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服務化的中國先進制造業如何實現全球價值鏈升級

綦良群，王曦研，劉晶磊

(哈爾濱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

0 引言

在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程度不斷加深的背景下，中國作為國際制造基地，受到部分發達國家的控制與打壓，這與中國采取加工制造、代工生產等附加值較低方式嵌入全球價值鏈(GVC)有很大關系。雖然近年來，中國通信設備制造業、電子機械制造業、計算機通信制造業等先進制造行業在國際競爭中取得成績，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上升，但整體仍難徹底擺脫GVC低端嵌入的尷尬局面。近年來中美貿易關系日益緊張，同時 “逆全球化”思潮加劇，但其本質是部分發達國家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緩解國內壓力、遏制發展中國家話語權而采取的手段，全球化仍是大勢所趨。在國內外環境發生顯著變化的大背景下，中國提出構建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要求中國先進制造業打破被動參與、低端嵌入的現狀，利用好國內市場優勢，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向GVC中高端邁進，更好地參與全球資源配置。

服務化作為近幾年中國政府所鼓勵的先進制造業轉型方向，得到《中國制造2025》《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十四五”規劃等政策的大力支持。在大量服務化相關研究中，部分研究關注服務化致使價值增值方式改變。一致性的觀點在于，服務化的用戶導向特征使用戶 (客戶)作為制造企業價值網絡的一部分，通過資源拼湊[1]、價值共創[2]等方式廣泛參與到制造企業價值創造過程中。這說明服務化在遵循用戶導向的同時，外部用戶 (客戶)資源的參與及利用也能反向推動制造企業創新價值創造方式，由僅依靠產品價值增值拓展為依靠服務、平臺和服務生態網絡等共同帶來的價值增值[3]。還有部分研究側重于服務化與制造企業績效的關系，大多數研究證實了服務化對績效的作用或直接提升[4]，或呈U形關系[5]。但仍有部分研究認為，由于企業所處環境、所擁有資源、自身能力以及所提供產品和服務等因素的不同[6]，服務化與制造企業績效之間呈 “馬鞍形”曲線關系[7]，甚至直接陷入 “服務化困境”。

服務化潛在的優缺點以及先進制造業GVC升級的必要性使得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業GVC升級成為一個復雜的、必須綜合權衡多方面影響因素的決策。目前相關探索性研究不多，通常在確認了服務化與先進制造業的匹配關系后[7]，證實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業發展能夠依據價值多環流協同驅動中國先進制造業發展[8]，對內有利于形成經濟增長新動能，對外能夠促進其GVC升級[9]。但已有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只揭示了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業 “為什么”能夠實現GVC升級，即從整體上論證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業GVC升級的可行性。一個被忽視的問題是，服務化并不是我國率先提出的，且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業發展也不是我國獨有的選擇。在世界各國都紛紛依據本國國情調整其先進制造業發展戰略的前提下，具有外來者劣勢、后發者劣勢和來源國劣勢的中國先進制造業[10]，憑什么能夠依靠服務化在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

實際上，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業最終能夠實現GVC升級是每一個先進制造企業個體共同作用的結果，對于先進制造企業個體而言，究竟應該 “怎么做”，需要綜合權衡不同層面、不同主體等多方面影響因素[11]，現有研究無法給予理論支持與解釋。因此，本文將研究視角從 “為什么”轉向 “怎么做”，不僅能夠為中國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發展提供方案，還能為基于服務化的中國先進制造業整體GVC升級提供理論支持。

1 研究框架和文獻回顧

胡查平等[12]的研究構建了制造企業服務化戰略轉型升級路徑的理論模型，指出制造企業服務化轉型升級的關鍵在于其核心能力的提升，認為其核心能力遵循著 “核心產品低成本制造—專業服務能力培育—集成解決方案提供”的演化過程。通過梳理發現，其核心能力可以分解為核心技術水平、成本控制能力、供應網絡集中度、客戶網絡集中度、資源獲取能力以及集成服務能力6個維度。此外，通過對制造企業服務化及轉型升級等文獻梳理發現，已有研究涉及的影響因素大多包含于這6個維度中，體現出這一理論框架具有權威性與認可度，以下文獻回顧將從這6個方面展開。

1.1 核心技術水平

現有研究[13]認為，核心技術水平可分解為功能型核心技術、性能型核心技術以及可靠型核心技術，分別物化于原理、早期產品以及成熟產品中。而核心技術的空心化一直是制約中國先進制造業GVC升級的瓶頸。胡登峰等[14]的研究指出，核心技術突破是發展中國家新型企業實現GVC領先的重要路徑之一。對于開展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而言，一方面，核心技術水平表現為企業所提供產品中所蘊含的核心技術，通常而言，產品的核心技術水平越高，在行業內的領先地位越明顯；另一方面，核心技術水平包含于先進制造企業所提供的拓展服務中，拓展服務開展所需要的核心技術水平越高，越能夠規避服務同質化、競爭力不強等問題[15]。由此可見，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核心技術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在復雜環境中發現機會，創造自身的競爭優勢。

1.2 成本控制能力

成本控制是先進制造企業利用服務化在GVC上攀升的重要管理行為，其目的是為了預防先進制造企業在服務化的過程中，因為資源與重心過度傾斜而導致的服務化失敗。成本控制能力對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GVC升級而言，其影響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對于開展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而言，服務業務的開發成本以及與各種服務提供商開展合作的成本無疑是影響服務化戰略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特別是處于服務化初期的先進制造企業，內部資源配置出現大幅變動極易導致企業的成本攀升[16]。當先進制造企業所提供的服務較為低端時，自身產品與服務的聯系不強，這導致開展服務的成本與所獲收益不成比例。但當企業具備開展高端服務的能力時，服務業務越密集、越具體，對應的業務成本以及潛在的協作成本就越高。另一方面，成本對于中國企業GVC升級而言也會產生直接影響。程晨等[17]的研究指出，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能夠倒逼企業轉型升級。通過上述分析發現，無論是針對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發展還是先進制造企業GVC升級，成本因素都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作用，因此成本控制能力與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GVC升級之間的關系需要進一步探索。

1.3 供應網絡集中度

供應網絡是由自主程度不同、業務不同的實體企業構成的網絡，實體之間互為上下游企業。先進制造企業供應網絡集中度是指先進制造業上下游企業之間緊密聯系的程度，通常而言上下游企業之間關系越緊密、合作越頻繁，供應網絡集中度就越高。關于供應關系與企業行為的研究，通常存在著競爭與合作兩種觀點。競爭觀點認為，供應商與企業的目標并不一致，實力高的一方很可能會向弱勢一方提出損害其利益的要求[18]。合作觀點則認為，良好穩定的合作關系有利于雙方資源互補及信息共享[19]。然而，這種兩極化的爭論在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中似乎出現了緩和。在服務網絡中，價值是由供應商、原始設備制造商 (OEM)、第三方服務提供商和客戶等不同參與者共同創造的[20]，每個參與者都為提供的服務作出貢獻[21]。因此，先進制造企業服務化的開展是由多個服務供應商支持的復雜過程[22]，此時供應商與先進制造企業的目標是相同的。但一個易被忽視的問題是，服務化的開展需要協調制造系統、維護系統、備件供應系統、物流系統等各方面供應商共同創造價值[23]。那么，是否不同供應商之間的關系越牢固、供應網絡越集中，則越有可能使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獲得更大的利益？這一問題尚未有研究進行解釋。

1.4 客戶網絡集中度

與供應網絡集中度相似，客戶網絡集中度指的是，存在著與先進制造企業合作關系固定、供需關系基本能夠達到平衡的客戶群體，這一群體所占比例越大，客戶網絡越集中。毋庸置疑，對于任何企業而言客戶都是極其重要的利益相關者。吳芳等[24]的研究指出，企業客戶網絡集中度越強，資源配置的調整幅度越大，并且在環境動態性較強的情況下，客戶集中度還能夠進一步影響企業戰略變革。前文已經指出，服務化所帶來的一個顯著的變化是，先進制造企業能夠將供應商與客戶納入到 “價值創造網絡”中，這使得客戶由原來的 “價值被動接收主體”轉變為 “價值主動創造主體”，甚至能夠通過信息與知識分享等渠道，在價值網絡中取得一定的話語權與決策權[25]。由此可見，對于自身資源不足的先進制造企業而言，若想實現GVC升級必須獲取相應的資源以應對市場競爭?？蛻粜枨蟮牟粩嗵岢雠c被滿足也恰好為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GVC升級提供了獨一無二的競爭優勢。在此情況下，優質客戶的集中度越高，越有可能在價值共創網絡中發揮規模效應，成為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業在GVC升級過程中的信息、知識與技術的蓄水池。

1.5 資源獲取能力

資源獲取能力主要是先進制造企業在自身資源不足時，通過交換、合作等形式，通過第三方進行資源補充的行為。就實際情況而言，大部分先進制造企業自有的知識儲備與創新經驗無法支撐其順利開展服務化。資源依賴理論指出，幾乎不存在能通過自給自足所有資源實現自身發展的組織，只有與其他組織實現資源互通、吸收和利用才能實現長足發展[26]。典型例子是，艾默生在進軍中國市場時，通過收購安圣電器獲得了中國電氣市場成熟的分銷渠道，在此基礎上為客戶提供售前展示、產品安裝、維保等創新服務，年績效獲得近30%的增長。由此可見，通過外部資源獲取，能夠幫助企業利用外部知識與技術彌補自身短板、拓展可能的機會領域、克服 “能力陷阱”，從而為企業帶來預期外的創新回報[27]。對于大多數先進制造企業而言，內部支持服務化發展的資源不足時，通過外部獲取的形式獲得所需或先進的技術無疑是成本最小、效率最高的選擇之一，并且企業還能夠利用這一形式與提供此類服務的供應商建立密切的合作關系，有利于企業提高服務化績效，有利于其GVC升級[28]。

1.6 集成服務能力

集成服務能力是制造企業立足于客戶競爭力提升的視角而開發出的服務能力，具體表現在能夠為客戶提供貫穿于產品整個生命周期的系統服務。研究[29]指出，相較于一些單一的產品附加服務，工業客戶的需求呈現出向整體解決方案方向發展的趨勢。對于具備一定集成服務能力的先進制造企業，其所提供的產品往往作為向客戶傳遞功能與效果的載體而存在[30]，其主要價值來源是在產品基礎上衍生出的各類服務，針對客戶的個性化需求，先進制造企業還能夠提供有重點的、差異化的集成服務方案。在這一過程中，先進制造企業有機會不斷涉足與產品相關的新興服務行業，相對于拓展產品業務范圍，依據主營產品生命周期拓展配套服務范圍無疑是更加具有性價比的選擇。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具備集成服務能力的先進制造企業在服務化戰略的指導下，更容易在節約不必要成本的同時獲得更加穩定的價值來源，對GVC升級有積極作用。

總之，學者基于上述視角已開展了相關有價值的研究，但研究多從單一視角展開，專注于個體因素可能對服務化或 (先進)制造業GVC升級產生的影響?；诜栈南冗M制造業GVC升級是一個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確定性問題，但核心技術水平、成本控制能力、供應網絡集中度、客戶網絡集中度、資源獲取能力以及集成服務能力這6個因素究竟如何共同作用從而影響結果是一個開放性問題，鮮有研究關注多個因素疊加可能產生的綜合影響。因此，針對上述問題，本文運用fsQCA方法，探索上述6個因素之間可能產生的聯合效應，研究思路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思路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設計

本文使用fsQCA方法檢驗核心技術水平、成本控制能力、供應網絡集中度、客戶網絡集中度、資源獲取能力、集成服務能力6個影響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及其互動關系。fsQCA方法認為，復雜問題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強調特定要素之間的組合即條件組態的作用機制，注重多因素之間的邏輯關系而非相關關系。此外，相較于csQCA (清晰定性比較分析)與mvQCA (多值定性比較分析)，fsQCA方法的適用范圍更大，并且可將分析數據置于[0，1]，避免二極化賦值帶來的絕對性，對于采用面板數據進行測量的情況而言更符合實際。本文所采用的數據均來自于面板數據且為連續變量，故fsQCA方法能夠為解釋服務化的先進制造業GVC升級過程中，先進制造企業個體應該 “怎么做”的問題提供有力工具。

2.2 樣本與數據

為了使樣本數據能夠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出先進制造企業是基于服務化手段實現GVC升級，在研究樣本的選擇上必須滿足以下條件：①樣本均為隸屬于我國先進制造業行業的企業；②目標樣本必須能夠為客戶提供與自身經營產品相關的服務產品；③樣本企業必須涉及跨國業務，存在與海外市場的交易。

本文采用來自CSMAR數據庫2018年12月至2020年12月的數據。根據上述條件，首先，在數據庫中選擇隸屬行業為醫藥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汽車制造業，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7個行業的A股上市企業為原始樣本，此步驟共篩選出1474個企業。其次，通過查看企業業務范圍，并通過企業官網等渠道進行印證，確認目標樣本已經開展與自身經營產品相關的服務化，經此步驟篩選，樣本數減少為486個。再次，查詢各樣本企業的海外業務收入進行第3次篩選，判斷其是否存在海外市場交易，經此步驟，樣本數減少為153個。最后，為了避免結果的不準確性，剔除開展服務化不滿2年的樣本以及剔除影響因素相關數據缺失或存在顯著不準確性的樣本，最終剩下74個中國先進制造企業作為研究樣本。

2.3 變量測量與校準

本文的結果變量為先進制造企業是否基于服務化實現GVC升級。從GVC的價值創造與分配視角看，在GVC上具有較高話語權的企業，價值創造與價值攫取的能力同樣較強[31]，GVC升級的一個表現是在國際競爭中能夠獲取持續收益。因此，為了衡量這一結果變量，本文以樣本企業近3年海外業務收入率為指標，若3年內海外業務收入率持續上升，則記為1，非持續上升記為0.5，若3年內海外業務收入持續下降則記為0。

本文的條件變量有如下6個。

(1)核心技術水平。由于核心技術水平較高的企業，其研發投入在未來是會產生盈利的。因此，選擇CSMAR數據庫中研發投入資本化占研發投入的比例這一指標衡量核心技術水平。先進制造企業核心技術水平越高，就越具備實現GVC升級的條件。因此，將95%分位數值作為完全隸屬的閾值，50%為交叉點，5%為完全不隸屬的閾值。

(2)成本控制能力。成本與利潤直接相關，因此成本控制問題對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系[32]。借鑒崔曉楊等[33]的研究，用企業營業毛利率表示成本控制能力。對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而言，成本控制能力越強，機會成本越小。因此，將95%分位數值作為完全隸屬的閾值，50%為交叉點，5%為完全不隸屬的閾值。

(3)供應網絡集中度。對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而言，與高質量、高水平的上游供應商建立穩定的聯系有利于發揮服務化的優勢。參考黃千員等[34]的研究，選擇前五大供應商采購額與全年采購額的比例為衡量供應網絡集中度的指標。同樣將95%分位數值作為完全隸屬的閾值，50%為交叉點，5%為完全不隸屬的閾值。

(4)客戶網絡集中度。借鑒吳祖光等[35]的研究，選擇前五大客戶銷售額與企業銷售總額的比例表示客戶網絡集中度。但與供應網絡集中度不同的是，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客戶集中度越高，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可能就越差，但客戶集中度越低，則表示企業缺少核心客戶，同樣不利于服務化的開展。因此，在數據處理上，取所有樣本數據與50%差值的絕對值，絕對值越小，表示客戶網絡集中度越處于合理的范圍。在此基礎上，將5%分位數值作為完全隸屬的閾值，50%為交叉點，95%為完全不隸屬的閾值。

(5)資源獲取能力?；诜栈南冗M制造企業獲取的外部資源中，通常較為有效、便捷的資源是利用高管的人脈關系。因此，本文選擇樣本企業的高管兼任數量作為衡量資源獲取能力的指標。同樣將95%分位數值作為完全隸屬的閾值，50%為交叉點，5%為完全不隸屬的閾值。

(6)集成服務能力。就數據而言，目前還未有能夠直接衡量先進制造企業集成服務能力的指標。因此，本文在對目標樣本業務范圍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對樣本企業官網進行查詢，統計樣本企業針對同一產品，圍繞其生命周期開展相關服務的數量，將95%分位數值作為完全隸屬的閾值，50%為交叉點，5%為完全不隸屬的閾值。

3 研究結果

3.1 單變量的必要性分析

對于單變量進行必要性分析是fsQCA的先行步驟，其目的是為了檢驗某個變量及其非集是否為導致結果出現的必要條件。通常而言，一致性水平高于0.9則可判定為必要條件。必要性分析的檢驗結果見表1。從表1可以看出，并不存在一致性水平高于0.9的變量，因此可視為不存在導致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GVC升級的必要條件。

表1 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GVC升級必要條件分析

3.2 前因變量的組態分析

組態分析的目的是解釋不同變量的組合導致結果產生的充分性。本文在運用 fsQCA3.0對真值表進行數據處理的過程中，為降低潛在的矛盾組態以及避免可能存在的同時子集關系，在頻數閾值的確定上，將本文的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76，頻數閾值設定為1。遵循已有研究，在fsQCA軟件所輸出的復雜解、中間解與簡約解中匯報中間解[36]。6個變量對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GVC升級的組態分析結果見表2。表2呈現出3種組態，表示有3種充分條件組合能夠使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實現GVC升級，其中一致性水平以及總體解的一致性水平均在0.75以上。

表2 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GVC升級實現組態

在組態1中，資源獲取能力與集成服務能力為核心條件，成本控制能力、供應網絡集中度的缺席為輔助條件，核心技術水平與客戶網絡集中度的作用無關緊要。該組態的一致性約為0.76，原始覆蓋度約為0.21，唯一覆蓋度約0.15，這說明約21%的案例能夠被該組態解釋，但其中約15%的案例 (約11個樣本)只能被該組態解釋。

在組態2中，客戶網絡集中度為核心條件，核心技術水平、成本控制能力、供應網絡集中度以及集成服務能力為輔助條件，但資源獲取能力在該組態中可有可無。該組態的一致性約為0.82，原始覆蓋度約為0.22，這表示約22%的案例能夠被該組態解釋，且唯一覆蓋度約0.07，這表示約7%的案例 (約5個樣本)只能通過該組態被解釋。

在組態3中，供應網絡集中度與客戶網絡集中度為核心條件，核心技術水平、資源獲取能力、集成服務能力以及成本控制能力的缺席為輔助條件。該組態的一致性約為0.82，原始覆蓋度約為0.34，唯一覆蓋度約0.16，這說明約34%的案例能夠被該組態解釋，但其中約16%的案例 (約11個樣本)只能被該組態解釋。

通過對比以上3種組態可以發現，3種組態之間既有相同之處，也存在著顯著的異質性。相同之處在于，集成服務能力這一變量或前因條件在所有組態中或多或少都發揮了作用，這也印證了前文所指出的，服務化戰略是以客戶需求為基礎的，且客戶需求逐漸呈現出由單獨的配套服務向集成服務轉變的趨勢，因此集成服務能力在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GVC升級過程中是需要重點關注與考量的因素。而3種組態的異質性體現在，其所需要的核心條件與輔助條件完全不同，即使組態2與組態3的核心條件都包含客戶網絡集中度，但通過對比分析發現，對先進制造企業而言，在供應網絡集中度并不能構成顯著優勢的條件下，基于服務化實現GVC升級則需要具備一定成本控制能力，以盡量避免在客戶日益增長的需求下只專注于發展服務化廣度導致整體研發或經營成本過高，甚至陷入 “服務化困境”。

4 理論解釋

根據上述組態所包含的核心條件及其邏輯，本文歸納出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業GVC升級的3條路徑：基于資源攫取的 “服務集成式”升級、基于價值共創的 “需求導向式”升級和基于供應鏈整合的 “網絡協同式”升級。其中，基于資源攫取的 “服務集成式”升級體現了部分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在GVC升級過程中更注重尋求機會市場，對客戶的集成服務需求能進行快速反應，進而在同一產品的生命周期內獲取更多的服務增加值?；趦r值共創的 “需求導向式”升級偏重于持續地從價值共創網絡中發現市場機會，通過不斷滿足目標客戶的需求，完善產品服務質量，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發展出獨特優勢。相較之下，基于供應鏈整合的 “網絡協同式”升級打通了組織間的壁壘，注重自身與供應商及客戶的互動，三者之間超越了合作伙伴關系，成為利益共同體。

4.1 基于資源攫取的 “服務集成式”升級

服務化戰略的實施要求先進制造企業基于自身所提供的產品為客戶提供整個產品生命周期的拓展服務，對于尚未形成優質、穩定的服務供應網絡的先進制造企業而言，通過獲取外部資源強化既有服務能力或補充自身短板是最便捷的方式之一。一方面，在生產性服務業不斷壯大的當下，規模效應逐漸形成，生產性服務業作為在信息技術浪潮中獲益最大的產業之一，與制造業間的耦合是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外部因素，并且生產性服務要素的集聚能夠進一步加強這種內在聯系[37]。相較于先進制造企業自身投入大量資源涉足服務領域，合理獲取與利用外部成熟的服務資源有助于提升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另一方面，先進制造企業通常采用并購或聯合建立實驗室等方式獲取外部資源，為了最大程度上控制可能存在的風險、避免企業內部資源過度傾斜等，需要企業具備相應的成本控制能力。在先進制造企業建立了獲取外部資源的渠道后，通過整合所獲取的外部資源，圍繞產品的研發設計、生產、售后以及回收等價值環節，拓展包含信息管理、物流管理、定制化設計、個性化營銷方案、故障監測、零部件回收、核心部件再循環等服務環節在內的服務集成系統，由此實現GVC升級。

支持這一理論解釋的典型案例是三一集團。三一集團是中國首家 “破千億”的工程機械企業，其主營業務包括建筑工程機械、起重機械、通用設備及機電設備、金屬制品及配套服務等，屬于傳統的、典型的先進制造企業。三一集團專注于商業版圖的拓展，2006年在印度投建海外工廠，2012年通過并購德國的工業巨頭Putzmeist獲取了在國際市場開展經營的寶貴經驗，并通過與其研發合作在數字化服務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豐碩成果。此外，三一集團與沃爾沃卡車合作近20年，為客戶打造了成熟、專業的消防車底盤解決方案。2022年，三一集團為開發動力電池回收服務，與巴特瑞科技達成戰略合作。通過合理獲取與利用外部成熟的服務資源，服務已成為三一集團的核心競爭力，部分主營業務已能夠為客戶提供集成解決方案，例如智慧風場開發整體解決方案、風電智能運維整體解決方案等，在行業里居于領先。由此可知，三一集團憑借強大的資源獲取能力與集成服務能力躋身于行業GVC的頂端。

4.2 基于價值共創的 “需求導向式”升級

服務化使先進制造業的生產活動以產品與生產為中心轉向以客戶為中心。Glynn等[38]指出，服務所具有的無形性、不可分割性以及異質性特征迫使企業關注與服務接收方的相互作用及關系。這表明隨著服務化的發展，先進制造業的生產活動正呈現出由客戶為中心向著以 “客戶關系”為中心轉變的趨勢[39]。先進制造企業與客戶之間價值共創的默契度越強，先進制造企業把握客戶既有需求與開發潛在需求的成功率越高，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客戶對于先進制造企業的了解在這一過程中同樣逐漸加深。由此不難推斷出一種情況，即當客戶認為難以在二者不斷的迭代學習與價值交換過程中獲取新的價值，或認為先進制造企業可能在未來存在經營風險時與其終止合作關系，這顯然不利于先進制造企業實現GVC升級。因此，遵循基于價值共創的 “需求導向式”升級的先進制造企業需要提升核心技術水平并加強其成本控制能力，同時通過維護與供應商之間的關系、積極開發系統集成服務等方式，確保與客戶之間進行價值共創的穩定性，最終實現GVC升級。

在這一路徑下，杭州制氧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 “杭氧”)是當前世界一流的空分設備供應商。期初，杭氧只提供空分設備安裝和相關零部件供應。隨著服務業務的開展，杭氧逐漸將業務范圍擴大到設備監控、售后維護等。此時，杭氧定位由設備制造商向服務提供商轉變。杭氧采取的定制化、一體化服務等形式大大增加了與客戶交流的頻率，在這一知識、信息交換的過程中，杭氧較明確地識別出客戶的潛在需求。在利益驅動下，杭氧通過與客戶之間的迭代學習滿足客戶的潛在需求并創造新的增值點，實現了與客戶的價值共創，最大限度地提供相應服務。具體表現在于，隨著客戶需求的細分，杭氧敏銳地涉足 “氣體供應”領域，并通過與客戶的互動開發出管道供氣、無人值守的現場制氣、大宗液體、小儲寶、包裝氣以及特種氣體等服務模式，由單純的空分設備供應商徹底轉變為提供氣體的設備供應商。

4.3 基于供應鏈整合的 “網絡協同式”升級

供應鏈整合是涉及上游供應商、企業、下游客戶3個維度的整合，結合上文分析可知，基于供應鏈整合的 “網絡協同式”升級是在先進制造企業與客戶進行價值共創的基礎上，將上游供應商納入關系網絡中，通過三者之間的有機作用優化先進制造企業服務產品的提供流程、降低供應鏈中的信息不確定性、提升產品與其附加服務的柔性。供應鏈整合不僅能夠優化生產流程，還能夠改善企業與客戶之間的關系，對于企業績效有積極影響，通過促進供應商、先進制造企業、客戶三者協同運作強化三方之間的信任程度，使得個體所掌握的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得以共享，供應鏈內部得以形成知識螺旋。這意味著，在其他先進制造企業以個體形式或與客戶形成價值共創的形式參與國際競爭時，供應鏈整合下的先進制造企業以網絡協同的形式參與同一層面的競爭，這無疑大大強化了其競爭資本。當然，先進制造企業也需要在供應鏈中保持核心技術水平，并通過積極獲取外部資源、開發集成服務能力等方式維持自身在網絡中的地位，進而實現GVC升級。

支持這一理論解釋的典型案例是大連華銳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 “大連重工”)。大連重工主要為冶金、港口、能源、礦山、工程、交通、航空航天、造船、環保等國民經濟基礎產業提供大型高端裝備和全生命周期智能服務解決方案。大連重工擁有6個研制基地，不僅包含先進裝備的研發、制造與加工，還包含與之配套的零部件、核心部件、高端鑄件制造基地，業務范圍涉及部件制造與備件、維修技改、檢測檢驗等，形成較為完整的供應鏈關系。這就保障了大連重工在進軍國際市場時，盡可能地避免因生產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從而確保交貨的穩定性。此外，大連重工著眼于培育 “戰略顧客”，在國內拓展了鞍鋼集團等9家戰略合作伙伴并與之進行信息共享，在國外市場則通過 “借船出?！狈绞?，與澳洲、印度、孟加拉等客戶簽訂長期服務協議，進一步完善大連重工研發、制造、銷售及服務的國際化產業鏈，實現基于供應鏈整合的 “網絡協同式”升級。

5 研究結論與啟示

5.1 研究結論

近年來，我國先進制造業通過積極的服務化轉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不斷取得突破，部分先進制造行業已在國際市場中占據領先位置。但服務化轉型并不是我國先進制造業獨有的選擇，值得思考的是，在世界各國先進制造業紛紛向服務化發展的同時，為什么我國先進制造業能夠基于服務化突破桎梏、實現GVC升級。針對這一問題，本文以74個基于服務化且實現GVC升級的先進制造企業為樣本，運用fsQCA方法探索核心技術水平、成本控制能力、供應網絡集中度、客戶網絡集中度、資源獲取能力以及集成服務能力6個因素對基于服務化的我國先進制造企業GVC升級的聯合效應，以期發現基于服務化的我國先進制造業GVC升級的路徑，本文研究結論如下。

(1)基于服務化的我國先進制造業GVC升級是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且不同的組合能為其提供不同的升級路徑。研究發現GVC升級的3條路徑：基于資源攫取的 “服務集成式”升級、基于價值共創的 “需求導向式”升級和基于供應鏈整合的 “網絡協同式”升級。

(2)基于資源攫取的 “服務集成式”升級是由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企業資源獲取能力與集成服務能力主導的。這表明，我國先進制造企業之所以能依靠服務化戰略實現GVC升級，其中一個重要方式是在依靠外部資源的基礎上發展出專業的集成服務能力，在核心產品的基礎上衍生出盡可能多的增加值。

(3)基于價值共創的 “需求導向式”升級表明，我國先進制造企業對于服務化戰略已經有了較為深刻的理解，并且客戶在與先進制造企業價值創造的過程中所能夠發揮出的作用也得到企業的重視，在服務化戰略的指導下，我國先進制造企業與客戶之間超越了 “服務提供——服務接受”的層面，發展出更加穩定、深刻的關系。

(4)基于供應鏈整合的 “網絡協同式”升級是助推我國先進制造業繼續向GVC高端攀升的重要方式。這一路徑是由客戶網絡集中度與供應網絡集中度共同主導的，這表明服務化不僅是我國先進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一種手段，還能夠在更深層次優化我國先進制造業上下游關系，在一定層面回應了我國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呼吁。

(5)3種升級路徑之間雖不存在替代關系，但卻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遞進關系。對于服務化轉型初期的先進制造企業，基于資源攫取的 “服務集成式”升級路徑能夠快速補充相關資源的不足，短期之內實現價值擴張。但從中長期看，基于價值共創的 “需求導向式”升級路徑則更有可能通過與客戶之間的雙向交流，使先進制造企業發展出獨特的競爭優勢。在此基礎上，基于供應鏈整合的 “網絡協同式”升級路徑能夠更好發揮上游供應商的作用，降低先進制造企業供應鏈斷裂的風險，使GVC升級的過程更加穩定。

5.2 啟示

本研究對于企業與政府有如下啟示：對于企業而言，基于服務化的我國先進制造業整體GVC升級需要每一個企業個體的努力，但企業個體不應在內外部壓力下盲目進行服務化轉型，從而陷入 “服務化困境”。在研究發現的3條升級路徑中，客戶網絡集中度或多或少發揮作用，這表明我國先進制造企業應抓住服務化的本質，與客戶建立并維持良好關系。此外，在難以迅速與客戶進行價值共創或整合供應鏈時，企業應借助外部力量，通過統籌外部成熟資源提高自身價值增值能力。另一方面，對于政府而言，應繼續鼓勵先進制造業向服務化轉型，為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業發展提供合理、寬松的外部環境。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是先進制造業外部資源的重要補充來源，我國政府應通過開放相關領域、允許外資進入等措施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

5.3 不足之處和未來展望

本文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本文所采用的理論框架雖然已涵蓋企業戰略轉型的相關內部控制因素與外部統籌因素，且其中部分因素得到相關學者的檢驗與結果支持，但企業是行業的組成部分，行業層面的影響同樣可能成為影響基于服務化的先進制造業GVC升級的重要因素；第二，由于數據限制，部分客戶層面的因素無法納入本研究框架中，例如客戶對于服務的滿意度，服務與客戶需求的匹配程度等；第三，本文僅關注來自先進制造行業的目標企業，研究結論可能無法適用于其他傳統制造行業。未來研究將針對上述不足進一步展開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