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隨母姓，是我對母親的重新“審判”

萊辛

27歲這年夏天，我將自己的姓氏改為隨母親。

對改名換姓這種事來說，27歲可謂高齡。但這像一次自我清潔與精簡，將原來的三個字名字砍掉第一個字，而第二個字恰好是我母親的姓，故而改名也換姓。

這個時代，父姓改母姓的案例已不少見，但帶來了麻煩：有過去的人想找到現在的我，也許會失??；電話卡、銀行卡、護照通行證等信息需要一遍遍去更新，抹去曾經的自己，在社會上重新塑造一個；還有我母親最擔憂的畢業證，那種人生前20年唯一的虛榮證明，沒法改名字，只能維持“曾用名”。

如果要問我真正的原因，大概，我想通過這一“多余的舉動”告訴我母親：人有權利決定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姓名。

我原本的姓氏，來自我至今連口音都聽不太懂的父親。上一次見到他似乎是在疫情前，記不得具體哪一年，也許大學期間的某一個春節，不知是否為了躲債，他竟罕見回家。也許更早，在高考附近的一些日子。那年夏天，一切無關緊要的細節和恍惚錯過的面孔，往往都讓人記憶深刻。

“缺席的父親”是見怪不怪的東亞特產，不是非得找一個情感上的原因。多少孩子和我一樣，自幼習慣了父母名存實亡的婚姻，習慣了有的人對我們的生命有所參與，卻在生活中平靜地做陌生人。而私以為，伴隨自己一生的姓名，相比起“我是誰的孩子”，更與“我是誰”有關系。

可是今天，我們不談他；只談談我現在的姓氏，我的母親。

兩個母親

我母親成為母親是個意外—不僅在生理上是意外，心理上也是意外。稀里糊涂地做了母親，然后再花上幾年去接受和練習這個身份。即便是在計劃生育年代，這樣的意外也其實不少。但大多數女性沒有反悔的機會和決心，成為母親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相較于父親，母親更沒得選。她們必須親自走過這一遭。

我出生那個夜晚，我母親獨自挨過了十幾個小時的難產。她的父母連夜從兩百公里外的老家坐幾個小時火車，站著趕過來，麻布袋里的雞蛋在車廂洗手間旁碎了一地。而我父親，從始至終未曾露面。

他不在別的地方，就在幾公里外的家中，召集了一些酒肉朋友，打麻將，睡大覺。后來，面對我外婆的質問，他茫茫然：“你們不是來了嗎？”

他和我母親那時都年輕，但歲月并沒有讓他變得更像一個為人父者。有一種人是這樣—不是道德責任與人生規劃的問題，他們就是很難成為誰的父母，他們天生不具備那樣的特質和能力。

因此，他輕而易舉地逃避了從一開始就沒有背負在身上的“父職”，但我母親沒有辦法避免。在經歷過數小時的難產后，她再也回不去曾經的自己。她誠惶誠恐地披上了母親這層外衣，并旋即為此感到惶惑。

于是，她將我扔給她自己的母親，將她的女兒拋去距離自己兩百公里外的縣城。

我的童年與少年，沒有父親的痕跡，卻仿佛有兩個母親。

于是，作為我童年時代最親近的女性，外婆成為我事實上的第一個“媽媽”。我跟隨她學步和學語、長大，學會生存的基本技能，在她那里構筑起人生的第一套語匯，對世界的第一套解釋法。

我的童年與少年，沒有父親的痕跡，卻仿佛有兩個母親。

一年半載，外婆偶爾帶我坐4個小時汽車（那時候還沒修好高速）到省城，去見我真正的媽媽。那幾年，她總是換地方工作，有一段時間，她在全城最大的公園門口一家“柯達”膠卷店里做銷售員，靠著臉熟嘻嘻哈哈地將我塞進公園，免票，然后攬著我在溪邊的人工石上拍照。她的個子非常小，膽子卻很大，往水流邊上使勁兒靠，我卻心驚膽戰，隨時覺得自己要掉進水里。

很多年內，我一直記不住她的長相，我總覺得她處在某種危險邊緣。

直到上小學的年齡，為了更好的教育，終于穩定下來的母親將我接回省城。不知是否到了30歲忽然意識到自己體內的某種母性覺醒，她漸漸有了點當媽的樣子—開始更拼命地工作，送我去最好的學校，從書店買回來那個年齡適合的課外書。還有一段時間，她學著別人家的家長，在早起和出門上學之間的時段，用磁帶機播放英語單詞和課文，熏陶我也熏陶她。

那是一段混亂的時光，主要因為她也得趕著出門上班，可她每天早上都有一道不可省略的程序，即雷打不動地占據廁所20分鐘。在這期間，我利落地完成了自己的所有事項，然后等著她從廁所出來，兵荒馬亂地完成她自己的。

為了緩和這種混亂，外婆請纓來幫她分擔母職。三代母女同堂于是構成了我學生時代度過不少年頭的家庭模式。

上了一定年紀后，外婆的人生宗旨變成“以和為貴”。在我和我母親這對需要磨合的母女之間，她常常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但凡我們母女之間產生什么矛盾，她總會扯著嗓子拋出她的撒手锏，指著我說：“你們也看到了，她爸是哪個鬼樣子，都少說兩句！”

這句話讓所有道理和情感的爭執都遁入真空黑洞，我們的熱烈爭吵一下子偃旗息鼓了。一個不在現場的男人被一次次當作滅火器。

我決定改名的那個夏天，逢外婆的80歲生日。我回到度過童年的縣城，大舅在酒店辦了好幾桌，來者卻大多屬外公的姓氏，那邊親戚多。夜晚，在熟悉的老房子里，外婆第一次得知我改了姓。她坐在足有30年歲數的竹沙發上，對我母親的擔憂頗為不滿：“你意思是她改了還不好嘍？”她翻翻眼皮，嘴上是欣悅的笑，為我摒去父親的痕跡而更多一步感到歡欣。

在我們母女三人之間，她再次下意識地、熟練地扮演了調和與折中的角色，隱藏了自己的想法。很久以后，我才委婉地知道外婆的真實態度：她也覺得沒必要改。她仍然與她女兒站在統一戰線上。

從7歲到27歲，我始終無法擺脫被這對母女的“戰線”排擠在外的孤獨感。多年的獨立生活亦使我安心，我不想依附于任何一個母親。

我不想成為她

我是個女孩—從出生就是—這是沒辦法改變的事實?？晌沂冀K不能習慣在母親面前自如地做一個女兒，我更希望，或者說，我更覺得自己是個男孩。

自有記憶后，我從未和母親在一張床上睡過覺。我們從不會像其他母女那樣擁抱、牽手，仿佛中間隔著的不僅是7歲以前的生疏，簡直仿佛是性別之差。我們同彼此說話的時候，很少看著對方的眼睛，好像那些話語只是被隨意擲在我們不得不共同生活的空間內。那種有意識的隔離是相互的、天然的，或者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論，0—3歲沒有肌膚之親的家人，長大后大概也很難親密。

我是如何度過青春期的，在生理和心理上何時發生了何種變化，母親也幾乎一無所知。我抗拒與她談論共同的性別體驗，她也沒有要同我交流的意思。我們都心照不宣地避開了這些令人尷尬的東西。衛生巾的使用方法是表姐教給我的。母親則像曾經默認我會自己長大那樣，默認了我可以無師自通地成為一個女性。

在她面前，我希望自己只有兩種形態：外形永遠長不大的小孩，或是另一種性別。我感謝自己不夠女性化的身材，有機會貪戀學生時代去性別化的穿著。

但終究是母女，因此，我們之間當然存在過戰爭。戰爭爆發是在我念初中時，我開始減肥，一學期內掉了20多斤。想不起為什么當時堅持想要更瘦一些，大概為自己的發育感到惱怒。潛意識里，我害怕自己變得和母親越來越像，害怕成為這個家里的第三個“女人”。我希望做這個家里特殊一點的那個人。不要有生理期，不要有明顯的女性身體特征，話少一些，可以隨時離家而不告知。

我為她的乞憐與低姿態感到厭惡。長大后，我在戀愛關系里最痛恨的行為，就是對一個沉默的人索求情緒價值。決絕走開的姿態，被我內化為對母親的一次糾正。

母親和我一樣沒有處理母女矛盾的經驗。最激烈的時候，我們在家里爆發爭吵，砸碗、哭嚎，于事無補，我對食物的厭惡更烈，對她的躲避更明顯。

在那些小說或別人的故事里，一個女孩變成女人的過程，母親通常是最重要參與者。但我從未想將她作為“變成女性”的榜樣。相反，在她面前，我時常感受到一種對女性共同生命體的羞恥。

不僅對于她，長大后，對同齡的女性伙伴，我也天然抗拒與她們談論生理期、性與女性氣質。在好友身邊，我總是希望自己扮演類似“可靠的男性朋友”那樣的角色。我抗拒太過親密無間的朋友，討厭“閨蜜”這個詞，總覺得它把女性共同的生命經驗濃縮進了狹窄的小女生世界。

待我比我母親高，她偶爾會在外面攬住我的手臂，像小姑娘那樣做出依偎狀。雖然我們一起走在街上的時候并不多，但這依然令我不自在。我感到沮喪，因為我不該不自在，她是我最親的人。

離開家多年后，如夢初醒地回頭看，我才后知后覺地意識到：我對母親身上“女性氣質”的抗拒，也許來源于她在婚姻里的角色。

自我認識她以來，她就沒有呈現過作為一個“妻子”的角色。她表現出對婚姻的零需求，卻總在努力維系著一個隱形的三口之家。她在國企單位工作20年，年年業績列榜首，一點點攢出了我的學費、我父親的手術費。她為自己驚人的養家能力自豪，但不妙的是，她幻想著自己不僅能從身體上也能從精神上挽救一個男人。

終究她是成長于七八十年代的人。我聽見過那樣的電話，她打給我父親，心急火燎地質問他的蹤跡，然后用半哄半騙的語氣向后者要錢—即使她根本不需要那點錢。但她需要一點證明，證明這個家是正常的三口之家。

我為她的乞憐與低姿態感到厭惡。長大后，我在戀愛關系里最痛恨的行為，就是對一個沉默的人索求情緒價值。決絕走開的姿態，被我內化為對母親的一次糾正。

這些年，母親的獨身生活安逸且自在，但也會偶爾暴露出內在的需求。譬如，她會在十多個人的家庭大群里發任何瑣碎的生活片刻，路邊遇到的狗、市場買到的折扣菜、與同事的聊天記錄……哪怕沒有人回應。

多年來，她習慣了一個人對自己說話，習慣了沒有回應，也習慣了用攢足大半生的樂觀去處理生活中一切大小事務。

可我始終沒辦法擺脫童年時偶爾在家看到的那一幕：她甕中捉鱉般逮住好不容易回家來一次的丈夫，在后者總是沉默的情況下喋喋不休。她對他毫無經濟與情感依賴，只不過，以她的成長年代與生命經驗，想不到“離婚”這個少數人的選項。

改名換姓，與其說是為了更靠近母親，毋寧說，從內心深處，我希望用這樣決絕的方式告訴她：大可以決然離開在我們生活里毫無存在感的那個男人，以任何戲謔或荒誕的方式。

認識母親20年來，我始終在抗拒變成她。

重新成為女兒

離開家快十年，不在同一屋檐下生活，我和母親的關系緩和不少。奔三的年齡，我漸漸察覺到一種力場的流轉在我們之間發生：我變得更像“母親”，她則越來越像個真正的女孩。我需要她健康和快樂，不要操心自己之外的人事物，包括我。她常向我炫耀她在工作上的成績，期待得到贊揚與喝彩。20年前，在我們之間半推半就成立的關系，似乎被變相復刻了一遍。

當一個女性沒有了育兒的負擔與煩惱，也不再深陷婚姻窘困，她必然會越來越接近一個無憂無慮的“女孩”模樣。我是說，無論什么年齡。

可我如何啟齒，不論從心理還是生理上，我都半點沒有成為一個母親的欲望。

離開她的這十年來，我從未向她透露過自己在外面遇到的任何困境，不論是生理上、客觀條件上還是心理上。她頭腦里的天真，維系著對我一切都好的想象，堅信我的20歲比她的20歲豐富和精彩。

這些年，她與她自己的母親生活在一起，兩個年齡加起來快130歲的單身女人在全國各地旅游，外婆對女兒的安排照單全收，毫無異見。到了真正的晚年，外婆對人世間大部分事情都能真正平和，不再抱怨什么，也不再強求什么。

奇怪的是，只有在單獨與我在一起的時候，外婆才會不厭其煩地一次次談起那些她真正想抱怨的事。譬如接到找我父親的人的電話，她氣急敗壞地回復對方“找錯人了！”同一件事她可以在我三年內回家時分別講述三遍，每一遍都繪聲繪色，真情實意，她似乎堅信我沒聽過。

她的記憶開始衰退，越久遠的事越清晰。我耐心聽著，想聽更多，可她旋即用力撇撇眼，“你媽來了，不講了”。

在我真正脫離這個家庭后，我的外婆與母親，成為彼此的詩人與英雄。

她們都在努力維持著平和的母女關系，這讓我很受觸動。高爾基寫：“沒有婦女也就沒有愛，沒有母親，既不會有詩人，也不會有英雄?！痹谖艺嬲撾x這個家庭后，我的外婆與母親，成為彼此的詩人與英雄。

大概對我母親而言，重新成為一個女兒的確是快樂的。雖然，我始終不確定她是否曾經享受過成為一個母親，哪怕片刻間。

我想，自己能對母親做出的唯一補償，就是努力學著用她對待外婆的方式對待她。我希望她去自己所有想去的地方，希望她真正心無牽掛，相信“兒孫自有兒孫?！?。

前幾年，表姐的孩子出生。我母親對嬰兒的種種反應萬分驚奇：他怎么無緣無故要蹬腿？他怎么不能自己睡覺？而全家人—包括我，都覺得她過分可愛。一個沒有經歷過孩童初期的母親，一個50歲的女人，仍然能對嬰孩感到好奇。

前不久我看了意大利匿名作家費蘭特的新作《暗處的女兒》，在這本以一個母親口吻建立的敘事里，48歲的母親為了追求“自我”曾拋棄女兒，在與女兒分別的三年內，她完完全全放下甚至是放棄自己母親的身份，最終是因愧疚感而重新做母親。當女兒獨立后，母親獨自去沙灘度假，再次感到新生煥發。

一個母親是否只有與女兒分別才能感受到自我？而女兒難道真的是母親們找到“自我”的阻礙嗎？兒子會不會成為阻礙？

如同費蘭特的故事，童年那段歲月，我和母親完全真空于彼此的生活，即便偶爾過年時因為老人而重聚，也只像是兩個遠房親戚的短暫相會。她不必急著了解我，我也不必急著認識她。我們生活在一起后，她的人生是否因為第二次成為母親而更糟？

20年來，這份疑慮成為橫亙在我和她之間的烏云?？扇缃?，我們都漸漸沒了撥得云開的欲望，如果東亞母女關系注定是一個死結，好歹，我們可以努力將它變成一個漂亮的結。

前不久，她給我寄來快遞，收件人赫然寫著我如今的兩個字大名。她打來電話囑咐我，有空回家把駕照名字也改一下，還有一張銀行卡是不是忘了？

我真是天真，誰能向自己的母親發起真正的戰爭宣言呢？在她面前，我姓甚名誰，是全世界最不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