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資企業為何扎根難？——基于“一帶一路”沿線18國的調查分析

海外中資企業為何扎根難？——基于“一帶一路”沿線18國的調查分析

沈圓圓 孔建勛 云南大學國際河流與生態安全研究院、一帶一路研究院

本文節選自《文化縱橫》2024年第1期

造成中資企業海外經營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方面，中資企業獲取的境外投資信息有限。盡管越來越多的相關部門和科研機構為中資企業“走出去”提供經驗式的投資報告，但這不能保證所有企業都深諳“知己知彼”的現實價值。調查數據顯示，雖然近九成的中資企業在境外投資前具有可行性考察的意識，但是考察內容和考察時間都有局限性。從考察內容看，多數中資企業以考察市場風險和政策風險為主，東道國政治風險、宏觀經濟風險和人文風險等內容很少涉及。從考察時長上看，中資企業投資考察時間最大值為3年，最小值僅為1天。這為企業投資風險擴大化埋下隱患。

另一方面，中資企業“外來者”身份限制企業“在地化”的發揮。進入東道國市場后，中資企業需要經歷一段時間的磨合與適應。從外部環境來看，中資企業不僅要熟悉東道國招商政策和市場規制，還要承受比本地企業更多的監管負擔。從內部管理來看，中資企業需要協調傳統的政商關系、城鄉關系和同行關系，還需要解決本土化過程中價值觀沖突和文化敏感性的問題。由此帶來的海外中資企業發展困境，主要表現為融資阻力、嵌入焦慮、用工短缺、行業競爭四個方面。

企業融資是海外中資企業提升自身資金實力、擴大經營規模的重要渠道。OCEES數據顯示，除依靠母公司外，向境內或東道國銀行、金融機構申請貸款，是海外中資企業主要的融資方式。另外，海外中資企業也在嘗試通過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等方式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傮w上看，雖然融資方式逐漸多元化，但是中資企業境外融資之路依然艱辛。以烏干達為例，受新冠疫情、國際形勢和地區局勢的影響，烏干達經濟低迷，其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稅收和國際援助。截至2022年，烏干達稅收收入占GDP的比例約為12%，政府外債占GDP的比重高達51%，獲得的凈官方發展援助凈額占政府支出的比例，在40%～60%之間浮動。面對東道國低迷的經濟形勢，海外中資企業需要主動協同銀行或金融機構為當地政府提供融資方案，才能保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乃至高質量發展。其中，因安全性和融資成本上的出色表現，大部分中資企業傾向于向東道國銀行或金融機構申請貸款。

農村高額彩禮形成的社會機制研究

楊華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本文節選自公眾號《婦女研究論叢》

在農村彩禮的既有研究中，彩禮的支付屬性之所以會凸顯，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在宏觀層面，打工經濟和城鎮化興起，農村適婚女性外流引發了婚姻資源配置失衡，提高了女性在農村婚姻市場中的要價能力；第二，在中觀層面，農村社會固有的“面子”競爭、攀比之風，推高了農村彩禮數額，塑造了高成本的婚姻形態；第三，在微觀層面，農村家庭關系主軸從代際關系向夫妻關系轉變，推動了彩禮性質由對女方家庭的補償轉換為父代財富向子代家庭的轉移，使女方家庭、新婚夫婦都有較強的索要高價彩禮的意愿。

彩禮是“流動的禮物”，流動的方向主要是從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流動，只有少數入贅婚姻的彩禮才由女方家庭流向男方家庭。調查發現，主流流動的最終歸屬并不一定就是女方家庭，還可能是女兒小家庭。因此，彩禮流動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條是從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流動并歸屬女方家庭的單向流動路徑；另一條是從男方家庭流向女方家庭，再折返回新婚夫婦小家庭的循環流動路徑。雖然彩禮都是從男方家庭流出，最終也不會回到男方父母手中，但是流動的路徑不同，彩禮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女方的要價能力也就不同，彩禮的數額也就有差異。單向流動路徑下的彩禮，屬于男方家庭對女方家庭的補償，歸屬于女方父母，循環流動路徑下的彩禮屬于財富的代際轉移，歸屬于新婚小家庭；循環流動路徑下，女方父母的要價能力要強于單向流動路徑下女方父母的要價能力，正是循環流動路徑下的彩禮流動造就了“天價彩禮”。

隨著女方父母要價能力的大幅增強，農村彩禮要價行為也表現出不同于以往的特點。一是不斷突破當地對平均價格的規定。二是主體多元化。在單向流動路徑下，要價主體只有女方父母一方，而循環流動路徑下，出嫁女也成為要價主體，年輕男子也可能是隱匿的主體，他們可能會與出嫁女合謀向父母索要彩禮。三是索要彩禮公開化。循環流動路徑下，女方父母的要價不再遮遮掩掩，因而不再需要通過媒人中介索要彩禮，他們可以直接向男方父母開價，或者通過年輕男子轉達數額期待。四是形式內容多元化。男方除了要支付固定數額的彩禮外，還要滿足女方隨時隨地以任何名義追加禮金或實物的訴求。

“中國近一半大城市正在下沉”？

本文節選自公眾號《知識分子》2024年4月

近期，國際學術期刊《科學》發表名為《全國范圍內主要城市地面沉降評估》的研究論文。來自北京大學生態研究中心、城環學院與華南師范大學北斗研究院等28家單位的研究者，利用衛星遙感數據對全國82個大中型城市的地面沉降程度進行了評估。研究發現，這些城市中，年平均沉降速度快于3毫米/年的面積占比為44.7%，其中快于10毫米/年的面積占比為15.8%。

“我國的地面沉降問題并不比其他國家和地區更嚴重?！蔽恼碌淖髡?、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陶勝利與胡燮研究員說。就中位數而言，全國82個大中型城市地面沉降速率的中位數為每年約2毫米，與其他國家相比并不算高。例如，《科學》期刊2022年報道，伊朗超過90%的區域在沉降，整體沉降速率高達每年約6厘米；一份最新的《自然》研究表明，在2007—2020年，美國沿海地區的32個城市每年的沉降速率中位數值集中在2 ～ 6毫米/年，多數超過3毫米/年。

事實上，很多報道的標題就是錯誤的。嚴格來講，城市在下沉的說法是不科學的：幾乎每座城市都有下沉和上升的區域，重要的是面積比例與沉降速率。一座城市部分地區在下沉，并不意味著這整座城市都在下沉，也不意味著這座城市所有的居民都暴露在地面沉降的風險之中。我們的研究是嚴格按照每個單位面積上的人口和地面沉降來統計的。

在與國際城市對比的同時，還要注意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是不同的。地面沉降往往與經濟發展有關。美國一些工業區的嚴重沉降時期，集中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如加州圣何塞市，1912—1933年部分區域累計下沉了1.2米），以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休斯敦的帕薩迪納市，1943—1973年部分區域沉降量達到2.3米）。而在日本東京，上世紀50年代甚至達到過27厘米/年的沉降速度。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但沉降的速率整體來看并沒有國際曾經的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