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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君奭》與后代書牘散文

2008-04-27 08:41
名作欣賞·評論版 2008年4期
關鍵詞:周公尚書書信

朱 巖

書牘類散文是中國古典文學中的一種特殊樣式。關于“書”,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可知“書”即書信;關于“牘”,漢許慎《說文》云:“牘,書版也。長一尺,既書曰牘,未書曰槧?!笨芍盃睘楣湃擞涗浳淖值妮d體竹簡或木板。書牘類散文由書信發展而來,文體性質在初期介于應用文與散文之間,后期漸趨純文學化。在今天,它還有“尺牘”、“書說”等名稱。

關于書牘的產生,《文心雕龍》云:“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雹賱③恼J為書牘由公文書信產生,并說上古政務不多,使用書信機率小,只有少量尺牘文章,而春秋時代,由于諸侯往來密切,書信應時所需,隨之發達,春秋時期我國產生了較多的書牘文。

產生的原因容易確定,但關于“書牘”之最初文獻,歷來眾說紛紜,看法很不一致。

梁蕭統編《文選》,列出的38類文體中,專列出“書”類,即書牘類作品,但由于六經不在《文選》挑選之列,并且蕭氏特別注重文章的藻飾,故首篇書牘類作品定為漢代李陵的《答蘇武書》。清代姚鼐編撰《古文辭類纂》與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皆將《尚書·君奭》篇作為書牘類作品的始祖。姚鼐的《古文辭類纂》旨在為人們提供范文,啟示古文寫作的門徑。分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志、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13類采集文章,“書說類”首選即《君奭》。其《古文辭類纂·序目》云:“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為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主時,當委質為臣,則入奏議,其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篇?!雹谠鴩摹督浭钒偌译s鈔》的做法如同姚鼐,他說:“書牘類,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后世曰書,曰啟,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雹塾纱丝梢?,《君奭》篇是兩家一致認同的書牘最初文獻,但未詳述其由。

時至當代,褚斌杰先生認為,現存最早書牘散文是《左傳》之《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巫臣遺子反書》《子產與范宣書》④。趙樹功認為,“尺牘的源頭,暫不可考?,F代意義的私家往來尺牘,起于戰國,盛于秦之后?!雹?/p>

我們認為,僅從傳世文獻角度考慮,《尚書·君奭》可謂是中國最早的書牘體散文?!渡袝肥俏覈瞎艢v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匯編,它保存了商周特別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毒龏]》出于《尚書》,言其“最早”,自當成理。更為關鍵的是,后代書牘類散文的一些重要特征已經在《君奭》中有明顯體現。

1.言語對象單一

單一的言語對象是書信的特點,當然也就成為書牘類散文的特點。后代我們耳熟能詳的書牘類散文,如李陵《答蘇武書》、司馬遷《報任安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陶景宏《答謝中書書》、丘遲《與陳伯之書》、王維《山中與裴迪秀才書》、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等等,僅從篇名即可知其言語對象的單一與明確?!毒龏]》也是這種情況。

根據《史記·燕召公世家》記載,《君奭》作于周公攝政時期。西周初年,東方各國的叛亂平定以后,國勢趨強。然而,天命之說開始滋長,周王子孫受到影響,惰于政事。召公認為這種思想妨礙周政權的強盛,甚至可能危及國家的命運,因此首先站出來反對執命之說。與此同時,周公相成王,權高位重,管叔蔡叔有“公將不利于孺子”的謠言,召公亦對周公心有所疑?!毒龏]》正是周公針對上述兩種情況給召公的答辭,故而全文有明確的言語指向。這一點與《尚書·周書》里的其他誥辭很不一樣,如《大誥》《酒誥》《梓材》等皆為告諸侯國國君、大臣和臣民百姓,《君奭》卻是對召公一人所言。再者,周成王時,周公與召公分陜而治,陜以東的地方歸周公管理,陜以西的地方歸召公管理。二人并不在一地處理國政。盡管我們不能確認周公答復召公是當面陳述還是憑書而傳,但史官記錄的這篇誥詞帶有明顯的“書”的性質這一事實不容否認。召公名奭,故周公在“奭”前加一“君”字,即有尊重之意,這也與后代的尺牘散文繁用敬稱是一致的。所以,我們說《君奭》盡管還不具備書信的全部格式,但從文章言語對象、稱呼等角度考慮,將其看做書信是言之有理的。

2.因事而發與思想交流

書牘類散文產生于實用性很強的公文書信,所謂實用性即以“書”傳“事”,故書牘類散文從開始就具備了“因事而發”的重要特征。另外,時至西漢,書牘內容已經從政治領域跨越到私人交誼,“傳事”之外,更增加了“交流思想”為書牘作品的特征。如李陵《答蘇武書》、司馬遷《報任安書》、楊惲《報孫會宗書》等,皆由一系列事件引發而論述成文,作者在文中與對方互通思想,謀求理解或相知。上面我們已經說過,召公號召反對執命之說與召公對周公心存疑慮,是周公作《君奭》的重要原因,故而《君奭》本屬“因事而發”。周公的目的就是通過《君奭》與召公進行思想交流以期謀求周王室的更好發展。

書牘“因事而發”與重思想交流的特點,要求書牘作品必須把事說清,把理說明。故而,后代書牘作品十分講究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最早對尺牘作出評論的曹丕在《典論·論文》中這樣說道:“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辈苁洗颂幍摹皶敝浮皶洝?,即書信(“記”指箋記,也是書信的一種),為當時文體名稱。曹丕在此文中,第一次把書記與奏議、銘誄、詩賦等文體并列,不但對尺牘作品地位進行了明確,也對其提出了寫作要求。曹氏的這個“理”有兩層涵義:一指言之有物,即要有交流的思想;二為言有文理,即要有嚴密的邏輯。后代的書牘散文無不遵循這一規范,例如著名的《與陳伯之書》,丘遲在文中與陳伯之交流思想時,曉之以理,示之以勢,引經據典,環環相扣,鞭辟入里,步步緊逼,成為千年傳誦不衰的名篇?!渡袝ぞ龏]》在這方面并不遜色。

周公在《君奭》中論述了兩個方面的道理:一是“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⑥(不知道天命難得,也不懂得上帝不能全信,就會失去天命),二是“襄我二人,汝有合哉?……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后人于丕時”(除了我們二人,您君奭還有志同道合的人嗎?……希望您能夠敬重賢德,提拔杰出的人才,并幫助我們的后人去承受它)。周公將欲言之理分三個步驟娓娓道來,首先旗幟鮮明地贊同召公非命之說,表示自己也不信天命。既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又表示二人的立場是一致的,謙抑中為下面的論述說服工作打下了基礎;其次廣征博引,以成湯得到賢臣伊尹,太甲得到賢臣保衡,太戊得到賢臣伊陟、臣扈和巫成,武丁得到賢臣甘盤為例說明輔臣的重要作用;最后以虛心感之,以大業激之,鼓勵召公繼續同心同德輔助成王,并表示愿與召公共同完成文王的事業。綜觀全文,中心極為明確:支持召公觀點,解除召公疑慮;說理極為透徹:言之有據,層層深入。

3.誠摯的個人感情表露

魏晉南北朝,“魏晉文人的自覺,推動了文體的自覺?!雹邥鵂╊愖髌穬叭怀蔀槲膶W新門類,且名家作品倍增,內容和形式皆有長足進步,成為中國書牘發展史上承先啟后的重要時期。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書記》對書牘文章作過較為完備的評論,他在詳列“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云之《答劉歆》……嵇康《絕交》,趙至《敘離》”等等書牘名篇之后說:“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郁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雹嘁鉃闀鵂┻@類文章,最根本的是表達思想,并用以散發心中郁結,寄托個人志向,能夠在心里話的相互酬答中舒暢心氣、寬釋心懷。劉勰所云,較曹丕前進了一大步,在重“理”的基礎上又增加了重“情”的因素,書牘作品需情理兼備、情理相通、情理互動,方能“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個人情感的表露由此成為后代衡量尺牘作品藝術成就高低的一個重要標準?;厮荨毒龏]》,我們已經能夠強烈地感受到文章中個人情感的表露。

誦讀《君奭》全篇,可謂一氣呵成,周公的焦慮之情、期待之意躍然紙上。如“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我不敢認為王業開始的時候,會長期保持休美)”、“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啊,您現在應該看到這一點!我們接受的大命,有無限的喜慶,也有無窮的艱難)”等句表達了周公對王朝時局的擔憂和對召公的殷切希望,感情急切而真摯。再如以下一節: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耉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現在我小子姬旦好像游于大河,我和你一起前往謀求渡過。我知識不廣,你不督責、糾正我,就沒有人努力指出我的不足了。您這樣年高有德的人不指出治國的法則,會連鳳凰的鳴聲都聽不到,何況說將能被上天嘉許呢?)

此處,周公以自謙虛心感動召公,請求召公給自己以幫助,言辭誠懇,語氣激切,感情涌動不已。更能讓人產生感情共鳴的是,周公在全文中七次呼喚召公:

君奭!弗吊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這七次呼喚,貫串起了全文,漸次增強的感情與逐步深入的說理渾然一體,周公的情之真,意之切,溢于字里行間。

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尚書·君奭》無論是從其言述對象的明確,還是思想交流的誠摯,情感表露的真切,都與后代的書牘作品有許多相似之處。盡管《君奭》還不如后代尺牘作品那么成熟,但作為西周初年的一篇尚屬公文性質的文章,能夠達到如此程度,確實難能可貴?!渡袝纷鳛槿航浿?,它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影響力是全面而且巨大的,《尚書·君奭》的文章風范深深地影響著后代的尺牘作品。從這個意義上講,《尚書·君奭》確為書牘文學的文獻始祖。正是在它的影響之下,經過歷代文人的發揚光大,書牘作品應用范圍日漸擴展,言辭風格日趨多樣,并最終成為一種獨特文學文體,如同古典文學百花苑中的一朵奇葩,引得無數文人流連忘返。

(責任編輯:古衛紅)

作者簡介:朱巖,揚州大學文學院2005級博士研究生。

①⑧劉勰著. 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8年版,第227頁,第277頁-第278頁。

②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祚唐標校:《古文辭類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頁。

③曾國藩纂《經史百家雜鈔》,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2頁。

④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89頁。

⑤⑦趙樹功:《中國尺牘文學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頁。

⑥錢宗武、杜純梓:《尚書新箋與上古文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本文所引《君奭》句例均出于此書,第245頁-第2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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