族危機、政黨使命與國家的前途命運緊密聯結在一起,通過營造以“持久抗戰”“統一戰線”“民主自由”為政治符號的輿論空間,廣泛傳播現代性意義的民族主義,匯聚支持抗戰的核心價值,動員讀者支持全民族抗戰[41]。二是刊登漫畫、戲曲等文藝作品進行宣傳?！缎轮腥A報》在出版期間刊登了225幅抗戰漫畫,它們以藝術化、大眾化的形式表現政治,通過刻畫日軍暴行、宣傳抗戰形勢、聲討汪偽政權來激發民眾義憤、堅定抗戰信心、鞏固統一戰線[42]?！督夥湃請蟆房d了大量的戲曲劇本、戲曲活動,引導讀者構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想象,展現了將藝術形式服務于統一戰線和民族解放的整體抗戰圖景,在文藝大眾化過程中進行政治傳播和抗戰動員[43]。三是刊登廣告進行宣傳。中國共產黨將《新華日報》的廣告作為輿論信息傳導與意識形態傳播的重要媒介平臺,一方面刊登了《中日關系簡史》《中日問題講話》及《婦女生活》《戰時教育》等圖書、期刊廣告,引導讀者購買抗戰讀物;另一方面在廣告中發布如“民主!民主!民主!”“停止內戰!”等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進步口號,促進抗日統一戰線的發展壯大[44]。

四、有關中共中央機關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成效的研究

近十年來,學者們結合翔實的史料,運用階級分析法和歷史分析法深化了對中共中央機關報抗戰宣傳動員“動員得怎么樣”這一問題的探討?，F有研究普遍認為,中共中央機關的統戰宣傳對于動員全民族抗日、推動與發展黨的建設工作、形塑中共的黨報宣傳模式均有重要影響。

第一,中共中央機關報的統戰宣傳助推了全民族抗戰的歷史進程?！缎轮腥A報》在動員中刊發了大量有關國共合作的文章,報道了社會各界積極抗日的英雄事跡,在點燃民眾參戰熱情、強化民眾抗戰意識的同時,獲得了各階層對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的廣泛支持,有力推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45]?！缎氯A日報》在宣傳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話語價值取向,獲得了國統區群眾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認同[46];創造了一條在城市環境下辦報的典范,實現了爭奪讀者與支持抗戰的有機整合[47];積極回應了國民黨的輿論攻勢,有效地爭取了構建全民族抗戰話語的主動權[48]?！督夥湃請蟆穲蟮懒烁鶕氐恼?、經濟、文化建設成就,宣傳了中國軍隊的英勇戰績,大大增強群眾的抗戰決心與信心,有力地引導民眾積極響應根據地兵役制度、主動參與糧食運輸等后勤保障工作中來,對于全民族抗戰局面的形成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49]。

第二,中共中央機關報的統戰宣傳有助于鞏固和發展黨的建設工作。從黨的政治建設來看,中共中央機關報通過刊登一系列指示、決議、社論,回答了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如何保持黨的獨立性的問題,在動員抗戰的同時向黨員強調黨的紀律要求、解讀黨的政治綱領、傳播黨的政治路線、強調黨的政治立場[50]。從黨的思想建設來看,《新中華報》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促進了毛澤東思想的發展[51];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緊密圍繞全民族抗戰時期黨的中心任務宣傳馬克思主義及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對于整頓黨內的主觀主義起到積極作用,有力地支持了延安整風運動的開展[52]。從黨的組織建設來看,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宣傳與動員工作增強了黨的組織力、促進了高素質干部隊伍的鍛造。以《解放日報》為例,中共中央機關報圍繞抗戰建國的中心議題開展宣傳動員,推動了邊區工會組織的創建及其工作的順利開展,進而加強了黨組織、工會同工人之間的密切聯系[53]。

第三,中共中央機關報的統戰宣傳為中共開展輿論宣傳工作提供了實踐范例?？傮w來看,中共中央機關報在開展統一戰線宣傳過程中,逐步確立了黨的新聞工作的基本原則,助推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為發展無產階級新聞事業和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奠定了基礎[54]。具體而言,《新中華報》的抗戰話語建構具有“典型示范”意義,其輿論抗戰的“延安道路”為中國共產黨此后開展輿論動員提供了實踐經驗[55]?！督夥湃請蟆吩谛麄骺谷彰褡褰y一戰線、動員全民族抗日的過程中,構建了“增強黨性”與“面向群眾”的價值取向和話語方式。這一辦報路線的探索為確立黨報黨刊既要堅持政治為先、又要統籌經濟效益與新聞傳播效應的原則提供了生動范例[56]。1942年改版后的《解放日報》貫徹黨的政策、反映群眾生活、語言通俗簡潔、服務抗戰大局,具有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的突出特點,促進了中國共產黨黨報模式的形成與發展[57]。

五、研究結論與展望

近年來,國內學者們立足背景、內容、策略、影響等視角較為全面、系統地描畫了中共中央機關報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整體理論圖景,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先行研究呈現出問題意識不斷增強、研究內容不斷豐富、研究視域不斷拓展的趨勢和特點,但仍存在研究內容的平面化與分散化、史料固化、方法單一化的問題,未來研究還需進一步充實和深化。

第一,要進一步揭示中共中央機關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的內在規律,實現廣度拓展與深度突破的同構。學界在對中共中央機關報統戰宣傳問題進行探討的過程中,堅持科學歷史觀,較為系統地剖析了“為何宣傳”“宣傳什么”“怎么宣傳”“宣傳得怎么樣”等問題。從廣度上看,先行研究對黨報宣傳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和重要問題均作出了較為全面的回應。但是,歷史研究不應僅著眼于對史實和史事的梳理,還應在回望過去中把握歷史主動、審思歷史規律,進而實現研究深度的突破。這就需要未來研究在繼續廓清歷史復雜性的基礎上,系統地對宣傳的主體、客體、環體、載體、方法、策略進行深入分析,從中國共產黨對讀者現代民族意識的形塑、抗戰情緒的調動、共同理想的塑造等多個方面,深入厘清中共中央機關報宣傳的結構框架與動員機制,以進一步回答“中共中央機關報是如何發揮宣傳動員作用的”“為何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宣傳能發揮動員作用”等內在的邏輯性、規律性問題。同時,還需在總結規律的基礎上進一步凸顯研究的問題意識,尋找新的理論增長點,將研究趣旨延伸至現實的實踐中來,以中共中央機關報統戰宣傳的歷史實踐為行動范例,總結動員經驗,為中國共產黨當前的政治傳播提供借鑒和啟示。

第二,要進一步考察中共中央機關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的整體概貌,實現具體分析與系統分析的統一。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新中華報》和《解放日報》分別于1939—1941年、1941—1945年在抗日根據地發行,《新華日報》于1938—1945年在國統區出版,三份報刊面臨著不同的出版環境。先行研究或具體地探討某一報刊的抗戰動員實踐;或細致地分析報刊對如大生產運動、獻金運動等某一運動事件或對婦女、青年等某一群體的動員;或將研究時段聚焦在如戰略相持階段等特定時期內,較為清晰、完整地把握了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動員問題。但是,三份報刊共同服務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統一于中共輿論動員的大局之中,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方面存有諸多的共性化問題。因此,未來研究既要繼續注重厘清動員的具體問題,通過比較分析來找出中共中央機關報就不同時期、不同宣傳對象進行抗戰動員的差異;又要從一個整體性的“大歷史觀”出發,在“共時性”層面上將三份機關報看作為同構于抗戰宣傳框架內的整體,總結、分析中共中央機關報抗戰宣傳的普遍性,在“歷時性”層面上沿著時間線索,縱觀中共中央機關報在戰略防御階段、戰略相持階段及戰略反攻階段等不同時期的宣傳實踐,進而從宏觀上分析、把握黨的抗戰動員工作。

第三,要進一步開掘中共新聞工作、宣傳工作的相關史料,實現據理釋疑與據史釋疑的互補。在現有研究中,學者們利用報刊史料,較為全面地從文本層面對中共中央機關報統戰宣傳工作進行了詳細分析。但囿于史料所限,一些分析往往依托于理性思維,邏輯性地推演出黨報通過宣傳“實現了全民族抗戰”“增強了民眾的政治認同”等結論。然而,回答政黨的意識形態宣傳究竟如何影響了受眾這一問題,需在理性分析之外,結合更豐富的新聞工作、宣傳工作史料來參證歷史,對問題作出更為扎實的回應。這就需要未來研究既要選擇恰當的理論框架來解釋動員史,又要突破現有史料,爬梳能夠反映讀者思想活動的檔案和日記,盡可能地挖掘、搶救口述史料,從中真實地探尋接受革命動員的受眾的思想活動狀態,將話語還原給歷史鏡像中的主體,讓讀者來建構抗戰動員的張力。同時,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清醒地認識到“對于群眾,單靠宣傳鼓動是不夠的”[58],中國共產黨在現實動員中是通過建立“邊區—縣—鄉”三級抗日民主政權組織,制定有利于團結和維護各抗日階層的土地政策、勞動政策,將政治宣傳與黨政權力的基層互動、階層利益的調適改造相協同,來打開全民族抗戰歷史局面的。因此,未來研究還需在研讀報刊宣傳史料的基礎上,結合涉及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各類史料來系統、全面地展現出中國共產黨抗戰動員的歷史面相,從中科學、客觀地分析出中共中央機關報宣傳動員的具體機理和實際影響。

第四,要進一步促進歷史學、新聞學、社會學、政治學方法在研究中的“視域融合”,進一步實現范式一元向范式多元的轉換。中共中央機關報作為記錄歷史、反映歷史的重要資料,受到了史學研究、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廣泛關注。雖然學者們已初步地應用了多學科交叉法,但囿于學科的異質性,研究中仍存在方法與范式單一的現象。如黨史及中國近現代史學科側重于描述“史實”;社會學、政治學學科側重于分析“動員”;新聞傳播學學科側重于考察“媒介”。然而,中共中央機關報的統戰宣傳不僅是一個只涉及到“一段歷史”“一類動員”“一種媒介”的問題,更是一個關乎特定政黨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運用特定的媒介權力和政治技術進行政治傳播、凝聚群體共識、完成社會整合的問題。因此,僅嘗試用“單向度”的一元范式去解釋歷史,便難以澄明論題本身的復雜性。這就需要未來研究在忠實于階級分析法與歷史分析法的基礎上,盡可能地融合歷史學、新聞傳播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甚至藝術學的方法來書寫歷史,實現“新革命史”“新社會史”等分析范式的“視域融合”,使多學科綜合研究方法的應用成為未來研究的發展趨勢,以更好地還原中共中央機關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工作的本然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