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讓孩子們知道，人生可以選擇

肖瑤

研究發現，春季是人類自殺的高峰期。歷史上，一些名人的確選擇在春天結束生命。比如香港演員張國榮、詩人海子、作家川端康成與弗吉尼亞·伍爾夫。

2024年的春季已接近尾聲，春日氛圍寥寥，過去一個多月媒體報道了幾起中學生自殺事件。有的因為難堪校園霸凌，“與其被她們打死不如我自己死”。有的疑與老師、家長起沖突，在學習、成績或作業等某一方面未能達成共識，沖動行事。更多孩子的離去，則原因不詳。

隨著網絡時代信息技術的普及，未成年自殺現象被迫或主動地推到人們眼前。主動曝光并向外界尋求幫助的往往是家長，“好好的”孩子稀里糊涂走了，求老師告校長，自省或外尋，卻怎么也找不到那個帶走孩子的惡魔。

問題，就出在這個“稀里糊涂”。

我們往往很難從一名輕生的未成年人身上揪出一個確切的、具體的原因，由于事發地點多數在學校里，或與學校人事物相關，人們便自然而然地從學業、同學關系、師生關系等方面找原因。尤其是自殺者的父母，悲慟的重創下，他們迫切地想找到一個可理解的緣由，來舒緩痛苦。

但我們的確不能忽視校園環境的生態復雜程度。

學校往往被視為規范、文明、理智的培養皿，但不論大中小學，學校都只是一種公共設施，同時也是一個小型社會。每一個社會內部，都自有其秩序與運行邏輯，有明規則與暗規則。在社會、利益關系尚薄弱的中小學生之間，力量的結構，往往僅憑著人數多寡與體力的高下。

社會生存技能的相對薄弱，導致了孩子們在面對“超出預期的情況”時，選擇緘口或有意忽視。筆者曾在五六歲的年齡，被同齡小孩用牙簽之類的利物多次扎進身體，名為“醫生與病人的游戲”。那是孩童世界的游戲規則，沒有人教過他們游戲應該怎樣玩，教育者大多數也只會草率地將“玩游戲”與“學習”對立起來。游戲就是阻礙學習的娛樂，或者是為了更好的學習服務的消遣，不需要深刻的思考與引導。

中學會復雜一些。進入人格的自主獨立與個人意識發育時期，每個未成年人都開始面對“自我”這個課題。這個階段，不論學習考試、人際關系等哪一個方面出了問題，一個孩子都很難想到另一條出路。

一次重要考試砸了，一件難以啟齒的事被人知道了，一所學校待不下去了，都可能得出“我的人生徹底毀了”這個結論。因為看不到另一種活法的可能性：轉學是否有可能？不上學是否可行？當自己所能觸及的力量與視野有限，他們便可能選擇以各種方法逃離這個讓他們心理負重的世界。

在194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赫爾曼·黑塞筆下，只是要求人變化自身去適應環境的教育，有可能扼殺人。其代表作《在輪下》中，男孩漢斯聰明勤奮，在學校里成績優異。但身邊沒有任何一個人告訴過漢斯，即便不做一個尖子生，他的人生依然有價值。

沒人關心漢斯腦袋里真正在想什么，校長甚至將他的成績下滑歸因于漢斯結交了一個個性強烈、離經叛道的朋友。校長對漢斯說：“千萬不要放松，不然你就會掉到輪下被碾壓了?！弊罱K，漢斯選擇了自殺，逃離了看不到希望的世界。

“在輪下”這個概念，同樣適用于今天的東亞教育體系。如果逃離了這一套評價體系，孩子們是否能在另一套里找到價值？

現代社會，越文明先進的教育體系，越會強調對未成年的人格教育、美學教育與性教育等等。而這些，即便不是為了培養一個更多維的、完整的人，也為了讓一個人擁有抵御自毀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