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測內部化”是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

吳青山

“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前幾個月，浙江泰順人王遠萍就發現自己全家都在喝的奶粉導致女兒小便出現困難，他到處奔波，要求三鹿集團給份檢測報告，或者盼望“權威機構”給他提供一份獨立、公正的檢測報告，結果當地的工商局和三鹿集團的人告訴他說，檢測費需要他來承擔，大約一萬多元左右。這一下子就打退了他獲取證據用以索賠和要求公道的野心，他頗不情愿地在“和解書”上簽了字，并接受了三鹿集團提供的幾件“好處奶粉”，從網上撤下了自己的“舉報文章”。

這起事件同時釋放給社會一個信號：當公眾獲知真相的門窗被一道道堵死之后，公眾只能在飽受蒙騙中坐以待斃。有許多人，死到臨頭了還不知道自己因何而死；同樣，有許多自然界，被弄得污臭纏身了也無法明白自己的身體被摻進了什么樣的毒素。

中國的公眾一直是那么可憐，幾乎誰想欺騙就可以從容地欺騙，因為“欺騙者”很清楚，由于檢測內部化，“國家機密”與“商業機密”，“專業水平”與“高端設備”，就足可以封住所有人的嘴，讓公眾永遠無法掌握他們最需要掌握的“有效證據”。因為檢測技術都控制在“專家”手中，檢測報告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檢測人員都是學院、研究所的“高級檢測師”。普通人，非專業人士，像農民工和環境污染受害者一樣，永遠沒有接近這些檢測儀器的機會，即使有，高昂的檢測費也讓人迅速敗下陣來。

這兩年，我有幸隨“中華環保世紀行”記者團到各地采訪。中華環保世紀行是全國人大環資委1993年就開始組織的全國性的用新聞干預環保的行動，每年都組織記者團進行主題性的采訪和調查。在江蘇，看到一條河實在臟得不像樣，全國人大環資委的一位高級干部實在坐不住了，他拿起剛剛喝光的礦泉水瓶，親自下到河邊，涮了好幾次之后，以他所認定的最為標準的方法取了水樣，要求當地的環保部門馬上送檢，并把檢測報告直接送交給“記者團”。

可惜他一回車坐定，就發現當地的環保部門已經想好了對策，先是在這位領導下車取樣時，悄聲互相叮囑不許隨同下車；等領導上車后，環保部門負責人皮笑肉不笑地靠過來說，實在不好意思，您的取樣瓶不合格，檢測出來的數據肯定不可能準確，因此，為了保證我們職業的神圣榮譽，我們不能替您檢測這份水樣。

類似的事情在河南也遇上過，幾乎每一次當地環保部門都以“取樣瓶不合格”，或者“取樣姿勢不符合專業水準”，或者“取樣人沒有國家資質證書”為由，拒絕了一次又一次的檢測要求。有時候，甚至是國家環境部的督察組，在各地進行督察時，也同樣會遇上當地環保部門以類似理由來搪塞。

當然，接下來的應急預案是“由我們的專業人員來取樣，并送我們的專業檢測室進行檢測，保證以最快速度把檢測報告提交”。等捱到拿到檢測報告的時候，人們驚奇地發現，所有的水樣幾乎都合格，或者只是剛剛超出了污染臨界線不遠。

2008年3月份，浙江省環保局做過一次“公眾參與活動”，省環保局的專家們，當著環保志愿者的面，抽取了全省幾大江河的水樣，并對其作了贏取公眾信任的檢測；在杭州附近取樣的錢塘江水質，居然達到國家“地表水一級水質”的水平。消息被媒體報道出來后，一些深知錢塘江污染日益嚴重的人給浙江省環保局打電話，想詢問詳情，據說有關人士的回復是“錢塘江的地表一類水當然是有的，但這只存在于國家自然保護區中，或者水源的源頭”?？上?，錢塘江流到杭州時，已經快到了“源尾”，流經的也不是國家自然保護區，而是高密度的人類生活污水聚居地和化工、電鍍、印染企業聚居地。但由于檢測高度內部化，普通公眾“無法理解”，所以，只能讓猜疑在心中團團轉而找不到釋放的出口。

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李近年來一直呼吁，建設項目除了舉行“環境影響評價”之外，還要舉行“社會影響評價”，同時，他一直在呼吁中國需要建設“獨立專家體系”。如果專家不能以專業的能力發出公道的聲音，那么舉行再多的聽證會、評價會、公眾參與協調會都將無濟于事。按照他這個觀點，中國要想建立“獨立專家”行動體系，必然要出現一批面向公眾的獨立檢測機構。

當前中國的環境污染受害者之所以求助無門，除了法院出于“維護社會穩定”的考慮，不敢承接他們的案子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永遠是檢測報告的缺失。環境受害者除了拿自己身體去感知、體驗、呈現這些污染傷害的后果，很少有人能夠拿出有效的檢測報告來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但這不等于問題不嚴重或者說污染傷害的程度和原理無法用儀器來檢測和分析，而是普通公眾沒有自己去檢測的習慣和能力。政府曾承諾可以幫助公眾進行類似的工作。政府龐大的檢測系統隨時在監測中國的環境現狀，一個地方出現環境污染事故，檢測人員也會很快趕赴現場采獲第一樣品并迅速對其進行檢測?？上У氖?，這些“專業數據”都被掩埋在厚重的政府圍墻和專家掩體之中，除了專業技術人員和少數領導干部，沒有人能看到它們。而呈現給公眾的專業數據具備不具備真正的專業水準，符合不符合現實情況，沒有人能說得清。

當然也不是無路可走，至少，民間環保組織的出現和檢測本身的商機將對“獨立檢測中心”的出現推波助瀾。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該校環境受害者援助中心主任王燦發建議，中國的民間環保組織應當開始走專業化之路，比如一些環保組織就可以做成專業的“檢測公司”。他所在的中心每天都在接收全國各地的污染受害者舉報，并試圖以專業的手段幫助他們擺脫困難。以一個法律學者或者說律師的眼光來看，能夠呈堂的證據是最為有力的。因此，他所在的中心就購買了一個初級的檢測設備，比如噪音檢測設備，他說，“其實有些檢測是可以進行的。我們購買的噪音檢測設備，只需要到國家質檢總局備個案，同時配備專業的檢測人員，就可以出具符合專業水準和法律要求的報告了。很精密的我們可能一時無法做到，但初級的、易做的總是可以先做起來?！?/p>

從市場機遇上來說，買一些檢測設備，獲得相關國家管理機關的資質證明，應當就可以以商業的方式面向社會營銷。你保證你的報告獨立而公正，準確而嚴格；送樣品來檢測的公眾，保證以適當的價格獲取這份報告。

當前中國公眾的生活中隨處埋伏著疑心，沒有一個環節足以讓公眾充滿信任地活下去，沒有一個機構能讓你永遠信任；每一個你原本以為公正的、神圣的、偉大的、堅固的、愛心無限的、慈善滿懷的“組織體”，時不時從背后給一刀致命襲擊；總是在你以為最不會出問題的地方，出現顛覆你拳拳之心的“潰壩性事件”。

公眾的疑心當然不是沒有緣由的，公眾每天都想擺脫、排解、消納、衰減這些疑心，無憂無慮地迎接生活的其他挑戰。公眾參與時代，“環境信息公開”的第一要求，應當就是檢測報告充分公開。在這樣的需求推動下，開放設在大街上的各類專業“委托檢測機構”必然要成長成公民社會的一個有機體。中國各專業研究、檢測機構里面已經具備的檢測設備如果面向社會開放，就可以接受社會的檢測訂單；有些想尋找新業務增長點的“熱錢融資商”，也不妨在這方面有所投資；而民間環保組織借檢測來提升調查能力、公信力和事件參與能力，也不失為一條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