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新形態何以“宅茲中國”
——習近平文化思想根脈溯源

湯榮光

“中國”一詞是否潛藏人類文明形態的基因密碼？近年來國寶級青銅器何尊頻頻亮相文博大展，引發夏商周文明的研究熱度，意蘊深厚的銘文“宅茲中國”尤為引人注目。人類社會歷史憑借其物質繁盛與精神高度而積淀為不同的文明范式。華夏先民擁有的“中國”觀念則見之堯舜禹時期的邦國時代。從標識地理位置的方位區劃到象征輻射四方的文化影響，人類文明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時至今日，仍舊存留著中華民族“宅茲中國”的文明之聲。自何尊開始，“中國”兩個字發展至今，業已承載著諸多與中國的國土、人口、民族、文化、歷史密切相關的人文密碼，成為中華民族在世界文明圖譜中的“身份證”。作為令人沉思的系列研究論題，人類文明新形態探尋的起點和根基或在于此。有待確證“中國”在詞源意義上所蘊含的文明質素，更待掘進式墾拓人類文明的發展走向，打開人類文明新形態塑造的學術視域。

一、中國概念的文明旨趣

“中國”表征“文明”的源頭與源流在哪里？“文明”與“中國”究竟存在怎樣的關聯？理論界探尋“文明形態”的中國坐標，亟待解開這樣的思想謎題。在蔚為壯觀的歷史場域中，亦有存疑之處：“中國”的同源概念何以生成聚合，其歷史發展走向中透射出怎樣的文明興味？“中國”的同源概念諸如“中”“國”“夏”“華”“華夏”“天下”最初表達出怎樣的價值取向？倘若溯源式探究上述疑難，則具體分解為追思“中國”本原、追問“華夏”意味、追懷“天下”觀念等更為基礎的學術論題。

“中”蘊含著華夏古老文明智慧。最早見于甲骨文的“中”，為旗旒之象形，方口為立中之處，乃氏族徽幟、方位中心、天下正位?！渡袝ご笥碇儭贩Q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薄爸小弊畛醣砹x“射箭之中”和“建旗之中”，繼而衍生出“中正”“中德”“中行”“中道”之意?！?〕孔子繼承了古人“尚中”的思想并提出“中庸”概念?！爸小睒嫵伞爸杏埂钡暮诵睦砟?，“庸”表達平常與恒常之義?！爸杏埂奔丛谟谌绾斡谩爸小??！吨杏埂分鲝垺爸轮泻?，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核心理念在于“中和”。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中庸·第一章》）“中”為天下的根本，“和”為普遍的原則。中國古代思想家主張通過“尚中貴和”態度和行動達到“致中和”的目的與結果?！?〕《尚書》所言“四國之中”，即涵攝以“中”指代國家方位并表達治國理念的意圖?！爸小眱忍N的“大本”外化為“擇中建都”并凝集“國”的實體。

“國”體現華夏先民的國家理念?！皣钡脑跻饬x在于“方”，其本義含有放逐之意，顯現剔發披枷、流放邊塞、內外之別的意思。甲骨文有“多方”之稱?！皣焙髞韽纳檀摹盎颉毖葑兌鴣?，正是表意疆界的“口”與表意武器的“戈”引申出疆域和國家的觀念。相對于夏朝以前的中國歷史而論，綿延著早期城邦式的古國、距今5000 年前紅山文化為代表的邦國、距今4000 年前的方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認為，“與古國是原始的國家相比，方國已是比較成熟、比較發達、高級的國家，夏商周都是方國之君”〔3〕。相對于周朝“中國”而言，區域方位意義上有“四國”，包括東國、西國、南國、北國。著名思想史家侯外廬稱，“東南西北的‘國’底成立，顯然是城市的起源”〔4〕。據《尚書》等文獻考證與二里頭文化等考古發現，商代的許多方國城邑，與中央王朝保持著不同程度的聯系，如湖北黃陂盤龍城商城、山西垣曲商城、夏縣東下馮商城、河南焦作府城商城等。時空論域和宇宙視域的“國”，無疑蘊含著持中守本的根本理念，表達出威懾四方的未來愿景。

“中國”取義“天下之中”。述介夏商周歷史的《尚書》《竹書紀年》以及甲骨卜辭均未出現“中國”稱謂，但已有“天下之中”“四國之中”之意。譬如《尚書·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鄙檀暮蟮耐蹒茉诩坠俏闹幸嘤小爸型痢薄爸猩獭敝Q謂?！渡袝ぶ軙份d“小邦周”自稱“西土之人”，以致攻克“大邑商”，方借由祭器向上天與世人宣告“余其宅茲中國”。西周何尊銘文“宅茲中國”同時期的《尚書·梓材》中，亦有“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之說?！罢钡莫毺睾x在《釋名·釋宮室》即稱為“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這較之于《爾雅》的解釋“宅，居也”和《說文解字》的解釋“宅，所托也”更加翔實充分?！?〕《詩經》留存“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女炰烋于中國”“內壘于中國”“哀恫中國”諸多記述?！赌绿熳觽鳌吩醒?，“天子于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正所謂，“一個王朝的建都選在天下之中，宮廟在都城的中心，這都屬于禮制的內容”〔6〕。從“天下之中”形塑“中國”，內嵌著禮制的訴求?！吨芏Y》蓋有云，“其能改過，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從中體現出“以圜土聚教罷民”制度?！秶Z·越語》賦予“中國”以聰明睿智、萬物財用、賢圣、仁義、詩書禮樂、異敏技藝的文化內涵。朱熹所注《詩經·大雅》冠以“中國”為“京師”“諸夏之根本”。西周作為諸侯國政權核心，實為“天下共主”以“中國”“京師”架構的政治中心。

“中國”尚有民族意味的“華夏”稱謂。誰主中國沉浮，始于華夏先民族群的角逐和交融。中國擁有4000多年文明信史，《夏商周年表》記載了公元前2070 年至公元前1600 年夏王朝歷史?！瓣P于夏文化的上限，學術界主要有二里頭文化一期、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兩種意見?！薄?〕夏商周時期黃河流域的部族與羌、夷、戎、狄、苗雜居融合，塑造出古老“中國”版圖上的華夏族?！渡袝ぶ軙の涑伞肥状握撌觥叭A夏蠻貊，罔不率俾”。華夏指稱“夏”“華”“諸夏”等，可追溯至仰韶文化。美學名家陳望衡認為，仰韶文化可被稱之為文明前的“文明”，因其為華族奠定了基本性格，“仰韶文化的出現，實質是華族的開始”〔8〕?？脊沤缱C實整個黃河中游從甘肅省到河南省之間2000多年變遷的仰韶文化，是上古中國分布地域最廣的史前文化?！跋摹钡妹谙乃礉h水，“華”“夏”本義相同，較之于四方“夷蠻戎狄”，代指中國與中原?！耙摹迸c“夏”相對，正如《說文解字》說“東方之人也”?！抖Y記·王制》說：“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薄耙摹狈褐浮八姆街瘛?，《春秋穀梁傳集解》說：“四夷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總號也?！薄蹲髠鳌酚涊d孔子所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東漢經學家許慎編著的《說文解字》有云：“夏，中國之人也?！碧拼泴W家孔穎達注疏《春秋左傳正義》：“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薄叭A夏”意指衣冠華美而禮儀隆盛，既言表華夏文化影響的廣闊，也極富文明積淀的神韻。

“中”與“國”均包涵“天下”觀念。誰引天下潮流，盡顯中國的治理架構?！靶奚睚R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序列明顯在“治國”基礎上指向了“天下”的最高境界?！渡袝芳确Q道“天下之中”，也在“五子之歌”中感念大禹是“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9〕，表達出君主治理天下的意圖?！对娊洝分小疤煜掠^”的表述莫過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內嵌于四海歸一的治理結構?！独献印烦珜А笆ト藞桃粸樘煜率健钡膬r值理念?！肚f子》提出“和天下，澤及百姓”的治理構想?！吨芤住氛宫F極強的人文關懷，稱揚“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抖Y記》昌明“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的治理秩序?！爸袊庇^念延伸出“天下觀”，展現出“中華民族對生存世界的空間、秩序和意義世界的人的價值活動的看法和價值認同”〔10〕。其中至少包含了四種意義。一是方位空間的“天下”，仁和中正，無遠弗屆，凸顯“中國”的中心位置。二是統治區域的“天下”，民為邦本，為政以德，彰明“中國”的治國優勢。三是文明傳播的“天下”，革故鼎新，天人合一，展現“中國”的精神風骨。四是內外關系的“天下”，協和萬邦，親仁善鄰，顯現“中國”的宏闊格局。發端于此，“中國”與“天下”展現出一體同構、表里同一的歷史稟賦，涵養并塑造出中華文明器宇恢弘、環宇兼濟、兼容并包的獨特形態。

權以上文佐證，“中”為體而“國”為形的樣態可窺一斑。悉數“中”“國”“中國”“華夏”“天下”等關聯性概念及其蘊含的文明質素，既一脈相承又義理賡續，隱含著中華文明從未中斷、經久不息、代際相承的奧秘，展現出“國家是文明的產物，又是文明的載體”的意涵?！?1〕恰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理解的“中國”：“只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國家?！薄?2〕中國的唯一持久屬性歸正于文明，伴生于文明并展現文明的高度。倘若分而述之，“中國”呈現內在統合的價值序列，“中”的意涵奠定了“國”的根基，“國”的品格受之于“中”的熏染?！爸袊迸c“華夏”的本原意涵趨同，前者內嵌國家治理結構，后者表征文明禮儀之邦?！爸袊毙嗡懿⒀诱褂凇疤煜隆?，“天下”尤為突顯“中國”獨有的品貌。華夏先民的宇宙本體與家國情懷，體之于“中”、形之于“國”，兩者合二為一，成于“中國”風骨，顯于“華夏”文明，終以“天下”追懷。概言之，“中國—華夏—天下”的理論根脈生成并延展于“中”“國”的原初概念和表意系統，表征文明的歷史，延展文明的結構，塑造文明的骨骼，彰示文明的體魄。

二、文明形態的中國表達

中國觀念生成史蘊藏著獨特的文明史。文明的本性在于創造，中華文明不是“天外來客”，而是中華民族創造性實踐活動的產物。歷史沒有假設，文明無須裝飾。文明沒有“活化石”，只有歷史性遺存。泛文明界域的“考古中國”“鄉土中國”“舌尖中國”“學術中國”耳熟能詳，但凡有所指向則必然承載著中國的文明形態。中華民族賡續千年的創造性實踐遍布理論思維、社會制度、科學發明等眾多領域，最終沉淀為文明形態。

文明形態表征著社會歷史的進步意義。文明進步作為社會歷史興衰更替的動力源泉，既匯入歷時性的發展進程，也聚合為峰巒聳峙的不同文明形態。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認為，“蓋人之思想，皆受其物質的精神的環境之限制”進而闡明“作歷史的研究時，須注意于其時代之情勢及各方面之思想狀況”。文明進步在社會歷史進程中展現出熱人類未來發展的向度及其可能?！?3〕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轉述并認同海德格爾反思現代文明的觀點，“趨向開端卻總是意味著在追溯已走過的路時發現其他的、開放的可能性”〔14〕。文明形態演進的可能性不僅交集著歷史與現實、民族與國家等多重元素，經歷著和平與戰爭、穩定與動蕩、順利與曲折的多重變奏，而且提出了如何選擇文明道路、吸納文明要素、借鑒文明成果的問題。

社會歷史的描述大多選擇文明的維度。人類文明曾經星河燦爛，但絕大多數消逝在歷史的星空。文明形態均是從社會歷史的軀體中“脫胎”演化而來的。人類文明大抵經歷野蠻到文明、蒙昧到啟蒙、傳統到現代的歷程和狀態，但這畢竟依從于價值觀的簡單判斷，甚至帶有相對主義和二元論色調。人類及其實踐活動是文明的創造者，但也曾是文明的施暴者。頗具共識的是，因為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的大沖突和大融合，人類文明產生激變?！肮岸Ъo是古代文明從歷史舞臺上消失，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過渡時期?！薄?5〕古代文明諸如米諾斯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中國夏商文明等在古老而富饒的土地紛紛隕落，由此遺留古典文明的諸多策源地。興起后的第二代文明包含了希臘羅馬文明、波斯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國先秦文明。一如古代文明內“最初的中國”在覆蓋長江、黃河及遼河流域近300萬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展開，中國文明接續向外的擴張與交流過程，亦為人類文明呈現出“疇人子弟分散，或至諸夏，或至夷翟”“為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的絲路雛形。

“軸心時代”顯現人類文明萌發在時間與緯度區域上“不約而同”的特點。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所著《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界定的“軸心時代”〔16〕，綿延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間，主要囊括了北緯30度左右的中國先秦文明、古希臘文明、古印度文明等三大軸心文明，留有“終極關懷的覺醒”?！拜S心時代”結束了人類文明的非歷史狀態，特別是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戰國形成與古希臘文明雙峰并峙的文明樣態，可以說太平洋西岸中華文明與環地中海文明位居其中，聯通亞歐大陸兩端，開掘出東西方世界文明的源頭。

中華文明萌發之初表現出多元一體的顯著特征。所謂“多元”指向華夏各民族有其獨特歷史文化；所謂“一體”關涉中華民族共同體。1989年，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首次提出了“多元一體”概念?？脊艑W意義上的“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17〕雖有年代和地域差異，但彰顯出中華文明前的“文明”。中華文明歷經先秦早期文明、封建農耕文明、近代資本主義萌芽以及積貧積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直至抵達社會主義文明，實現了質的飛躍。就文明所處的歷史狀態而言，中華文明經歷了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長期碰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過渡、社會主義文明艱辛探索的不同模態。工業文明雖然仍處于中性化表達以及階段性劃分的模糊狀態，但終究難以遮蔽中華文明革故鼎新的步伐。

歷史形態彰顯中華文明樣態并呈現斷代研究特征。20 世紀90 年代，張岱年先生曾倡導“中華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綜合創新研究。所謂中華文明“三部曲”則把5000 多年歷史形態劃分為古代的六大原創文明之一、近代滯后發展狀態、現代復興的文明新形態。代表性的觀點見之王東教授依從歷史形態學的界分，主要涵蓋“公元前3000 年前后炎黃時期的中華文明起源形成時代”“公元前1000 年前后殷周時期中華文明的雛形時代”“公元前500年前后春秋戰國的子學時代”“公元1000 年前后宋代開創的理學時代”“公元1840年以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時代”“20 世紀中國文化現代化的綜合創新時代”〔18〕，進而預言中華文明的“第七個新時代、新形態”。藉以上述歷史周期和文明時代的劃分，能夠洞察中華文明的歷史變遷與中華文化的賡續發展。

中華文明生成史反映出中國封建社會漫長的文明演進過程。廣義上的封建社會來自馬克思恩格斯的界定，是指“普遍地存在著以勞動者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小生產”〔19〕，即以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為經濟基礎的社會形態。狹義上的封建社會，指西歐中世紀的國家結構，覆蓋9—15世紀西歐歷史。中國封建社會起始于戰國，歷經公元前475 年至公元1840 年，長達2300 多年。這種文明生成史還表現在整體性農耕文明滲入并改造游牧文明的歷史之中。一是秦王朝開啟了中華文明的大一統時代。秦代盡管從立國至覆滅區區15載，卻用銅戟鐵錘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展現出中華民族極具創造力的文化性格。二是漢唐成就了封建社會中華文明的“中興期”。東方文明與西域文明碰撞交融，世界四大古代文明通過“古絲綢之路”雙向流播，開疆拓土和兼容并蓄文化品格日益突顯。中華民族創造了享譽宇內的漢唐氣象和璀璨奪目的文明形態。三是宋元明時期造就了中華文明的“成熟期”。梁啟超從“道學”主張把“宋元明三朝總括為一個單位”〔20〕。政治經濟中心轉移促成社會變革與新秩序塑造，多民族政治分治既帶來沖突也促進文化交融，科學藝術發展凸顯文明生命力，儒釋道合流造就理學的皓首窮經。歷史的積淀為中華文明帶來“有容乃大”的氣派。四是清代表現出中華文明從頂峰向衰落的轉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格局最終確立，君主專制推向最高峰，對外交往卻由活躍走向閉關鎖國。八股取士和文化專制將思想囿于天朝上國的美夢之中，中華文明錯失發展契機乃至陷于停滯。

不妨佐以“發展中的經典與文明”觀念進行勘正。文明不可或缺文化體系支撐。中國封建社會文明伴生于封建制度興起、衰微乃至自救過程，先秦子學衍生出兩漢經學進而嬗變為宋明理學面孔。有研究者建議，當以“六經”“四書”暨中華釋老、理學傳統與西方文明體系做辯證性的研討，〔21〕從而熔鑄出中華文明新學理與文化體系。探究中國哲學視域內的中華文明，有賴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英國思想家羅素保持著探究中華文明的濃厚興趣。他在1922 年出版的《中國問題》中認為，“道教”“儒教”和“佛教”三種因素構成的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就是一種“和平主義”的文化?！?2〕然而，這樣的“和平文化”具有保守性和封閉性的特點，及至清代難以應對資本主義帶來的文化滲透和沖擊，終究難以支撐起號稱大清帝國的“跛足巨人”。

中華文明在近代蒙受了極為深重的災難。中華文明既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基本共識，但為什么又不是文明形態意義上的資本主義。針對此番歷史演進中的悖論，較為妥善的解釋屬于前現代化的命題。毫無疑問，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歷史、世界文明史肇始于近代資本主義。然而，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深刻闡明，“文明時代是在‘惡性循環’中運動，是在它不斷地重新制造出來而又無法克服的矛盾中運動”〔23〕。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揭示了世界歷史特性和發展圖景，洞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生產鏈條與生俱來的缺陷，進而以中國和印度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遭受史無前例的沖擊為證作出徹底說明。資本主義擴張并企圖顛覆中華文明在內的其他文明總是以掠奪與奴役作為基礎。施暴者的發跡史往往映襯出被施暴者的血淚史。

中華文明史上質的變革奏響了時代強音。認識并銜接兩個歷史時段尤為重要，這就使其大體上可以分為兩段：新中國誕生至20 世紀70 年代建立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基礎之上的文明狀態，以及改革開放以來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文明形態。中華文明掘進文明結構、文明進程乃至文明形態的新貢獻由此開篇。中華文明的質的變革恰恰比現在自我堅守和自我更新所煥發的新生機?？v觀古今，當本土文明蒙受外來文明沖擊之時，前者往往奮力抵抗、殊死搏斗，其結果或為短暫贏得勝利、或被歷史所湮滅。中華文明頑強的韌性與自我更新的特性使其在堅守自己的文明火種之時敢于刮骨療毒，賡續血脈并實現自身質變。中華文明作為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唯一數千年綿延生息、傳承至今的文明，為人類文明貢獻出中國智慧和中國經驗，迎來了社會主義文明的歷史性蝶變。

人類文明新形態本質上歸屬社會主義文明范疇。為何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人類文明新形態”〔24〕的重大論斷，關鍵在于其中蘊藉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孜孜以求的價值追尋、精神塑造和倫理訴求。社會主義發展體現出階段性和連續性的統一，而在其發展境界上則留有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席次。社會主義文明形態的價值訴求與當代中國的發展愿景，構成相互確證和辯證統一的關系，由此展現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體貌特征。社會主義文明的崛起與中華文明的延續相統一，前者蘊涵解構資本主義文明的內生要求，后者容納前者的價值內核。中國道路與人類文明新形態，表征著現代文明向文明新形態躍遷，表征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遷移，展現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圖景。

三、人類文明新形態緣起

人類文明史的賡續發展，絕不拘泥于西方史的既有程式。當宏闊博大的空間和深邃悠遠的時間促使中華文明充分“裂變”“沖擊”“涅槃”之時，人類文明在當代中國煥發出旺盛生命力。理解把握這道命題的關鍵恰恰在于，人類文明新形態貫穿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核心命題，尤為凸顯當代中國與當今世界關系的新走向，耦合了社會主義文明和中華文明，標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世界文明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當今世界面臨兩種社會制度、兩種文明形態共存的現實境遇。人類社會處于社會主義文明與資本主義文明相互并存和競爭的時代。令人慨嘆但不容忽視的是，人類選擇什么樣的文明形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文明道路，個人選擇什么樣的文明生活方式，共同締結為當今世界發展的根本性、基礎性命題。社會主義運動尤其是新型社會制度的實現形式，顯然突破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設想。經濟文化比較落后國家首先跨越了“卡夫丁峽谷”，但也無法回避來自資本主義文明的挑戰。為何社會主義內部會滋生出“膜拜”資本主義文明的暗流，為何存在倒向西方文明的種種論調，使得“文明危機”總是在不經意之間不期而遇。除此之外，資本主義文明長期鼓噪“自由市場萬能論”“普世價值論”，給人類生存發展帶來了什么呢？難道只是頻繁的社會沖突、殘酷的地區戰亂、頻發的生態災難？資本主義文明危機裹挾著全球性經濟危機、逆全球化思潮、地緣沖突。

理解把握這道命題的關鍵恰恰在于，形成人類文明新形態貫穿著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核心命題，凸顯了當代中國與當今世界關系的新走向。文明史絕不等同于西方史，人類文明在當代中國更顯生命力。文明更為貼合并屬于“中國式”命題，是經由探索中華文明生成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內生動力之時，以異質性的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范等為參照，更好回答文明從何而來、將往何處去的發展問題。人類文明形態之“新”亦在于其交融并覆蓋著文明形態的新高度、人類文明發展的新境界、人類未來社會的新擘畫，展現出極具方向性與原則性、動態性和平衡性、主體性與創造性、包容性和開放性的發展特質。人類文明新形態無疑是社會歷史歷時性與共時性協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人類文明新形態彰顯人類文明的內在規定性。它聚合于人類文明發展進程并標定其高度，反映了人類文明的方向性與原則性要求。文明新形態取代既有文明形態，受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運動持久作用，表現為社會歷史運動的結果。郭建寧等研究者認為，“社會主義文明是迄今為止最先進的文明形態”，其原因在于“以最廣大勞動人民為服務對象，以最終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最高價值目標”〔2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也是人類文明史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人類文明的新創造新成果。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性質決定于當代中國社會性質，當代中國社會性質反映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謝俊春教授認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人類歷史上新的、更高類型的文明形態”〔26〕。經由“文明形態—中國國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邏輯架構，展示出人類社會的未來走向乃至實踐探索的可能性空間。人類文明新形態顯現出務本開新、推陳出新的特質。

其次，人類文明新形態彰顯人類文明的整體協調性，具體表現為人類文明的有機構成及其考量區間，盡顯人類文明的動態性和平衡性訴求。社會主義締造新型人類文明并推動文明實踐進程。馬克思和恩格斯贊同并吸納了摩爾根關于政治社會是創立人類文明根基的基本觀點。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強調，“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進而提出，“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理智和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27〕。人類文明新形態被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注解，必然耦合為中國式現代的本質要求。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優勢同樣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優勢所在。郝永平等教授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人類文明的嶄新形態”〔28〕。人類文明新形態蘊含著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及其協調發展的圖譜。繁復的文明新形態圖譜成為了物質文明的保障、政治文明的導向、精神文明的思維向度、社會文明的普遍狀態、生態文明的價值基準。特定社會歷史時期的文明形態受到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決定性影響，也受到人口、環境以及地域和氣候等因素的熏染。因由事物發展普遍聯系與相互促進，人類文明新形態展現出動態躍升、平衡發展的特征。

再次，人類文明新形態關聯人類文明的外在多樣性。它呈現出人類文明的發展樣式及其現實水平，反映出人類文明的主體性與創造性能效。文明形態及其系統化塑造，遵循著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也反映出特定國家和民族自身發展的特殊規律。王東教授認為，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有厚積薄發的后發優勢，“典型特征是大器晚成”〔29〕。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明形態，也是中華文明的嶄新形態。王莉等研究者認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致力于超越資本主義文明，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30〕。其原因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昭示著人類迎來了步入全面現代化的新型方案，擁有了掙脫西方文明話語束縛的可能。人類文明形態作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結合體，不是思維觀念的臆造物，而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生成物。人類文明新形態是社會歷史不斷生成、創造、迭代的結果，也是社會主義賡續發展乃至創新超越的結果。人類文明多樣性是當今世界最為顯著的特征。如何正確看待文明的多樣性，突破文明的差異性困境，看似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答題”，實則是文明再造的“選擇題”。人類文明新形態塑造意味著人類飽受現代性困擾的稀釋和消解。人類文明新形態抑或成為現代性思維重構的契機或現代性命題重塑的機緣。要把握社會歷史發展及其現實可能樣態，就必須明確人類文明新形態代際相承、賡續推進的特點。

最后，人類文明新形態關涉人類文明的未來前瞻性。它蘊含著人類文明的價值追求及其實踐指向，反映出人類文明包容性和開放性基調。社會主義文明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無疑是理論的重大發現。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曾經坦言：“廣東二十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薄?1〕這一重要論斷指明了中國特定區域實現文明超越的方向，也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現實可能性。人類文明多樣性的背后是文明的互補性。文明多樣性存在從不缺席碰撞和交融其他文明樣態，這種交替進行并呈現上升態勢的文明概貌，也許正是人類社會從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逐步演進的規律使然。方世南就其本質作出說明，“多樣性文明的存在是人類社會的特質和客觀規律，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和必然結果，也是人類卓越的創造精神的體現，更是人類社會展示出蓬勃發展生機的活力源泉”〔32〕。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無疑是以遵循人類文明多樣性為基礎，顯揚社會主義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趨勢。根據社會歷史發展機制機理與時代境遇，人類文明新形態內蘊著經驗創造、示范引領的特色。

綜上所述，既往文明的離場與新型文明的出場交錯起落，新型社會必然展露出新的文明形態。社會主義屬于社會歷史進程中人類文明的高級形態。社會主義既是社會形態，也是嶄新的文明形態，其本質代表著人類未來和文明進步方向。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就曾在《論中國》開篇談及中國的獨特性，“中華文明的一個特點是，它似乎沒有起點。中華文明不是作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作為一種永恒的自然現象在歷史上出現”〔33〕。當代中國自當確證人類文明圖譜內必然有中華文明“泱泱大國”“禮儀之邦”“文化淵藪”的一席之地。

于今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明向度及其在世界文明體系中所處位置，可以概括為“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具有開創性意義的理論體系。但更迫切需要理論界結合中國發展實際作出科學的而不是自詡的、宏闊的而不是狹隘的、普遍認同的而不是區域局限的整體性建構。畢竟唯有解碼中華文明發展“多元一體”的流轉脈絡，追尋家國一體的形成過程，推動文化主體性重塑，人類文明新形態方可在歷史與現實交織中達至“宅茲中國”。亦如孫正聿等學者所倡議的，“深入研究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如何在對現代性的反思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中實現哲學理念創新，如何以哲學理念創新推動人類文明形態變革”〔34〕，進而形成創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哲學理念。有鑒于此，闡證人類文明新形態理所應當成為理論界的使命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