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陪讀媽媽：“只要你過得比我好”

祖曉謙

陪讀媽媽的面目常常是模糊的。

縣城中小學校的周圍，由村進城的她們聚集起來，租下一間小屋，遵循著上學放學的潮汐漲落，陪伴孩子讀書，照顧飲食起居，再額外打一份零工補貼家用。

最近5到10年，農村女性進城陪讀現象變得普遍。2017年，王旭清隨研究團隊進入山西北部一個村落，發現當地近90%的女性都選擇進城陪讀。她在連續多年于中西部地區的田野調查中發現，進城陪讀作為一種新興的母職實踐方式，是農村家庭在縣域城鎮化中追求現代化教養方式的必然結果。

縣城陪讀媽媽陷落在縣域教育資源重新配置、代際支持不足的夾縫里，能支配的資源極其有限。而亞裔家庭不論階層地位高低，對教育都抱有非常強的期待，陪讀其實是用自己個人投入來彌補家庭在教育方面的弱勢。

她們被深度捆綁在母職的位置上，不管陪讀成功的概率如何，只要有利于子女未來發展，就愿意以一種不計成本的姿態付出。她們身上顯著凝結著以下一代為先還是女性自我價值追求為先這種介于母親和個體身份之間的兩難。

令人意外的是，承受負累的她們不會用“犧牲”“奉獻”的邏輯來思考問題。介入媽媽們的生活，王旭清感受到一種樸素的、在客觀壓力下自我調節出的“自洽”。比起已有研究大都采用女性主義視角，王旭清重新回到家庭主義，從家庭的角度理解陪讀媽媽群體。

當然，媽媽們的自洽未必意味著幸福，結構性的改變和配套設施，是個體應對風險和自由選擇的前提。我們在關注縣城陪讀媽媽的時候，不要忘記平視她們的選擇，并嘗試從更公共的層面改善她們的處境。

以下是南風窗與王旭清的對話。

密集母職之困

南風窗：母職實踐背后有社會結構的力量，你談到站在家庭的角度而言，陪讀是一種“家庭策略”，陪讀媽媽們為何選擇陪讀？

王旭清：陪讀有兩個主要的影響因素，一是教育資源在縣城的集中。據我們觀察，地方政府配置教育資源并非完全是按需供給的，過去房地產開發的一個重要推動手段，就是把學校大范圍集中到待開發的新區去，從而帶動農村學生、家庭進城，完成縣城開發也就是縣域城鎮化的目的。另一個變量是撤點并校，直接導致了一些政策執行徹底地區的農村學生大量進城。與此同時，城區配套和給家庭的支持不足，意味著必須有人在家庭這個結構里承擔教養任務。

二是農村家庭教養轉型。我發現，縣城陪讀與“80后”的孩子步入小學初中有直接的關系。這代父母外出打工后，對文憑的感知是非常強烈的。他們一定要追求更好的教育資源，那么就只能帶著小孩進城。原本在村里面可以老人幫忙帶小孩，但經濟條件無法負擔再把老人帶進城，沒有辦法獲得代際支持，男性又要挑起經濟大梁，陪讀只能媽媽負責。

異地相處的模式和被迫增長的生活、教育負擔都是對中下層家庭的考驗，很容易造成家庭破裂。陪讀風氣形成之后，農村家庭的成立門檻和維系難度都在提高。

比如我們在陜西省調查的兩個縣城郊區小學，學生基本上都是從農村學校轉上來的孩子，家庭條件都比較一般，沒辦法在城里買房上比較好的學校，所以都租房上這兩所小學。

據老師稱，全校家庭不完整的孩子高達400多人，占比已經有20%至30%。老師說了句很經典的話：“現在離婚，要么沒錢，要么沒感情。沒感情基本是因為沒錢?！?blockquote>過去做父母的責任倫理，可能是幫小孩結婚生子，而今父母在教育上的投入可能變成了一種新的責任倫理。

如果要問媽媽們為何能夠堅持陪讀，最核心的動力來源在學術概念上叫“責任倫理”，也就是做父母的應該做的事情。過去做父母的責任倫理，可能是幫小孩結婚生子，而今父母在教育上的投入可能變成了一種新的責任倫理。

南風窗：陪讀媽媽們所面對的典型的實際困難有哪些？面對經濟、成績壓力，以及復雜的家庭關系，媽媽們的真實感受是怎樣的？

王旭清：出現困難的前提是，現在農村家庭跟城市中產家庭追求差不多的養育模式，也就是所謂的“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在學術概念里，密集母職是指，作為一種經驗，母親應該以孩子為中心，為養育子女投入大量時間、勞動、情感和金錢，并在專家指導下進行科學育兒。它同時也是一種育兒的意識形態，“當媽媽就要這么做”。

在我們國家，現在可以說是不分階層的“全民密集母職”，但縣城陪讀媽媽相比城市中產媽媽，其所擁有的教養資本完全不一樣，不得不通過個人全方位的付出，來解決教養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第一是經濟困難，農村女性回家意味著家庭收入的直接降低，能夠用于養育孩子的資源減少。

我們訪談時發現，一個典型的農村女性在外面的工廠工作5到10年，通?？梢陨仙揭粋€比較好的位置。比如我們遇到一位“85后”媽媽，她在2016年放棄月薪6000元的技術員崗位，從蘇州返鄉開始陪讀，在飯店做服務員，工資不到2000元，這僅能支撐她跟子女在縣城的基本生活開支。

第二是精細育兒下時間的高度投入，新的養育方式直接帶來家務勞動和管教事務的增加?？h城陪讀的女性但凡想要自己養育小孩，經濟還有點緊張，就沒辦法花錢把問題外包給保姆或家教，只能完全靠她一個人的人力。

外人以為她無所事事，其實她非常忙，忙著每天接送孩子、做飯洗衣服。家里面要是有兩個小孩，一個幼兒園一個小學，距離還比較遠，那一整天都是奔在路上的。家務事之外還要監督小孩學習，真的忙得跟打仗一樣。

第三是精神內耗，媽媽希望好好養小孩，但怎么養是個問題，陪讀媽媽們學習的渠道一般都是抖音快手小視頻，眾聲喧嘩，到底聽誰的？孩子嬰幼兒時期，她天天琢磨奶粉、輔食、補劑；孩子稍微長大一點，初中及之前都是非常不穩定的狀態，又要操心小孩的人身安全、學習成績、有沒有學壞、手機游戲怎么辦……每天精神都是高度緊張，高度內耗的。

最后一個就是情感投入，孩子到高中面臨高考壓力，陪讀媽媽們給孩子提供最重要的支持其實是情感支撐和心理撫慰，但問題在于這批媽媽文化水平本來就不高，娃在高中學的東西她們一點兒也弄不明白，跟小孩基本是屬于兩個世界的人。

這時的親子關系是非常微妙的，在小孩眼里，自己已經懂得比父母多了，求學過程中的一切父母都沒有辦法給予他實質性的幫助，全部靠他自己，這樣再看父母付出時他會覺得煩。他雖然覺得對不起父母，不該發脾氣，但在高壓下確實忍不住把情緒發泄到陪讀的媽媽身上。

這個時候，陪讀媽媽就是一個“受氣包”，因為孩子馬上就要考試了，只能忍著憋著順著。對城市中產媽媽來說，她們既可以憑借自身的文化資本完成自我調適，又能夠在與家人的溝通合作中釋放情緒、快速修復親子關系。而陪讀媽媽們既很難通過深刻的反思和抽象的概念知識讓自己平靜，身邊又缺少能夠關照和理解她們的親人朋友，大都只能靠自己來消化情緒問題。

南風窗：媽媽承受這一切的時候，丈夫在外工作成為家庭經濟來源，此時夫妻關系是怎樣的面貌？

王旭清：從調查狀況來看，夫妻關系其實要比我們想象的穩定很多。大家可能會有諸如家務勞動往往不被看到、男人在外掙錢會忽視女人家庭價值的預判，但現實中他們恰恰是把小孩教育當作要合作完成的事業，緊緊圍繞共同的目標，夫妻非常默契。

妻子在家承擔了非常重要的溝通維持各方關系的職能，把丈夫顧及不到的老人照顧好，打點各方親戚關系，把在外的丈夫和孩子牽起來。丈夫感知不到所有的細節，但他能明白，他越明白，越尊重自己的妻子，像我了解到的一些丈夫會把絕大部分外面掙的錢交給老婆。

以上是相對理想的情況，也有一些家庭雖然經濟上能陪讀，但媽媽們適應得不好或不掌握教養孩子的方法，夫妻關系、親子關系也面臨危機。

我在湖北調查時遇到一位媽媽，四年級的兒子像個小魔頭，在校不學習，回家就是打游戲、吃垃圾食品。這個媽媽性子比較軟，一管兒子，兒子就會哭鬧，講歪理，和爺爺奶奶告狀。這個媽媽講不過兒子，家里也沒人幫她，兒子沒管好，包括丈夫在內的全家人都怪她，她壓力非常大。

南風窗：可以看出媽媽往往是家庭中最重要的樞紐。理想情況下，全家合力托舉孩子發展，那么這部分孩子有沒有顯現出生涯發展乃至階層躍升的優勢？

她們的觀念里有條線叫“達本”，上本科就意味著脫離體力勞動，但凡小孩能夠得到比底層工作稍微體面一點點的工作，作為父母來說就覺得已經值了。

王旭清：孩子們從中獲得的只是不變壞的優勢，是非常底線的優勢。第一他們不會過度沉迷于網絡游戲，第二還有起碼的正常生活作息習慣，第三還有基本的禮貌和社交能力，這些就是他們跟沒有陪讀的孩子們最大的差別了。

陪讀媽媽能提供的就是基本的生活照料、學業監督、心理安慰，讓小孩成為一個正常、健康的小孩，沒有一個最重要的叫作文化資本的東西。文化資本只有特定階層才有，他們能夠獲得更多資源，讓自己家小孩擁有見識和不一樣的認知思維習慣，有了這些才談得上生涯發展和階層躍升的優勢。

“沒那么貪心，沒那么脆弱”

南風窗：老一輩總是說“上了大學就輕松了”，但等我們大學畢業，世界已經變了。即使讀的是還不錯的大學，求職、出國、考研、考公競爭也都空前激烈，學歷帶來的回報或者說教育投入的性價比已經大幅下降，陪讀媽媽們有沒有意識到這種趨勢？

王旭清：她們知道。

南風窗：那她們是否有被沖擊到呢？孩子如果沒有“出人頭地”，媽媽們會不會有心理落差，有沒有后悔或者質疑自己的付出？

王旭清：大概率不會，當然我們調查和討論的是“95前”的媽媽，首先她們期望本身就不高，只是“不學壞”；其次，她們對文憑社會有著基本的信任，本科好過?？?，有了文憑起碼可以進入更大的市場。

她們的觀念里有條線叫“達本”，上本科就意味著脫離體力勞動，但凡小孩能夠得到比底層工作稍微體面一點點的工作，作為父母來說就覺得已經值了。反而是孩子進入學校，習得的話語都是上了大學就能如何，又從互聯網接觸到不同階層訊息的沖擊，孩子的期待恰恰高過父母。當下學歷變現開始失效，接受不了的也是孩子，不是父母。

父母的態度非常樸素，說白了首先是生存，在這個基本線之上，我再去追求舒適和受人尊重，孩子沒有獲得好的職業或地位沒關系，他可以養活自己，而且“生活狀態至少看起來比我好，能享受到我見都沒見過的東西”，兒女培養成這樣就已經很好了。

如果說孩子的現實和父母的預期產生落差，我所見的有兩種：

第一個孩子在他們縣中名列前茅，已經大大超出媽媽的預期了，媽媽反而沒有再疊加期待，覺得差不多就可以，她一點都不想再給小孩壓力了。這部分底層的陪讀媽媽沒那么貪心，到一定地步后，再多的都當作命運的饋贈。

第二個可以說是沒有陪讀成功的，但她們也不會覺得自己白費了，反而會覺得“做到了父母該做的”。學習這條路是在她見識范圍內最值得去投入、也是對她家小孩最好最正確的一條路，“不管最后能學成什么樣，我至少堅持了，我盡力而為、問心無愧”。

這位媽媽家有三個孩子，她是從大女兒初中時返鄉陪讀的。大女兒原本可以沖個一本好學校，但由于從小留守對管教很反感。媽媽又是個暴脾氣，大女兒高中后沉迷手機，她一氣之下把手機摔了，女兒動手打她，她索性把孩子爸爸叫回來，兩個人合伙把女兒狠狠收拾了一頓。

出了這件事后，大女兒徹底叛逆不學習了，成績一落千丈，沒考上本科。媽媽非常自責，但她自責的點并不是后悔自己投入了，而是“我怎么能這樣對女兒，我把她給耽擱了”。

她家里還有上初中的二女兒和小兒子，她說大女兒是所有小孩里最聰明的，二女兒沒有大女兒聰明，性格也沒那么好，未來肯定不如大女兒，但她也要堅持給二女兒付出，并決心不會再像對大女兒那樣對家里老二，比如“她數學不好，至少我花錢給她報了班了，這樣她以后不會怨我”。

所以說，這部分女性第一沒有那么貪心，第二也沒有那么脆弱，她們都會很快調節好，把自己放在比較合適的位置去認識教育投入。

這也延展到我近期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我們處在變局中，變局既體現在國家經濟、政治、科技這些方面，也體現在每一個人的私人生活、心靈革命上。大家近些年都在講“自我”，自我是有結構的，但是自我的結構在不同的社會是不一樣的。

在之前尤其是“80后”前的這批人，他們給人一種感覺就是“謎之自洽”，自我結構非常穩固，而這種自洽的自我結構在所謂“理性化程度更高”的“90后”尤其是“95后”“00后”中，變得越來越稀缺。

有一些東西改變了大家內在的自我，“我到底是誰，應該過什么樣的人生，什么才是有意義的，我的生活究竟應該怎么組織”這些問題，對于后一批年輕人來說，沒有一條可以遵循的道路，全部靠自己重建的確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這其實也與女性自身發展的命題掛鉤。

“80后”前的這批人，他們給人一種感覺就是“謎之自洽”，自我結構非常穩固，而這種自洽的自我結構在所謂“理性化程度更高”的“90后”尤其是“95后”“00后”中，變得越來越稀缺。

南風窗：是的，我們想了解近幾年女性主義文化思潮是否有影響到陪讀媽媽這個群體？將全部精力投注到家庭本身，是不利于女性自身的發展的，她們內心有沒有產生沖突感？

王旭清：女性自身發展這個命題是個非?，F代化的命題，它背后有一個個體主義的假設?，F代自我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作為一個參照系，我們之前人的自我是一種什么樣的自我呢？

有的研究把它稱作“關系自我”，像在費孝通講的差序格局里，通過各種各樣的親屬、地緣關系確定自己的身份，自我認同都建立在由關系構成的身份之上，具體到家庭里面，女性最小的時候是女兒，然后可能是妹妹、老婆、媽媽、兒媳婦、嫂子、舅媽……但現代個體化的自我意識不基于這些關系。

另一個假設是人有發展前景，被聚焦在以職業為代表的社會價值追求上。我這個獨立個體要在社會上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在這個過程里，我才能確定我是一個現代人，確定我的生命體驗、自我認同。

但農村進城陪讀媽媽不是這樣的，她們沒有那么高的文化水平，很多只上了初中，也沒有在比較穩定的職業中發展，只是用體力勞動換取生存資源，工作里生發的社交都是弱關系，依然是在家庭角色中形成自我認識，她們一般不會認為回到家庭是一種犧牲。

陪讀媽媽的家庭和工作之間，不像城市女性那樣有非此即彼的張力，家庭是核心，是一定要保住的，她們的彈性留給工作。我們訪談的很多陪讀媽媽會說：“錢掙那么多有啥用，孩子廢了，不就白掙了？”本來她們工作就是為了家庭，所以她們可以很容易就做出陪讀的選擇，帶孩子是一項更有意義的事業，更能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這應該說是跟城市女性最大的差別了。

我們不能因為一些現代的包括女性主義的理論，而去否認還在這個關系體系里的人的意義認同，因為她們確實就是這樣去體驗的，也很難說現代的更高級。至少以我們現有的發展水平，還無法給她們提供一種比目前這樣更適合的、更能保全她們的生活方式。

還能做些什么

南風窗：這就導向了大家常說的不要將兩難困境歸于女性個體選擇和家庭策略的明智與否，要讓母職走出私人化議題。既然生育和養育是勞動力再生產的一部分，那么母職實踐也是宏觀意義上社會再生產的組成部分。關于當前育兒相關的社會責任轉嫁給家庭的現狀，有哪些可供公共部門參考的方案呢？

王旭清：可以就我所了解的縣城狀況談一談?？h城陪讀現象的產生，不完全是家庭主動的結果，而是跟縣城教育資源的布局有直接的關系。教育資源由地方政府布局，比如建設新學校、優質師資抽調進城，拉動了農村家庭進城接受教育。

如果說教養方式的轉變是一個大趨勢，那么地方政府拉動教育城鎮化，讓大家都進城接受教育，實際上加快了農村家庭轉變教養方式的速度。

但這種“加快”帶來的負面效應是家庭負擔的增加，教養成本上升了，但整個家庭的收入、在城里生活的能力還沒有相應提升，農村家庭哪兒受得了？

基于我們的調查，不同地方的教育城鎮化的水平是不一樣的。這個水平主要是按照全縣中小學生的城鄉分布狀況劃分，也就是說有百分之多少的中小學生在縣城城區。

這樣劃分下來，大致有三種類型的地區：一種是縣城學生占比低于40%至50%，這種地方農村教育都搞得還不錯，繼續把農村基礎教育做好就可以，重點要關注的是后兩種。

一種是縣城學生占比基本上已經達到40%至50%，未來有兩個走向。從我自己的研究角度看，就穩定在40%至50%不再動是最好的，這時很多農村學生已經進城，鄉村學校出現乏力，比較好的方案就是在整個縣域內選擇交通要道或者教育底子較好的鄉鎮，重點建設鄉鎮學校，比如一個縣10個鎮，不要撒胡椒面式的投入，而是集中把3個鎮搞好，配置好食宿、師資條件，安排校車解放一下家長，讓進不了縣城的這些小孩擁有尚可的資源，同時家長也可以外出務工。

另一種就是把大概70%至80%的學生都往縣城集中，這時鄉村教育衰敗垮塌，那么就不得不追求效率，做好鄉鎮學生兜底工作的同時，著力把城區里面的學校建好，降低進城家庭的生活成本，并盡可能分擔教育功能。比如縣域家長水平有限，把作業向家長轉移不是開玩笑嗎？但縣級政府和學校在減負政策下的自主權有限，如何調動老師也是待解的問題。

另外，像新高考改革等整體趨勢也是不利于縣域學子的，因為縣域資源不足以支撐小孩應對這樣的難度，到底我們怎么去定位縣城小孩，要把他們培養成什么樣的人？這也是一個更宏觀的教育政策的問題。

我們不能因為一些現代的包括女性主義的理論，而去否認還在這個關系體系里的人的意義認同，因為她們確實就是這樣去體驗的，也很難說現代的更高級。

南風窗：我們目前都是未婚未育的女性，談到陪讀媽媽我們也常?？吹酱蠹蚁萑雽δ行匀毕穆曈?、要“逃離母職”以及對婚育充滿焦慮的討論，你怎么看待這些想法？

王旭清：老一輩也許會覺得現在的年輕人不結婚生子好像沒有任何責任感，其實從我的感覺來看年輕人可能恰恰是對后代的責任感太強了。

因為更現代的城市女性包括男性，大家對于育兒、婚姻乃至戀愛關系的期待都是更高的。而現在締結和維系親密關系的難度又非常大，很多年輕人會不自覺去想：“我能駕馭好這些關系嗎？我能獲得理想狀態中的家庭生活嗎？”另外，目前的生存環境也讓大家更多時候處于“自?！敝校骸拔疫B照顧自己的時間都沒有，怎么去照顧我的愛人、孩子……”這種想法在年輕人群體中應該也不少。

所以，我感覺很多時候婚育焦慮的很大一部分是對自我處境的焦慮。當然，這種處境緩解之后，婚育狀況也不一定會好轉，但是大家目前的存在性焦慮（也就是學術研究中會談及的“自我認同危機”“本體性焦慮”）能夠被看到，我想也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