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流變
——以少數民族詩歌為中心考察

魏 蓓

(宿遷學院 文理學院,江蘇 宿遷 223800)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之后提出的關于多民族中國國情和新時代中國民族團結工作的新概念。即從2014年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提出“牢固樹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黨的十九大及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等重要會議中都對培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出重要指示。[1]其目的是在新的時代和歷史形勢下,“不斷增強各族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2]8我們看到,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一個新概念,它的形成基礎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但它作為一個各少數民族都理解和認同的觀念與實體,卻是在近代。即20世紀80年代費孝通所說的:“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盵3]5按照費孝通的觀點,如果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在近代各少數民族普遍形成了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觀念與實體之后形成的,那么它就有一個內涵形成與流變的過程。

詩歌是少數民族重要和常用的情感表達方式。這種重要、常用但又無意識、理所當然的表達,反映出少數民族人民最真摯、真實的感想與認同。從漢語詩歌的結構來看,少數民族詩歌主要分為民間詩歌和作家詩歌兩種類型。民間詩歌是由少數民族的普通民眾口頭創作的,作家詩歌是由少數民族的知識分子以書面形式創作的。近代以來,在反封建、反帝國主義及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過程中,少數民族普通民眾口頭表達的民間詩歌(山歌、民歌及敘事詩等)和知識分子創作的作家詩,共同構成了各少數民族對具有政治共同體特征的民族、民族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真實性認同描述與認同表達。在這一意義上,如果以近代以來各少數民族普通民眾口頭表達的民間詩歌和知識分子創作的書面詩歌為中心,我們可以窺探、呈現出各少數民族對自身的民族共同體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情況與其時代變化過程。這對認識、把握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內涵與時代價值,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一、各民族的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之關聯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前稱,對應的應是費孝通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20世紀80年代末費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學的TANNER演講中,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的“多元”與“一體”的關聯及這個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動因有清楚的解釋。對多元與一體的關聯,費孝通認為:中華民族的“一體”是指在中國領土疆域內有民族認同的十幾億人民,“多元”是五十多個具體的民族單位。兩者雖層次不同,但都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動因,費孝通則認為中華民族能夠成為自覺的共同體觀念與實體,是在近代以來的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斗爭中形成的。[3]1在此,我們可以看到,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觀念與解釋,指出了中國幾千年自在、自然、傳統的民族能夠在近代成為具有政治共同體特征的現代民族,以及中國所有民族成為一個自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或者說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有決定性的時代背景和動因的。而為了在費孝通的觀點基礎上闡釋、還原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我們就需要在時代的背景和動因中,從現代的民族概念出發,界定現代民族具有怎樣的政治共同體意涵,才能理清各民族的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之間的關聯。

我們現在所說的“民族”,雖然它“既是現代的,也是自然的,它既適合方興未艾的工業文明,也能在原始時代找到蹤跡”[4]86,但當我們真正走進它的時候,得承認它是近代產生于西方的政治性概念。在西方,“人們普遍認為,它的正式形成是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其標志性事件是北美獨立戰爭、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費希特的《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說》的發表(有人認為,還應包括1775年波蘭的第一次瓜分)”[5]3。這就是說,作為產生于和直接服務于世界各地獨立運動(戰爭)、反殖民斗爭及現代性國家建立過程的觀念或實體,民族既是一種具有明顯的政治意味與團結人群意義的現代稱謂;又是一種實際的斗爭力量,并往往直接表現為傳統的族裔共同體自發或聯合其他族裔對壓迫、侵略的反抗與起義。對這個既現代又傳統的民族觀念和實體到底是什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將其稱為“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盵6]6安東尼·史密斯也將民族稱為“具有名稱,在感知到的祖地上居住,擁有共同的神話、共享的歷史和與眾不同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員擁有共同的法律與習慣的人類共同體?！盵7]13

現代的民族無論是作為“想象的政治共同體”,還是作為“人類共同體”,從單個民族來看,它自身都有一個歷史的、自然的形成過程。這個歷史、自然的民族共同體是非常傳統、原始意義的在一定領土范圍中共同生活的民族(或是族群)。在《共同體與社會》一書中,斐迪南·滕尼斯就認為古代這些在一定領土范圍中共同生活的民族(或族群)是建立在家庭血緣、鄰里地緣及精神信仰之上共同體。對于這種民族(或族群)共同體的形成過程,滕尼斯認為:“血緣共同體作為行為的統一體發展為和分離為地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直接表現為居住在一起,而地緣共同體又發展為精神共同體,作為在相同的方向上和相同的意向上的純粹的相互作用和支配?！盵8]65顯而易見,從滕尼斯所說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及精神共同體的形成過程與相應的關系中,我們可以清楚地想象與還原出幾千年來自然、傳統的民族(或族群)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過程,而且還可以聯想到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這種自然、傳統的民族(或族群)共同體,不斷地構成、組成了古代的城邦和現代的聯邦及國家。

就中國而言,滕尼斯所說的這種建立在血緣、地緣及精神共同體基礎上的民族(或族群),應對的是費孝通所說的在“熟人里長大”[9]12的鄉土中國或鄉土社會。這種鄉土中國或鄉土社會(包括其中的民族或族群)基本是“靠親密和長期的共同生活來配合個人的相互行為,社會的聯系是長成的,是熟習的,到某種程度使人感覺到是自動的?！盵9]53換句話說,古代的民族(族群)是在一個土地(領土)范圍內由家庭血緣及熟人組成的鄰里構成的自覺單位。他們平時是松散的、各家顧各家的,但在重大的場合,特別是在外敵侵擾之時,他們又是理所當然和不約而同地自覺聯合起來,共同行動。因而,在古代,某個民族(族群)與其他民族能夠聯合組成更大的族群或國家,主要是因為戰爭及戰爭前后人口流動、貿易及聯姻等。即費孝通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所說的,某個民族“必須和‘非我族類’的外人接觸才發生民族的認同,也就是所謂民族意識,所以有一個自在到自覺的過程”[3]7。這是古代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民族(族群)自我獨立,又組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原因與歷史面貌。在這種存在、延續的歷史面貌中,我們看到中國各少數民族存在的獨立狀態,又感覺到他們能夠從原先傳統、原始民族發展為現代民族和民族共同體,并能夠以此為基礎再次認同、融入更大政治性共同體的原始性因由。

我們不能否認現代或者說今天的民族和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他們的遠古歷史之間存在一種被感受到的血統承繼和文化親緣關系”[4]44,但從民族和民族共同體的現代性、政治性方面看,我們同樣也不能忽視“國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盵4]75直接的依據就是,近代以來的獨立運動(戰爭)和反殖民斗爭的事實、結果表明,對民族和民族共同體的強調與動員,往往直接導致一個國家的誕生。對今天的世界而言,無論是單純意義上的由一個民族組成的國家,還是由多個民族構成的國家,它們都共同說明了“‘民族’與‘國家’已經完全融合為一體,‘民族第一’與‘國家至上’觀念深深融入人們的意識之中”[5]11。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3]1,在這一多元一體格局上誕生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自然也是一個由多民族構成的現代國家。因此,在單個少數民族的血緣、地緣及精神的共同體基礎上,我們還可以得出近代少數民族已是在超出他們的“‘血緣或種族身份’上,形成了‘中華民族’這一涵括了境內各民族的、多元一體的民族共同體的全新概念”。[10]130-157這種全新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實際上建立在社會主義新中國基礎之上的“民族—國家”意識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觀念與認同。

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互聯的時代趨勢之下,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存在與發展,已不是傳統的自給、孤立的存在與發展,而是越來越成為相互關聯的命運共同體。在這種存在、發展及風險與共的全球化時代,每個民族或國家在風險社會治理中的共同體建構,除了要指向符合自身歷史、傳統及國情的“民族—國家”共同體維度,其突出的特點是“也必然指向人類社會共同體的重建”。[11]91-97此時,在全球化的發展與問題(如城市化、全球變暖、經濟危機及重大疾病災難等)從大城市覆蓋和影響到少數民族地區之時,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個體與國家、個體與世界、民族與國家及民族與世界的共同命運關聯,生成了他們超出“民族—國家”意識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即一種具有人類共同命運特征中華民族共同體觀念與認同的產生。少數民族在全球化時代產生的這種具有人類共同命運特征中華民族共同體觀念與認同,就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不斷強調與推進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兩個重大命題。

顯然,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各民族在中華大地上“數千年唇齒相依、情甚手足,近百年忍辱負重、團結御侮,從而形成強烈的中華民族整體意識”[12]122-127。這種強烈的整體意識是中華民族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抵御外來侵擾和實現獨立的力量,具有重要的歷史與現實意義。對各少數民族形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我們要了解它的來龍去脈,也要在當今時代大潮中充分調動起來。這樣才能實現各民族和中華民族更大的發展。在2019年的《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偉大的祖國,幅員遼闊,文明悠久,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先人們留給我們的豐厚遺產,也是我國發展的巨大優勢”[2]4,同時也表示在面對當今世界復雜的國內外形勢時,“我們更要團結一致、凝聚力量,確保中國發展的巨輪勝利前進”[2]7。這就是說,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識,我們既要尊重、肯定由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民族的疆域、歷史、文化、精神等客觀實際;同時也要在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共同的反帝反殖民斗爭、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及新時代的歷史進程中,歸納、總結及凝聚各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只有這樣才能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在各民族中鑄造一種既有歷史紐帶淵源,又有更為牢固的時代命運關聯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二、各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流變的三個階段

近代以來,各少數民族表達他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方式有很多,如自發的組織本民族地區的反殖民斗爭,參加八路軍和解放軍,學習新中國推行的漢文字,以及各種形式的文藝創作等。在這些不同維度的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表達或行動方式中,各少數民族遵從自身民族傳統,本體的詩歌創作是一種最全面、最真實的表達與行動方式。說最全面,是從少數民族詩歌的整體結構方面來看的。按照梁庭望在《中國詩歌通史·少數民族卷》中所說的“從整體結構來看,少數民族的韻體文學和漢族一樣,是由民間詩歌和作家詩構成的。但不同的是,少數民族詩壇在很長的時間里,是由民間詩歌(包括民歌、民間長詩、民間說唱)領銜的,作家詩產生比較晚?！盵13]5我們知道,民間詩歌是由普通民眾在日常生活、勞作及特定的儀式場合口頭創作、口頭傳承的,作家詩是由知識分子(至少是有文字書寫能力的人)創作的書面詩歌。由于中國大多數的少數民族是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有書寫文字,各少數民族在很長的歷史時間中(近代以來也是如此)普通民眾創作的民間詩歌是主流,知識分子創作的作家詩是小流。這種情況到了20世紀80年代之后才有根本性的轉變。[13]5這種主流、小流相統一的情況,呈現的是各少數民族從普通民眾到知識分子的全面性詩歌創作格局。說最真實,是從近代以來在中國大地上,各民族共同的反帝反殖民、爭取民族獨立和建設新中國的真實經歷出發的。近代以來的殖民與反殖民的斗爭是世界性,這種世界性造就了“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區從未被族群或民族沖突所侵襲,或不曾見證過特定人群發動的要求民族獨立的運動?！盵4]175-176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在中國大地遭受殖民統治之時,每個少數民族不僅不能幸免,還無一例外地投入了一場民族獨立的斗爭中。各少數民族從普通民眾到知識分子在革命斗爭年代、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及全球化時代的詩歌創作,自然是反映了他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和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內涵流變。

應該看到,在中華大地上,各少數民族普通民眾和知識分子的詩歌創作(口頭詩歌和書面詩歌),既是他們的民族、情感、忠誠、血淚及奮斗的直接反映,又把他們所經歷的“一個一個時代連在一起”。[14]因此,考察近代以來各少數民族詩人(民間詩人和知識分子詩人)在不同時期的詩歌創作與審美特征,對認識各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及其內涵流變也是一種全面、真實及直觀的視角。結合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反帝反殖民斗爭、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的歷史進程,各少數民族的創作詩歌大致表現出三個特征明顯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階段。這三個認同階段,前后之間內涵有承續,也有新的特點。它們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整體內涵,展現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與時代價值。

首先,晚清至新中國成立前,對基于領土自覺的各民族共同體和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從現代民族產生于民族獨立運動、反殖民斗爭及現代國家建立的歷程中,我們發現現代民族和民族共同體之所以能夠產生與形成一個實體,最直接的因由是戰爭的大時代背景。對戰爭與現代民族和民族共同體的這種形成關系,安東尼·D.史密斯在《民族認同》一書中指出:“對共同體來說,戰爭提供了一種向心的力量,……在族群認同的形成過程中,或許正是戰爭的這種功能產生了最深遠的影響?！盵4]37現代民族與民族共同體意識與戰爭的這種直接性關聯很好理解,因為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我們分析了歷史、傳統的民族與民族共同體是在血緣、地緣及精神的共同體維度上自然形成與獨立延續的。各少數民族這種千百年來都是自然、獨立的狀態,在遭受外來的壓迫與殖民時(表現為對領土、領地的入侵),就會產生一種集體性的反抗意識。這種集體性表現為戰爭形式的反抗意識,其實就構成了晚清至新中國成立前各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一種領土自覺的認同與維護。

我們知道,近代中國是在鴉片戰爭(1840)后清政府與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簽定了一系列的割地賠款簽約后,才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集體性地瓜分中國領土版圖的殖民統治下,分散聚居、雜居于中國大地各個地方的少數民族不僅不能幸免,而且還相繼進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狀態中。如英國通過割地賠款條約瓜分到西藏、云南等地區后,他們的殖民官員與士兵就深入到藏族、白族、彝族等地區;沙皇俄國通過割地賠款條約殖民統治新疆之時,就對維吾爾族生活的地區進行入侵;而在抗日戰爭時期,日本的殖民統治是深入中國東北、內蒙古等的民族地區的。[13]556作為長時間生活在特定區域中的共同體,原來自然存在與發展的民族及其成員是在一種自治、獨立的狀態中,共享著共同的領土、經濟、文化及信仰。這是各少數民族自古以來的存在與延續方式。近代帝國主義對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武裝、經濟及文化侵略與殖民統治,實際上作為一種“外來者”、“他者”強行侵入各少數民族世代生活的自治、獨立地區,進而破壞、剝奪各少數民族對原有領土、經濟、文化及信仰自由擁有的狀態。當各少數民族發現他們的領土、經濟、文化及信仰,特別是他們與祖先世代生活的領土遭受侵擾時,他們原來松散、自然的民族意識和共同體意識就被聚攏、激活,進而成為具有現代政治特征的現代民族與民族共同體。在此意義上,在中華民族從晚清到新中國成立前的這段近代史中,由于國家的觀念與國家的意識沒有在各少數民族中產生,各少數民族地區從原先的多個帝國主義的瓜分殖民狀態,到抗日戰爭爆發后日本對整個中華民族侵略狀態,整體上表現出的是一種領土自覺意義的各少數民族對自身自然、傳統的民族共同體與對更高意義上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初步認同。

顯然,晚清到新中國成立前的這段近代史,是各少數民族在自身領土范圍內和中華民族領土范圍內,對那種傳統與現代的民族、民族共同體及中華民族共同體(此時的傳統與現代應是統一的,或者說是現代喚起了他們那種習以為常的傳統)的“覺醒期”。在各少數民族對現代民族、民族共同體及中華民族共同體觀念與實體接觸有限的情況下,他們在覺醒期的民族共同體和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其實是由少數民族中的知識分子(包括少數民族中開明和有文化的階層人士)引導普通民眾建構起來的。詩歌作為各少數民族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最常用、最主流的情感表達方向,恰當地反映了他們領土自覺基礎上的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如在19世紀末,法國入侵貴州布依族“云霧”地區時,布依族人民創作與傳唱了民間敘事長詩《羅華先》(岑玉清搜集翻譯),以反映他們聯合各村寨組成一個民族共同體,共同抗擊法國傳教士和軍隊的事跡?！敖淌堪哉嘉覀兊暮玫胤?/教士要搶我們的財富;/好媳婦被他調戲,/好姑娘被他奸污。/我們要把他攆出去,/我們要把他打出去。/請你們來幫忙,/請你們來幫助?！盵15]143抗日戰爭爆發后,蒙古族無名氏發表在《蒙藏旬刊》(1937年第9期)的詩歌《秋夜》以“秋雨”隱喻各族同胞團結起來,共同抗擊倭寇,保衛中華民族?！扒镉陜好擅?造成了悲憤的慌恐,/淅瀝地竟似報告被殺同胞的哭泣。/秋雨啊!你竭力地滴透人們的死心!/來和倭寇一拼,使中華民族獨立于亞東!”[13]632;迪化(今烏魯木齊)省立師范學校畢業的維吾爾族詩人黎·穆塔里甫表達了各民族一同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而奮斗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觀:“瞧吧!舊歷程/就要變成新歷程;/因為我們/為了建設‘解放了的新中國’,/一心一意地/在這廣闊的原野里,/高唱著‘各民族’在前進?！盵16]26

其次,新中國成立后到20世紀80年代,對具有“民族—國家”意識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近代史中,中華大地上和中國社會的最大變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現代意義的國家的建立。隨著新中國在1949年的成立及推行的民族平等、民族共同繁榮等政策,各少數民族作為新中國的主人翁團結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在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各少數民族的社會身份翻身和開始以社會主義大生產的方式讓各少數民族過上舊時代無法想象的生活時,各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也進入了“民族—國家”相統一的維度。在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的初期(即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各少數民族對“民族—國家”意識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非常全面、深刻地表現在毛主席所說的“在古典詩歌、民歌基礎上發展新詩”[17]552使命的“新民歌運動”中?！靶旅窀琛笔窃?但其之所以稱為“新”,主要是因為少數民族將原來在日常生活、勞作及婚喪嫁娶等儀式中口頭創作的民歌(或山歌),“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新思想的基礎上重新結合起來”。[18]1-2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少數民族人民深具民族傳統、政治認同并且是真情實感的新民歌創作,對少數民族群體內部建構關于新中國的現代民族共同感和國家共同感有著重大的推動作用”[19]106-113。在這一過程中,與晚清到新中國成立前的這段歷史中以各少數民族知識分子為主導喚醒的領土自覺的中華民族認同不同的是,這一時期具有“民族—國家”意識的中華民族認同,以各少數民族的普通民眾為主導。這種遵從少數民族普通民眾歌唱傳統、習俗及情感的新民歌創作,既共同表達了“他們歌頌祖國,歌頌自己的黨和領袖,歌唱他們對更美好的未來的向往”[18]2,也建立了一種由千千萬萬的少數民族普通民眾構成的“民族—國家”意識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

具體來說,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和民族平等、民族共同繁榮等政策推行后,各少數民族作為新中國的主人翁,他們在新中國當中能夠真實地感知到彼此間的平等和對民族即是國家、國家即是民族的這種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藏族新民歌《最親的弟兄》道出了他們對這種認同理解:“漢人、藏人、各族人民……/雖然語言不同,/但卻是最親的弟兄!”[19]在新中國這種多民族平等、團結及共同繁榮的大家庭中,每個少數民族是相信并且是愿意緊緊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周圍的:“祖國啊,黨使您充滿太陽的霞光,/沒有任何困難能把我們阻擋,/祖國是我們戰無不勝的力量,/各族兒女團結的比鋼鐵還堅強?！?《歌唱祖國》)[21]16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之后,各少數民族對“民族—國家”意識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本質上表現為對民族、毛主席(或中國共產黨)、國家及時代相統一的認同:“果兒散發著誘人的芳香,/我們的果園最美好;/對于我們各民族的人民來說,/生活在毛澤東時代最美好?！?《最美好》)[22]顯然,“站在‘新中國’的土地上,回望各民族對中國/祖國的認同歷史,便會發現,祖國已經現實地成為各民族對‘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盵23]17-31

最后,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具有人類共同命運特征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每個民族和民族的個體間相互聯系被極大地壓縮、拉近。這種“地球村”性質的人與人、人與民族、人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的近距離感知、關聯,生成了各少數民族比中華民族共同體更高層次的認同。這種超出單個民族與單個個體維度的認同,產生于各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基礎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感知與體驗。黨的十八大以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總書記不斷強調和推進的“具有很多相通、相似乃至相同的目標指向”[24]16-21的關系中國與人類共同發展的兩個大命題。這兩個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相統一起來的命運,“對于人類團結起來應對現代性危機、走出風險社會困境具有重要意義”[11]91-92。顯然,習近平總書記認識到了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單個地區和國家的團結與發展已超出了單個地區和國家本身,而是處于一種全球化的共同命運關聯中,并與世界各地的一個或多個地區和國家共同的合作與發展問題。在詩歌中,全球化帶來的地區與國家之間的這種共同命運關聯,實際接近了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的距離和命運感知。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各種重大災難事件也頻頻出現在詩歌里,如汶川大地震、SARS、冰災、馬航失聯、礦難、洪災、霧霾、溫州動車事故,乃至2019年與2020年之交暴發的‘新冠疫情’,幾乎都有大量詩歌即時回應”[25]149-155。

詩歌對全球化中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的關聯感知,最直接的表現是將個人、民族的命運提升到全人類共同的命運認同維度。這種人類命運共同體特征的認同觀,使少數民族詩歌產生了超越中華民族共同體基礎上的更高層次內涵延伸。即全球化讓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新世紀)以來的少數民族詩歌“獲得一種全球性的詩歌品質”[26]218-222。如在2019年底暴發的這場全球性的“新冠疫情”中,我們能夠感受到個人、地區(民族)與全人類的共同命運的關聯。吉狄馬加作為一個具有彝族身份的詩人,他在疫情期間創作的詩歌就表現了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狀態中個人、地區性的民族(單個少數民族或中華民族)與整個人類一致的遭遇與命運?！耙粋€人的聲音背后是一個民族的聲音,而從一個人/聲音的內部卻又能聽見無數人的不同的聲音。/……相信吧!我們會勝利!中國會勝利!人類會勝利!”(《死神與我們的速度誰更快——獻給抗擊2020新型冠狀病毒的所有人》)[27]

綜上所述,各少數民族近代以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觀念與實體的認同不僅“在各層面均有反映”[28]12-13,還大致表現為領土自覺、“民族—國家”及人類共同命運的三個流變階段。在這個既有承續又有延伸發展的流變過程中,各少數民族既實現了自身的民族共同體之發現與獨立,也為建立“民族—國家”性質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貢獻力量。在全球化的時代下,各少數民族原來對自身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也表現出人類共同命運的指向與內涵延伸。

三、近代少數民族詩歌對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價值

從少數民族詩歌包括民間詩歌和作家詩歌的結構中,我們可以想象自古以來的少數民族詩歌,具體地分為普通民眾創作(口頭表達)的口頭詩歌和知識分子創作的書面詩歌兩種類型。正是這兩種類型的并行發展,構成了少數民族詩歌的歷史全貌。在近代的民族逐漸具有了政治共同體的內涵與實體意義之時,作為少數民族集體性、承續性表達傳統的詩歌創作(包括民間詩歌與作家詩歌),一方面是直接滲透到現代民族和民族共同體的孕育、形成過程中;另一方面隨著中華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立,少數民族詩歌也直接反映各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無論是少數民族普通民眾的口頭歌唱,還是少數民族知識分子的書面表達,作為中國“近代歷史遭遇及國家轉型所產生的民族主義歷史敘事”[29]1-8,所呈現的是各民族對自身作為一種政治共同體的認同和近代作為中華大地的一員而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透徹理解與行動。這種理解與行動生成了近代少數民族詩歌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價值。

首先,表明近代以來各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基礎深厚,認同情感牢固。我們知道,少數民族無論他們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是否創造了本民族的書寫文字,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從小到大基本是能歌善舞和出口成歌(山歌、民歌)的。[30]106-117有一定韻律格式的山歌、民歌及敘事詩等口頭表達,實際上是一種真摯的、從心從俗的民間詩歌創作傳統。[31]539在一個少數民族的普通民眾與一個少數民族民間詩人對等關聯的前提下,近代以來某個少數民族的民間詩人總數在極大程度上與這個少數民族的普通民眾總數相差不大。在近代,我們能夠從各少數民族這種世代傳承、延續下來的“民眾即詩人”口頭歌唱傳統中,說明少數民族的民間詩歌創作群體幾乎是全員性的。所以,當少數民族的知識分子和國家要聚攏各少數民族的共同體意識(包括各民族自身的共同體意識與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時,各少數民族這種全員性的民間詩歌(主要為山歌、民歌及敘事詩)表達就是一種基礎非常深厚、情感非常真摯的認同。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能夠從近代以來以各少數民族的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為主導的詩歌創作(包括口頭詩歌與書面詩歌)發展過程中,得出各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的認同基礎是深厚的和認同情感是牢固的判斷。各少數民族近代以來表現為領土自覺、“民族—國家”及人類共同命運特征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實際上也證明了這種客觀、真實的情形。

其次,作為一種政治性動員力量,激勵各少數民族為中華民族獨立和新中國發展而奮斗。詩歌是為時、為事而作的。近代以來外來列強的領土瓜分和殖民統治、新中國的成立以及中華民族和世界遭受到的重要疾病與災難,成為了詩歌創作的時與事。少數民族作為中華大地的一員,在近代以來民族成為了一種政治共同體時,少數民族自然也成為一種能夠推動、實現中華民族之獨立和社會主義新中國之建立、發展的政治性力量。正是這種從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到普通民眾集體性的政治動員力量,讓中華民族和社會主義新中國具有應對無數重要挑戰、疾病及災難的決心與能力。近代以來,少數民族知識分子的書面詩歌作為政治性動員力量,即他們在所創作的表現民族共同體及建立在民族共同體基礎上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很好理解。因為這種政治性力量一方面是直接與他們為之奮斗的實現民族獨立、中華民族獨立及新中國現代發展相關,另一方面也是從上到下、從高雅到通俗地融入少數民族的普通民眾當中,以喚醒和動員普通民眾的共同體意識。少數民族普通民眾的口頭詩歌創作是一種政治性動員力量,需要從少數民族普通民眾口頭表達的特征與意義來認知。我們知道,張口即來,或者在特定場合演唱的口頭詩歌,是少數民族情感表達的重要但也習以為常的方式。這種表達方式,對少數民族普通民眾來說,看起來是單純的情感抒發或娛樂(如對歌比賽),但更重要的意義是作為他們力量動員的方式(如驅除疲勞后繼續勞作、號召族人共同完成一個大事或重要儀式)。在這一意義上,近代以來少數民族普通民眾的口頭歌唱,除了表達他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真情實感外,還是一種出自自身的,號召、動員本民族共同反抗外來侵略、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及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政治性力量。

再次,呈現各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內涵流變軌跡與延伸可能。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能夠成為一個自覺的共同體,主要原因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由多個民族構成的國家這種歷史實際。費孝通在20世紀80年代所說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既是對近代以來這個自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初步概觀,也是對幾千年來中華大地上各民族發展關系的總結。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既是對費孝通所說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承續與發展;也是在新的時代背景和全球化趨勢下,對中國的單個少數民族、對整個中華民族如何在人類越來越明顯的命運共享、風險共擔的巨大共同體中如何發展的新思考與判斷。這就是說,近代以來各少數民族形成的這個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它的內涵在承續中發展和延伸。近代少數民族詩歌作為由少數民族的普通民眾和知識分子共同建構的民族主義敘事,不僅“蘊含著各民族豐富的民族情結和久遠的歷史曲折進程”[32]30-33,還是他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解和認同的最真摯的反映,所呈現的是近代以來各少數民族對民族獨立、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的歷史面貌。這種反映近代中國“民族獨立和民族建設”[29]1-8歷史進程的民族主義敘事,體現了各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內涵流變軌跡與延伸可能。

最后,以歌唱與書寫的形式表征近代中華民族和新中國是多元一體格局?，F代民族意識覺醒的近代中國和中華民族,既遭受過清政府的封建壓迫和軍閥剝削,也受到了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在這些苦難、屈辱的歲月里,各少數民族始終榮辱與共,為自身民族和中華民族的獨立而奮斗。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立,是所有中華兒女(包括少數民族)共同為之奮斗、犧牲的結果。不管歲月如何艱難,各少數民族都是以英雄的氣概捍衛自己的土地、家族,維護中華民族的統一,并義無反顧地投身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立中。在這一過程中,少數民族普通民眾口頭歌唱的民間詩歌和知識分子的書面詩歌,實際上以詩歌書寫的形式表現了他們對“我們中華民族的整體認同”[33]30-32,并表征近代中華民族和新中國是多元一體格局。在近代以來各少數民族的很多詩歌中,我們看到了他們對中華民族團結、統一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多元一體的認同與捍衛。

總而言之,在近代以來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將中華民族變成一個自覺的共同體之時,逐漸形成現代民族和現代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少數民族,也踏上了具有政治性的爭取民族獨立和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奮進之路。在這一過程中,少數民族普通民眾口頭歌唱的民間詩歌和少數民族知識分子書面形式的作家詩,共同表達了他們對中華民族、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理解與認識。他們這種從領土自覺、“民族—國家”及人類共同命運特征的共同體認同,呈現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共同體從誕生到發展及內涵豐富的完整過程,這表現了少數民族詩歌創作具有重要的共同體意識。

綜上所述,民族作為一種政治共同體概念與實體,大致產生于近代西方世界的各地獨立運動(戰爭)、反殖民斗爭及現代性國家建立的過程。費孝通所說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也在近代中國的反封建、反殖民及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立過程形塑。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概念,對應的就是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其基礎是費孝通所說的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個民族構成的國家。在現代的民族觀念維度下,各少數民族先是形成了自身的民族共同體觀念與認同,再以此為基礎,以領土自覺、“民族—國家”及人類共同命運的層面上認同與捍衛近代以來產生于中華大地上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少數民族詩歌包括民間詩歌(口頭詩歌)和作家詩(書面詩歌)兩種類型。近代以來,各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與內涵流變,完整、清晰地反映在由少數民族的普通民眾口頭表達的民間詩歌和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創造的書面詩歌中。因而,以少數民族詩歌為中心考察,我們能夠建構、呈現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相對完整、清晰的流變軌跡及其具有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