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國防戰略的目標、愿景與實施路徑：國際經驗與啟示*

齊亞雙 劉澤澔 陳曉燦 許 佳 翟羽佳

(1.天津商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天津 300133;2.天津師范大學管理學院 天津 300387;3.四川省農業科學院農業信息與農村經濟研究所 成都 610066)

0 引 言

有史以來,人類文明經歷了若干次顛覆性的技術革新和社會演化,兩者呈現出密不可分的雙生伴隨關系,即新的社會結構必將以新的技術結構為支撐,新的技術結構又必將以新的社會結構為外部環境對其作出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1]。同時,每一次社會轉型又伴隨著不同的文明形態和承載不同文明形態的國家民族的興起[2]。隨著網絡技術、大數據技術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正在進入由網絡社會時代、大數據時代和人工智能時代[3]共同組成的新時代,并且已經形成了去中心、去科層的網絡化松散組織形態,是否又意味著一種新的優勢文明形態的產生和與之相對應的國家民族的崛起呢[1]?

在2010年,人工智能技術經歷了一次新的突破,以“深度學習”為代表的第三波人工智能技術浪潮在多個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更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在安全領域的潛能開始顯現。人工智能作為引領未來的關鍵技術,各主要發達國家均將其發展視為提升國家競爭力和確保國家安全的戰略要務,尤其是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產業和政策方面表現突出。大約從2016年起,美國及部分歐洲國家關于人工智能安全影響的討論開始出現,并很快獲得西方戰略界的關注,相關研究成果對于歐美國家的安全政策建構產生了重要影響[4]。目前而言,我國在人工智能國家安全的研究領域主要受到一小部分因興趣驅動的學者的引領,這使得研究的廣度有所局限。盡管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相較于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和伴隨的國家安全挑戰,我們的研究仍有不足之處。這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對國家安全造成嚴重影響。因此,我們需要更全面地了解、學習、關注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問題,并進行系統性的研究規劃。

1 各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報告的國防戰略思路

人工智能軍事應用所展現出的潛在軍事價值已然吸引各軍事大國紛紛展開規劃和布局[5],在各國發布的報告當中,其主要思路均是利用人工智能加強國防力量,保護人民的生命健康,并提出保證本國在人工智能競賽當中占領先機的舉措。

例如,就美國而言,2016年10月,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STC)相繼發布了《國家人工智能研發戰略計劃》(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和《為人工智能的未來做準備》(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兩份關于人工智能領域的國家戰略報告,標志著美國開始正式邁入面向人工智能時代的全國性努力。隨著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NSCAI)等機構的設立,美國開始重點關注人工智能與國家安全戰略層面的關系,并重點考察人工智能將如何塑造和維護美國國家安全[6];2021年3月,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線上會議,發布了《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最終報告》(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nal Report)。該報告主要包括兩大部分內容:a.在人工智能時代,確保美國國家安全涵蓋了廣泛的利弊關系。其探討了美國在應對與人工智能相關的多種威脅方面所需付出的努力并提出相應建議,呼吁美國政府在使用人工智能技術以維護美國人民和國家利益時擔負起責任;b.在人工智能激烈對抗的時代,美國如何贏得競爭。其主要探討了人工智能競爭中所需要的關鍵因素,并提出政府需要采取的加強競爭的措施,以促進人工智能創新發展,增強國家各方面的競爭力,從而達到保護美國核心優勢的目的,以確保其在全球保持領導地位;2022年6月美國國防部發布《負責任的人工智能策略及實施路徑》(Responsi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2023年5月白宮發布《國家人工智能研發戰略計劃2023年版》(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 2023 Update)。以上報告能看出美國的核心戰略思路是緊緊抓住先進技術,依托先進技術的優勢,維持自身世界超級大國的地位。

其他國家也在這個期間發布了相關報告,英國于2022年6月發布了《國防人工智能戰略》(Defen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法國于2019年發布了《支持國防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upport Of Defense),英法的報告都認為國防領域正在發生巨變,隨著人工智能領域的戰略競爭加劇,迫切需要加快在國防領域運用人工智能技術的步伐,只有這樣才能在當今復雜的世界格局占據領先地位。德國于2016年發布了《德國聯邦國防軍安全政策和未來》(Zur Sicherheitspolitik Und Zur Zukunft Der Bundeswehr),加拿大于2022年發布了《用于國防和安全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Defense and Security),俄羅斯則是在2021年7月發布了最新版《俄羅斯聯邦總統令》(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而印度和以色列是介紹了將人工智能具體放在軍事武器上的案例。多國發布相關報告或實例足以看出全世界各個國家對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運用的重視。

對于一個國家來說,要想在世界權力政治動態的浪潮中生存下來,應該具備有彈性地應對主要安全問題和挑戰的能力,以及強有力地處理政治復雜性的能力[7]。在國防安全問題上,不管是技術領先的國家還是追趕者,都必須做好準備,捕捉機遇,并明確制定國家戰略來適應新技術時代的變革。本文將在對這些報告進行解讀的基礎上,對人工智能技術及其在國防領域的應用趨勢等進行解析,以便我們進一步把握和促進人工智能在國防中的有效合理應用,從而更好地應對當今智能化浪潮下人工智能國防需要面臨的重要挑戰,同時順應技術發展趨勢,為助力我國國防智能融合發展及取得突破性進展提出建議。

接下來,本文將從目標、愿景和應用領域三個方面,對各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報告的國防戰略思路進行解析。

1.1 人工智能軍事運用的目標

早在2012年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國際人權診所(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linic,IHRC)就提到機器武器的三個類別。第一,Human-in-the-Loop,機器只能在人類的命令下選擇目標并實施武力。第二,Human-on-the-Loop,機器能夠在人類操作員的監督下選擇目標,并且實施武力的機器是可以有超越機器的行為。第三, Human-out-of-the-Loop,指的是那些能夠在沒有任何人類輸入或互動的情況下選擇目標并實施武力的機器[8]。他們的智能化是逐步升高的,人類在其中的參與越來越少,也就意味著頂端機器武器智能化是可以不需要人類的命令,完全依靠自身的能力進行作戰,戰場上的所有判斷獨立完成。經研究發現,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統(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LAWS)是智能武器庫的一種,自主化程度高,能夠使用人工智能(AI)和機器學習(ML)算法實時做出決策,與傳統的人類控制武器相比,能夠更快、更有效地應對威脅。美國國防部對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統的定義是一旦激活,就可以選擇和攻擊目標而無需人類操作員進一步干預的武器系統[9],這與國際人權診所提到的第三類武器相吻合。而人工智能作為實現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統的關鍵技術,能夠大大提高系統作戰能力并擴大其對敵威懾程度,人工智能通過深度學習進行自主武器系統的開發,協助人類尋找問題并找到最佳解決方法。在具備深度學習的能力之后,系統的“行動”會變得復雜多變,甚至突破人的既定思維,大大提高武器對瞬息萬變的戰場環境的適應能力。

而各國正在用智能自主武器和先進的技術升級其軍事系統,并由人工智能的高計算和分析能力支持[10]。美國和英國均認為,在未來的沖突中,為了與技術先進的對手競爭,甚至贏得必要的勝利,就必須加速調整作戰概念、技術、組織結構,引入人工智能傳感器、指揮控制系統、武器和后勤系統等新技術,以提升軍隊的戰斗力和適應性。在未來的戰場上,技術的先進性將成為決定性的因素,通過引入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可以增強作戰效能,提升軍隊的戰斗力。這種思路強調了技術創新對于軍事領域的重要性,同時也凸顯了人工智能對未來戰爭形態的洞察和適應能力的必要性。法國則在其報告中勾勒出一套完整的人工智能應用藍圖。這套藍圖從軍事決策到戰略執行的每一個步驟都進行了深入探討,旨在最大化地利用人工智能協助軍事行動。該藍圖描述了如何在各級軍事操作中融入人工智能,從數據解析、情報收集、戰場狀況感知到戰術規劃等各個方面。有了人工智能的輔助,可以實現更迅速、更精確的指揮和執行。這樣的構想不僅體現了技術的發展前景,還強調了人工智能在提升軍事能力和戰略執行中的關鍵作用。而印度和以色列則計劃使用人工智能軍事裝備代替前線士兵執行陌生多變的戰場任務,以獲得戰斗優勢。他們希望通過采用如自主無人系統和智能武器這樣的智能裝備,來降低風險、提高效率。這一策略的目標是減少人員在危險區域的暴露,同時增強作戰能力。

1.2 人工智能軍事運用的愿景

首先,為了應對國防領域不斷增長的活動和需求,美國國防部已經制定了多項人工智能計劃和策略,以確保維護未來數字化戰場上的競爭優勢。例如從2018年6月就設立聯合人工智能中心(Joi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enter,JAIC),其目的是負責整合美軍人工智能項目,提高交付速度,制定標準,與各部門合作,加速特定領域的人工智能開發等。2022年6月JAIC并入了首席數字與人工智能辦公室(Chief Digital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fice,CDAO)。其他國家也設立了自己的人工智能處理中心,例如英國的人工智能研究防御中心(Defence Centre for AI Research,DCAR),德國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eutsches Forschungszentrum fü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DFKI),加拿大防務研發(Def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nada,DRDC),印度國防研究及發展組織當中的人工智能與機器人中心(Centr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ics,CAIR)。

其次,美國在報告中指出,美國國防部現在必須采取行動,到2025年前將人工智能應用到現有系統、演習和軍演中,形成一支強有力的“作戰部隊”。他們正在探索如何將人工智能技術整合到各個領域,這不僅會改變軍事領域的作戰方式,還將影響戰略決策、作戰概念、規劃、戰場戰術演習以及后勤支持等各個層面。2023年8月10日,美國國防部宣布成立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語言模型工作組,名為利馬(Lima)工作組[11],將在分析和集成國防部的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美國國防部希望通過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加強其在作戰、商務、健康、戰備和政策等領域的運作。

1.3 各國人工智能軍事運用的具體領域

隨著科技進步,人工智能不斷發展,其中包括大語言模型的快速發展與應用,如Chat GPT是一個面向生成性任務和對話的大型語言模型,它可以根據輸入生成連貫文本回復。2023年5月,Open AI公司取消了Chat GPT的網絡連接上限,允許它經過指定的第三方軟件作為中介,接入更加龐大的數據。這一變化意味著許多國家可以向Chat GPT輸入敵國的信息,通過其強大的運算能力進行具有針對性大范圍的數據收集與聯想,對某些事件或計劃進行“畫像”制作。例如,一國政府可以借助該技術有針對性地收集部分國家的港口運輸、重要資源轉移情況等,“管中窺豹”地動態感知他國國內狀況,從而提前預警可能的戰爭行為,這將大幅降低政府行為的機密性和安全性[12]。如果沒有適當的反擊對策,科技相對薄弱的國家將面臨與科技領先國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導致后者在戰略和決策方面保持優勢。這將使國際權力的分布變得更加不均衡,從而在國際事務領域形成一種類似于“富者愈富,弱者愈弱”的現象,此時處于科技劣勢的國家將會受到嚴重的威脅,自我保護能力大打折扣,所以各國會采取多方面的措施來維護自身安全。

在作戰方面,人工智能輔助可以保存戰術和行動機構記憶,增強軍事情報和決策能力。首先,Chat GPT在軍事中可用于態勢感知,分析和處理來自多種數據源的信息,提供實時軍事環境信息,包括友軍和敵軍動態、地形、天氣等因素。人工智能可以利用無人機或設備進行戰場地形的提前掃描,了解軍事環境狀況,并為此給出最合適的行動時間和路線,大幅提高軍事決策的準確性與及時性;其次,人工智能提供戰術決策支持,生成預測性見解來改變指標和評估威脅,生成各種可能的訓練方案,保證任務規劃和執行,并通過分析大型數據集指導人類的預測[13]。最后人工智能將通過人機協作,支持自主蜂群網絡的協調和運動,減少戰場決策失誤,提高決策的準確性。還可提供實時戰場翻譯,促進多國聯合作戰時進的通信協調。

在后勤供應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優化庫存,預測物資需求,避免缺貨或積壓。它確保準確預測,簡化采購,規劃有效的運輸路線,使物資迅速到達前線。在人員調度上,根據任務需求和技能來分配人員,提高效率。同時,作為查詢工具,它為后勤人員提供實時的物資、訂單和運輸信息,保障資源管理的高效運作。

在軍事科技工程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協助工程師設計武器系統、設備和裝備。通過技術參數和需求,生成設計方案,為工程師提供創新思路和優化建議。在虛擬環境中模擬器材性能、系統運行等情況,減少實驗和測試成本。在部分文字類工作中,人工智能可以自動化處理重復性任務,如數據分析、文檔生成等。不過需要謹慎處理和驗證生成的結果,確保其適用于軍事科技工程的特定要求。

2 各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報告的國防融合措施

西方國家高度重視其在軍事領域的賦能作用,英國在自己的國防人工智能策略報告中曾寫道“未來的沖突可能會取決于所采用的人工智能解決方案的速度和效率”[14]。于是各國紛紛將其納入戰略發展層面以強化頂層設計,并持續加強人工智能技術在軍事作戰能力、訓練、后勤保障等諸多領域的廣泛應用,力求在大國競爭和智能化戰爭中占得先機,塑造有利于自身安全的戰略態勢。

在了解各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報告的國防戰略思路后,研究提取共通點并進一步分析總結各國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2.1 加大資金投入

根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網站報道[15],西方各國在2023年的軍費投入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俄羅斯658億美元,英國605億美元,德國556億美元,日本500億美元,法國487億美元,而根據《美國國防部2024財年預算概覽》(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iscal year 2024 budget request)數據顯示[16],美國國防部2023財年總實際投入為8518億美元,其中基礎經費為8160億美元,對外支持資金358億美元,比2022財年增加了752億美元,同比增長9.7%,而2024年財政預算僅基礎項就為8420億美元,基礎經費同比增長3.1%,基礎項預算達到歷史新高。2023財年預算正是美國在深入推進大國競爭的戰略背景下出臺的,其突發特點之一是加快推進裝備現代化建設,打造綜合威懾能力[17],以此謀求軍事層面的持久優勢,2024財年預算繼續沿用該特點,進一步調整各軍種設備的建設預算,為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安全局勢提供可靠的保障。

在針對人工智能方面,美國國防部已將其指定為頂級現代化領域,并計劃在2023財年投入165億美元用于科技項目,其中包括11億美元直接支持其人工智能工作[18]。而美國國防部為實現技術突破,整合新興技術,在2024財年計劃有178億美元是專門用于科學技術的,其中對成熟的人工智能和5G計劃進行重大投資[16]。為了在國防領域保持競爭優勢,各國普遍采取了加大投資的策略,以推動國防實力向更高精尖技術水平邁進。通過加強投資,加速技術研發和應用,使本國爭取到國際競爭中的領先地位并保持。這種思想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存在,各國都意識到,為了確保自身安全和利益,必須繼續加大軍事投入,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威脅和挑戰。然而,這或導致一種無休止的軍備競賽,從而對國際和平穩定產生潛在影響。

2.2 建立相關的部門或框架

各國都有意建立與本國人工智能緊密相連的部門或框架。法國圍繞國防創新局內的國防人工智能協調單位(Defen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ordination Unit,CCIAD)構建[19],其作用是促進人工智能的實施,協調項目和倡議,并組織和監督跨部門的任務,如技術和行業的觀察、產業生態系統、方法工作的協調以及對部際工作的投入;美國于2022年2月成立CDAO,是將聯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國防數字服務( Defense Digital Services,DDS)、首席數據官(Chief Data Officer)和企業平臺 Advana 整合為一個組織,其中高級官員負責強化與整合國防部數據、人工智能和數字化解決方案的職責,以在從會議室到戰場的各個領域創造決策優勢。CDAO官網提到將與各軍種、聯合參謀部(Joint Staff)、首席信息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國防部副部長,負責研究與工程(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USD (R&E))和其他數字領導人進行協調,履行多項重要職能。例如領導部門在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應用方面的戰略和政策,并管理和監督整個部門的工作;推動整個部門的開發數字和人工智能解決方案,同時有選擇性為企業和聯合用例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提供一支成熟的技術專家隊伍,作為一支數據和數字響應部隊,能夠以最先進的數字解決方案應對緊急危機和新出現的挑戰。2023年9月28日,美國國防部發布報道美國國家安全局成立人工智能安全中心(AI Security Center),負責監督美國國家安全系統中人工智能能力的發展和整合[20]。具體為發揮制定最佳實踐案例、評估方法和風險框架方面的作用,以確保人工智能在國家安全企業和國防工業基地的安全采用,并且支持政府為確保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保持競爭優勢所做的努力。英國指出人工智能系統對傳統的物理和軟件能力提出了挑戰,尤其在系統決策層面,必須要實現正確的風險平衡,確保新的人工智能能力是安全的、穩健的、有效的和網絡安全的[14],確保國防特殊治理與人工智能技術的國家框架緊密結合。所以總部(Head Office)、國防人工智能中心(Def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entre ,DAIC)、國防裝備與支持(Defence Equipment &Support)和國防安全管理局 (Defence Safety Authority)將建立一個全面的框架,用于測試、保證、認證和監管支持人工智能的系統。

綜合而言,各國正積極建立與國家安全有關的人工智能部門或框架。這突顯了他們對人工智能在國家安全領域的價值的認識,并努力利用最新技術確保決策的科學性和安全性。這也顯示了在面對人工智能挑戰時,國際社會的合作和共同應對的意愿,旨在保證人工智能在國防和國家安全中的應用既負責又可靠,確保國家利益得到維護。

2.3 吸引高科技人才

各國報告均指出,當前環境下真正的障礙是人工智能從業者和數字人才的引進和外流。

首先,政府與公司同樣需要競爭人才,政府可能無法提供公司相應待遇,雖然其提供了應對國家安全挑戰和為社會做出重大貢獻的機會。其次,薪酬并非招聘數字人才最大的障礙,人才缺口才是更大的挑戰。隨著技術的發展對計算機和信息科學專業人員的需求不斷增長,美國勞工部宣稱,在2022-2032年間,預計每年平均約有3 400個計算機和信息研究科學家職位空缺[21]。

因此,美國政府企圖對內通過建立一種機制來雇傭愿意為公共服務貢獻部分時間的技術人員,就像美國政府人事法中提到的建立兼職服務機制[22],盡管兼職員工不能夠像全職人員一樣時刻在崗,但他們同樣可以幫助指導項目和制定數字解決方案,在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搭建橋梁。最后,政府在招聘過程當中的最大問題就是:速度慢,招聘流程繁瑣,所有流程都受到緩慢的安全審查程序的阻礙[23],難以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吸引專家。因此美國政府計劃簡化招聘流程,拓展數字人才渠道,重用新興技術人才,提高薪酬。對外通過修改相關法律,制定開放多元的移民政策,增加綠卡數和高科技企業簽證名額等措施來吸引更多的外部人才。此外,美國通過跨國公司作為中介,提供各種優越的科研工作條件來吸引當地人才赴美國本土服務,如提供股票期權、各種高額獎勵、配備一流的實驗室和提供充足的科研經費等[24]。

英國提出[14]在國防領域內部探索軍事人工智能專業人員統一職業管理的選項,類似于網絡專業人員的模型。提議將人工智能意識納入軍事訓練大綱,并考慮建立專門的人工智能學院;強化學術合作,審查人工智能碩士生安置計劃,加強與國家技能項目的合作以增加關鍵領域的人才數量。對于企業人員則消除政策障礙,制定薪酬溢價方案以吸引人工智能人才。

法國在《國家人工智能戰略—第二階段》(Stratégie nationale pour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2e phase)計劃[25]在五年內投資7億歐元,分為兩大培訓計劃:“法國2030”計劃框架內的“卓越培訓”部分,以及“大規模人工智能國家培訓”計劃,這些培訓計劃旨在支持數字技術年輕人的培訓。其主要內容是提升高等教育機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國際地位,同時將增強“法國人工智能學?！钡奈?。這樣不僅能吸引國內頂尖學生,還吸引最有潛力的國際學生,為他們提供包括碩士和博士在內的一流的教育條件。

2.4 加強國際間合作

早在2018年,七國集團就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全球伙伴關系[26],隨著科技發展,各國也開始更加注重在人工智能軍事領域的合作。美國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呼吁美國與盟國和伙伴國合作,深化與盟國和伙伴國之間的互操作性,開發并部署先進的作戰能力[27]。各國計劃加強與盟友和合作伙伴的軍事合作,增進對彼此軍事理論的理解,他們鼓勵盟友采用類似的人工智能技術,以確保未來的軍事協同行動。美國還希望北約盡快加入這一合作,并且根據其演習中人工智能的應用獲取經驗,以制定未來策略。

美國計劃建立專門的人工智能中心,將其作為關鍵戰略工具,以此構建以自身為核心的國際人工智能防御伙伴關系。通過與盟友的合作,美國希望擴大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影響力,引領盟友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和開發,共同抵御安全威脅和挑戰。這一策略旨在建立一個強大的、具有協同效應的聯盟,確保美國及其盟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優勢地位,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

法國對合作圈子進行了劃分[19],第一圈是親密伙伴,主要為歐洲各國,與它們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已經是成熟且高效的;第二圈是深度合作伙伴,例如美國、印度、澳大利亞,雖然不是歐洲國家,但對待人工智能態度相似,與他們合作可以增強本國的人工智能防御;第三圈是認識伙伴,例如日本韓國,偶爾進行合作,但交際較淺。將合作伙伴進行區分,具有較強的針對性。

而美國和中國有著復雜的供應鏈網絡關系、伙伴關系和商業關系,在人工智能層面康奈爾大學的幾位學者表明,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研究合作可以更大程度上的影響人工智能研究配對[28],雙方作為合作者的優勢大于劣勢。而在《最終報告》中也建議,中美可以建構“中美全面科技對話”的二軌機制,商討如何應對人工智能技術安全挑戰及其軍事化對戰略穩定的沖擊。

2.5 強調風險控制

除了上述目標外,還必須確保人類不會失去對人工智能系統的控制,在未來實現對人工智能能力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限制。

與此同時,人類往往過于信任機器,尤其是在復雜和高風險的情況下,總是對自己的決策或處理復雜技術缺乏信心[29],這也間接強調了對廣泛整合人工智能能力的利弊進行基于風險評估的重要性,包括將來的自主武器系統。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技術操作人員將越來越難以理解影響機器決策的因素,他們無疑會越來越傾向于接受自動化解決方案[30]。各國報告強調減少與人工智能和自主武器系統相關風險的重要性,并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干擾軍事決策,影響判斷。報告同時還強調,在開發、部署和使用過程中應遵守國際人道主義法,以確保世界和平與安全發展。

各國致力于在軍事領域控制風險,減少不確定性,以降低意外事件發生概率。同時,各國也試圖通過國際規范和協定來限制其他國家人工智能的發展,從而獲得技術上的領先優勢。中國應避免陷入競爭陷阱,采取綜合性戰略,既關注國內技術發展和安全需求,又積極參與國際合作。

3 對中國人工智能國防戰略的啟示

美國,作為引領世界人工智能發展的發達國家,其政策制定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主要聚焦于從事戰略協作和促進研發。相比之下,中國更注重推進人工智能實踐的部署[31]。作為人工智能領域的跟隨者,中國在制定自身的人工智能戰略時,既要借鑒外國經驗,也要重視本國特色。

2022年開始的俄烏戰爭中存在人工智能的身影,俄烏戰爭中俄羅斯部署了能夠收集和分析ISR(情報、監視和偵察)任務戰場數據的人工智能系統[32],以揭示戰爭動態變化。面對此種情境,中國需確保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理論研究方面取得領先地位,并在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領域站在前沿,我國必須從中吸收經驗,探尋出適合國情的人工智能國防戰略。

3.1 從上至下的頂層設計戰略

我國始終保持上下一體的行動方針和路線,所以我國應從國家安全戰略高度制定人工智能軍事應用發展戰略。具體而言,一是堅持關鍵技術重點攻關。對于人工智能尖端技術和戰略前沿,我國應找準切入點,超前規劃布局,整合各方資源,制定傾斜性政策,進行重點攻關,力爭建立比較優勢[5]。二是我國要堅持“以信息技術和智能技術為核心”,在此基礎上,制定一系列適應時代需求的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融合方針。通過這些方針的引導,充分發揮我國整體國家優勢,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加大投入,確保在人工智能軍事應用的研究、開發和實施中有充足的資源保障。三是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人工智能在軍事應用領域研發往往伴隨著較長周期和大量資金的投入,這需要運用市場機制來激發企業、研究機構和創新團隊的創造力和動力,以實現技術的突破和創新。政府可以引導民間資本的投入,從而協同推動人工智能軍事應用領域的科技創新和發展,激發創新活力。

3.2 深度融合綁定人工智能和國防

人工智能與軍事決策系統融合是當下的一個趨勢。鑒于每個國家的軍事背景和術語都存在差異,軍方花在批判性思維和基本研究方法上的時間越多,模型越完善,越有可能盡早的讓人工智能應用于國防當中。同時,隨著自然語言處理技術(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的進步,國防系統可以由人類命令控制和操作,能夠向戰爭指揮官提供咨詢服務,并預測在戰爭中實施的最優戰術計劃[33]。在這方面,最值得關注的是大型語言模型在國防領域的應用。美國國防部數字和人工智能負責人克雷格·馬泰爾(Craig Martell)明確指出:“我們還必須考慮在軍事領域中,我們的競爭對手可能會在多大程度上采用大型語言模型來破壞我們對基于人工智能的解決方案的應用”。這一觀點從側面說明,如果在對方防御相對薄弱的情況下應用這種技術進行干擾,可能會對對方的智能化操作帶來重大打擊。因此,我們必須加快融合適應我國國情的大型語言模型的研發和應用,以確保相關技術在防御方面能夠發揮作用,從而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利益。

3.3 培養并吸引高技術人才

高端人才隊伍建設是人工智能發展的核心[34],人工智能的發展離不開高科技的技術人才,但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人工智能領域高端人才短缺,尤其是青年骨干人才,他們的培養不能滿足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需要[35]。因此,我們需要完善人才培養體系,推動各類高校的人工智能學科建設并梳理與數學、計算機、生物等相關交叉學科之間的關系。我們重點培養具有創新力的高級專業人才[36]。

首先,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人工智能的核心技術,如硬件和算法開發方面仍然薄弱,缺乏頂級人才。西方各國在這方面的的領先地位反映在高水平的福利政策上。為了縮小這一差距,我國可考慮采取類似政策,提升人才福利待遇,優化科研生態,改善學術環境,引入國際尖端技術學者。此外,我國人口眾多,是獨特的優勢,但將人口數量的優勢轉化為質量的優勢是一個重要的挑戰。目前,我國培養的這些青年后備人才存在研究能力和經驗不足、成長周期較長等現實問題,為此,我國必須強化院校與企業、院校與科研機構的協作與對接,形成產學研一體培養的良好格局,使青年人才盡快成長起來[35]。

其次,我國應重新審視移民政策,以確保在爭奪人工智能人才方面取得競爭優勢。在應對高科技人才的外流問題,鼓勵海外留學人才回國上,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政策,如提供優惠稅收和設立創新創業基金等,以吸引和留住人工智能領域的高端人才。這有助于鞏固國內的人才儲備,提升我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地位,并為科技發展和國家安全提供支持。此外,軍事領域的軍官也需要接受人工智能教育,以履行其職責,包括計劃管理、裝備采購、人力資源管理等。

3.4 構建本國主導的國際技術和治理聯盟

面對可能出現的國際形勢嚴峻和分裂情況,我國應當以積極的姿態參與全球范圍內的人工智能治理事務,將中國的智慧和創新力融入其中,以致力于推動構建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努力構建合作共贏的人工智能共同開發伙伴關系,提高我國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領域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充分利用其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強勢地位,迅速進入國際市場。

中國應增強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阿拉伯國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等市場的人工智能技術輸出,聯合歐洲提升全球影響力[37]。我國可以通過充分利用各種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及時傳達我國人工智能倫理標準與社會治理領域的最新進展和成果,為我國的人工智能發展發聲,同時在國際社會中樹立中國作為積極和負責任參與者的良好形象。借助不同的傳播平臺,傳播我國人工智能的人文主義理念,促進積極的社會討論,塑造積極開放的輿論環境,增進國際社會對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理解。

我國可以繼續與美國保持人工智能領域的合作,并在競爭中保持靈活性,避免過度的技術脫鉤。中美之間的技術脫鉤可能帶來負面后果,如人工智能、科學、技術和工程人才的流失和技術來源的中斷,從而對我國的科技創新和企業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我國需要在保持開放和合作的基礎上,謹慎地處理與美國的關系,其他國家也一樣,避免過度依賴某一國家或地區的技術,同時加強本土的研發能力和創新環境。這樣既能保持國際合作,又能確保自身科技安全和發展利益。

3.5 落實國防監管,保障數據安全

由于缺少圍繞人工智能應用明確的限制法規,以及人工智能工具本身的不安全性,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們可能很快就會失控,弊大于利。

對社會而言,社交網絡數據庫提供存在數千萬用戶之間的完整鏈接集。例如,阿曼所有居民的數據庫具有相同的數據鏈接,并且可以根據年齡、種族和族裔群體等因素在幾秒鐘內傳播所需的信息。任何意圖操縱的信息都可能在這種聯系的基礎上傳播,從而危及國家安全和國家行動計劃[38]。與此同時,一些虛假信息很可能會在短時間內傳播,從而造成大眾恐慌。也就是說,如果有意圖干擾國家安全的參與者已經察覺到了潛在的社會構建信息漩渦,那么這將引發更為嚴重和復雜的局勢,因為他們可以在幾秒鐘內破壞國家安全而無需付出任何代價[39]。到目前為止,美國公司主導了人工智能算法和軟件的開發,美國軍方和情報機構共享這些人工智能工具,并確保他們在盟國之間具有互相操作性。如果我們不迅速采取行動來保護和監管人工智能,那么我們的社會和所有相關數據將繼續處于高度脆弱的狀態。

因此,數據科學家、網絡安全專家以及相關管理機構需要緊密合作,共同致力于創造有效的解決方案和法規,以確保我們的新技術資產得到充分的保護。在這個過程中,應強調合作和協作,以應對日益復雜的安全挑戰。同時,需要高度警惕西方企業可能采取的間諜行動,以試圖竊取國家機密。我國應特別重視保護國家安全中的關鍵領域,采取必要的防護和反制措施,確保國家的機密信息不被泄露和侵犯,從而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利益。

3.6 發展協同人工智能相關產業

除了軍事人工智能應用之外,國家人工智能戰略競爭的未來重點是半導體行業,因為人工智能技術的前沿越來越依賴于定制計算機芯片[40]。而計算機芯片是我國的弱項,美國曾公開表示在芯片領域至少領先中國兩代[23]。市面上主流的高科技芯片基本都是美國自主研發設計,由臺積電和三星所制造,而我國的芯片目前來說不管是設計還是制造都與發達國家有著較大的差距。

芯片在人工智能領域扮演了基礎性的關鍵角色,然而,由于西方科技巨頭對芯片供應壟斷,我國正面臨著芯片供應不足的問題。缺乏充足的的芯片供應將會對我們人工智能應用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我們應優化產業鏈,加強產業整合,政府提供資金支持,以推動國產芯片制造的進程。

最后,人工智能產業與國防融合。推動建立國家級人工智能產業聯盟,加強業界的交流與產業協作、知識產權共享和儲備、推動產業鏈上下游緊密合作,促進重點領域如智能裝備等重點產品的研發與成果產業轉化[41],促使企業高端精尖技術更好地融入軍事領域。

4 結 語

各國的報告均強調了政府在新時代保持自身競爭優勢方面的戰略導向。在當前,人工智能技術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量,其發展與應用拓展正在按下“快進鍵”。在這個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共創分享的智能時代,人工智能技術作為一把“雙刃劍”,不僅僅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其在軍事領域的應用極大增強了物理空間和網絡空間的作戰效能,顯著提升了情報、通信等領域的保障能力。然而,人工智能技術也在國家主權、意識形態、執政環境、社會關系、治國理念等方面帶來了多重挑戰,甚至可能引發沖擊,對國家安全產生重大影響,并增加了國家安全治理的復雜性。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防領域的人工智能應用將逐漸完善,并成為國防事業中的重要一環。

當然,引入基于人工智能的武器系統很大可能會在高端技術國家引發一場軍備競賽[42],目前,各國國防技術不斷優化,國防工作變得更加復雜多變,國際沖突也更加隱蔽。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必須積極做好準備,持續適應變化。在警惕的同時,我國應基于總體國家安全觀構建一體化的國家戰略體系,提升國家安全治理能力,摸索出適用于本國國情的人工智能國防戰略,維護國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