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容與平衡:西藥東漸背景下近代中國湯劑改良之爭

朱睿思,崔軍鋒

(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浙江 金華 321025)

晚清民國時期,中國社會各界對西醫藥的認知逐步深入,中醫藥漸入窘境。中醫藥界內部分化加劇,雖部分中醫斥責革新中醫藥即為西醫藥之奴隸,但改良派仍積極奔走,謀求變革。由于政府無心支持與中醫合法地位的缺失,中藥改良的重擔主要由醫藥兩界承擔。目前既有的研究成果或從技術與文化的角度考察中藥的發展歷程[1-3],或從具體對象出發對近代中藥改良進行探討[4-5]。不過,上述研究重點關注中西醫論爭中的相關史實,對中藥改良的歷史缺乏整體關照。

湯劑,古稱湯液,因其適應辨證施治、隨證加減的原則,一直是中醫施治時使用的主要劑型之一。晚清以降,伴隨西醫藥而來的科學化語境幾乎完全否定傳統醫藥,隨著西藥逐漸占據中國市場,歷來為醫家所推崇的湯劑因操作繁瑣、服食不便屢遭詬病。深受刺激的近代中醫試圖駁斥西醫界認為傳統醫藥無法科學化的言論,從改良湯劑出發推動中醫藥革新,為中醫醫理、藥理正名。本文將探討近代湯劑的工藝改革問題,尤其關注外來醫藥技術的進步對本土藥物改良的實際影響,希望對現代中醫藥的發展有所助益。

1 西藥入華及其影響

中外醫學交流源遠流長,中國人將踏浪東來的外邦藥材或是單方制劑稱為番藥、西藥。明清時期,傳教士所獻西藥僅供統治階級及親貴之家使用,海通之后,西醫西藥陸續傳華,進入普羅大眾視野。1858年,清政府與各國簽訂《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海關稅則》,宣告在華銷售的外國藥品可免繳關稅,于是大量西藥通過洋行入華,如怡和洋行的飛力脫、天祥洋行的西藥等。然西藥起初并不被中國市場認可,學者蔣夢麟(1886—1964)在回憶孩提時代的鄉村生活時曾言:“浙江老家雖然西醫已經有所傳入,但仍是中醫的天下?！盵6]傳統中醫也認為西藥性質未明,不合國人體質,不可輕易嘗試。

戰火與災荒加速了疫病的流行,各地接連暴發時疫。許多華人西醫將有效的化學藥物配伍中藥,制成中國人常服的中成藥劑型(如藥油、丸、散等),并取中藥名上架出售,如梁培基發冷丸、唐拾義止咳丸、陳六奇濟眾水等,確為緩解疾痛提供了便利,也讓民眾對西醫藥的看法大為改觀。外國西藥業也趁機以龐大資本為依托打壓中國藥商,用壓倒性的宣傳優勢和品質精純的藥品擄獲民心。1905年,調查稱金雞納皮的輸入額較10年前翻倍,一躍至425萬磅[7]。1911年,上海華商藥房資本亦從晚清的幾千元增至56.6萬元[8]。廣州的西藥行業已基本成型,隱隱顯露后來居上之勢。以金雞納霜為代表的西式藥品藥效顯著且價格低廉,藥丸制品或作膠囊或裹糖面,服食便利,口感亦佳。西藥帶著“特效神藥”標簽,占據中國本土的醫療市場,給中藥業造成了不小沖擊,城市居民日漸接受西醫西藥已成為毋庸置疑的事實。

與此同時,不少歐美醫藥研究者開始關注中國藥材,并運用其擅長的化學研究方式制成酊劑或流膏。大量以中草藥為原料提煉而成的藥粉藥精,打上科學化的標簽,被精美包裝后轉售回中國,價格雖高卻很暢銷,它們或液或丸或粉,便于服用,利于攜帶,效力似乎也遠勝中藥。中醫界內部亦產生分歧,或提出中西藥物互補之說,肯定部分西藥療效;或批評時風不正,感慨中藥之未來堪憂。史學家全漢昇將清末醫者對西醫藥之態度總結為贊成、反對和折衷三派:贊成派認為西醫勝過中醫;反對派認為中西醫完全不同,不必也不屑學習;折衷派首提方藥之改革,“(西藥)制丸煎膏,機器完備,……是又當仿而行之,不可拘拘守舊也?！盵9]

民國初年,西醫因被納入官方醫療系統而地位攀升,勢力逐漸龐大,進一步壓縮中醫的生存空間,中西藥品的商戰與中西醫界的學戰一觸即發。西醫高效神速而中醫卻多庸醫的輿論甚囂塵上,俞樾“醫可廢,藥不可盡廢”的言論被大肆傳播,廢醫存藥之倡議得到一批改革先鋒的支持。梁啟超亦曾言:“(中醫)確有名醫,但總沒有法傳給別人,所以今日的醫學和扁鵲、倉公時代一樣,或者還不如?！盵10]面對親西醫派的攻訐,中醫界回應稱藥效即醫效,中醫所用藥物的選擇、配伍、制作與服用,與中醫的智識與經驗密不可分,但中藥較西藥而言確有諸多不足,有待改良。醫家使用最廣泛的湯劑,在第一時間被推上了改良的風口浪尖。

湯劑適應中醫辨證施治、隨證選方,且因其藥效顯著,同時還可外用于含漱、熏蒸與洗浴,故醫者多囑患者將方藥煎作湯劑服用,“故湯液之用居十之七,而丸散與醪糟膏丹則居十之三”[11]。然而湯劑煎煮流程繁瑣,多須趁熱服用,味苦量大,且湯頭所用之假藥、偽藥常辨別困難。倘孤身在外突發疾病,即便平日信奉中醫的病家也多問診于西醫,服用較為方便的西藥。為此不少有憂患意識的醫家感嘆,中醫之不振,實為中藥所累。于是部分改良人士主張適應時代,從湯劑著手積極創新,挽回醫權。

2 劑型之爭:便捷服用與靈活配伍之取舍

中藥傳統劑型中不乏服用簡便之品,中醫楊贊民認為湯劑之繁在于煎煮,提議廢除煎劑,將湯藥改良為膏精末露等已有的劑型(如散劑、膏劑、丸劑等),并列舉了數百種藥物及其操作方法供湯劑劑型改良時參考。此提議得到響應,部分醫者積極投入改良劑型的試驗之中,“是以有精制丸散改變湯液之議也”。[7]然而,由湯化丸的嘗試最先宣告失敗。傳統丸劑多用于久病之人的舒緩治療,但若以湯化丸,所需藥材量將是丸藥平均用量的數倍。當時中藥丸劑的制作基本依賴人工,精細化程度低,而轉化后制成的藥丸體積較大,有時一粒丸即重達三四錢(約為11～15g),“殊勞脾胃之運化,或因此而飲食減少。且婦女孩童或因丸太粗,或因味太苦往往不善吞服?！盵12]且丸藥制作必經重篩,需將所有藥材研為細粉后與水、蜜等混合制成,而湯劑所用藥材多需高溫煎煮才能析出有效成分,因此湯劑轉丸劑在實際臨床使用中的轉化率很低。

另有將湯劑轉化為食用散劑,即根據所用藥材研磨的顆粒大小區別其服用方法,細末直接用溫開水、酒、茶、米湯等沖服,粗末則需與水共煮后,按醫囑去渣服用或連渣吞服。此法在唐宋時較為盛行,理論上散劑與湯劑制法相近,但制作散劑時藥材損耗相對較少,煎煮程序也得到簡化。然而醫者朱讓卿將錢氏異功散化湯化丸時發現,很多藥物并不適合湯劑轉散劑。如半夏之類有毒性、味澀的藥物,大多需煎制,研末后不僅毒性未定,患者在服食時也較困難,“以少數之散沖多數之水,(患者)不能不連渣吞咽也”[13]。操作時,某些藥物在作散劑煎煮時容易糊化粘鍋,需煎藥者時刻關注撥動,很不方便,且所制散劑功效與湯劑也相去甚遠。

濃厚黏稠者為膏,內服膏劑是常見的滋補養生之品,外用膏劑不僅能療外傷,亦可治愈部分內科疾病。清代外治大師吳師機曾言:“今以湯頭還為膏藥,于義為反其本,以為妄變古法者,非也?！盵14]他提出凡是臨床上行之有效的湯劑、丸劑皆可改制為膏劑,尤其適合不愿服藥或無錢求醫之人。然而,膏劑制作難度極高,使用藥膏之醫者還須清楚知悉古方今制之精要,做到內外治法隨證而變,因時制宜。

唯有與西式藥水最相近的藥露,改良效果最明顯。藥露制法源于《泰西水法》,是以草木瓜果等為原材料蒸餾而得,但藥露與飲劑相似,由于藥性輕薄常被制為飲品,少用則無效,若要達到一定藥效必下猛劑,隨之導致與主藥配比的其他藥材劑量大幅增加,“此灌水牛之藥也,病人耐之乎?”[15]

隨著西方健康觀念在華漸趨流行,教會藉醫傳教,西式醫院環境整潔,服務周到,與中醫診所形成鮮明對比?！胺踩A人一切疑難危險之證,中醫所不能治者,一經界入醫院,施以手術,飲以藥水,不難著手成春,是有醫院而藥水之名乃大?！盵16]注入密封玻璃瓶的西洋藥水,乘著科學與文明的東風,成為時代先進醫療體驗的重要標志?；蚴浅鲇谏鲜鲈?醫界的湯劑改良方向開始有意或無意地從膏精末露等傳統劑型轉變為藥水,模仿西藥形制,仿照西醫計量水杯的樣式將藥物用包裝瓶包裝后出售。1902年,天津中西藥房(后改名為中西制藥廠)率先模仿西藥形態和包裝方式對湯劑進行改良。

嚴格來講,當時醫藥界并未出現湯劑改良的突破性成果,杜鎏煇曾言:“吾所望于醫藥界者,無他,不過作廣告之競爭,以及藥品與裝制之改良耳?！盵17]多數醫者的湯劑提精之法,仍延用傳統煎煮方式煎成濃汁,如西醫姚邦杰在治療惡疫時發明的藥水勝毒飲[18]。由于初步提煉后始終面臨著湯劑藥力與藥量的抉擇問題,加之受醫者水平與客觀條件所限,湯劑在劑型轉化時常因效力不足而失敗,故中醫延用舊法抓藥煎制者居多。

自古醫家最重煎藥,煎煮方法適當與否決定了藥物的最終品質。水量、火力、藥材先煎后下,以及冷服熱服都需因藥性不同作出調整,且難度較高不易普及。如何在保證藥效的同時使服用方法也簡便靈活,成為醫家探討湯劑改良時關注的焦點。中醫張叔鵬提出可由患者取藥物粗末煎作濃汁,或由醫家幫忙代煎,需服藥時再用百沸水沖服,如此不僅出門在外服用更為方便,居家用藥時也能少些繁瑣功夫。但亦有反對者表示可操作的對癥藥方有限,即便初服時效果不錯,時間久了患者也會對醫者不能按病情及時加減藥物而不滿,根據病情靈活變通地服用湯劑的特點也因此喪失。因此,不少醫者也曾推崇過藥鋪附贈的煎藥服務,但商人重利,各地皆存在不良藥鋪欺百姓不識藥材,魚目混珠,或將廢料進行二煎三煎的丑聞,病家多不相信藥鋪所煎制的方劑療效。

既然湯劑煎煮無法代勞,便有部分改良人士嘗試模仿西藥,規定湯劑制劑標準,在保留藥材藥性的同時,盡可能簡化湯劑的煎煮流程,方便普羅大眾日常使用。1930年頒布的《中華藥典》直接采用西式劑量法,將煎法規范化。1933年1月,上海市醫藥兩業統一改用新度量衡,要求中醫列方添加“以上藥品均系新秤”字樣,方便病家備藥時折合計算。不少醫藥期刊也登載一些民眾日常生活中可用的湯劑煎制方法,戴競先曾給《鐵樵醫學月刊》去信探討西藥的藥物與水分配比看似正確又有定量,而中藥湯劑卻視病情而定,不知如何配比才算正確?編者回復大約20兩之藥,用水1斗,煮出4升(古重)即可[19]。葉勁秋總結前人經驗,得出煎煮的通用流程:“以藥物切成均等之粗末,入磁罐,加適當之水,時時振燙之,在重湯煎上(俗謂隔湯燉)煎三十分鐘?！盵20]

誠然,在大眾眼中,湯劑煎煮不便已毋庸置疑,可醫家卻違奉參半。部分保守言論如湯劑為古來圣賢相傳之法,是我國國粹,絕不可廢等,一向被西醫支持者們抨擊,也引起普通民眾的不滿。亦有醫者表示湯劑確實亟待改良,但必然所費甚靡,目下之中國尚無如此龐大的試錯成本,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也不支持。而多數醫者不支持湯劑革新的深層原因在于,改良者在轉換湯劑劑型、簡化制作流程時削弱了中醫醫理的指導作用,不便于中醫診療的臨床應用。 中醫潘文田就曾于報紙上聲明反對廢除煎劑,表示將中藥改同西式制劑一事,“逖聽之下,令人齒冷”[21]。 湯劑可隨證加減的靈活性特征是西藥無法替代的,復雜的煎煮方式也是為保證藥物藥性不失。多數中醫不愿放棄自身秉持已久、或古或今的方藥煎服理念,傳統醫者與改良醫者的湯劑存廢之爭仍在繼續。

3 應用之爭:湯劑與西方化學技術的結合

20世紀20年代,醫界改良人士紛紛提倡藥材化驗——告別傳統的肉眼氣味識藥,利用西方的生藥學知識,對藥材進行徹底而全面的認識,“若生地、當歸、牛膝、參耆之類,富含滋養濃液者,得化學之試驗,以分析其含質之成分,更可推廣效用,此我中藥之仰賴西法而益彰也?！盵22]在此情況下,中醫界仍尤為重視湯劑與中醫臨床治療的緊密聯系,倡導保留其因人而異、隨證加減的特點。林大燮等醫師基于其時生藥學研究成果,提出湯劑與西式藥水相比,遜于成分之冗雜,若能分離傳統驗方中的藥物成分,將湯劑中無用與有毒成分剔除,或可達到精制藥水的療效。

1919年秋上海暴發霍亂,上海醫藥界實感煎藥之繁瑣,成功將需要煎制的治疫湯劑制成藥水,并于次年霍亂再次暴發時有效遏制了疫情,三個月內治愈了數千例患者。擁有初步實踐經驗后,李平書等醫者對飲片提精之法深入研究,并于1920年創辦上海粹華制藥廠。作為上海第一家中藥制藥廠,粹華尤為重視單味藥材的精制,即將道地藥材古法炮制后,利用化學方式將其制成藥水,種類有數千種之多,患者不必煎煮,可直接按照中醫配伍的藥方購藥服用。藥廠開業當天柬邀各界人士參觀總發行所,藥水部更是摩肩接踵,頗受改良派醫者的青睞。1922年,粹華制藥廠追加資本分設發行所,受邀參加上?？偵虝唐逢惲兴e辦的首次展覽會,廠方負責人于會上發表演說。全國各地高校如北京工業專門學校、武昌國立商業專門學校、浙江中醫專門學校等,都曾組織學生入廠參觀學習,直言該廠組織完備,煉制科學,實乃開創中國醫藥界新紀元。

然而在實際使用中,這些科學中藥并未完全獲得消費者的信任,社會上對粹華制藥廠所制藥物的批評逐漸增多。朱菊庭總結粹華藥水三弊:其一味苦辣,其二不能久存,其三配方隨意且不公開。[23]該廠制藥主任王祖德也表示因能力有限,藥物成分尚未化驗清明,藥品精制后還要加入無毒防腐劑以防變質,這使得藥劑成分更加復雜。1923年,朱保熙曾在醫報上提問,為何用玻璃瓶裝的粹華當歸藥水總是破裂?回答者也語焉不詳,推測可能是藥品藥性強烈,具有膨脹性,回復未能周全[24]。醫師遠志聽說有人將瓶子破裂歸因為當歸屬木,玻璃屬土,木克土故而瓶裂,感嘆其荒誕,遂來信解釋或是由于當歸藥水含糖,霉天時藥品中的糖類物質發酵產生氣體,氣體膨脹致使玻璃瓶破裂[25]。1924年,粹華制藥廠因登報招盤而全局變動,被迫閉門歇業,原制藥部長鄭平叔另組建上海國華化學制品廠,繼續生產并出售粹華杏仁精、凈血片等產品,但沒堅持多久也銷聲匿跡了。

粹華制藥廠雖在萬眾期待下草草落幕,但湯劑改良研究仍在逐步推進,將有效的傳統湯方提精制藥,已然被一眾醫家認為是保存中醫藥最有效的途徑。1922年,費澤堯曾在牙痛治療時發現一驗治藥方,試驗得知此古方具有抑制神經痛的療效,“茍能將是方提煉精華,制成藥水,吾思必不遜于西藥也”[26]。自粹華制藥廠、國華化學制品廠后,1930年成立的上海佛慈藥廠也自稱生產科學化國藥。佛慈廠內特設制造部與藥物研究部,制造部由西醫柳鎮永領導組織,延續了粹華制藥廠精制中藥的思路,優化傳統炮制、煎煮工藝,研發國產新藥。該廠特別要求測定藥物之有效成分與實際功效,必須經過動物試驗與化學研究,因此另外飼養動物,提供青蛙、白鴿、雞、犬等供研究員進行研究。然而1936年,佛慈在福州的代理商卻因原料不明且未經政府驗核,遭到當地中藥店聯名反對[27]。個中原因確有藥品監察時發現存在問題,但也不能排除受到競爭同行的干擾。

抗戰時期,西藥來源驟減,藥價飛漲,為解救藥荒,科學化浪潮席卷至中藥業,“科學的改良運動,為我醫藥界之最大急務”[28]。不斷有中醫將西藥技法融入中藥的使用中,如將中藥注射液注入患者體內,避免其服食湯劑之苦。中藥注射劑的有效性也在多次烈性傳染病的大規模暴發中得到反復實踐驗證。1932年,中醫李健頤在《醫藥衛生月刊》上公開了自己根據西醫注射劑原理,將二一解毒湯制為中藥注射液的實驗記錄。經過臨床試驗后,證明該藥確能治愈霍亂、鼠疫、猩紅熱等諸多病癥,療效顯著[29]。不久后,李氏又發明了治療溫瘧的中藥注射液,患者接受注射后十余日即完全康復?；窗参麽t劉耀宗診治天花病人,使用西藥注射后不效反劇,于是“取升麻葛根湯藥味制成液劑,摻以蒸餾水少許,注射病者靜脈,立刻化險為夷”,煥發湯劑使用的新生機。[30]郭定若在進行制劑改良時,也曾多次提及部分中藥“如能設法析出有效成分,供作注射用更佳”。[31]當緊俏的西藥失去特效標簽,革新后的中藥就具有繼續存在的必要性和正當性,“觀此可知中藥之為注射,實可與西藥注射并駕齊驅”[32]。

無論是精制飲片、科學國藥的提出,亦或是中藥注射液的發明,都是近代改良人士試圖結合傳統中醫的辨證論治,引進西方化學技術,避免湯劑原有不足,對其進行的便捷化改造。然而在戰時背景下,藥品緊缺雖在客觀上成為中藥科學化研究的一大助力,然研發的大多數國產藥物都脫離了傳統中醫的理論框架,淪為某種西藥的替代品。社會各界對產出藥品的實際使用情況與效果也存在一定爭議,部分原因在于西方科學知識尚未完全普及,更多的則是中西醫診療觀念的沖突。醫界話語權仍然掌握在西醫手中,湯劑革新也始終未能形成體系,最終成為某門某派、某一藥廠的獨家療方,中藥式微的狀態并未改變。

4 學理之爭:何為真正的“中藥科學化”

20世紀30年代,隨著西醫藥走入普通百姓生活尤其是城市居民生活,其也逐漸走下神壇。民眾發現西醫在技術上存在不少局限,對疾病的診斷和治療常有疏漏,誤診或無法治療的情況時有發生。且醫院的服務態度不如以往,西醫曹芳濤認為醫院往往視金錢重于人命[33]。反觀中醫,雖學理飽受詬病,治療手段被認為相對落后,但對比之下服務態度卻遠勝西醫。

西醫的藥學研究能力也受到國內醫界的質疑,許多實驗室的藥材化驗成果存在爭議。部分精制實驗后的藥材不能保證其原有功效,更無從得知經配伍煎制的湯劑在有機組織內發生的效力,而使用未加工的生藥煎制效果反較化學精制的藥品療效更佳。鄧亮例舉黃連、麻黃、石膏、胡桃等多種藥物經過科學精制后,常會出現藥效轉變或完全失效的情況[34]。胡德茂在文章中引用其他醫界人士的結論,比較化學煉制麻黃劑與生藥麻黃的功效,指出由于尚未有實驗驗證,若中醫為省功夫直接使用麻黃劑,恐有發汗不效之慮[35]。黃國材提出生藥較化學藥品更為有效,原因是生藥中存在一種生活素,經過化學煅煉后即全數消散,“蓋以其化學藥,不若生藥之適于生理也”。[36]

國外的“漢藥熱”也讓中藥成為各國藥物科研團隊關注的焦點。1929年中國留美學生陳克恢在校研究中藥麻黃并成功提取有效成分,發明麻黃制劑愛發德靈(Ephedren),獲得紐約醫藥聯會獎金[37]。美國李利制藥廠(Lilg Drug Co.)及夜鷹制藥公司(Owl Drug Co.)都曾重金聘請中國醫藥專家研究中藥材。1936年,日本外務省對華文化事業部派遣醫藥博士越智真逸來華,搜羅120種珍貴藥品、民間秘藥帶回神戶,提出“把古藥加以整理,使之近代化,作一融匯中西的研究”[38]。

德、日也提煉中藥材之精華制成各類藥品,所制之藥大量涌入中國市場,除了當歸精(優美露)、麻黃精(愛發德靈)之外,還有提取人參有效成分制成的今則甯、提取桔梗有效成分制成的愛服甯等藥品。更有日人對中國名方湯劑中主要成分的精華進行萃取,重新配伍后制成藥劑,暢銷日本國內,遠播歐美。這些國外藥劑逐漸由單味劑轉向復方劑,用量少,效力強,廣受好評。國內醫者、藥廠聞風而動,各類藥物精華仿品頻出,美其名曰支持國貨,如1935年杭州民生藥廠科學提煉當歸的有效成分,制成健美露(Gimenor),同類型藥品還有信誼藥廠的當歸流膏、佛慈藥廠的當歸素等。梁心結合國內外的藥材實驗研究成果,舉一反三,制成當歸、川連和桔梗等數種國藥煎膏,并公開制作方式,注明用法、療效及注意事項,方便醫家、病患直接煎為湯劑服用。[39]朱壽朋提出中國有大量殺蟲、治療瘧疾特效藥,若加以科學方式煎制精華,保存有效成分,必然勝過山道年與金雞納霜。[40]

需要注意的是,部分醫者認為模仿西藥制劑雖有一定成效,卻與中醫治療觀背道而馳,是一種沿襲西醫的制藥理念、帶有投機色彩的科學化。西醫所制精華能否完全展現藥材的最大功效猶未可知,如西醫黃勝白就曾評價德藥優美露售價較高,可直接購入全當歸一支,煎濃汁服下,效果亦相差無幾[41]。改良者們呼吁湯劑的科學化改造須拋棄套路化的借鑒沿襲,首先從研究復方湯劑的藥理出發,再學習西醫的藥物研究模式和手段,結合臨床用藥經驗,確定湯劑的方效與藥效,從而完成將良方制為良劑的過程。如李懷仁用西醫的生理知識分析中醫補脾胃之藥,并驗證了白虎湯等煎制藥劑的科學原理與實效。[42]

此外,中醫改良派不再執著于用所研究的科學化中成藥完全替代湯劑,而以保存國藥為先,“當宣傳中醫固有之文化,使國內國外,洞悉真實之價值”[43],收集傳統中醫優質單方,結合西方的化學實驗驗證,利用動物實驗、臨床經驗確定中藥湯劑中的有效成分,做到科學國藥的市場化應用。醫家葉橘泉曾將祛痰鎮咳的湯劑制成保爾肺藥液,發出樣品830余份,回收評價250份,認為有效者占86.4%。后又制新藥敵痢康,以代替局限性大且有副作用的治痢西藥厄米丁(Emetin),并在報紙上刊登信息征求醫界試驗[44]。新藥在上市前須經批量試驗一事,已成時醫之共識。葉橘泉所制之藥物經實驗驗證,結果顯示其療效確較西藥更佳,且價格實惠。但由于大量試用者領用后并無回音,實驗結果缺少說服力,其社會反響有待考察。

謝筠壽曾公開談及粹華制藥廠的各類酒精浸劑、膏劑只是表面的科學化,懷疑佛慈藥廠所售產品不能算是真正的科學化產物。如何跳脫出所謂的“科學化困境”,摸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傳統藥學生存發展的新路徑,引發了國內醫界人士的多次探討和爭論。近代中醫改變將傳統藥理與西醫學說雜糅以證科學化的方式,直接上升至對科學的重新定義,認為無論是歷史哲學還是醫學均為科學,因此中國醫藥亦為科學。中藥科學化不是西藥化,更不是復古化。惲鐵樵認為,基礎的藥物化驗研究都是西醫的工作,中藥的科學化研究必須結合中醫治療理念,絕不可本末倒置,否則反倒成了促進西醫發展的驅使力。時逸人贊成學習西方的科學研究方法,但“必以中醫之經驗為重,參用西法化驗之補助,則改進中醫與制造國藥并進,斯無誤矣?！盵45]中醫梅永茂則提醒須警惕勿使中醫融化于西醫,“須以真正之中醫學理,與西醫互相切磋,互相中和,而產生一種新中醫”[46]。

為了進一步推進中藥科學化目標的實現,尤其是湯劑改良,醫者需學習西方的生藥學、藥物化學和藥理學知識,還需兼備中藥炮制知識與中醫治療經驗,“用科學方法將中國藥物之儲能,依醫食同源特殊之湯劑學,推廣其效實”。[47]1925年8月,中華教育改進社決議“請教育部學校系統添列中醫一門案”中,于課程科目中設置制藥實習與方劑學,解釋傳統湯劑的制方原理,并以西法改良。1941年上海復興制藥社提出精制中藥計劃,在民間收集流行的驗方、單方與秘方,經過藥方鑒定與化驗分析后,統一制為成藥并投入動物試驗。但可惜的是,一直以來,各地學校團體研究成果并不互通,培養人才分散,教材標準各異,“教授各自為政,支離矛盾,在所難免”[48]。據統計,1930年全國設立中醫學校合計不過十余處,教學設備奇缺,學員也無處實踐學習,只能向相熟的藥房、醫院借用器械與場地。[49]更兼幾年后戰時特殊情況,資金、場地都難以維系學校運轉,那些發展中醫藥的美好期許,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未能得到充分發展就被迫叫停,湯劑也未能得到真正的科學化改良。

5 結語

晚清西藥入華,使得發展中藥不僅是中醫行業生存之要求,更是維護中華民族尊嚴、中國利權之要求。中醫界跟隨時代的發展謀求變革,湯劑首當其沖成為中藥改革的焦點。心懷理想的醫界人士客觀審視西醫藥之優點,從器物到學理層層拆解,不斷深入,湯劑革新的背后,是近代中國社會對西醫學的收受與變容,對傳統性與現代性的把握與平衡。

但需要說明的是,近代湯劑改良成效并不顯著,即使中醫界所呼吁的科學化已是老生常談,然而對于如何實現卻意見分歧,以致湯劑改進的方法始終未能一致,只得付之闕如。湯劑與成藥不同,具有因人而異、隨證加減的用藥特點,革新后的湯劑無法完全融入傳統中醫的診療觀念,這也是多數近代中醫不支持湯劑改良的重要原因。本文探討的主要內容是近代湯劑的工藝改革之爭,涉及湯劑這一形式應否、可否及如何西制的爭議,其中應用成方、辨證論治之爭與中西醫診療觀念差異的問題,限于篇幅未能展開,筆者將在接下來的研究中另做專門探討。

清末民初,中醫反對者一直有“廢醫存藥”之論,可一旦脫離中醫理論框架,包括湯劑在內的中藥藥材選擇、配伍和制作邏輯構建就沒有任何意義。探討近代中國醫藥界為中醫藥現代化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們對湯劑科學化的思考和預想、矛盾與糾結,如今看來仍未過時。值得慶幸的是,新時代的醫藥研究人員承續使命,始終堅持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結合現代化的藥物研究模式為中藥科學化提供科研數據支持。而近代社會對于中藥湯劑改良爭議的探討,雖不能為中醫藥現代化提供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或能為中醫藥未來的發展思路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